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長空劃過一顆星
沉 洲
為了祖國，/我決定這樣航行。/父母的財產，/挽留不住我。/我從遙遠的海外，/投歸祖國的懷抱，/獻出我這赤子的心。
為了祖國，/我決定這樣航行。/兄弟姐妹手足之情，/也留不住我。/我從異鄉的國土，/投歸先輩的家園，/獻出我這赤子的心。
為了祖國，/我決定這樣航行。/愛人的眼淚，/更留不住我。/我從南洋的彼岸，/奔向革命的前線，/獻出我這赤子的心。
祖國啊！/我的母親。/您是培養我們成長的熔爐，/海外赤子向您獻上一顆赤誠的心！
一首福清南洋華僑寫下的詩歌《赤子情》，把我們帶回到70多年前那個烽煙四起的戰火年代。抗日戰爭前夕，僑居世界各地的華僑有1000多萬。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素有愛國愛鄉傳統的千百萬海外華僑，紛紛投身祖國抗日救亡的偉大洪流。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組織抗日救亡團體，赴湯蹈火回國參戰……廣大華僑為中國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立下不朽功勛，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
在那個星光燦爛的幽遠夜空中，有一顆小星星，他沒有萬丈光芒，也鮮為人知，而且在非常短促的時間里燃盡隕落，歷史深處留下一道不同尋常的光亮。
閃光短暫的人生
1921年2月，南洋新加坡一位華工家庭里，有個嬰兒呱呱墜地，取名鄭貽進。清末中國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當時的福清縣漁溪鎮蘇田村石竹自然村，鄭貽進的祖父變賣薄產做盤纏，舉家背井離鄉下南洋，到馬來亞拓荒種植橡膠，過著半原始人的生活。祖父病逝后，全家又遷往新加坡，父親種地、拉洋車當工人，母親養豬做家務，維持著艱難的生活。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偏偏鄭貽進自幼聰穎好學，酷愛讀書。私塾老師把一本字典送他留作紀念時說：“我學的都教你了，你應該到正規學校去學習。”后來，鄭貽進以全優成績先后考入新加坡光洋小學和華僑中學，學業名列前茅。求學之余，他還得給一家商店記賬、打短工補助學費。這個時期，他接受了進步華僑教師引導，深受祖國傳統文化熏陶，愛國愛民的思想開始萌芽。他經常把學到的知識講給家人和熟人聽，岳飛的精忠報國、祖國的名山大川和那些民間懲惡揚善的故事等，使聽者大獲裨益。
像南洋椰子樹那樣，少年鄭貽進在熱帶風暴里頑強地長大起來，16歲那年，“盧溝橋事變”的槍炮聲，改變了一位初中二年級學生固有的人生軌跡。每當歷史轉折關頭，劇烈的社會變革，必然會引導或驅使一批胸懷鴻鵠之志的熱血青年走上新的征途。鄭貽進也是這樣踩上了時代節拍。1937年春，他說服父母，告別家人和未婚妻，乘船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準備投入抗日救亡的時代洪流。在南京、上海、武漢等地，他目睹了祖國河山淪喪，滿目瘡痍，從此改名為倉夷，以示鐵心抗日的心跡。他幾經彷徨輾轉，后由進步人士介紹，在晉南考入民族革命大學，這是一所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進步學校。這個時期的學習，使年輕的倉夷在思想認識上產生了質的飛躍，更堅定地認為：中國共產黨才是領導人民革命的中流砥柱。1939年初學習結業后，倉夷在山西民族革命通訊社經過短期培訓，被派往五臺分社參加敵后抗戰新聞工作，擔任《救國報》和民族革命通訊社記者。1937年國共合作后，五臺分社所處的晉東北地區已是晉察冀中心，屬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法邊區。1940年冬，倉夷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歸僑學生轉變為革命軍人。
