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青年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
和黨史學識體系的確立
高 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政治信念，扎實、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學識，其學識體系博大精深。習近平總書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學識體系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石。習近平同志的學識體系是怎樣構建的，成為國內外理論界和史學界關注的問題。
一、習近平同志當知青時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的學習與認知
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著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一書是了解習近平總書記青年時代在陜北當知青時勞動、學習和工作的珍貴文獻，《梁家河》編寫組編的《梁家河》一書也是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陜北當知青時勞動、學習和工作的珍貴文獻，它們展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青年時代在陜北當知青時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知識學習和認知的軌跡。
（一）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下大功夫學習和研究
1969年1月，同習近平同志一道到陜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雷平生，與習近平住同一孔窯洞。雷平生同志在2017年1月13日接受中央黨校采訪組采訪時回憶：“在梁家河大隊當知青時，習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親或外出，總能帶回來一些新書。”“有一次，習近平帶回來厚厚的一本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躺在炕上專注地閱讀。過后，習近平同雷平生議論起這部著作。習近平談了很多關于《資本論》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識，并說《資本論》的翻譯版本研究很重要，習近平特別推薦郭大力和王亞南這個譯本。”“習近平介紹道，這兩位翻譯家同時也是社會學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著作到中國來。”“習近平同志講到郭大力、王亞南的執著和毅力，即無論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貫之，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夙愿。”“習近平對這兩位學者非常推崇，不僅推崇他們的學術造詣，更推崇他們的高尚人格。”（《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43—44頁）
習近平后來在廈門市任副市長時，于1985年12月曾對廈門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張宏樑同志說過：“我在下鄉的時候就通讀過三遍《資本論》，也記了很多本筆記。”（《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43—44頁）
1928年，王亞南和郭大力在杭州市大佛寺確定翻譯《資本論》的宏大計劃、開始這項宏大的學術工程時，兩個年輕人都剛從大學畢業不久。但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在民國的動蕩年代，他們遭受過反動勢力的壓迫，忍受過貧困和疾病的折磨，承受過整卷譯稿在炮火中焚毀的損失，卻始終沒有動搖，而是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鍥而不舍地埋頭翻譯《資本論》。1938年8、9月間，在讀書生活出版社的全力配合下，三卷本《資本論》中文全譯本出版了，王亞南和郭大力十年奮斗的夙愿終于成為現實。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石的《資本論》，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60—1965年，短短五六年間，王亞南又先后撰寫30多篇關于《資本論》研究的專題文章，深入探討了《資本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任務、現實意義及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結構體系、各篇內容等，其數量之多、密度之大、水平之高，在經濟學界是首屈一指的。因此，習近平同志對郭大力和王亞南的推崇，是建立在熟知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基礎之上的。
雷平生同志回憶：“習近平對馬列著作版本沿革是很注意的。有一次他議論起《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問題，說到這部著作有從俄、日、德、英、法不同語言翻譯過來的中文本，很多學者對此都有不同貢獻，但又各有側重。他們對《共產黨宣言》文本的理解不盡相同。”“習近平感慨地說：這么一個小薄本經典，就有這么多名堂，可見認識真理很不容易。”（《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44頁）
雷平生同志繼續回憶：“習近平讀哲學書籍，主要還是馬列主義哲學。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閱讀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前不久，我在電視上看到習近平在一個場合講解辯證唯物主義，講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當年在窯洞里習近平學習辯證法的時候，也曾談起過這個問題，即不要把辯證法簡單化。矛盾的不同側面是不可分離緊密聯系的，互相作為存在的依據。辯證法的精髄固然是對立統一規律，但實際上，對立統一除了對立還應考慮統一。”“唯物辯證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關聯與事物的發展，還包括否定之否定、質量互變等規律。簡單孤立地談問題一個方面而不顧及其他方面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44—46頁）
由上可見，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隊當知青時通過主動自覺地勤奮自學，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組成部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
（二）對黨史的學習和認知
