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意蘊
王崗峰
黨的二十大把“兩個結合”看作“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對黨的理論的又一重大創新，打開了新格局。
一、“兩個結合”原本一體，相互融合， 在哲學最高層面概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
我們黨內最早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就是在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關系時提出的。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于強調學習時首先指出，我們黨必須對進行革命理論、歷史知識和實際運動三個方面深刻了解，才能取得勝利。在談到第二方面，即學習歷史遺產時，毛澤東談得最多。毛澤東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大的幫助的。”緊接著，毛澤東說：“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1]
毛澤東同志這段話，首先，把我們現在從事的偉大運動看作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是數千年中華文化的延續，這種觀念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同樣具有重要作用。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是與中華文化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化，而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華文化的發展。其次，這是在我們黨內最早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中國的特性”是什么？概括起來關系到兩個方面：一是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實際問題，這是具體實踐；二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一定的民族形式，這是間接實踐。這樣才能涵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每一表現。
這是在哲學最高層面概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根據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核心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關系原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聯結，特殊性離不開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寓于各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之中，各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總結，又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特點相結合，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問題，并把其實踐提升為理論，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做出自己的貢獻。
《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一百周年紀念郵票，圖中除了該書的初版封面外，還繪了陳望道先生翻譯該書時蘸著墨汁吃粽子的故事
中國具體特點體現在兩個方面存在：一是中國現實運動的實際問題，這是中國現代人經歷的具體實踐；二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是歷史上中國古代人經歷的間接實踐。依據實踐與認識關系原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源于實踐，實踐對認識具有決定作用，并強調人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能動的辯證發展過程。中國現代人經歷的偉大運動，正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不斷地依據實踐與認識關系原理，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這過程中，我們把馬克思主義植根于中國的優秀文化之中，用中華文化詮釋馬克思主義并與現代人生活緊密相結合。因為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本質上也是源于實踐，而且是幾千年中國人民實踐的總結，并歷經無數次實踐的檢驗而保留下的珍貴文化遺產，它無意識地潛藏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離開這兩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必然走向教條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對于第一個特點，自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我們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克服了長期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傾向，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障礙，極大地推動了它的歷史進程。對于第二個特點，我們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中。
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必然性
我們在吸收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外來文化中，絕不能拋棄我們自己的中華文化，反而，必須使外來文化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發生三次重大的外來文化的中國化過程：漢代以來的佛教中國化、晚清以來的西方文化中國化和五四運動以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佛教中國化過程中，漢代，佛成為中國傳說中的天地神仙。魏晉，佛經譯家僧肇“格義佛學”糅合了當時的“貴無”與“崇有”兩派思維并以此詮釋般若學，提出了“契神于有無之間”的觀點，將佛教玄學與魏晉玄學的思維做了總結性的融通。隋唐時期，佛教與儒教、道教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快速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出現中國化佛教——天臺宗、三論宗、法相唯識宗、律宗、華嚴宗、密宗、凈土宗、禪宗等，并傳播到日本、朝鮮。宋代，主要流傳的是禪宗，這一時期，中國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與印度佛教相比，簡易性成了中國佛教的基本特征：東晉慧遠大師創立的凈土宗提出了“稱名念佛”的易行道，唐代禪宗六祖慧能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的叢林制度和清規的建立，尤其一天不勞動就一天不得食規定，使寺廟行為方式與中國自給自足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致起來，佛教完全中國化了。當印度佛教因為內部的密宗化和外部伊斯蘭教的入侵而消亡，中國則成了世界佛教的中心，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正是當時真實的寫照。
晚清以來的西方文化中國化，舉旗者甚多，有被梁啟超稱之為“中體西用”的“最樂道之”者、新洋務派領袖張之洞，他在《勸學篇》的《會通》章中，羅列了近代西方學術、技藝、教育、風俗習慣等，甚至中國還無法實行的議院制，都與中國古代典籍經義有相通之處。除了“改制”這敏感問題，他關于中西文化義旨相通的議論，與康梁“新學”幾乎沒什么差別。康有為認為，西方文化還是來自中國，與中國經義相通：“政治學最美者，莫如吾六經也。嘗考泰西所以強者，皆暗合吾精義者也。”[2]張之洞提倡的西方文化中國化避開了西方政治文化中國化，康有為則是借孔老夫子的旗號進行西方政治文化中國化。
