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人要籍百部評鑒·
98.林昌彝與《射鷹樓詩話》
林昌彝是清代中晚期福建著名的經學家、文學家。身處鴉片戰爭國勢日危之際，一生于亂世中行游天下，遍交海內名士和愛國志士，以教職為業。他不僅博極群書，精于經學，著作滿家，詩古文辭，風骨沉雄，情韻凄婉。且深受當時經世致用思潮影響，留心時務，以御夷濟世為己任，尋求救國良策。其著稱于世的《射鷹樓詩話》以“射鷹”明志，自時務以及論詩，無所不有，尤以收錄大量反映鴉片戰爭、歌頌愛國將士奮起抗英的現實主義詩篇，而成為鴉片戰爭時期詩歌創作的重要文獻。書中還記述了不少有關鴉片輸入和禁煙的史料，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他的文學思想別開生面，不少文學主張上承其師何紹基為代表的宋詩派學說，下啟清末閩派詩人陳衍為代表的同光派之論。所以這部詩話也是近代詩歌理論發展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
《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 （清）林昌彝撰。
林昌彝（1803—1876），字蕙常，又字薌溪，別號（左石右求）（左石右己）山人，晚號茶叟、五虎山人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道光十九年（1839）舉人。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1840—1850），累次上京會試不第，乃遍游大江南北，廣交海內知名人士，飽覽世事萬象。咸豐三年（1853），由進呈所著《三禮通釋》，得賜七品教授職銜，司教福建建寧、邵武兩府。僅一年因兩郡禁煙事，去官離職回鄉。同治元年（1862）游歷粵地，為廣東巡撫郭嵩燾延聘入府課子。續受廉州知府戴肇辰之請，掌教海門書院。晚年往來于閩粵兩地，以教職終生。據其四子林慶銓《楹聯述錄》卷八《挽章》記述，卒于光緒二年（1876）。
林昌彝出生庶門，其父因家計曾航海經商，其母吳氏家教甚嚴，教之以義，囑其“為圣賢之學，勿以科名為重”。《射鷹樓詩話》卷十四）故自小知立志。《一燈課讀圖》正是林昌彝描繪其母課子令人起敬的生動寫照。早年受業于閩人經學家陳壽祺門下，曾參編《福建通志》。其座師翰林院編修、閩派詩人、書法家何紹基重民生利病的思想與學識對他影響甚大。林昌彝深于經學，著作滿家，被世人冠為“以沈博絕麗之才，為經天緯地之學。”（《射鷹樓詩話·溫訓序》）所著諸書精深博奧，殫見洽聞。他立品端方，天性精勤，為人豪邁。粵東溫訓曾與同行五十余日，見他“舟車之中手不釋卷，至四鼓就寢，枕上尤暢談經史或詩古文詞。”（同上）尤其在治經方面，林昌彝博極群書，諸子百家，靡不貫通，僅治經著述就有十九種之多。除《三禮通釋》之外，尚有《詩玉尺》《讀易寡過》《今文尚書二十九種篇定本》《左傳杜注刊偽》《禮記簡明經注》《段氏說文注刊偽》《衛氏禮記集說補義》《春秋地理考辯》《圣學傳人錄》《小石渠閣經說》《士林金鑒》《溫經日記》《說文二徐本互校辯偽》《燕翼日鈔》等。何紹基盛贊他：“近日說經之士，治《禮》者無孝廉之精且博也。”（同上）“所為詩古文辭雄厚槃深，入古賢之室”（《射鷹樓詩話》林文忠公少穆宮傅書），有《衣讔山房詩集》《小石渠閣文集》《詩外集》《賦鈔》《鴻雪聯吟硯》《緒錄》等詩文集行世。林則徐謂其詩：“感慨時務，蘊抱宏深”，“風骨沉雄，情韻凄婉，天資學問兩者具備。”（《射鷹樓詩話·溫訓序》）汶陽葉名灃曾曰：“昌彝學博詞雄，今之顧炎武、朱彝尊也。”（《清史列傳》卷七十三）