對中國共產黨成立歷史背景的認識。雷平生同志是同習近平總書記同時到梁家河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他在接受中央黨校采訪組采訪時談道：“習近平在陜北當知青時曾有一次外出，住在集體宿舍，碰到一位中央黨校黨史專業的年輕教師，習近平與他討論起了五四運動。這次交流，習近平就注意學到了一個重要細節。”“回來以后，習近平把自己的心得講給雷平生聽。習近平認為：五四運動是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對其爆發原因有很多成型的論述。但這次通過和黨校老師的討論，使習近平又搞明白了一個關鍵點，就是：五四運動的爆發，不僅是國內矛盾集合與爆發的產物，也是國際矛盾集合與‘催化’的產物。”“習近平認識到，在一戰結束后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是完全正當的，但巴黎和會不僅拒絕了這一要求，而且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哪有什么‘公理戰勝強權’！世界依然是強權政治，中國被‘世界所接納’的希望徹底破滅。”“習近平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眾首先是先進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對西方陣營極度失望之余，反帝情緒空前高漲。他們把視線轉向剛剛進行過‘十月革命’的近鄰蘇俄，希望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國、改造社會。”“習近平認識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與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兩個政治事件，都與上述國際大形勢以及民間輿情、民眾情緒密切相關。當時的國際背景，是迫使中國人喊出‘打倒列強，打倒軍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救亡口號的一個重要原因。”“習近平聲情并茂地給我講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和平原則’、國際聯盟、巴黎和會、英國和法國的態度等內容。”（《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42—43頁）
雷平生同志對中央黨校采訪組的同志談了自己的看法：“今天我們的歷史知識大大豐富了，這些可能都算是常識了，但在書籍和信息比較匱乏的20世紀70年代，習近平所說的這些，對于知識饑渴的我們，聽起來還是比較新鮮的。”“這說明在陜北當知青的習近平是多么注意吸收新知識。”（《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43頁）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隊插隊當知青時對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的國際國內政治背景及其變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十月革命”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的重大影響，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社會歷史條件等中國近代歷史，均已有了精準的了解和認知，其意義非凡。這一學識的把握，推進了習近平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尊崇和更進一步的鉆研，成為他追求真理的動力。在學理上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也促使習近平同志對中國共產黨更加熱愛，對中國共產黨歷史鉆研的熱情更高。
對毛澤東軍事思想較為系統的學習。雷平生同志在接受中央黨校采訪組采訪時談道：“在陜北當知青時，對于毛澤東的軍事理論與作戰方法，習近平特別注意學習，有比較廣泛的涉獵和深入領會。”“比如《毛澤東軍事文選》，這是軍事科學院編輯的毛澤東在歷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發表的軍事論著。習近平對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潛心研讀，特別對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十大軍事原則》等關鍵文章反復閱讀，以求貫通。”“在學習中，習近平不僅要搞清毛澤東講了什么問題，是如何闡述問題的，還要搞清楚為什么要這樣提出和闡述問題，特別留意當時論述問題的時間、地點和針對性。”雷平生同志回憶：“1972年以后，隨著國內‘批林批孔’政治運動的開展，報刊上也發表了眾多有關遼沈戰役的文章。”“習近平結合這些文章，系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有關遼沈以及淮海、平津戰役的指導原則等重要材料，對于‘三大戰役’中的關鍵步驟和過程，如‘關門打狗’‘圍而不打，隔而不圍’‘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等戰役舉措處置心中明了，耳熟能詳。”（《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50—51頁）
雷平生同志回憶：“毛澤東軍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積極爭取主動。不是被動地受對方制約，而要發揮己方優勢，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不對稱戰爭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總結出三句話：對什么對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充分領會這樣的博弈思維、戰略思維，對習近平形成科學的思維方法，啟發應該是很大的。”“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主席就要求八路軍、新四軍指揮員認真研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名著《戰爭論》，并要求對《戰爭論》虛心求教，不得有絲毫懈怠。《戰爭論》在中國的知名度不亞于《孫子兵法》。”習近平下鄉插隊時帶了很多包括政治、哲學、文學、歷史方面的書，雷平生下鄉插隊時帶的書籍主要偏重于歷史和軍事方面。雷平生同志回憶：“習近平研讀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戰爭論》給習近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于‘慧眼’和‘軍事天才’的描述。一個具有‘慧眼’素質的軍事指揮家，有能力在復雜的政治、經濟、軍事諸條件下高瞻遠矚看待問題、分析局勢，帶領國家與軍隊取勝。”（《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50—52頁）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的蘇聯。1969年3月，中蘇邊界珍寶島武裝沖突爆發，蘇軍在中國與蒙古國邊境陳兵百萬。1969年10月，全國進入戰備狀態。毛澤東主席要求“全黨學習軍事，注重戰爭，準備打仗”。雷平生同志回憶：“我們在帶來的書籍中，也有一些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軍事著作，如《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蘇軍戰術的發展》《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重要戰役》（上、中、下冊和圖冊）等。”“出于熟悉蘇聯軍隊的戰略戰役思想和作戰模式的目的，習近平花費了不少時間仔細閱讀了這些書籍的重要部分。”雷平生同志認為：“那個時候的習近平，還只是一名身在農村的普通知識青年。然而，那時涉獵這些著作，對他的啟蒙、對他以后的成長，無疑打下了堅實基礎。”（《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52頁）