被康有為稱為“西學第一人”的嚴復則是“中體西用”觀的批判者。他結合中國國情，創造性引進西方現代思想，力圖使西方現代思想文化中國化。嚴復譯著《天演論》從1895年開始翻譯，到1897年12月《國聞報》登出《天演論》導言部分，到1898年6月全書出版，歷時三年多。《天演論》改變了以儒家為核心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天不變，道亦不變”和歷史循環論世界觀，開辟了中國思想史上堪稱有現代性質的進化論時代。這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社會常識，“合群保種”深入人心，救亡圖強成了全民族的自覺。嚴復《天演論》的進化論思想成了戊戌變法的指導思想。嚴復把斯賓塞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如荀子“群”的思想），尤其是朱熹理學經義緊密聯系起來。對《社會學研究》（《群學肄言》）一書，嚴復“竊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于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為對癥之藥”[3]。他發現了該書一些顯然可以和《大學》《中庸》等中國古代經典的經義相印證的觀點，并用《大學》《中庸》等中國古代經典的經義來解析斯賓塞觀點。稱嚴復是思想家、自己是實行家的孫中山，也力圖使西方現代思想中國化。孫中山聲稱他的革命，就是要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發揚光大。其三民主義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提出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倫理道德，作為復興民族基礎。在民權主義中提出以儒家“圣賢才智平庸愚劣”的觀念講解真平等和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義中提出的“天下為公”系出自儒家《禮記·禮運·大同篇》，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同義語。
嚴復翻譯《天演論》手稿
黑格爾曾在致沃斯的信中說：“路德讓《圣經》說德語，您讓荷馬說德語，這是對一個民族做出的最大貢獻，因為，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習知那最優秀的東西，否則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將還是野蠻的。”[4]毛澤東在七十多年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上說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就是號召全黨要致力于讓馬克思主義說漢語，用中華文化詮釋馬克思主義，才能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驗相結合，才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華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讓馬克思主義說漢語，必須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拋棄那些落后、保守、糟粕的東西，弘揚先進、創新、精華的東西。用中國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簡意賅的詞句和豐富的思想資料加以引申、發揮或改造，以表述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則，使之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是世界觀、方法論，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馬克思對于舊社會現象批判得多，但對于像中國這樣古老的東方大國文明了解相對少了，他并沒有為當時和現代中國設計具體的規范。中國共產黨在長期艱苦斗爭中形成的道德規范多是針對共產黨人，對于中國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倫理關系，其相對應的、能為絕大多數人接受的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健全。相反，能為絕大多數人接受的，并且深入人們血脈的中國傳統道德體系在大批判中被解構。正如西方人在批判現代性時，希望從中華文化中尋找藥方良劑，我們完全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指導下，改造中國傳統道德體系，充分利用和發揮中國文化典籍中豐富的思想，從小開始進行公民道德教育，循序漸進，有一個長遠持久的運用中華文化改造國民素質的計劃。可以讓中國文化的精華深入人心，如：人與人交往的底線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保持矛盾雙方的和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處理家庭關系，孝悌是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博愛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強不息、奮發進取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海納百川、包容萬物的寬厚胸懷，“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珍視尊嚴的崇高氣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
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的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為我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思想解放運動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優良傳統，用實踐標準來檢驗社會主義，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開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序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了黨贏得人民群眾擁護的本源所在，科學發展觀回答了新世紀實現怎樣發展的問題，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使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社會空前繁榮興盛。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人們對于文化和精神需求的追求日益增強，什么樣的文化才是我們的精神食糧？我們民族的血脈、人民的精神家園在何處？我們守正，是否只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如何看待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問題日益突出？
2010年5月16日，《中國經濟周刊》發表了裴鈺的一篇文章，文中這樣說：“一個朱熹，四個故里，40多億元的盤子，圣人氣象真是威武、宏大。今年10月22日，是理學大師朱熹誕辰880周年紀念日。朱圣人的大壽，引得兩省四地——福建的尤溪縣、建陽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以‘朱熹故里’為名。各自傾注地區和省域之力，匯聚總量超過40億元的資本項目，以作圣人‘壽禮’。”[5]
且不說用40億元作為朱熹壽禮是子虛烏有的事，從他“圣人氣象真是威武、宏大”憤憤不平的語氣中，可以看出他對于朱熹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歷史貢獻缺少認識。難怪當天一些媒體就做了節目，把裴鈺所謂兩省四地爭朱熹故里（也是子虛烏有的事），與爭西門慶故里等混為一談上電臺，引得網絡上一片附和的聲音。
2010年11月16日，張建光在《朱子文化》發表《子虛烏有的朱熹故里之爭與巨資祝壽》一文，批駁裴鈺觀點。他指出，兩省四地只要有重要的紀念朱熹活動，都會互相邀請，“從未存在‘朱熹故里’的爭議”。關于巨資祝壽的事，裴鈺是把朱熹文化建設項目和其他旅游建設項目的規劃投入統統說成是“以作圣人‘壽禮’”。其實，紀念活動的費用只占很小的部分。張建光認為：“和孔子文化一樣，朱子文化具有巨大的保護價值和開發利用價值。”還引用筆者的觀點：“福建師范大學王崗峰先生說，把朱子文化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統一起來，是最現實、值得稱贊的好路子。”[6]