林昌彝歷經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在鴉片戰爭前后，正值國勢日危，社會激劇動蕩的時期。當時家國內憂外患，吏治腐敗，民不聊生。鴉片走私猖獗，白銀外流，國庫空虛，社會百弊叢生，導致社會風潮迭起，經世致用維新思想萌發。林昌彝留心時務，愛國心日熾，對英夷侵略憤恨不已，對清政府屈膝賣國求和行徑表示強烈譴責。“每談海氛事，即激昂慷慨，幾欲拔劍起舞。”（《射鷹樓詩話·溫訓序》）當他眼看福州所居書屋的烏石山為英夷所穴，“目擊心傷，思操強弓毒矢以射之”。（《射鷹樓詩話》卷一）遂繪《射鷹驅狼圖》以見志，故名所居之樓為射鷹樓。有《杞憂》詩云：“但使蒼天生有眼，終教白鬼死無皮。”（《射鷹樓詩話》卷一）并憤然寫下《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提出驅夷除弊方略，深得時人贊賞。他一生于亂世中，足跡行游四方，結交了一批愛國志士，如與魏源為摯友，與同邑林則徐相知尤深，常與之論御夷之法。林則徐贊許他：“以命世之才，終當大用于世”。（《射鷹樓詩話》林文忠公少穆宮傅書）其《平夷十六策》乃“真救世之書，為有用之作。”（同上）當粵匪擾攘之時，又疾書另一部濟世之書《軍務備採》。林昌彝著述中最令人稱道、流傳最廣的還是三部詩話：《射鷹樓詩話》《海天琴思錄》與《海天琴思續錄》。其中《射鷹樓詩話》以收錄鴉片戰爭時期詩歌創作的重要文獻而著稱于世，從而奠定他在清詩史上的地位。
《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林昌彝竭十余年搜輯之功，編成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于咸豐元年（1851）。林昌彝寫作該《詩話》是有為而作，“為世戒，不為人役也。”（《海天琴思錄》卷六）該《詩話》以“射鷹”而明志，“余謂凡著書須有關系，詩話亦其一也。余所為《詩話》，意專主于射鷹，及有關風化者次錄焉。其備古今，紀盛德，及辯句法，正訛誤，又次焉……”。（《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二）沈葆楨在《射鷹樓詩話·例言》中指出：“他人詩話多論詩而已，夫子詩話所包甚廣，凡有關風化者，無不痛切言之。此扶世翼教之書，不得僅以詩話目之。”故其《詩話》有別于其他多論詩格與詩法，或摘句讀、作疏解、論源流的同類著述。在繼承歷代詩話的傳統基礎上，其內容與題材有所拓展和延伸。集中體現為深刻反映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社會現實，廣泛收集了大量反映鴉片戰爭史實的詩篇，并對時局進行了抨擊和評論，提出自己一系列見解，再現了道光年間一批頗有卓識的經世派人物勇于直面社會弊病，尋求救國良策的精神風貌。
該《詩話》還記述了不少有關鴉片輸入和禁煙的史料，具有強烈的反侵略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堪稱研究鴉片戰爭的詩歌總集，具有詩史的重要歷史文獻價值。錢仲聯于《道咸詩壇點將錄》專評此部詩話云：“道咸時代，前后兩次鴉片戰爭時代也。昌彝撰《射鷹樓詩話》，即以大量網羅反抗外國侵略的詩歌為職志，為古今詩話別開生面，謂為鴉片戰爭之詩史秉衡者可。”溫訓《射鷹樓詩話·序》把該《詩話》的大旨概括為四個方面：“一則志在射鷹，故前數卷記海口事不憚再四言之。次則借詩以正風俗，意在維持風化。三則主于論詩，一歸正始，懼騷雅之不繼，恐風月之銷沉。四則專重師友淵源，凡平日論交所及，其于生平師友之片詞只字，皆悉錄之。”林則徐通閱后情不自禁稱贊曰“採擇極博，論斷極精，閱者感悟，直如清夜鐘聲，使人夢覺，真足以主持風化，不勝佩服之至。”（《射鷹樓詩話》林文忠公少穆宮傅書）對此給予極高的評價。