對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等作品的學習。梁玉明同志2016年12月27日接受中央黨校采訪組采訪時談道，習近平他們這些北京知青1969年元月16日來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時，習近平當時15歲。我是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們社員經常和知青在一起學習。學習毛主席的文章比較多，《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等。我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組織給他們上課，但實際上，我也是和他們一起學習。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不怎么長，我見習近平反復地看，反復地讀，愛不釋手。（《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165頁）
王憲平因皮膚黑，小名叫黑子，是梁家河大隊的青年社員。1969年元月習近平等15名知青到梁家河大隊插隊時，是王憲平等十幾個青年社員從文安驛公社接回的。王憲平同志2016年2月26日在接受中央黨校采訪組采訪時談道，當時接習近平等15名知青到大隊時，習近平的兩個箱子雖很陳舊，但裝的都是書而很沉重，王憲平差點拎不動，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王憲平與習近平等知青熟悉起來。社員和知青們白天在田間地頭干一天活兒，晚上王憲平常去習近平的窯洞串門，總是看到習近平在一盞煤油燈旁看書，習近平常問王憲平一些農活方面的事情，兩個人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1971年1月，縣里給梁家河大隊來了一個通知，準備調王憲平去關莊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勞動結束后，王憲平到習近平的窯洞拉話，習近平當時已經知道王憲平要去工作的消息。兩個人拉了一會兒話，習近平拿出一本《毛主席詩詞》，在上面用鋼筆寫了“送黑子：工作紀念”，送給了王憲平。王憲平同志說，直到現在，他從來不叫我的大名王憲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206—210頁）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思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科學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敵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因為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創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建設道路，取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同樣也是因為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習近平同志在青年時代能夠主動地、系統地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不僅對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學識大有助益，而且也奠定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此后長期的為人民服務的生涯中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堅實理論基礎。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一書的內容，由采訪熟知習近平總書記七年知青歲月的29位同志的訪談錄構成。接受采訪的29位同志當中，首先是與習近平總書記同去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插隊的知青，共8人，其中5人是與習近平總書記同在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的知青。其次是梁家河大隊的社員、干部7人。第三是延川縣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的社員、干部，共7人。這是因為1973年3月，延川縣委抽調習近平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從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到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駐點，當年11月離開，前后歷時8個月。第四是延川縣和文安驛公社的干部4人。最后采訪的3人也是知青，其中2人與習近平總書記同時到陜北插隊，1人則是到陜南插隊，這3人后來成為省部級干部。
除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4位社員在接受訪談時，專門談的是“近平讓我當隊長”，習近平在社員家吃派飯堅持付糧票和錢，習近平操心社員治腿傷，習近平關心社員的家庭財物等事跡外，（《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280—307頁）其他25人在訪談錄中談到習近平1969年至1975年于梁家河大隊當知青，同社員們一道勞動，艱苦奮斗發展農業生產，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勇擔重任，為社員們辦好事的往事時，均談到習近平酷愛讀書、勤奮學習的一系列史實，如：下鄉插隊時習近平自覺地帶了沉甸甸的兩大箱書（《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365頁）；白天上山勞動的時候也總是帶著書，利用生產勞動的間隙看，晚上吃飯的時候，習近平一邊吃飯一邊看書，嘴里吃著飯，眼睛盯著書本（《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366頁）；夜晚湊在窯洞的煤油燈前看書，常看到下半夜，以致臉上、鼻子上常常都被熏黑了（《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209頁）；有時勞動任務是在山坡上放羊，習近平就坐在地畔上讀書（《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321頁）；不僅從別的知青那兒借閱、交換、找書看（《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157頁），有時為借一本書跑了30多里山路（《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322頁），習近平還讓家里寄書來看（《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365頁）。此外，習近平在自己刻苦讀書學習的同時，還教社員識字，為趙家河大隊的社員辦過讀書夜校，給社員們講課。（《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284—285頁）
