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鄧拓的故鄉
朱谷忠
一
說是尋訪，其實也不難尋，鄧拓的故鄉竹嶼，就在福州市晉安區東二環邊上。只是，誠如有人說的那樣：眼下讓許多人樂而忘返的是這一帶矗立著的東泰和廣場等現代建筑的亮麗與繁華，而有著歷史滄桑與文化底蘊的竹嶼村，正隨著時間推移，悄悄淡出人們的視野。
引領我前往探望的是竹嶼村“福州鄧氏名人紀念館”的管理員、文物保護志愿者鄧大伯，他和陪同我前來的岳峰鎮政府劉干事也不熟，見過面就問：“這里有來過嗎？”劉干事點點頭，我只能慚愧地搖頭。想想看，來福州幾十年了，習詩寫文，居然不知鄧拓的祖籍地就在竹嶼，鄧大伯望著我笑了笑，說我可能去過位于鼓樓區道山路的鄧拓故居。我點點頭說，對，那兒我倒是去過幾次，還記得房屋為坐北朝南，三間排雙層木構建筑，樓下中為廳堂，左右廂房，鄧拓便出生在左廂房。這片房屋，以山為屏，三面圍墻，庭院內條石鋪地，擺設石桌，門頭房旁為花圃，依山砌有花臺，栽種花木。樓斜側巖石上有林材鐫刻的隸書“第一山房”。據說，山房得名為米芾手跡的“第一山”題刻。院門白墻上，嵌著一塊開國上將肖克將軍題寫的“鄧拓故居”牌匾，這就是新中國新聞界的泰斗、史學家、雜文家、詩人，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的鄧拓出生至青少年時期的居住地。
這下鄧大伯對我夸耀起來了：“好記性！寫文章的人就是不簡單。”接著就滔滔不絕地介紹起竹嶼。不過，說著說著，當我們穿過一片瓦礫時，發覺鄧大伯的話聲突然有點沉重了起來：“現在，因為城市建設需要，大部分村落巳經拆除了，只剩下原村落的中心竹林境了。”順著老人話聲望去，三面矗起的高樓大廈，巳切斷了我們的視線。這使我有些悵然；不過，我還是問鄧大伯：來前從資料上看到一副地名聯“竹橫前后嶼，林蔚鳳丘山”，指的就是東郊鼓山這一帶的村落，它們分別是竹嶼、橫嶼、前嶼、后嶼嗎？鄧大伯高興地回答：“對對對，就是指這些嶼！”
多么順當順口的地名啊！這其中的嶼，指的是島嶼的意思。想來，這些嶼，是多少年前，海水退去，才陸續堀起，融入象一片巨大綠葉的福州，躺在縱橫的水網上，河泊遍布，清爽逼人。但是，又經多少時過境遷，這些濕地島嶼也慢慢變成一個個城邊村了。
事實上，竹嶼的歷史，完全配得上“悠久”兩字。有資料表明，這一帶，地靈人杰，人文薈萃。特別是竹嶼的“竹”字，還真名符其實。原來，早在宋代，這里就建有“東竹林書院”，理學家朱熹曾在此講學，至今村后山還留有他親書的“鳳丘鶴林”的巨幅摩崖石刻。明萬歷年間，又建有“猶畫”書院，曾由狀元翁正春、宰相葉向高主講，聞名遐邇，傳為佳話。也是明萬歷年間，當時的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湖廣擦察司副使的鄉賢鄧原岳，曾把竹林書院遺址，改建為“竹林精舍”。鄧原岳等七人還在此結社吟詠，放達無拘，被人稱為“竹林后七賢”……
當然，座落在竹嶼村一個叫坊兜的地方，有一塊始建于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的木牌坊，更是歷史的明證。這是福州市保存下來少見的歷史文物。牌坊為四柱三門木結構，一面刻著的“禮經奧義”四字，旌表的就是鄧氏族人的鄧遷、鄧應珍倆人；另一面刻有“父子賢良”四字，旌表的是鄧遷、鄧原岳父子。此牌坊，同治年間曾有過大修，后在民國十年由二十七世孫鄧家驊重修過。坊兜能得名，端賴有木牌坊存在，由此，特意送我一幀牌坊照片的鄧大伯有些激動：“我們后人一定要繼承先人遺忘，愛護它、保護它，使它永遠保存下去！”
而鄧拓的祖居，就在坊兜。于是，好不容易從施工工地上走了一段路，來到那里，感覺空氣有點肅穆，似乎一段歷史正小心翼翼地停立著。眼前的這個鄧拓祖居，并不顯赫，但據說從明朝開始到現在，至少也有500年的歷史了。當年，鄧家遠祖從河南固始隨宦入閩，遷徙到此繁衍生息，后代子孫們都認定這里為祖地。只是，畢竟有這么多年過去了，祖居歷經風雨，已有過多次的翻修，僅存的墻體，似還能看出一些現代建筑的影子。不過中廊部分，還有大廳，一些框架基本保留下來。細看那些木頭和雕飾，年代久遠，蒙塵猶在；外圍的一些馬鞍墻，隱約起伏的線條，仍浮現著福州古民居的特色。
