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館長序跋系列”專題·
黃榮春《閩都考古錄》序
這是一本部頭不小的著作，100多萬字，1100多頁。對于這一方歷史的記述，黃榮春先生很下了一番心思和精力，因此成果十分豐碩，令人羨慕和敬佩。二十多年間，他腳不停步，手不停筆，腳量土地，范圍從郊區（晉安區）到福州市及所屬八縣，書寫的文著也從《水澗集》《福州市郊區文物志》《福州十邑摩崖石刻》《福州摩崖石刻》（包括增訂本），其篇幅都在數十萬字以上。如今更撰寫成《閩都考古錄》，范圍擴及閩東縣域，字數超出百萬。黃榮春先生在本書除記錄考古成果外，還補充了許多歷史內容，加上自己的分析論說，又配發大多由自己拍攝的千余張圖照。凡是關注福州歷史、文化包括歷史人物的人們不妨讀一讀，定有大收獲；就是作為案頭備查的地方史料擺著，也可備不時之需。有文化的人是不應該對地方歷史茫然無知的，更何況你身處的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地。
說本書是大部頭著作，僅就讀者的觀感而言，如對作者而言，相信人們的第一印象是“下過苦功夫的力作”。的確，黃老年屆八十，能有如此豐厚的成果奉獻于文史界、奉獻于社會，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記得孔子在自述人生和修業時，從十五歲講到七十歲，未講八十歲以后事，猜想他知世事難料，故不做遠想了。黃老活在當下，仍不停筆輟事，靜處頤養，而還硁硁致力于此類“補費精神”的難事，實在令人欽敬。須知黃老專事文物調查、保護、管理工作已有三十幾年光景，即使在退休之后仍然樂此不疲。眼前所作之書，自訴也寫了六年。像這樣的深耕力作，在福州文史界，恐怕罕見其匹了。他鐘情于文物的調查與保護，關注的范圍遠超晉安區，工作的內容也從調研保護擴及寫作宣傳了。本書既以“閩都”為名，可知其地域范圍的擴大、記錄對象的增加。
不少人對“閩都”的說法比較存疑或糾結，認為福州有自大之嫌。其實古人造字義涵甚深，“都”邑之稱始于上古，不僅“天子所宮曰都”，《周禮》稱“四縣為都”，后來“諸侯子弟封邑亦曰都”，甚至“大夫食采之邑亦曰都”。“都”還有“居也”之義，即族眾的邑聚。福州自東冶、候官開始就是閩地之一大都邑，稱閩都并不逾制。宋《三山志》記載，在福州城內今東街一帶，因閩縣設治于此，舊稱閩會，建有“閩會坊”，后改為“閩都坊”。宋代福建觀察使安積也作詩稱“尋窮越國真山跡，見盡閩都好物華”。可見稱福州為“閩都”應有近千年歷史；何況，到明代萬歷年間，王應山為福州作方志，即稱《閩都記》。清學者謝章鋌評該書：“蓋以都會為屬目之綱，故命名《閩都記》。”可見是指福州為一方之“都會”。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志、記，所述范圍均是宋、明時期福州（府）所屬的十一個縣，因為福州府與福寧府（寧德市）的分屬乃在清初（雍正）以后。此書既以“閩都”稱，顯示其考錄的地域范圍包括今閩東，作者在記錄考古遺址與某些文物時確有涉及該地。其用意全在于對地方文物、考古、歷史與人物的記錄，誠是好事，私意以為無可厚非。
這部“考古錄”以時間為經軸，以考古文物為緯項，間有史事陳述、人物介紹、建置說明乃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記載，意在闡述歷史背景或補充考古文物介紹之不足，使讀者對歷史時代有較為完整的認知，這也是作者匠心所在。所以綜觀全書，顯得脈絡清楚，條貫明晰，其旨在以考古文物表現或佐證歷史，故讀起來尚不至于枯燥、沉悶或有太多的零散感覺。閱讀此書，人們在驚嘆作者調查全面、記錄細致、解說專業的同時，想必會透過這千數百件文物、史事的記述看到作者的獨運匠心與敬業精神。讀者借此可以臥游閩都名勝，了解福州歷史文化，研究者也可循此作深入探討和詳細解讀。由此可見，本書既為考古文物立傳，具有存史價值，也為讀者導游、導覽，具有宣傳教育的功能。就文物的保護和利用而言，也為領導者、管理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翔實材料，于是還有了資治的作用。果能善讀善用，也不枉黃榮春先生數十年的艱辛努力。這確然的成效，相信他是可以自慰的。
黃老最可貴的就在于他的求全心理和認真態度，生怕遺漏了什么，乾乾敬慎，惟恐有失。作為晉安區文管辦主任，他在任上十分稱職，凡在轄區內的文物古跡他都認真調查、悉心保護、詳細記錄，因而才有今日人們所見的這一厚冊圖書。視此相信人們都會震撼于他的事業心與堅忍性。須知這些成就的取得，不僅僅在于興趣與愛好，更重要的在于他內心深處的信念與追求。用孔子所說“好古敏求”，似乎只能表達他的淺表意愿，荀子所稱“真積力久”，才能表現他的用功、用心與著力。當然，百萬字之作非一時之功，而以一人之力為之，可謂“出乎其類”矣。曹丕曾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對于政事、文事而言，庶幾近之；對于史志而言，更有另一層深意，也即稱之為名山事業，方輿盛事，也不多讓。史志著作，本為留文當代，饗饋后世。
記得我在十數年前應黃先生的要求為其《福州市郊區文物志》作序時，曾經寫到：“本書詳盡地囊括了福州郊區文物的遺存，對文物的具體特征、地理狀況、人物背景及歷史價值等，都作了具體的考察、測量和論證。因此可以說，本書是我省文物界迄今最為完整的區域文物專著。”以此移作對本書的評價同樣適當。不同的是，如今已有《福州市文物志》的出版，可以參照閱讀，以窺全豹。若想到這是憑借一己之力而非集體之功所完成的，似乎它又有了特別的意義。
黃老兢兢業業，只為閩都地區天地間的文物古跡樹碑立傳，存史留跡，不僅讓世人開闊眼界，更為后人保存歷史記憶，其功德莫可名焉。誠然，以一人之力，肩此繁難之任，負重前行，自不免存有瑕疵舛漏，想來讀者不會因此而深責焉。求全之毀，間或有之，但愿能有更多不虞之譽，以慰作者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