（三）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的動因
習近平總書記到陜北插隊時才15歲多一些，當知青的7年中，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強度較大，生活條件艱苦，學習的條件很差，然而習近平卻主動自覺地在勞動之余勤奮讀書學習，尤其是刻苦學習和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黨史，其動因值得探討，對當今青年人具有教育、啟示作用。
首先，習近平自幼受到革命歷史和革命傳統的深刻教育與影響，有學習黨史的興趣。習近平的父母習仲勛和齊心均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陜甘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開創者之一，是功勛卓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革命家庭的環境，北京八一學校的讀書學習，使習近平少年時代就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革命領袖和老一輩革命家，熱愛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中央黨校采訪組2016年2月28日在采訪延川縣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社員趙勝利同志時，趙勝利回憶：“1973年習近平作為知青，給我們講過，他四五歲的時候，曾經有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慈祥又親切，拉著他的手，還撫摸他的頭。”（《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301頁）中央黨校采訪組2017年2月8日在采訪曾任延川縣團縣委書記的陶海粟同志時，陶海粟談道：“我從縣里到梁家河大隊認識習近平、雷平生等知青時，習近平只有18歲，因我也是北京知青，此后我們在延川縣交往比較多。有一次在海闊天空的聊天中，習近平對我們講起了父輩的故事。習近平講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他父親在西北地區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故事。他父親當時力克‘左’的傾向，反對照搬內地的經驗，對西北少數民族上層人物采取了實力和安撫相結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澤東贊為‘比諸葛亮七擒孟獲還高明’。”（《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62頁）家世和經歷，成為習近平熱愛學習黨史、了解黨史的初因；而黨史學習又是與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其次，習近平在插隊當知青時樹立起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一生，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74年1月習近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被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推舉，文安驛公社黨委任命為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171、378頁）入黨和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促使習近平更加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學習與鉆研，學習與研究更加有動力，形成了相互促進的關系。
再次，習近平插隊的延安是中國革命的圣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取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經歷了28年艱苦卓絕的歲月，而中共中央在陜北、在延安的時間長達13年半。陜北、延安的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深厚，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志丹、習仲勛等革命領袖無比崇敬和熱愛。習近平在梁家河大隊當知青7年，時常感受到延安的干部和群眾對習仲勛的崇敬之意、愛戴之情，（《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306頁）這在客觀上促使習近平增加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的求知欲。
最后，延川縣文安驛公社和梁家河大隊十分重視插隊知青的政治學習，學習毛澤東主席著作的政治氣息濃厚。1969年1月，習近平等這批北京插隊知青上山下鄉，由延安乘卡車到達延川縣文安驛公社，剛下車公社就給每位知青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和一條毛巾。（《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127頁）
中央黨校采訪組2016年12月27日在采訪1968年至1974年1月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的梁玉明同志時，梁玉明回憶，那個時候，我們社員經常和習近平等知青在一起學習。我記得當時學習毛主席的文章比較多，《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等。我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組織給他們上課，但是實際上，我也是和他們一起學習。（《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163—165頁）而到梁家河大隊插隊的知青及附近插隊知青點的知青群體中，也有許多知青酷愛讀書學習，如與習近平一同到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的北京知青雷平生也熱愛讀書，下鄉時帶了一批歷史和軍事方面的書籍（《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第50頁），兩人互相交換書籍看，并經常交流學習心得。習近平還常向其他的知青借書讀，因而在其周圍實際上形成了知青愛讀書、學習的獨特人文環境。其時梁家河大隊黨支部較重視學習毛澤東主席的著作，以及知青群體中的熱愛讀書的人文環境，亦對習近平7年知青歲月中勤奮、刻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構建起習近平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的學識體系，構建起共產主義信仰體系，大有助益。