1941年1月，倉夷轉任《晉察冀日報》和新華社晉察冀分社記者，在鄧拓領導下工作。這是他人生最燦爛的時期，青春勃發的倉夷經常冒著槍林彈雨，突破敵人的封鎖線，前往晉察冀前線、長城內外，采寫抗日軍民與日本侵略者斗爭的事跡。1942年日軍“五·一”大“掃蕩”后，他采訪了在這場殘酷戰斗中最英勇的模范連隊，寫下4萬多字的報告文學《紀念連》，在《晉察冀日報》上連載7天，受到冀中軍區首長嘉獎，延安《解放日報》也轉載了這篇作品，后來還獲得晉察冀邊區魯迅文學獎。1942年四五月間，他去采寫晉察冀邊區民兵爆炸英雄李勇的故事。為了寫好文章，他深入到反“掃蕩”斗爭第一線，和主人公戰斗、生活在一起，甚至參加了邊區的爆破訓練班，學習埋地雷和爆破技術，收集、掌握到第一手資料。《爆炸英雄李勇》見報后反響強烈，倉夷以一個新聞記者的敏感，趁熱打鐵連續寫出好幾篇通訊特寫，為“李勇要成千萬萬”的群眾運動推波助瀾。當年主持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工作的周揚稱贊倉夷“是晉察冀邊區最年輕最優秀的新聞記者與報告文學作者之一，他是完全在群眾革命斗爭的火焰中成長鍛煉出來的……”1946年解放區選舉人民代表時，倉夷被選為察哈爾省代表。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迫于各方面壓力，在北平成立了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監督停戰協定的執行。倉夷奉命調入北平，參加北平《解放》三日報和新華社北平分社的籌備工作。經過殘酷斗爭的錘煉，25歲的倉夷已經變得老道成熟，他經常裝扮成洋學生，與國民黨特務巧妙周旋，甩掉盯梢，深入到燕京、清華等名牌大學采訪老師和學生，寫出一批反戰報道。《解放》三日報使蔣介石如芒在背，國民黨要員曾一語道破天機：三日報的存在，相當于共產黨在北平駐扎了一個師的兵力。1946年4月3日凌晨，國民黨秘密綁架了三日報和新華社北平分社記者40余人。倉夷當時外出采訪躲過一劫。在次日上午的北平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漏網”的倉夷反客為主，當場公布了“四·三”事件真相。迫于輿論壓力，當天晚上國民黨狼狽地釋放了被捕人員。同年5月末，國民黨悍然撕下和平的假面具，強行查封新華社北平分社和三日報等70多家報刊。同年7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向冀東解放區平安鎮發動武裝進攻，事后反誣解放軍挑起事端，軍調部專門成立第25執行小組調查此事。倉夷奉命從張家口前往北平軍調部，專程采訪調查。他乘坐飛機途經山西大同時，被國民黨特務有預謀地暗設圈套秘密殺害，時年僅25歲。
犧牲前，倉夷把部分通訊特寫、報告文學編成《幸福》一書準備出版，在《寫在“幸福”前面》一文中，他這樣寫道：我認為人民能按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倉夷就是為了這個終極理想流血斗爭，為人民得來幸福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豐富多彩的作品
抗戰時期，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邊區位處敵后，嚴格地說，倉夷屬于戰地記者。他從親身經歷和見聞所采寫的戰地新聞中，敏銳地發現新聞價值，并忠實地報道事實，把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公之于眾。
在晉察冀邊區前后7年的記者生涯中，倉夷斗志昂揚、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一手拿槍，一手執筆，在炮火紛飛的前線出生入死。他所采訪的人物遍布各行各業，有八路軍指戰員、亦農亦兵的游擊隊，也有寧死不屈的老人、邊區礦工、公營工廠工人，還有抗日土匪武裝、美軍飛行員、日本反戰人士……他所涉筆的事件包括方方面面，如日軍大屠殺、反“掃蕩”的突圍戰斗、民兵的地雷戰地道戰、營救美軍飛行員和被俘的國民黨官兵、日籍抗日同盟活動、殺敵經驗總結、查辦貪污腐化頑固分子、邊區的新式婚禮、春耕運動總結、撥工調查報告等，他手中的筆生動詳實地記錄下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邊區軍民保家衛國、抵御侵略、浴血奮戰的事實，極大地鼓舞了邊區軍民的抗戰熱情。
自學成才的倉夷才華橫溢，他特別擅長應用通訊特寫和報告文學這樣的體裁，通過敘述、描寫、抒情、議論等多種手法，生動形象地反映新聞事件和典型人物。4萬余字的代表作《紀念連》，講述的是在1942年日軍“鐵壁合圍”大“掃蕩”中，冀中區八路軍一個連隊起死回生的故事：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鬼子坦克、騎兵包圍了八路軍駐扎的村莊，激烈鏖戰持續到下午，手榴彈快用完了。晚上，八路軍指戰員們從敵人防守薄弱處突圍出來，但和團部失去聯系，于是就地利用田野與敵人兜圈子。又一次突出重圍后，巧遇當地游擊隊，這才吃了一頓飽飯、睡了一個好覺，軍民重新組成“戰斗連”。很快鬼子部隊又一次撲來，游擊隊在村莊外圍以地雷戰、麻雀戰騷擾敵人，八路軍戰斗連在村頭頑強阻擊。