走近“西山先生”
浦城，素有丹桂之鄉的美譽，雖然偏于閩北一隅，卻是中原文化入閩第一站，史上曾擁有8個宰相，20個尚書，4個狀元，172個進士，可謂人杰地靈，而在眾多的名人當中，宋代的真德秀堪稱出類拔萃。他既是國之良臣，也是著名的理學家。
2012年金秋時節，筆者隨采風團到了真德秀的故鄉浦城，有機會進一步了解這位歷史上的著名人物。
為官幾十年 心系百姓
真德秀，字景元，后改作景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出生于浦城貧寒之家。祖上姓慎，因避孝宗諱（孝宗名眘，眘為慎的異體字），更姓為真。晚年在家鄉西山讀書寫作，人稱“西山先生”。
據《宋史》記載，真德秀4歲開始讀書，“過目成誦”，7歲就能作文。他的學生、詩人劉克莊在為其寫的《西山真文忠公行狀》中說，老師小時候“入小學（即縣學）夜歸，嘗置書枕旁，燈膏所熏，帳皆墨色”，可見其學習之用功。不幸的是，他15歲時父親去世，是母親在困苦中撫養成長。慶元四年（1198年）中舉，第二年考取進士，其時才20出頭，稱得上是少年得志，風光無限。
及第后，真德秀被授予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判官，開始從政之路。他在這個位置上連續做了7年，“孜孜職業，不以高第勝流自居”，公務之余還繼續進學。《溪山偉觀記》一文這樣自述道，“退自幕府，輒兀坐亭中，翻閱古今書”，從而進一步奠定了其學識的深厚基礎。開禧元年（1205年），他以“選人”（后選官員）身份就試博學宏詞科，錄取后被福建路安撫使蕭逵聘為幕僚，協助處理政務。不久，應召為太學正（即太學的教員）。開禧三年（1207年）“遷博士”（提升為學官）。值得一提的是，真德秀在太學任職時，20歲的宋慈（之后的著名法醫學家）正入學受教。作為老師，真德秀發現宋慈所作的文章，言之有物，非常欣賞，便處處予以關照。可以說，宋慈后來能有出色的表現，與他先前的這位老師不無關系。
從嘉定元年（1208年）到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先后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郎兼禮部郎官、軍器少監、起居舍人兼太常寺少卿等職。在從政道路上，他堅持為國為民的原則，忠于職守，努力工作，希望能讓正處于內憂外患的南宋朝廷有所改變。為此，他不斷上奏書提出建議，《宋史》說他，“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如為政之道，他提出兩點建議，一是“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意思是廣開言路，傾聽多數人的意見，就可以抑制那些專靠傳播小道消息而得勢的不正之人。二是，“選良牧，勵戰士，以抑群盜聲張之銳”，即選用好的官吏，勉勵守疆的士兵，就可以擊退內外敵人的囂張氣焰。再如對北方強敵金國的態度，他也有比較客觀冷靜的看法，一方面堅持民族氣節，反對稱臣納貢，另一方面又不主張草率征討，而是建議鞏固內部，積蓄力量。可見真德秀的內外策略都相當切合實際。
然而當時的宰相史彌遠大權獨攬，重用宵小之輩，真德秀為人正派耿直，恥于攀附，他對同僚劉爚表示：“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隨后即向朝廷提出外放的請求，并獲批準。嘉定八年（1215年），他以秘書閣修撰的身份出任江南東路轉運司副使。在向皇帝辭行時，他鄭重地提出：“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句句良言，但寧宗不太樂意聽，淡淡地說：“卿有余，到江東為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
所謂江東，包括贛東北、皖南、江蘇西南，當時正鬧旱蝗災害，饑荒嚴重，哀鴻遍野。真德秀上任后首先抓賑災工作，幫助老百姓渡過難關，接著采取一系列措施，減輕農民負擔，打擊地主盤剝，懲處貪官污吏，使社會保持相對穩定。雖然只有兩年時間，但真德秀外放江東的杰出表現，讓許多同僚刮目相看，認識到此人實乃一位有才干能為老百姓做事的官員。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出知泉州。宋代的泉州，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地，商業活動非常興盛，號稱東方第一大港。后來由于執掌貿易大權的地方官員對外商肆意敲詐勒索，使他們無利可圖甚至虧本，從而失去了與中國貿易的興趣，到了真德秀知泉州時，來此做生意的外國商船已經少到了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深入調查研究，果斷推行優惠政策，減免許多不合理的征稅，迅速收到成效，前往泉州的外國商船很快就增加到年36艘。這不僅有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為國家增加了稅收。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還做了許多好事，如抑制豪強對百姓的壓迫與盤剝，加強海防，打擊海寇的騷擾。離任前，他誠懇地向同僚李公晦征求治泉的得失。李說，“君為政三年，其可以無愧者二，盡己之忠與不息之誠也。”真德秀對國家與人民，確實是做到了忠誠二字。
離開泉州后，真德秀先是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今南昌），后又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長沙），這兩次也都做出了顯著的成績。
