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館長序跋系列”專題·
唐宋名人贊福州
——《唐宋詩文里的福州》前言
《唐宋詩文里的福州》顧名思義本書乃收集唐宋名人描寫、詠贊福州的詩文。這樣的斷代集成之作，對福州而言是前無古人的。眾所周知，唐宋詩文名揚古今，況是名人之作？它不僅可供欣賞，而且有補史、證史的效用；尤其是唐以前的福州情況，史載蓋寡。編者本著熱愛福州和景仰名賢的熱烈情愫，潛心數十年，上下求索，廣收博采，萃集二百多位文人學者、循吏名宦的詩詞文銘，匯成巨冊，洋洋大觀，堪稱中古時代詠贊閩中之集大成之作，其存史之價值、審美之意義無庸置疑。
一
福州古稱閩中，源于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始設閩中郡，治所在今福州。而閩中之釋義，在北宋曾鞏《道山亭記》名文中稱：“福州治候官，于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一語中的，道出福州的地理特點與政治地位。福州還有“閩都”之稱，其來源亦古，南宋知州梁克家纂《三山志》載，州城中閩縣衙前已有“閩都坊”之榜名。福州別稱“三山”，其名尤著，蓋緣梁克家主修州志以之為名，此書乃福建現存最早的名志，“三山”以此名標青史。而福州“榕城”之號則始于晚唐五代之際，見翁承贊所作詩序，曰：“甲子歲（901），銜命到家，至榕城冊封。”
其實，福州在隋唐之際，尚未大開發。如《三山志》載：“始州，戶籍衰少，耘鋤所至，逋邇城邑。穹林巨澗，茂木深翳，小離人跡，皆虎豹猿猱之墟”，“誰肯奮足于單危寂絕之境”。梁知州史筆如椽，無愧名家，寥寥數句，寫盡福州初創時的荒寂，似乎去古蠻未遠。前此雖有南朝劉宋時阮彌之、虞愿、王秀之諸郡守的教化施治，似乎尚未令經濟改觀。想來其時地曠人稀，政教施為難出郡邑，莽莽廣虛之地未及墾辟開發。
人們常說“以詩證史”，其言確然。即從唐、宋兩代詩人所詠，可見福州歷史變遷和社會發展的概貌，實可為鄉土研究者提供生動而翔實的歷史資料。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前，文人所作涉閩詩文，大多描繪山川景物的險峻壯美，抒發經歷曠遠之地的惆悵惶恐心情，無怪乎出自中原繁華地帶的士人皆視閩中為畏途；當時，即使是本土人，詩文中所寫也不免對景生愁。如中晚唐閩縣進士陳翊《登福州城樓》詩曰：“孤徑回榕岸，層巒破枳關。寥寥分遠望，暫得一開顏。”觸目所見，惟有山巒關隘、榕岸陌路。當時到閩任職者多為貶官左遷之人，更有流放服役囚徒。著名詩人韓偓初到此地，慨稱“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云從島上來”，大有身臨天涯海角之感。宋代詩人亦為想象之言：“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圖畫不堪行”，訴說天荒地老之區不堪行止之憂。當然，最為生動精到地刻畫閩中山惡水險情狀的仍數北宋名家曾鞏的手筆：“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于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發，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溪，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后可投步”。這里形容行走山路舉步維艱，其所描述令人心驚。還有危險的水路：“其溪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疾若矢”。作者寫閩地“水陸之險”，可謂盡態極狀，觸目驚魂，令人久久不能釋懷。古人但知蜀道難，因有李白名篇的宣揚；殊不知閩道之難更有勝于彼者，曾鞏亦曲盡其狀，堪與李白并列。
福州歷來為福建行政中樞，自閩越王無諸立國建都以來，歷朝歷代，主政閩中者皆以福州為開府駐節之地、施教行政之區，號稱八閩首邑、首善之區乃實至名歸。正由于此，一千多年來，眾多文人學者、宦游之士，不管曾來未到，凡有涉閩之作，多有及于福州者。編者蔡安定君冥搜苦索，所得甚豐，今集成大冊，人們借此盡可觀賞閩中山川之秀，水土之宜，人文之盛。從唐宋兩代詩文中，可見閩中自然人文之大變遷：由初始樸蠻，到文教鼎盛、科舉特出，居然凌駕乎中土之上。據記載，有唐一代，閩人之中進士者僅五十幾人，而宋代則累計多達六千多人，確切反映兩朝間文教的巨大進步。由此可見，中華政教溥及四方，儒學文化無遠弗屆，閩中雖僻在陸邊海澨，猶有興盛如斯的文教。
二
近代福州著名詩人陳衍有言：“文教之開興，吾閩最晚。至唐始有詩人，唐末五代，中原士人時有流寓入閩者，詩教乃漸昌。”所說似是而未盡然，就全國而言，文教的開興福建不算最晚，史志有記載的南朝阮彌之任昌國（晉安）郡守，即“興學校，使家有詩書，市無斗囂”；虞愿任晉平（晉安）郡守，又“在郡立學堂教授”；到“王秀之為郡”，仍“承虞公之后”，“遺風易遵”。他們已然開啟福建文教風氣在先，雖則范圍有限，但已播下文教種子。故到中唐以后，有管元惠、李椅、常袞諸人主政閩中，力推教化，閩中文教漸興。