我看了許久，不禁想象，這屋外，當初是否有曲直天成的深街老巷？那石板路上可曾留下條條轍痕？還有那青石圓井上，可也留有道道繩溝……但沒容我多想，耳邊卻聽得鄧大伯介紹說，在這個三進大房子中，村里的老前輩曾指認過，第一進的一間被榭里就是鄧拓年幼時住過的，后被改建過。他們家大概從高曾祖時就移居市內。這樣看來，鄧家很早就搬離竹嶼，但與竹嶼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據鄧大伯講，鄧拓的父親鄧宜中(鷗予)先生，解放前還兼任竹嶼鄧氏宗祠的會計，經常回鄉結算賬目。鄧拓小時雖在城里讀書，但每逢寒、暑假，也常回竹嶼老家，鄉音鄉情依舊，特別是童心末泯，喜歡與鄉村的孩子們結伴上山游玩，口里唸一些同伴們雖然不懂但卻好聽的詩句。不過，鄧拓有時也喜歡捉蜜蜂、蝴蝶、蜻蜓等。與其他孩子不同的是，鄧拓捉到這些東西，回家后總是用大頭針把它們釘在紙上做標本，并帶回城去。有一次，他和同伴的手被蜜蜂蜇到了，他不慌不忙掏出一小瓶帶來藥水，先給同伴再給自己涂抹，不一會，腫痛全消。這使村里的孩子們感到無比新奇。除此，鄧拓還時常從城里帶回一些圖書，與同伴們一起學習。
可以說，小時的鄧拓，雖住在城里，但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故鄉與手足并胝的同伴。
在和鄰居的交往中，鄧拓的父親總是教育鄧拓要誠信、正直，要敬老扶幼。父親自己深深浸淫在儒家修身養性的文化傳統中，為人方正，也給孩子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鄧拓后來曾與中學同學說過：鄧氏先世，其實自河南先來沙縣。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沙縣的鄧肅(號栟櫚居士，官至右正言，以諍諫強項聞名，宋史有傳)，和邵武的李綱，同為當時主戰派人物，因反對秦檜為首的投降派，被斥罷官。明代，沙縣起義的農民領袖鄧茂七，號鏟平王，亦屬這一家。竹嶼的這支鄧氏一族，即從沙縣遷徙而來。鄧拓后來仔細研讀和考證了一些明史資料，在他的一些講話中，多次提到鄧茂七，并在一首詩中寫了“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詩句，以紀念這位“英雄祖先”。
二
從鄧拓的祖居地返回在廢墟中挺立的“福州鄧氏名人紀念館”，一路上，我們有些沉默，但我的腦海，卻不斷地播映著我所知道的鄧拓一生的片斷；他的形象，在他祖居的這片土地上，也愈發變得清晰了起來……
道山路，1912年2月26日，清末民初福州舊民居風格的一幢山房里，鄧拓出生了。因為出生時正值旭日初升，父親鄧儀中給他取名鄧旭初。旭初落地時家中已有三位哥哥、一位姐姐，他是家中的小兒子。父親根據伯仲叔季的排序又給他另取一名為季立。父親鄧儀中，字鷗予，祖籍福州東郊竹嶼村，自幼便隨開醬園的父母住在市中心的南后街。醬園店的生意盡管微寒，但鄧儀中還是在父母的勉力支撐下，進私塾接受了正規的傳統詩書教育。在岳母和妻子的支持下，鄧儀中多次參加科舉考試，終于在1903年中榜，成為清末的最后一科舉人，曾短期到廣西任縣官。鄧拓出生的時候，鄧儀中剛過不惑之年，已辭官在福州道山中學教書，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他風貌親和，但言語警辟，正直謙遜，很受大家尊敬，左鄰右舍無論老幼都叫他“鄧先生”。母親嚴愛美，又名嚴綺佳，雖然是獨女，但并沒有驕矜之氣、奢華之習，是一位十分勤勉善良的婦女。