二、在正定縣工作期間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學識用于實踐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習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和書記，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他與正定縣的干部群眾打成一片，走遍了全縣每一個村，通過深入調研，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實際的發展經濟社會事業、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舉措，加以落實，使正定這個冀中平原農業縣趕上時代大潮，煥發出勃勃生機活力。習近平同志后來深情地說，“正定是我從政起步的地方”（《習近平在正定》，“出版說明”第1頁）。其實，在正定縣工作三年多，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學識做到了學以致用，他在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黨史育人、以史資政等方面做了許多事，產生了顯著的成效，因而這一時期也是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學識體系確立的時期。
（一）重視加強對黨員、干部和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
1982年習近平同志到正定縣任縣委副書記。其時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社會上各種思潮紛起，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憲政政治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由化思潮等涌入中國，造成一部分干部、知識分子和群眾的思想混亂。習近平同志十分重視加強對黨員、干部和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摸清干部、群眾思想問題的基礎上，是年12月27日，習近平同志在全縣精神文明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會議上有針對性地作了重要講話，著重講了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目前，黨內外一些人，對我們從事的共產主義事業抱有懷疑態度，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在工作中，表現為缺乏信心，悲觀失望。”習近平同志進而指出：“要通過學習十二大文件，對干部群眾廣泛進行共產主義的理論教育，使大家真正認識到，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運動，包括從世界上共產黨成立到全世界最后實現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過程，我們無論過去或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為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所做的努力，只要我們前赴后繼，英勇奮斗，人類歷史上這一偉大事業一定會實現。”因而，習近平同志提出要求，我們要“堅定信心，振奮精神，滿腔熱忱地投身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去。”（《知之深愛之切》第12—13頁）
針對一些人缺乏共產主義精神、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紀律、共產主義風格的問題，習近平同志認為要進行“三熱愛”教育，即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的教育。習近平同志在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共產主義的精神、道德、紀律、風格，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最重要的內容，它決定著精神文明的性質。”（《知之深愛之切》，第13—14頁）
習近平同志此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理論認知和水平，已達到了學以致用，善于教化的較高境界。
（二）敬重勞模呂玉蘭，重視做好革命老干部工作
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經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提名，著名勞動模范、河北省臨西縣下堡寺公社東留善固大隊黨支部書記、農民呂玉蘭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呂玉蘭1940年生，1955年高小畢業后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回鄉務農，當年擔任東留善固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成為新中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她帶領全村農民，戰風沙、斗鹽堿、開荒種樹、打井修渠，為發展農業生產、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作出了巨大貢獻。1958年呂玉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0年2月任東留善固大隊黨支部書記。1966年6月，呂玉蘭寫的介紹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怎樣對待人生的體會文章《十個為什么？》在《河北日報》上發表，不久，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香港《文匯報》等海內外報刊陸續轉載，引發千萬熱血青年的共鳴和崇敬。1970年1月呂玉蘭任臨西縣委第一書記，她提出了著名的“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號，并身體力行，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1971年5月，呂玉蘭擔任了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