對朱熹及其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貢獻認知的缺失，反映當時社會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認知的缺失。朱熹總結了以往思想，尤其是“宋代五子”理學思想，集其大成，實現儒釋道融合，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其功績為后世所稱道，其思想在宋朝后期被認可，被尊奉為官學，而他本身則被與孔圣人并提，被稱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巨人。朱熹理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對元、明、清三朝社會穩定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正在社會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認知迷茫之際，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召開的黨的十七大六中全會，總結了我國文化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研究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出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任務。全會其中一個重要亮點，就是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胡錦濤同志在全會公報第一大部分“充分認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開篇第一段就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全會公報的判斷，為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出了科學依據。文化自信是指對于我國人民在5000多年里創造的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是什么樣的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文化自信，回答了這一新的時代課題。2015年11月3日，習近平同志會見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外方代表時強調：“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 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11月30日，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又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正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使我們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認知的迷茫中解放出來，我們對于“守正創新”有了新的認識，即必須和能夠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寶貴資源，進行理論和制度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特別重視孔子、朱熹和嚴復的思想資源，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做了很高評價。他認為，儒家思想長期居于主導地位，但始終和其他學說處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儒家思想順應中國社會發展和時代前進的要求而不斷發展更新，因而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其他學說都堅持經世致用原則，注重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導地位、長久的生命力和經世致用原則，使得它在維護民族獨立和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
習近平總書記常常將朱熹思想運用于認識世界和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等方面。2015年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引用朱熹《孟子集注》中“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指出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2016年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中引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的“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說明科學研究既要追求知識和真理，也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2014年6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營造良好從政環境，要從各級領導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做起。他引用朱熹的《中庸章句》中的“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要求領導干部，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正確行使權力。2018年6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引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在詮釋《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時所講的“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強調加強黨的政治建設，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
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大力支持嚴復思想研究和嚴復精神弘揚。1993年至2001年，福建省先后5次召開嚴復學術研討會和嚴復誕辰逢十周年舉辦大型紀念活動，習近平同志都以不同方式全程關注。在《’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序言中，他把嚴復稱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并且號召我們進一步學習和發揚嚴復的愛國主義精神、首創精神和學貫中西的淵博思想。[7]1997年，習近平同志給“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題詞：“嚴謹治學，首倡變革，追求真理，愛國興邦。”2001年，召開“紀念嚴復逝世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習近平同志擔任論文集《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的主編并作序，他在《序》中說：“時至今日，嚴復的科學與愛國思想仍不過時。” [8]
習近平同志離開福建后，仍然關心嚴復學術研究和紀念活動。2004年是嚴復150周年誕辰，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再次向第六次嚴復學術研討會發來賀信。2021年嚴復逝世100周年之際，3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又親臨福州三坊七巷嚴復故居，這一年，正好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一百周年。《人民日報》記者發表的一篇題為《鑒往知來，跟著總書記學歷史——回望嚴復 展望復興》的文章，說：“歷史在偶然中孕育必然。100年前，嚴復帶著富國強民的期冀抱憾離去，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接過歷史的接力棒……”[9]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中說：“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這“更廣闊的文化空間”，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將以中華文明高度發展為自己的特色。“兩個結合”原本一體，相互融合，它經歷暫時的分離，否定之否定，在高度經濟繁榮的起點上，創造新的文化繁榮，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
（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第3期，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
[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6 月，第534 頁。
[2]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卷五，《康有為全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43-744頁。
[3]嚴復：《群學肄言》，商務印書館1931年，第2-3頁。
[4]《黑格爾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2頁。
[5]裴鈺：《“名人故里爭奪戰”之九 朱熹故里：兩省四地40億為圣人做壽》，《中國經濟周刊》2010年第22期。
[6]張建光：《子虛烏有的朱熹故里之爭與巨資祝壽》，《朱子文化》2010年第5期。
[7]福建省嚴復研究會編：《’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序言，第2-3頁，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年12月。
[8]習近平主編：《科學與愛國——嚴復思想新探》序一，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頁。
[9]鄺西曦：《鑒往知來，跟著總書記學歷史——回望嚴復 展望復興》，環球網2021年3月24日，轉自人民日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