1919年的夏天，鄧拓入“閩侯小學”讀書，學名鄧子健。四年后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學（現為福州一中）。讀書期間，年僅16歲的鄧拓就與后來成為中國著名經濟史學家的傅衣凌等同學共同創立了“野草社”，并自費出版了他們自己編著的刊物《野草》。
青少年時期，鄧拓便涉獵對文史地知識。課余，他如饑似渴閱讀了父親的藏書和家鄉福州烏山圖書館的藏書。這些書包括中國傳統的儒道釋經典論著，晚清和五四運動前后的書刊，以及十月革命后所傳播的馬列主義著作。
1929年，鄧拓高中畢業，考入光華大學。
1932年12月11日，鄧拓參加中共法南區委組織的紀念廣州起義的活動，在鐵工廠開會的時候被捕了，被解往南京憲兵司令部。不久，他又被解押到蘇州反省院。在獄中，面對叛徒的威脅利誘、面對敵人的酷刑，鄧拓始終一聲不吭。這時候支撐鄧拓的是心中的理想之光，是共產主義信念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從獄中出來的鄧拓，“少年執筆復從戎，不為虛名不為功，獨念萬眾梯航苦，欲看坦蕩九州同”，給雙親寫下這首詩后，就直奔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開始他一生為之奮斗且激情四溢的“戰史編成三千頁”的新聞報業生涯。他在五臺山地區參加中共領導的民族抗戰工作，長期擔任《晉察冀日報》的總編、社長，成為中共晉察冀邊區文化工作的重要領導人。
在邊區10年間，他帶領《晉察冀日報》的同志們跋山涉水，在敵人的一次次清剿圍合、掃蕩襲擾中堅持出報，及時把前線的消息傳向四方，鼓舞士氣，成為邊區黨和人民革命斗爭的喉舌。在一次反掃蕩轉移中，鄧拓騎的馬中彈，他死里逃生。“挺筆荷槍笑去來，巍巍恒岳豈能摧。”這是鄧拓在那個艱苦的年月里寫下的詩句。《晉察冀日報》從創辦到終刊，共出版了2800多期，低劣的物質條件與生活上的困難，以及交通的不便，使印刷報紙所需的油墨、紙張甚至鉛字等，都難以為繼。鄧拓發動大家自力更生，用鉛坯翻鑄成字模，再鑄成鉛字，報紙用的油墨，也是用老鄉家里鍋底的煙灰制成的……當時報社內流傳著“八頭騾子辦報”和“三千字內做文章”的佳話。他還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主編出版了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這是全國第一本系統編選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選讀本。
新中國成立后，鄧拓受命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兼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1956年5月2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在中央指導下，鄧拓主持《人民日報》改版，他身先士卒，親臨一線，不僅為報紙寫了大量的社論，同時也撰寫了大量積極書寫現實生活的署名文章。
1958年8月，鄧拓被任命為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離開了戰斗近10年的崗位。1959年2月12日下午，鄧拓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參加報社全體工作人員為他舉行的歡送會。他百感交集，寫下了“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后爭先。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的詩句。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鄧拓又把思考的目光投向現實生活，并以直達人心的筆觸給人們留下了以馬南邨為筆名的《燕山夜話》，以及和吳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記》這兩本閃耀著哲理和詩情的雜文隨筆，這二本書，集中批判主觀主義、批判不切合實際的盲目行為。后來的學者高度贊賞這些文字，認為這既是源于他深入研究歷史之后獲得的一種冷靜、深刻，更源于他對現實問題的深切感受。