1973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呂玉蘭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77年4月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這時河北省委設有第一書記）。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呂玉蘭第三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呂玉蘭成為黨的歷史上的著名工農兵模范，呂玉蘭的名字和先進事跡在全國家喻戶曉。1980年12月，呂玉蘭不再擔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等職務。
1981年9月，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呂玉蘭同志調任中共正定縣委副書記。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習近平任中共正定縣委副書記和書記，和呂玉蘭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呂玉蘭積極、熱情地配合、支持習近平的工作，習近平帶領縣委班子出臺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發展農業、工業、旅游業的舉措，正定縣的各項建設事業幾年間迅猛發展，成就卓著！習近平在工作中十分敬重呂玉蘭，凡事均同呂玉蘭交流商討。習近平歷來生活儉樸，吃的簡單，呂玉蘭很關心習近平的吃和身體健康，他們之間的關系非常融洽。（《習近平在正定》，第95頁）
1993年3月呂玉蘭同志病逝后，擔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撰寫了紀念呂玉蘭的文章《高風昭日月亮節啟后人——深切懷念呂玉蘭同志》（本文引自《知之深愛之切》，第219—222頁），習近平同志寫道：“我在正定與玉蘭同志一起工作了三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誼。”“早在60年代，玉蘭同志就是全國著名的勞動模范，她的事跡傳遍大江南北，激勵了當時的一代青年人。1982年春，我從北京調到河北省正定縣，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聞目睹了她的高風亮節、公仆風范，對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玉蘭同志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她提出了‘農民要想富，必須上工副’的口號，建議成立縣多種經營辦公室，把發展農業、工業和多種經營作為正定經濟騰飛的突破口。”“她還主動請纓，不顧身體疾病，親自帶隊走南闖北，學習取經，為干部群眾的思想解放和全縣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玉蘭同志15歲參加革命工作，既任過基層農村黨支部書記，后來也當過省委書記，閱歷和經驗都很豐富，但她并不知足。1982年后，她提出要到大學去深造。當時考慮到她的身體不太好，年齡又偏大，家務負擔很重，我和一些同志都勸她不要去了，但她決心已定，說社會在不斷發展，不斷進步，我們沒有科學文化知識，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我們拗不過她，只好同意了。”“她用三年的時間學完了大學專科課程，以堅強的意志、刻苦的學習精神，取得良好的成績。”“玉蘭同志總是那樣樸實無華，任勞任怨，嚴以律己，處處表現出勞動模范的崇高風范，時時記住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實踐著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她從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間機關平房，又暗又潮濕，很多同志提出要給她換房子，都被她婉言謝絕。”“平時吃飯，她總是和機關干部一樣，到大食堂排隊買飯。有時開會或下鄉回來晚了，也不讓師傅另做，吃涼飯是常事。”習近平在這篇文章中滿懷深情地追憶呂玉蘭同志，高度評價了她的品德和風范，概括出她留給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
正因為習近平總書記和廣大干部群眾敬重呂玉蘭，鼓勵了學術界、史學工作者對新中國著名勞動模范呂玉蘭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探討。1993年，呂玉蘭因兩年前下鄉檢查工作遇車禍腦部受傷致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后，學術界發表了許多紀念、記述呂玉蘭的文章。1998年4月江山寫的41萬字的專著《呂玉蘭》和2015年3月于俊祥寫的26萬余字的專著《呂玉蘭的品德和風范》，由花山文藝出版社與河北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
習近平同志在1982年到正定縣工作后，對做好革命老干部工作極為重視。在這年9月2日召開的全縣老干部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作了講話，重點講了要“帶著感情和責任做好老干部工作”的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他們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為黨為人民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對老干部不可磨滅的功勛，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我們的子孫后代，都不會忘記，也不應當忘記。”“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上，以全會的名義給劉伯承和蔡暢同志發了致敬信。以什么樣的感情和態度對待老干部，黨中央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但是，當前有些同志對老干部的功勛認識不足，缺乏應有的感情，有的把照顧老干部當成一種‘負擔’，有的甚至依勢看人，對老干部在職時照顧備至，離休退休后就冷眼相待。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極其錯誤的。”“我們要結合學習中央文件，聯系實際，認真加以解決，使廣大干部充分認識到，沒有黨的大批老干部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和發展是不可想象的，對離休退休老干部不很好地照顧，是不能允許的，嚴格來說，這是一種忘本的表現。”（《知之深愛之切》，第3—4頁）
對于中青年干部、在任的干部為什么要做好老干部工作，“尊老”“敬老”呢？習近平同志在正定縣工作期間，結合中國共產黨歷史和黨建工作，經過兩年的獨立思考，有了理論上的更高的新認識。1984年12月7日習近平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的文章，著重從三個方面深刻闡述了他的新認識，習近平同志指出：“對中青年干部來說，首先，要認真學習老干部的堅強黨性。幾十年的革命斗爭經歷，造就了老一輩革命者對黨對事業的耿耿忠心，錚錚鐵骨……他們對黨始終忠貞不渝。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具有堅強黨性的老同志所組成的中堅力量，我們黨才有今天。”“其次，要繼承老干部的優秀品德。千千萬萬的老同志，‘投身革命即為家’，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兢兢業業，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不計名利，不怕犧牲……在離休之后，仍然‘壯心不已’，要把‘余熱’奉獻給黨和人民。他們的種種優秀品德，集中表現出他們一輩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第三，要大力發揚老干部的優良傳統。老一輩革命家不僅開創了宏偉的革命事業，而且領導我們的黨形成了一整套優良傳統和作風，諸如密切聯系群眾、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我們黨正是靠著這些優良傳統與作風，才能始終與人民大眾保持著血肉相連的關系，團結起各種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這些優良傳統和作風，是我們的‘傳家寶’。在新老干部交替的過程中，不僅不能丟掉，還要繼續發揚光大，使之留傳后世。”（《知之深愛之切》，第180—181頁）
