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館長序跋系列”專題·
吳恒之《晉安區歷史文化叢書》序 日前，吳恒之先生來告，他將主持編纂一套《晉安歷史文化叢書》，并出示業已編輯出的“鼓山”“壽山”“岳峰”三部書稿。捧著這沉甸甸的書稿，我十分感慨：一分感慨是小吳的文史團隊竟如此強大，本人用力是如此之勤，在很短時間內就編寫出如此龐大的宏篇巨著，每本都在三四十萬字以上。二是感慨晉安區曾是福州近郊著名的農村地帶，從其曾有的行政區劃地名可以作證：新店區、環城區、蔬菜區，似乎長期沒有融入福州市區，直至命名晉安區人們對它才刮目相看，也被視為是缺乏教育和文化資源與內涵的地帶。而今又編出這一套八冊叢書，更足以顛覆我們的往日印象，可令人們對它的認知全面改觀。原來這是一處未經墾殖、更未經耕耘的熱土沃野。三是感動于吳恒之研究團隊的強大實力，記得約在二三年前出席過小吳團隊的一次會議，方知他組織了一個“榕北歷史文化研究會，”來的人不少，我認識的人很少，當時的感覺象是農村青年文化人的一般群體組織，如同青年詩社、文藝團隊、寫作群體一般，而且從其“榕北”的地域定位看，格局也不會是很大，因此也不以為意。只是覺得以晉安市郊之地有如此文化團體已足自豪，也是“出圈”之舉，由此可見地方政府的包容和支持。直到兩年前收到吳恒之送我的三本書：《福州第一城》《新店古村落》和《榕北紅色文化》，才使我大吃一驚，這些書雖是未經正式出版的文史(方志)著作,但其內容很可觀，既有文獻資料和他人研究成果的依據和取資，更有自己進村入戶的調研、采風記錄，此中有相當部分是我未曾見過的方志調查材料，十分難能可貴。四是感慨于吳恒之團隊能如此多年堅持調查和寫作，執著家鄉文史與方志的纂著近于癡迷，這是常人難有的恒心與定力，也正是他們得以如此大獲成功的關鍵。這并非如我當初臆斷的“格局小”的印象，只能驚艷于它們的豐富內容，這無疑是工作深入細致的收獲。因為沒有廣泛的調查積累，沒有深入的挖掘采輯，是決然難以達到如此規模的。 事在人為，宋代詩人劉克莊曾經說過：“祘事業，須有人做”。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吳恒之他們算是晉安地區歷史文化的開拓者，盡管前人也曾就此先期做過一些工作，但無論從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上說，吳恒之和他團隊所做的文化開掘工作都是空前的，因而也是后來居上的。這就證明了人們的常識判斷：“有志者事竟成”“上下同欲者勝”。吳恒之團隊正是這樣的一批“有志者”和“同欲者”，他們因志同道合而群聚謀事，雖然多非文史專業出身，卻因苦學鉆研而逐步登堂入室，正如荀子的《勸學篇》所說：“真積力久則入。”事實證明，只要苦心一志，力學慎謀，沒有干不成事的。毛澤東同志說過：“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他老人家還引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同時，毛主席還指出：“說學習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學得徹底，用得純熟不容易”。如果說吳恒之此前寫作的《福州第一城》《新店古村落》還僅僅是他初出茅廬的作業，稱為“雛風清音”可也，到如今這連本巨著，實是發自天籟之作。因為每冊所載多是采自市鄙鄉野的內容，既是深入農家里居的采訪之作，又是取資史志文獻的著述，顯然較其前作要嚴謹雅馴得多。《漢書·藝文志》引仲尼之言曰：“禮失而求諸野”。意謂社會上丟失的傳統的禮節、道德、文化應該從民間重新找回。孔子時代因王綱解紐，社會動蕩，導致禮崩樂壞，傳統文化散失，現今的我們則由于傳統教育疏失，傳統價值觀有悖，影響鄉村乃至市井間的一些傳統文化淡化、流失或湮滅，故亟需組織力量設法予以找回。 吳恒之正是帶領他的團隊，通過蒐集資料、采訪口碑、翻檢譜牒，摭拾舊聞，著為新篇。