1966年，江青、姚文元等對鄧拓的雜文進行政治附會，制造“文字獄”，把鄧拓打成“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的“大老板”，打成“叛徒”。鄧拓在申辯無門的情況下，只能選擇用自己的生命去填補自我與革命主體、自我與永恒歷史之間的裂縫。在遺書中仍然高呼“毛主席萬歲”、表白自己的共產主義信念，這表明鄧拓至死都是忠誠于他認定的意識形態原則的。他不能讓自我生命，游離于他青年時代就認定的革命歷史路徑。
1979年2月，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鄧拓的著作《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也得以再版。之后，《鄧拓詩詞選》《鄧拓書法選》《鄧拓散文》也陸續出版。
鄧拓一生著作等身，除上述提到的專著、文集、札記外，他還發表學術論文209篇，散文245篇，詩詞520首。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經由花城出版社于2002年3月出齊的《鄧拓全集》(第一至第五卷)所收錄，凡330萬字，從而給人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
從鄧拓祖居回到“福州鄧氏名人紀念館”，我驚訝地從紀念館的簡介上看到，這一帶在歷史上，確是個名人輩出、簮纓不絕的地方。就說竹嶼村吧，誠信如許多多人指出的那樣：雖是個以鄧姓為主的村落，在福州亦是個小姓，但竹嶼鄧氏以不及百戶之族，僅近代就出了海軍將領鄧家驊，著名教育家鄧萃英，著名物理學家鄧昌黎，臺灣當代知名小提琴家及指揮家鄧昌國，以及令人敬慕的杰出的新聞工作者、詩人、文學家鄧拓，還有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植物真菌學家鄧叔群……一連串如雷貫耳的名字，一個個令人肅然起敬。而竹嶼村中心竹林境流傳的拿公信仰，也是福州作為水運城市的一個見證。值得一提的是，竹嶼村還是福州有名的海軍村，從清末至解放前，村中男丁有許多在船政水師當兵，鄧氏后人至今尚保存的部分當年海軍文物，是福州船政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故鄉，自然牽系著遠方的游子。1986年5月，在福州市委召開的“鄧拓學術思想研討會”期間，福州三山詩社在鄧拓故居舉辦了學習鄧拓的詩會，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和鄧拓夫人丁一嵐特意前來參加；會上，播放了五十年代鄧拓用福州話吟唱自己詩作的錄音。詩會皆用鄉音吟詠，包括丁一嵐在內，許多人聽得淚流滿面。
1998年，適逢開放昌期，海外宗人欣然歸來，緬懷祖武，眾擎共舉，竹嶼村又幸承鄧拓夫人丁一嵐極力贊匡，曾請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支持、特允，終于建成了“鄧氏名人紀念館”，為弘揚中華悠久歷史文化與激勵海內外鄧氏子孫愛國愛鄉之心，作出了重要貢獻。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紀念館，我看到了由鄧拓、丁一嵐夫婦在文革期間慘遭迫害，極其艱難的情況下，為竹嶼村保存了一部由先賢搜集到的明朝《竹嶼鄧氏族譜》，其難能可貴，確乎功德無量。鄧大伯對我說，這可是明朝流轉下來的，雖然是復印本，但每一頁都非常珍貴。我捧在手中翻看，想起鄧拓一生鐵骨錚錚，為民請命，敢于秉筆直諫、撻伐丒陋，不惜取義求直、敢說真話、不肯護短，不怕引火車燒身，無愧為一代偉人！