紹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進徽猷閣，并第二次出知泉州。老百姓知道后歡欣鼓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為了不辜負庶民的希望，真德秀在任期間，認真清理歷來累積的案件，整頓吏治，解決南外宗（皇族）擾民問題，重視文化教育，下決心平寇定海，政績顯著。尤其是嚴禁預借賦稅，為老百姓解困，受到眾口交贊。當時有人因此責備他對老百姓“寬恤太驟”，致使財政緊張。他回應道，“民困如此，救之當如解倒懸，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為悔也”，充分表達他的愛民之心高于一切。
紹定六年（1233年），真德秀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第二年（即端平元年）正月上任，但到了六月便被召入京。僅五六個月，真德秀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離開時，“幫人競為彩旗以送，自譙門至舟次，彌望數里不絕”。
晚年的真德秀，先后任戶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最后官拜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但在職的時間都很短。端平二年（1235年），告別人世，享年58歲。
窮經大半生重振理學
南宋之后，元明清以來，朱熹是公認的儒學代表人物，正如現代著名史學家蔡尚思所指出，“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朱熹之所以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除了本身的貢獻外，與稍晚于他的兩個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其中一個就是真德秀。清代學者全祖望認為，“乾淳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真德秀）”，“西山之望直繼晦翁”。清代另一位學者陳衍錕則說，“閩學之倡也始于龜山（楊時），其盛也集于朱子（熹），其末也振于西山”。
真德秀雖然未曾在朱熹的門下學習，但他對這位理學大師非常崇敬，贊頌道：“巍巍紫陽，百代宗師”，早年還曾向朱熹的弟子詹體仁求過學，與朱熹的另一些學生也有很深的交往（如李公晦）。應該說，真德秀是朱熹的再傳弟子或私淑弟子，為重振理學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掃清政治障礙尤為突出。
寧宗慶元年間，朱熹和他的弟子被誣為“偽學逆黨”，理學遭禁，名列黨籍者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世稱“慶元黨禁”。后來朱熹等人的職務雖有一定的恢復，但理學并沒有受到尊重，仍處于低潮。真德秀認為，制造“慶元黨禁”，使正道不行，官場腐敗，社會風氣沉淪，此案應該徹底推翻。理宗繼位后，他發現新皇帝有改變過去一些做法的意愿，便向其進言，希望朝廷重理學，正人心，定國是，解決政治混亂局面。建議被皇上采納，他也因此以經筵侍讀（為皇上解讀儒經的講官）身份宣講理學。由于官方的認可和扶持，理學迅速興盛起來。淳祐元年（1251年），宋理宗還親撰《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正式肯定朱熹等為孔孟之道的繼承人，使朱子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欽定的官方哲學，令無數企望“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離不開它。雖然這是后話，但不可不提。
回顧真德秀的一生，他始終致力于朱子理學的研究，并為之鼓與呼。盡管有人對他的學術成就評價不高，稱其“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蓋墨守之而已”，此說僅為一家之言，事實上真德秀對理學的研究還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正如明代全祖望所說，“衛師門最力，多所發明者”。近代有學者也認為，真德秀在傳播朱子理學過程中，著重發揮心體說，強調“反身而誠”的求仁說，要求封建統治者“克制”自身過分的貪欲，以調和當時的社會矛盾。他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未發已發、性情動靜，都以仁說加以貫通，“合而言之則皆仁”。而求仁則只能求之于心，一切工夫都在心中，一切作用都在心中，因此要“反諸身而求之”，“揮求一心之全德”。
朱子理學強調認識論與道德論的結合，真德秀對此加以繼承與發揮。他說，“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混亂，于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卻無“義理以為之主，其于應接事物，必不能皆當”。這種“窮理”與“持敬”相輔而行的主張，換成今天的話，就是要把做學問與做人結合起來。他還認為，人與動物的形體雖然都是天地之所賦，但人之所以為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在于，人具有仁義禮智的特性。