（三）重視保護革命遺跡，在修史中突出黨史和新中國史
習近平同志1982年到正定縣工作后，高度重視對革命遺跡的保護。1980年調至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的張銀耀同志，在2017年2月25日接受中央黨校采訪組采訪時說：正定縣有很多過去的革命遺跡，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紀念地，該立碑的立碑，該掛牌子的掛牌子，都是在習近平同志指示下一一搞起來的。1984年4月，習近平主持了正定縣郝清玉烈士紀念碑的擴建落成儀式。是年5月30日，習近平主持了正定縣黨組織誕生地紀念碑揭碑儀式，碑文鐫刻著：“1924年12月，中共順直省委派遣省委軍委委員張兆豐同志來正，在這里（原河北省立第七中學）建立了正定縣黨的組織。”同一天，習近平同志主持了正定岸下慘案紀念碑揭碑儀式。（《習近平在正定》，第230—233頁）
正定岸下慘案是日本帝國主義犯下的滔天大罪。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在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的指揮下，沿平漢鐵路向南進犯，10月初侵入正定域內。日軍沿途燒殺搶掠，屠殺居民。侵入正定時，由于遭到中國守軍第三十二軍的抵抗，更瘋狂地對城內及近郊13個村莊的居民進行報復。三天內，即屠殺無辜百姓1526人，重傷103人，燒房106間，搶走牲畜86頭，劫去貴重財物不計其數。10月8日拂曉，日軍將岸下村包圍，搜尋抓捕村民，反抗者即遭屠殺。數百村民被捆綁成串押到村外，日軍官當眾奸淫婦女，然后以槍擊、刀砍、火燒、活埋等手段屠殺無辜。這個250多戶的村莊被殺365人，有張洛浪等55戶被殺絕。
1983年到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的王志敏同志，2017年2月25日在接受中央黨校采訪組采訪時也說道：“對于歷史文化，若說習近平同志是根植于心，對于革命傳統則可以說他是脈衍于情了。革命成功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在正定，這不易之情化作了傳統教育的載體與課堂。在習近平同志提議下，第一個黨組織誕生地、岸下慘案發生地、趙生明烈士犧牲地等革命遺址，都以正定縣委、縣政府名義立了碑碣、置了匾額，以培樹不忘國恥、弘揚革命傳統的正氣，激勵同仇敵愾、強我中華的精神。”（《習近平在正定》，第270、272頁）
在正定縣的修史編志工作中，習近平同志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突出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史的內容。1983年4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正式恢復工作，全國省、地（市）、縣三級地方志編纂工作逐步展開。正定在縣地方志編纂機構尚未建立的情況下，縣委即開展了修史編志工作。2017年4月14日中央黨校采訪組在采訪1984年調到正定縣委辦公室工作的石文生同志時，石文生談道：“習近平同志來正定縣工作后，常說正定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非常值得研究。時間不長，縣委召開常委會，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由習近平同志提議，編寫一本關于正定的書，并提出編寫這本書的指導思想。這本書的編寫工作由縣委辦公室主任負責，抽調縣直單位、有關鄉鎮的18名同志組成了寫作班子，書名經斟酌，后由習近平同志建議，定名為《正定古今》。”（《習近平在正定》，第247—249頁）
《正定古今》一書從1983年開始研究和寫作，到1987年5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歷經四年的時間。1985年2月15日，編寫組寫出《正定古今》初稿，全稿約45萬字，報習近平同志審閱。習近平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既有原則性意見，又有十分具體的意見，并明確提出，《正定古今》是一本綜合性的書，要向各方面人士反復征求意見，特別要征求賈大山同志意見，同時還要力所能及補充一些照片資料，使這本書既有史料價值，又有可讀性。（《習近平在正定》，第250頁）
在正定縣委辦公室組成編寫組研究、編寫《正定古今》一書的同時，正定縣檔案館也利用館藏，著手編輯《正定縣大事記（1949—1983）》一書。應正定縣檔案館之邀，1985年1月1日，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的習近平為《正定縣大事記（1949—1983）》寫了序，題為《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在這篇700余字的序文中，習近平同志深情地回顧了新中國的歷史，言述道：“1949年10月1日，把中國歷史劃出了嶄新的階段。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崢嶸歲月，尤其值得珍視。35年來，正定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從未有過的主人翁精神，搏風擊雨，揭地掀天，進行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斗爭，人們的思想、道德、生產、生活，都進入了全新的時代。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射出新的光輝，社會主義事業呈現出勃勃生機，人民群眾以空前的歷史主動性，描繪四化的藍圖，編織生活的錦繡。”（《知之深愛之切》，第183—184頁）
習近平同志在序中還概述了修史的作用，指出：“司馬遷在治學著史時曾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從政治和自然兩方面究通歷史，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們有馬列主義哲學的武器，完全可以從研究歷史中獲得可能獲得的真理。我們應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斷從這本《大事記》中尋求教益，并以此為借鑒，書寫正定未來的新歷史。”（《知之深愛之切》，第183—184頁）