開元十七年（729），管元惠任福州刺史兼福建經略軍使，任上“聿敷朝化，誘彼閩越，俗成鄒魯”，開始了對福建的全面教化和儒風普及。李椅“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常袞更“為設鄉校，親加訓導”。都表明當時官員重教興學，身體力行，因政教文教普及，遂使中唐以后閩中有“文儒之鄉”的雅稱。
中唐時期，福州已開始大開發，因此高寬仁在上元二年（761）受任福州刺史兼福建觀察使時，上表謝恩稱福州為“閩越都會，東南重鎮”；顏真卿更盛贊福建“居民若是其眾也，政務若是其煩也”。到晚唐，李晦出任福州刺史時，路經徐州，刺史薛能作詩稱：“行過小藩應大笑”，“船到城添外國人”，表明他羨慕李晦出鎮“大藩”福建，形容福州對外貿易繁盛，其時中原仕宦者對福建、福州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觀感已迥異于從前。
晚唐時，福州成重要外貿港口，史稱“廛閈闐闐，貨貿實繁”，“海夷日窟，風俗時不恒”。由于市場繁榮，眾多海夷居留，致使福州風俗產生變易。到晚唐五代王審知治閩時，以“保境安民”為要務，近三十年間，“無桴鼓之警”，他勵農桑，修水利，興文教，拓外貿，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詩文多有涉及。如寫羅城南關，“人煙繡錯，舟楫云排，兩岸酒市歌樓”，極一時之盛。福州出省陸路交通已有改善，建驛鋪，使車馬“安便迅駛”；海外則“江海通津”，“蠻舶至福州城下”，“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入宋以后，朝廷重文，大興教化，此時入閩的主政官員，多是飽學能文之士、位遵望重之人。福建亦受賜于官員們的引領和力倡，使中原士人對福建的認識產生重大改變。如司馬光送人宦閩詩稱：“甌越東南美，田肥果稼饒”“萬里東甌外，溪山秀出群”，不吝贊美之詞。如《三山志》所云：福州因“府望益顯，來蒞者，率宰執侍叢之臣”。其著名者有蔡襄、張伯玉、程師孟、曾鞏、黃裳、葉夢得、陳俊卿、梁克家、趙汝愚、鄭僑、辛棄疾、真德秀以及陸游、陳傅良等人。正如司馬光所說：“鄉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正是在這些牧守的引領下，閩中文風大熾，官學與書院星羅棋布。程師孟詩曰：“城里人家半讀書，學校未嘗虛里巷”。劉克莊詩云：“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蘇頌有句曰：“弦誦多于鄒魯俗”，呂祖謙更有聲色意趣的描繪：“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這是何等壯觀的勤學景象。
當然，這種場面的造成，離不開官員的倡導引領和文人們的勵志勤勉。許多宦閩官員在榕游覽聚會、社集唱酬，形成時代風尚，如辛棄疾所稱：“詩人例入西湖社”。文教的興盛造就了眾多名宦碩儒，正如蕭項“贈翁承贊漆林書堂”詩所道：“卻對蕓窗勤苦處，舉頭全是錦為衣”。福建宋代進士人數總計達六七千人，較唐代之五六十人，實不可同日而語，百倍的增長，佐證了科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反映自唐末五代以來政治與學術教化的巨大成就。這時的福建，無論在政治、教育、文化、學術上都對中國歷史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三
對照唐宋名人對福州景觀風物與人文民俗的描繪，人們可以感受到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誠然也因入閩者的個人觀感和心理認知而存在差別。實際上在唐前期與中后期，閩中地理人文已產生巨大變化。如前唐人看到的多是山川景色的秀美，也有荒服地區的樸蠻，如仍感“閩越舊風”的存在，仍然隔膜于“夷落”“鳥語”之異俗。晚唐以后，因受教化而積漸融入儒習而蔚成文風。到宋代，蘇轍稱福州為“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城市景象亦大為改觀，州城有“酒市歌樓”的繁華，詩酒征逐的雅趣；鄉野有果蔬稻麥的豐盛，舟載魚蝦入市的歡喜；更讓人驚羨的有青衿滿途、書聲瑯瑯的夜景。詩人眼中的景況大為改觀，心情也大異從前。像這樣的詩篇俯拾即是，如知州謝泌有“一別無諸歲月長，遙聞此景畫難能”的“福州即景”詩，可見他心目中已有如畫又勝畫的美景。應邀來榕講學的龍昌期，寫“三山即事”詩更像一幅白描畫：“蒼煙巷陌青榕巷，白露園林紫蔗甜。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直寫青榕、古巷、紫蔗，更寫百貨、沽酒，表明社會安寧，物產豐盛，百姓生活富足。他也忘不了夸贊福州人：“是處人家愛讀書”，可見這是社會風氣使然。作為兩任福州知州的詩人蔡襄，對福州有更多的了解和殊深的感情，他的詩句尤為動聽：“萬家市井漁鹽合，千里川原彩畫明”，寫風光，也寫民生；“樓前盡日聞歡笑，不啻秋風卷怒濤。”寫社情，更抒心情；福州美好的風情顯然感染了他，見諸文字，形于筆墨。建陽人陳軒任福州知州，他眼中的“冶城”充滿了詩情畫意：“城里三山古越都，樓臺相望跨蓬壺。有時細雨微煙罩，便是天然水墨圖”。真是江山如畫，不啻仙山樓閣，表達作者的心情何等超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