關于天與人的關系，真德秀指出，天之所以能主宰世間萬物，賞罰予奪，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天是人格之神，而是其本身蘊含著秩序萬物的“理”。這個“理”能夠報善以福，報淫以禍。在他看來，人類社會的秩序，即綱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從這一點說，他將朱子理學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說結合起來，使之涂上一層神秘主義的色彩。
真德秀留下的著作有《西山文集》《讀書記》《四書集編》等。特別一提的是《大學衍義》，是一本向帝王獻策的書。《自序》中說，“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倫。益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后知此書之陳，實百圣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接著他在《帝王為治之序》中指出，“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也就是說，帝王是治國的根本，正君心則是帝王最需要做的事。這既強調了帝王們的極端重要性，又對他們提出了嚴格的要求。
宋理宗為真德秀的一番苦心所感動，稱贊《大學衍義》“備人君之軌范焉”。元、明、清以來，《大學衍義》更是受到歷代皇帝的重視。元武宗說，“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元仁宗說，“修身治國，無逾此書”。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是讓人將此書抄寫于殿堂的兩壁，令群臣聽理學大師宋濂講析。
毫無疑問，真德秀是一位尊王尊圣、憂國憂民的代表人物，他對程朱理學的解讀，為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雖然以今天的眼光審視，不應過多地肯定，但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上，卻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探訪故居地筆者感言
去年在莆田城廂區采風時，想去看看宋代莆田籍詩人劉克莊的故居與墳墓，四處尋尋覓覓，卻未能如愿。真德秀是劉克莊的老師，他的遺跡還在嗎？不免有些擔心，然而得到的信息是，真德秀的墓保存完好，每年清明時節，他的后裔都會去為老祖宗掃墓；與真德秀有關的一些遺址也在，如仙陽的“西山故居”，城關的真夫子祠，這讓筆者大喜過望。
西山故居，即“西山真先生舊宅”，位于仙陽鎮本街，占地約1000平方米，歷代均有修繕。現存建筑系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于原址重建。坐北朝南，硬山頂，磚木結構，共四進，每進三開間，有圍墻封閉。南圍墻開左右山門。門額塑字，“魚躍”仍在，“鳶飛”已不知去向。正廳兩壁書寫先生的修身格言：“存心以公，律己以嚴，蒞事以勤，撫民以仁”。廳內懸掛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御筆所書的“力明正學”金字木匾。兩廳之間有廊屋、天井、花圃，整座舊宅錯落有致。
然而西山故居并非我想尋找的西山精舍。據歷史記載，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真德秀因母親病故，回仙陽老家守孝。第二年建成西山精舍，并增建睦亭。在《睦亭記》一文中，他這樣寫道：“予之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祖父）與吾先人之丘壟在是也”。可見西山精舍乃真德秀供奉與祭祀其祖、父的建筑。不過，真德秀還在那里建了幾間學舍，率領門生劉克莊等人編撰《大學衍義》等著作。他還“請尊老會于西山之精舍”，與他們切磋學問，并賦詩一首：“耆年自是國之珍，何問衣冠與隱淪。華發共成千一歲，清樽相對十三人。休談洛社遺風舊，且頌仙游慶事新。三徑未荒宜早退，要將壽櫟伴莊椿。”
西山故居不是西山精舍，那么，西山精舍在哪兒呢？有介紹稱，西山精舍在仙陽的西山，但已經不在。另有當地專家說，西山精舍在城關，并陪同我去看。那是在南浦溪邊，龍潭門附近的“宋賢真夫子祠”。參觀后我覺得，這座建筑盡管已經失修，并分割成許多民宅，但從頂蓋可窺視其當年的巍峨高大，不像是私人所筑的精舍，很可能是后世所建的紀念性祠堂。當然，是否如此，我也不敢肯定。
今天的浦城，建有真德秀廣場，面積約7600平方米。真德秀的青銅雕塑高達9米，聳立在廣場中央，身著宋代官服，手持《大學衍義》，顯得穩重而又堅毅。廣場旁邊，有一條要道，稱“真德秀路”，直向前方。
對于受到如此尊重與禮遇，真德秀倘若有知，或許會感到困惑，甚至要問個“為什么？”筆者則以為，今天浦城人為真德秀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對理學的推崇，而是尊重歷史，特別是贊賞真德秀的高尚人品。這位學富五車、從政為民的古人曾對自己的學生說過：“一生短，千載長。不久名位，只久德業”。他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因此理所當然地受到后世的敬仰。正所謂，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