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館長序跋系列”專題·
近代歷史文化的窗口
——《倉山園廬史話》前言
福州建城有二千多年歷史，倉山的開發相對較晚，卻以后來居上之勢，推動著城市的近代化。這從倉山保留至今的近代建筑中，可以見證福州近代文明的進步與發展。本書以記述倉山中段（今煙臺山及其周邊社區）地區近百年來園廬建筑為主，介紹其建筑背景與特色，居民生活故事，用以佐證期間福州城市的發展與文明進步之一斑。
眾所周知，1842年清廷被迫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后，福州港成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英國第一個開設駐福州領事館，福州正式成為開放港埠。隨后陸續接納包括美、法、德、俄、日等17個國家領事，相繼在山上設立領事館或代辦處，煙臺山地區遂形成領事館區。西方各國還在煙臺山一帶開設銀行、郵局、報社、洋行、公司及教堂、學校、醫院等，開始出現許多西式建筑。各國商人隨后紛紛來到福州投資，從事茶葉、石油等貨物的進出口貿易。洋人老板、職員、家屬因此在倉山居住、生活，一時社會風氣大開。為洋人服務的華人買辦和職員、工人以及中國的官僚士紳與富商大賈也紛至沓來，在倉山（主要在煙臺山一帶）建筑許多具有西方或東南亞殖民地建筑特色、號稱園、廬、別業、山莊的建筑，作為居住、休閑或營業之地。倉山部分地區因此又被稱作“洋界”。
在“西風東漸”的影響下，倉山地區較早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與生活方式，成為福建近現代社會文明發展的窗口。
晚清至民國時期，倉山一帶逐步成為經濟發達、人文興盛、景色怡人、社交活躍的地區。倉山的近代城市建筑規模漸現雛形：窄小的街道上，洋行林立，廠坊鱗次，商鋪櫛比，眾業齊備，百貨雜陳，市場繁榮；另有洋人建筑的教堂、醫院、學校、郵局、海關、稅務及各種辦事機構錯落其間。華夷雜處、人煙稠密。華人民居園廬、別墅山館與西式洋樓風格迥異而又渾然一體，形成中西匯合的建筑景觀與生活風貌，號稱“萬國建筑博物館”。
入居或謀職倉山的眾多華人，尤其是富商大賈、華僑大戶、文人雅士，乃至買辦職員，凡富貴而多金者，皆麇集在山，營建別墅山莊，以就樂土而逞風雅，故倉山又成為傳統文化匯聚、社會風氣開先的特殊人群居住區。他們對于居所建筑有著自己的審美理念和情趣習慣，包括結構形式繼承中國民居傳統，又在外觀上采納西洋或南洋建筑的特色布局或裝飾，形成中西合璧的建筑格局與風貌。這是根據結合福州地理特點和氣候環境所創造出的一種新建筑形態。因此倉山、特別是煙臺山地區的建筑，充分反映近代以來，福州人文傳統的繼承與外來文明相結合的時代特征，使得倉山建筑在福州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風情畫面。
近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機構大量萃集在倉山島的煙臺山頂和沿江地帶，除有西方領事館、閩海關（洋關）、稅務司官邸、郵政機構、洋行、公司、教堂、學校、醫院等建筑外，還有本書記載的大量民宅。這些民宅建筑主要分為三類，分別是中西混合式建筑、中式建筑中融入南洋（東南亞殖民地）建筑元素、西式建筑中融入中式元素。這些建筑有不少采樣于廣州式騎樓。所謂騎樓，就是把歐洲古典建筑中的券廊與廣州傳統建筑進行融合改造的產物。因此，早期的倉山園廬別業、民宅建筑，其特點基本是磚木或磚石結構的舶來式房屋，一層是券廊，屋頂是西式四坡頂、百葉窗，室內有壁爐，形式上是中西混合。民國時期，中國逐步收回海關主權后，對于建筑的外形也有了改造的表現，比如去除殖民地色彩濃厚的券廊。從本書記述的園廬別業建筑中，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歷史建筑，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而變化的特征。從建筑看文化，倉山的歷史建筑不僅反映了福州傳統建筑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且體現了福州地區的別業區與廣東、南洋乃至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這些充分表明，福州城市文化的包容性特點。
倉山區園廬別業的建造者主要是西方傳教士、國內神職人員、海關郵政系統官員、進出口貿易富商、洋行買辦、海外僑商、本地實業家、社會名流等。他們自清朝中葉以來，爭相在倉山購地建造私人花園別墅，形成福州洋界的新貴住宅區。舉其要者，如民國國府主席林森、民國海軍司令陳紹寬、晚清外交家羅豐祿、辛亥革命先驅黃展云、僑務領導葉見元、女博士許金訇、富商羅勉侯以及大學教授丁漢波等，他們或是近代政界的頭面人物、學界精英、實業界大佬等。本書簡要記載他們的生平事跡及居所建筑，為倉山這片近代特別區保存歷史建筑和人物故事，也為讀者打開了解近代歷史人文的一扇窗口，反映福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發展的部分社會風貌。這也是認識福建近代歷史變遷的窗口。
本書記述內容包括園廬宅院、別業山莊、名人舊居、商行會館、西式建筑數類，一般選其現存建筑，建筑不存者或記其重要建筑特征，或記其原住重要人物事跡。為忠實保存地方歷史，本書除了介紹歷史建筑的狀況與特點外，還記述建筑主人及其家族成員（或寓居名人）的情況，盡可能為人們了解近代福州社會歷史與人文發展提供較為翔實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