敵人沖進村莊時，他們通過地道跳出包圍圈后，在王家莊集結補充了給養，就近和八路軍左團在北宋莊和南宋莊配合作戰，經過一天昏天黑地激戰，終于找到團部，挺到了夏季反“掃蕩”的勝利。置身劣勢的殘酷環境里，戰斗連依靠英勇頑強、軍民團結，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同時大量消滅敵人，僅機槍班長一人就殲敵150人以上。作品情節驚險曲折，跌宕起伏，引人入勝。通過戰斗——突圍——再戰斗——再突圍的過程，塑造了一群有血肉、有性格的抗日軍民形象，民兵隊長沉著、開朗、詼諧，指導員機警坦誠，戰士勇猛樂觀，機槍手神勇靈活……無一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與當下的抗日神劇比起來，它的細節顯然真實準確。比如，慌忙逃命的鬼子坦克碾壓自己的傷兵，發出“撲禿撲禿”像水泡爆炸的聲音。比如，地道里彌漫著瓦斯，連長用手指強力撕著胸脯，咬碎了牙齒。再比如，機槍手抽出手槍一擊，摟著他脖子的敵人手臂，像斷了繩子一樣松開，附在他身上的敵人軀體，也就像一攤爛泥一樣溜了下去。《紀念連》的結構也相當講究，南宋莊的村莊戰堪稱全景式展現，采取的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傳統方式。連長和指導員犧牲的高潮部分，用了倒敘手法。《紀念連》還不乏“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精細之處，民兵隊長向縣委匯報搞了五個“地下堡壘”，后來就有通過這些地道口擊斃日軍聯隊長的故事。機槍手從排長遺體上取下手槍，這支槍在生死攸關時居然救了自己一命。
如果說《紀念連》是一篇反“掃蕩”的戰斗總結，那么，爆炸英雄李勇的系列通訊特寫則有戰法教科書的味道。長槍與地雷高效配合；為避免自傷，不越村埋雷；鬼子來前“觸發管”上保險，“荷葉式”不拉線，專管警戒；虛實結合，布雷出其不意，等等。系列通訊特寫延續了《紀念連》的藝術特點，比如同樣描寫地雷爆炸，傳神表現出由于視界遠近、眼觀耳聞有別的情形，“嗚隆，路上涌起了一團黃沙，沙土墜落后，一股白煙才升起”，“就看見在人堆中冒起一股巨大的藍煙，軍官和鳥飛上天空，轟鳴一聲，地裂一般，登時這灘上的人和牲口都看不見了，一片藍煙慢慢上升。”尤其有意思的是，這些作品里還出現了浪漫主義的筆法。《李勇在反“掃蕩”里》的開篇這樣寫道：據民夫們說，他們親眼看到大批日本兵挨炸了，山頭上就出現李勇在喊話：“炸得好不好！”日本隊伍里的翻譯官嚇得直哆嗦連忙答道：“好！”就急忙往后退。山頭上的李勇喊道：“好！好就再來一個！”嘿，可不是嗎？有一個地雷從翻譯官腳下滾起，把他炸飛了。特寫中李勇的神乎其神是腳踏實地的，他機智、靈活地融入了正義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對他恨之入骨的鬼子曾揚言要以犧牲100個“皇軍”的代價活捉李勇，結果毛沒挨著，卻付出了更大的傷亡。在《爆炸英雄李勇》中，倉夷集中筆墨寫了李勇在鬼子進莊燒殺搶掠中出生入死，篇末溢開一筆，寫記者赴其家采訪等到次日，趕著毛驢賣面粉回來的李勇，已經一改戰斗中膽大心細、果敢英勇的“神人”形象，而是個子略矮、背有些駝的農民，說話平和慎重，舉動樸實。知道記者來意后，過意不去笑了笑，低聲說：村里統累稅正改算分數，我去呈報一下再來。真可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不經意的閑筆，體現了倉夷品位很高的藝術感覺。
在倉夷的這些代表作里，我們不難發現經典電影、民兵傳統教學片《地雷戰》和《地道戰》的影子，令人感慨的是，十幾二十年前，倉夷憑借過人的敏銳和才情，已經于當地當時把八路軍在華北抗戰中的一些重要戰術經驗總結了出來。
看罷倉夷幾近相同的簡短人生履歷，再翻閱那厚厚的一本《倉夷文集》（福清市委、市政府與新華社新聞研究所聯合出版），我想起了詩人臧克家的一首詩：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倉夷短暫的一生讓人感慨唏噓，他的藝術才情讓人扼腕擊節，流星劃過，浩瀚夜空才顯得那樣深幽、那樣璀璨。周揚在解放區為倉夷出版的通訊報告集《幸福》的前記中寫道：“作品正如作者一樣年輕活潑，充滿清新朝氣，給予人一種衷心的喜悅。”無限的惋惜之情深埋字里行間，這是對始終懷揣赤子之心的福清歸僑戰士高度凝練而又傳神的評價。
（本文原載于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省作協“走進八閩”文化采風系列之《走進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