該《詩話》內容涉及甚廣，自時務以及論詩，無所不有。全書收錄清代詩人約450名，詩作2000余首，尤以同時代的師友親知為多，如陳壽祺、何紹基、陳偕燦、魏源、林則徐、朱琦、張際亮、沈葆楨、溫訓等等。所錄詩作大部分得自于手稿和較早刊本，一些作者的佚詩因此得以保存。是書以輯錄閩籍詩人詩作為主，有近160名，浙江籍10名，江蘇籍50名，廣東籍33名，其他各地合計150名，引用文獻達600余種。對諸家詩作采擷極全，凡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絕有佳篇未刊者，多全載之，唯恐遺漏湮沒不彰。曾別採海內詩人及詩友交游之作，尤其嘉慶、道光二朝較為詳備，名《敦舊集》計八十卷，一時難于付板，后擷其精華收入《詩話》。其中不少作者屬鄉邦不遇之士，名不經傳，未曾有詩集行于世，正是籍該《詩話》，他們的詩作才得以窺見一斑。
該《詩話》前二卷專言時務，末卷附錄朱琦《新鐃歌》四十九章。鐃歌即軍樂，多敘戰爭之事，突出反映清代各朝文功武衛的成就，由此可見林昌彝用意之精深。首卷開宗明義點明射鷹樓的出處，揭露了英夷侵略下鴉片流毒中國的現狀：
英夷不靖以來，洋煙流毒中國，甚于洪水猛獸。海口五年通商，實非久計。即以福州海口言之，洋煙之入，每日三大箱，每箱值洋番八百員。又六十余箱，每箱值洋番六十員。每日共輸洋番六千余員，又不足以好銅錢代，每歲計輸錢三百萬。福州之地，即以山為金，以海為銀，亦不足供逆夷所欲，況地瘠而民貧者乎！數年以后，民其涂炭矣。”（《射鷹樓詩話》卷一）
文中對鴉片貿易的深惡痛絕表露無遺，“中國以大黃、茶葉救夷人之命，夷人反以鴉片流毒之物賺去中國財寶，此天怒人怨，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射鷹樓詩話》卷一）并引用何春元《詠洋煙》七律八首，描繪了鴉片禍國殃民的危害，指出英國人向中國傾銷鴉片的狼子野心。同時，對鴉片流毒提出禁煙主張與“救之之法”：“余意俗革洋煙，須先禁內地吸食洋煙之民，然后驅五海口之英逆。驅之之法，則不主和而主戰。”（同上）“洋煙流毒中國，中國元氣已傷，救之之法有二：一則絕通商，一則開海禁。絕通商，非主戰不可，主和則茍安……開海禁，是彼國之人可商于我國，則我國之人亦可商于彼國。蓋海禁一開則天下之財分于百姓，不能獨歸外地矣。”（同上）
鴉片戰爭失敗后，林昌彝對清政府軟弱無能、主和派賣國求榮的行徑痛恨不已，“英逆之變，和議者是誠何心，余嘗見和約一冊，不覺發為之指。”（同上）此外，《詩話》還敘述林則徐粵東禁煙的壯舉，記載了英軍在沿海擄掠婦女的罪行以及在華傳教之弊。引用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及魏源《海國圖志》中鴉片貿易的史料，抨擊花會的賭博、吸食鴉片之害等社會惡習。諸此，均可視為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