其實，鄧拓雖然長年身居異鄉，但他從未忘記故鄉竹嶼。他的兒子鄧壯回憶說：父親常對親人們提起竹嶼的事。故鄉竹嶼一直是父親心中魂牽夢繞的地方，也落滿了父親幼年成長的腳步。1989年7月13日，丁一嵐給竹嶼村委會的回信中也提到:“很早就聽老鄧講過老輩人生活在竹嶼村之事。”可見他對故鄉竹嶼充滿懷念之情。鄧拓在革命生涯中，輾轉南北，許多東西被舍棄或遺失，但其父鄧鷗予先生保存下來的一套《鄧氏家乘》手抄本始終珍藏著。鄧拓參加革命以來，雖沒能回到兒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鄉竹嶼，但他的文字、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卻牽系著故鄉。1990年1月，丁一嵐得悉竹嶼村要建小學教學樓，并設“鄧拓紀念室”，希望捐贈鄧拓文物的消息，便立即把鄧拓的照片、著作和一些紀念資料等，托人帶回竹嶼，以資紀念室布展之用。1996年5月，丁一嵐應邀來福州參加鄧拓逝世30周年紀念會期間，懷著激動的心情瞻仰了烏石山的鄧拓故居，還特地回竹嶼村拜見父老鄉親，代鄧拓圓了返鄉之夢。丁一嵐認為，鄧拓知道故鄉的人會理解他。他從這里離開故鄉，走上人生之路，經歷過艱辛磨難，也成就了燦爛輝煌，承受過挫折與不公，也收獲了幸福平靜。當他離去的那一刻，他心中牽掛著子孫兒女，牽掛著親人，更牽掛著竹嶼——這個他始終飽含深情懷念著，一直想要回來住一住、走一走，看一看的山山水水的故鄉。
眾所周知，鄧拓夫人丁一嵐是新中國第一代著名播音員，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就是她與著名播音員齊越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實況播音的。早在1938年底，丁一嵐就從延安來到華北敵后晉察冀邊區參加婦女群眾工作，兼任《晉察冀日報》通訊員。在工作往來中，與鄧拓相識相知，并在滹沱河邊約定了終身。丁一嵐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風沙代替了清風明月，習慣了的戰斗生活，倒增添了幾分豪情，我們終于約定了終身。”
1993年，鄧拓紀念館開館，丁一嵐題詩一首:“魚雁相呼誓永隨，烽煙彌漫亂云飛。滹沱河畔豪情在，靈壽山莊夜戰危。榮辱如塵何足慮，狂雷擊頂實堪悲。廿年幻海難成夢，烏塔孤依覓朝暉。”
1998年，丁一嵐辭世，終年77歲。
如今，鄧拓和他的夫人丁一嵐的部分生前實物與文字書籍，還收藏在鄧氏宗祠里。從資料獲知，這個鄧氏宗祠始建于明代，毀于“文革”，1998年重建。
宗祠，是竹嶼鮮活的遺存，也是鄉愁的歸所。
國有史，家設譜，史記國事家事和社會變革，供后人借鑒，以見興替；宗祠譜記祖宗世系，加深族眾孝祖敬宗和敦親睦族之情，國亊家事，點點滴滴，都成為歷史長河的見證。如同一些有識之士所言：一個宗祠，承載著家族的歷史傳承；千千萬萬個宗祠，組成了一個國家歷史傳承的基石。如何讓宗祠的歷史傳承繼續下去，需要眼界，需要擔當，也需要智慧。
令人欣慰的是，福州巳規劃將竹嶼的文物登記點鄧拓祖居、鄧家驊故居往東方向移動至規劃綠地內安置，同時將鄧氏宗祠以古建筑形式遷建安置到鄧拓祖居北側相互照應，形成融名人紀念、弘揚歷史、尋根訪祖、愛國教育為一體的文化基地。
（本文原載于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省作協“走進八閩”文化采風系列之《走進晉安》；圖片來源于中國文化報，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