在《正定古今》的編寫過程中，習近平同志做出了很多貢獻。1983年正定縣委常委會決定編寫一本關于正定的書后，縣委辦公室要求石文生先整理出一個書的整體框架和目錄。石文生于是到處找正定縣的歷史資料和文獻，卻沒找到什么。當時就犯了愁：這書怎么編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石文生和辦公室主任一起找到習近平。沒想到，習近平卻是胸有成竹，習近平同志說：“我手頭有一整套《真定府志》，還有一套《正定縣志》，對正定的歷史，都有詳細記載。”這些古籍，一共有8本。石文生同志回憶：“習近平同志好像是從國家博物館或者省博物館得到的一份復印件，當時復印技術不行，印出來的字模模糊糊的，但好在還能確定是什么字，不至于出錯。這已經非常難得了。”（《習近平在正定》，第247—248頁）習近平同志到正定任縣委副書記，手頭有兩套搜集到的正定古縣志復印本。這種新任職領導干部既通過走訪和實地調查，又由讀地方志書了解一個地方的古今綜合信息的學習方法、工作方法，同毛澤東主席很相似。毛澤東主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每到一地，都十分重視搜集和閱讀當地的方志，以便迅速掌握古今各方面的社會概況。
《正定古今》書稿交河北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時，習近平同志已調任福建省廈門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按出版社的要求，《正定古今》要有主編、副主編、編委。石文生談道，我們建議由習近平同志當主編。習近平說：“那樣不太合適，主編就是主要負責編寫的同志，其他參與編寫的同志都很辛苦，要寫篇后記進行說明，我寫篇序還是可以的。”（《習近平在正定》，第250頁）習近平同志在1985年6月調任廈門市后，工作任務更加繁重，但仍懷著對正定縣知之深、愛之切的深厚感情，為《正定古今》寫了1500多字的序。在《正定縣大事記（1949—1983）》一書序文中，習近平同志概括了新中國成立35年來正定人民取得的偉大業績，而在《正定古今》一書序文《我愛自己的第二故鄉》中，習近平則贊美了正定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時期的英勇奮斗。習近平同志寫道：“正定人民，是可愛的人民。他們自強不息，勇敢奮斗，百折不撓，可歌可泣。”“特別是1924年12月正定黨支部建立以后，正定大地，風雷激蕩，革命斗爭，氣壯山河。正定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自由而戰，為解放而戰，為實現天下大同而戰。‘反帝雪恥會’‘各界滬案后援會’等革命組織相繼成立；‘反討赤捐’‘反官紳運動’聲震全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入正定之時，軍民同仇敵愾，奮力抗敵。縣大隊、區小隊、游擊隊紛紛成立，地道戰、地雷戰、伏擊戰、麻雀戰戰果輝煌。為了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正定兒女浴血奮戰，猛追窮寇，拿碉堡，奪炮樓，兩次攻克正定，寫下了光輝的篇章。”（《習近平在正定》，第217頁）
《正定古今》一書計36萬余字，設上、中、下三篇，共十七章。第九章標題為“人民革命斗爭”；第十章標題是“常山英烈”，下有三個目，分別介紹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美援朝時期在正定犧牲的和正定籍的革命英烈；第十二章標題為“名勝、古跡、文物”，其中第三個目為“革命紀念地”。
結語
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隊插隊當知青和在正定縣工作時期，以高度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勤奮、刻苦地學習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黨歷史，形成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學識體系。自學建構學識體系，殊為不易，習近平同志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毛澤東主席后的第二人。毛澤東主席也是在青年時代通過自學，構建起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理論的學識體系。
在正定縣的領導工作崗位上，習近平同志已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學識學以致用，從而推動了正定縣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史的教育與宣傳工作的開展，理論、學識與實踐、實際工作相結合，發揮出積極的、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學以致用反過來又進一步豐富充實了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黨史學識，二者相得益彰。從習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大隊插隊當知青和在正定縣工作時期的學習和實踐的史實來看，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中國共產黨史知識體系已確立。
（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第2期，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1] 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著：《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2] 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著：《習近平在正定》，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9年3月版。
[3] 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著：《習近平在廈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20年版。
[4] 《梁家河》編寫組編：《梁家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
[5] 莊宗明、林堅：《王亞南：矢志佳馬列精心育桃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13日12版。
[6] 習近平著：《知之深愛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 江山著：《呂玉蘭》，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8] 于俊祥著：《呂玉蘭的品德和風范》，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9] 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主編：《侵華日軍暴行總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龔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
[11]中共正定縣委員會、正定縣人民政府：《正定古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正定縣黨組織誕生地舊址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