該《詩話》不僅收錄了大量反映鴉片戰爭、歌頌愛國將士奮起抗英的現實主義詩篇，還感同身受，以自己的憂國傷時之情來評述詩作。林昌彝認為：“詩歌足以感謝人心者，無過忠孝節烈之事。”（《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三）如張維屏《三元里》和《三將軍歌》，分別塑造了三元里人民反英斗爭的英雄群體形象，謳歌了陳化成等三位將領抗擊侵略、為國捐軀的英雄氣概。林昌彝評曰：“目擊英逆之變，惄然有憂。故《三元里》及《三將軍歌》《越臺》《江海》《書憤》諸詩，有據鞍顧盼之概。”（《射鷹樓詩話》卷一）“英夷之變，各海口死節及殉難諸君，可稱英勇。”（同上）朱琦的《感事》《王剛節公家傳書后》《關將軍挽歌》《書林把總志事》《定海知縣殉難詩》《吳淞陳老將化成歌》等系列詩作“表揚忠節，感泣鬼神。”（同上）魏源“俯仰世變，深抱隱憂”，（同上）著有《前史感》《秋興》。張鴻基的《有感》《讀史》《詠史》諸作，“憤時感事，悲天憐人，惻然心傷，深抱當世憂患”，（同上）言其“詩境如悲笳吹月，哀雁呼霜；又如百戰健兒，所向無敵。”（同上）張際亮“留心世務，蒿目瘡痍。其《浴日亭》作于道光十二年前，時英逆尚未中變，亨甫可謂深謀遠慮，識在機先者矣。”（《射鷹樓詩話》卷二）這些詩篇和評論使該《詩話》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充分體現了林昌彝“專主射鷹”、重視詩歌社會功能的用心所在。
該《詩話》的主要部分還是詩論詩評，它所反映的林昌彝文學思想早已獲得學界諸多研究者的重視與肯定。在近代詩話中，林昌彝極其推崇朱彝尊、潘德輿二家，謂“竹垞搜羅極博，四農論斷極精，”（《射鷹樓詩話》卷五）認為“凡涉論詩，即詩話體也。詩必愈論則愈精。”（同上）其詩論兼顧經學家與文學家的立場，不少文學主張上承其師何紹基為代表宋詩派的學說，下啟清末閩派詩人陳衍為代表的同光派之論。其詩學觀主要表現在這幾方面：
1. 強調學問與性情并重，注重詩歌創作中學養的地位，主張學人與詩人相結合。他本身以治經見長，對清代學問家兼詩人顧炎武和朱彝尊極為推重，視他們為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相結合的典范。對“治經之士多不能詩，以考據之學與詞章相妨”之說予以駁斥：“諸群經術湛深，其于詩，或追蹤漢魏，或抗衡唐宋，誰謂說經之士，必不以詩見乎？”（《射鷹樓詩話》卷七） 他對嚴羽提出的“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射鷹樓詩話》卷五）之說深表不滿，而對惠棟“謂詩之道有根柢，有興會，根柢原于學問，興會發乎性情，二者兼之，始足稱一大家。”（《射鷹樓詩話》卷十二）的論斷深為贊賞。同時，他也主張不廢性情，要求詩歌能表達真情實感，所謂“作詩貴情摯，情摯則可以感人。”（《射鷹樓詩話》卷十八）“詩發乎情，婦人孺子皆可為之，亦皆有天籟。”（《射鷹樓詩話》卷十九） 天籟乃出自自然的流露，因此“作詩貴有天才、天趣，二者非人力所能及。”（《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一）并言及“作詩隸事而有神韻最難。”（《射鷹樓詩話》卷三）諸如此類妙論在書中比比皆是。
2. 重視作品的思想內容，提倡作詩貴在創新，貴在立意。關于詩歌的傳承與創新，林昌彝亦有獨到的見解。他指出：“善詩者，師詩不師古。” “作詩者，須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方可為大家。若篇法、句法、家法必求肖古人，徒為古人執萁帚耳。”（《射鷹樓詩話》卷四）故師古不在于襲古、摹古、泥古、戾古，而在于創造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同時，他強調作詩須有感而發，意由心發，先有立意而后有性情、風格。“作詩須有命意，而后講性情，風格，不可隨手成章，空空寫去，則于詩便不是可作可不作者矣。”（《射鷹樓詩話》卷十四）至于如何有較高的立意，他認為詩品出于人品，“作詩貴有身份，貴有抱負，方為大家。”