如此不僅為晉安區各鄉鎮留下系統而翔實的歷史資料，而且也磨煉了他的團隊，提升了這支由青年人為主體、結合中老年文化人形成的文化工作大軍。他們在福州地區獨樹一幟，做出榜樣，實在值得表彰與倡導。記得陸游有詩稱：“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至論本求編簡上，忠言乃在里閭間。”這些都是很接地氣的至理名言，是他人生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后人的忠告。吳恒之他們正是不滿足于“編簡”上的歷史資料，“躬行”實踐，訪求“里閭間”的傳言故實。我想，他們為晉安區各鄉鎮編寫“歷史文化”專書，正應本著這種“求實存真”的精神而行。史志的撰寫古人認為是名山事業，是非常鄭重而嚴肅的。正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關乎經邦濟世、存史傳后，萬萬輕忽不得。古人常說“文章華國”，實則漂亮的文章其作用不止于粉飾升平、歌功頌德而已，最要乃在于存史立則、垂鑒后世，讓后人明于興替，知所去就。從吳恒之團隊所編纂的《晉安區歷史文化叢書》可以看出，他們顯然是從存史和教化出發而著述的，所以該書廣泛收集歷史和現實的資料，詳記各地方(鄉鎮)建置沿革、村居概況、山川形勝、文物古跡、風光名勝、寺廟宮觀、文教名師、名人賢哲、故事遺聞、藝文著述等，林林總總，蔚為大觀，舉一區之力，鑄成三百余萬字，成就山鄉實錄巨著，實導吾閩之先河。 傳統認為，編修志書至少有三大功能：存史、資政、教化，而今看來還有鑄才的功能，即借此以造就人才。宋代狀元、宰相兼福州知州，在任三四年，領導編修了福建歷代現存的首志——《三山志》。他在志序中憾惜古代無方志傳留下來，以致欲續無據，所以邀約當時諸多里居鄉老、在任官員，“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公牘，采諸老長所傳，得諸里閭所記。上窮千載建創之始，中閱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所聞見。”經過如此細致縝密的工作，得以創著了這部名志。當然，他是朝廷命官、封疆大吏，兼具狀元高才、名相風度，所成就自然非常人所能及。他在志序中所述寫作過程和取資依據，今日修志程式也大致類此。方之今日吳恒之及其同仁所作，大抵也是步其后塵，他們的優勢在于深入鄉里村居采訪考察方面，較之要深入細致得多。 就吳恒之組織榕北研究會而言，地理格局雖不大，其工作內容可不小，工作成效很可觀。其原因有多方面，一是目標明確，只做本地歷史文化的考察與研究，沒有好高騖遠的目標，也無急功近利的追求。二是腳踏實地，從本鄉本土的調查入手，走村入戶、訪刻讀碑，聽老人言，記過往事，接地氣又受人歡迎，因此所得也多。三是通過實踐提升團隊的知識和能力。一支以年輕人為主體的隊伍，年富力強，精力充沛，但對其所從事的文史工作而言，缺少的恰恰是歷史文化知識和寫作經驗，這需要有肯學善學的精神，可以逐步補足短板。他們正是集體通過長期的艱苦調查和討論學習，逐步從外行轉為內行，從知之不多變為知識豐富。當然，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無論何時都不能輕言放棄，更不應淺嘗輒止、自滿自足，而應本著“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的謙慎態度，才不致半途而廢，或功虧一簣。 今日功成，皇皇八大冊，浩浩三百萬言，告慰先人，嘉惠來者。如曹丕所言，文章乃“不朽之盛事”，朽與不朽，頗賴內容說話，眾人評價，若沒有空言，全系實錄，自然不朽；若言未臻粹美，內容尚存瑕疵，未稱盡善盡美，本在意料之中，也不必氣餒，靜聽批評意見，敬納指謬善言，再下匡逮功夫。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年輕人能有這樣的勇氣和雅量，必將日進有功，臻于極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