（《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一）把詩人的品德與胸襟作為詩歌的藝術標準。正是基于這樣的立場。所以，該《詩話》采錄的詩篇，大都是反映詩作者的理想抱負，以及對國家、民族命運的強烈憂患意識，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3. 主張詩歌創作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從藝術審美的角度，林昌彝提出詩歌創作藝術風格要諸品兼取，他反對好友潘德輿偏執于“質實”的論詩之說，以為“質實”易流于“枯”“腐”“拙”之弊端。“潘四農論詩專取‘質實’二字，亦有偏見。蓋詩之品格多門，如雄渾、古逸、悲壯、優雅、沖淡、清折、生竦、沉著、古樸、典雅、婉麗、清新、豪放、俊逸、清奇、妙悟諸品皆各有所立，豈得以‘質實’二字遂足以概乎詩，而其余可不必問耶？”（《射鷹樓詩話》卷十六）正因為主張不以偏概全，他對清代詩論中宗唐、宗宋之爭問題，采取唐宋兼取的態度。“宋詩不及唐者，以其少沉郁頓挫耳，然亦自為一代之詩，不可偏廢也。”（《射鷹樓詩話》卷十一）在審美傾向上，他更贊賞唐代杜甫為代表的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認為：“詩不可無氣，而氣不可以襲而取，不可以偽為。其氣逸而雄、清而壯者，漢魏以來，少陵一人而已。”（《射鷹樓詩話》卷十）因而，除了他個人創作具有“直溯杜公，得其沉郁之境”（ 汪辟疆《近代詩人述評》，《南京大學學報》1962、2）的藝術特色。對他人創作風格詩評中也多以此論之，譬如評朱琦詩“氣韻沉雄，風骨俊逸”（《射鷹樓詩話》卷一），宋湘詩“詩境沉郁頓挫，得少陵家法。”（《射鷹樓詩話》卷九）魏源“詩筆雄浩奔軼，而復堅蒼遒勁，直入唐賢之室”（《射鷹樓詩話》卷二），肯定了他們詩作承襲杜詩的風骨。
4. 分析各詩體的創作方法，對各類題材詩作給予述評。在該《詩話》中，林昌彝以自己的創作經驗，對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絕各詩體的創作方式進行探討，總結其通病所在。他認為：“諸體詩以七律為最難，次則為七古，七古句過長不可，句過排亦不可；句過長則驅邁不疾，句過排則筋脈不遒。”（《射鷹樓詩話》卷十四）“七古詩縱橫馳驟之中，貴有沉郁之氣；磊落軒昂中，貴有頓挫之筆，方為大家。”（《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三）“作七言律詩，如開強弓勁 ，唐自少陵而外，作者廖廖……非前明前后七子所能及，識者議之。”（《射鷹樓詩話》卷十四）可見，他仍視杜甫為七古、七律的典范。而 “七絕詩喜深而不宜淺，喜婉曲而不宜平直。”（《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一）此外，林昌彝對各種題材的詩歌，如詠物詩、勵志詩、夕陽詩、落葉詩、七夕詩、專詠男女之情等等都予以精辟的評論。總之，在近代詩歌理論發展史上，該《詩話》不失為一部值得后人重視的文學批評著作。
另外，《詩話》還夾敘夾議了有關方志學、鄉土地理、鄉俗掌故等內容，可作為編撰方志和鄉邦文獻之參考資料。
該《詩話》有清咸豐元年（1851）候官林氏家刻本。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鎮遠,林虞生點校本《射鷹樓詩話》，頗便讀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