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訪 牛 津
——憶牛津大學伊懋可和他的名著《中國的歷史之路》
鄭學檬
2023年2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國著名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名著《中國的歷史之路》（原著名為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出版社的王軍大編據李伯重教授的提議，來電請我為伊著題寫封底簡評。由此引出我多年前初訪牛津的一段記憶。“簡評”寫好后，2023年4月中旬《中國的歷史之路》發行研讀會在北京舉行，王軍同志又請我赴會發言，因我年事已高，耽于遠行，寫了這篇回憶文字，請首都師大天虹教授代為宣讀。
我最早讀到伊著是在1983、1984年間。那時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傅衣凌教授自美講學回來，帶來伊著《中國過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介紹給我們。當時我也幫傅師做些雜事，于是有機會知道此書，并借來閱讀。我的英語水平很差，讀得很辛苦，本著一腔好奇心，還是啃完全書，并想把它翻譯出來，并寫出一份“意見”。這個天方夜譚一般的奇想，本早已忘卻，自接到王軍大編通知后，又記起了，從所藏資料中，找到這份“意見”。我在“意見”中說：作者是懷著了解今天中國的動機，去研究有著三千年文明紀錄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我很欣賞伊懋可用比較分析方法，發現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及其和西方類似的地方。伊懋可從中國歷史上農業發展方向、經濟重心、技術基礎等方面與西歐比較后，認為從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當時中國肯定比歐洲先進。只是到了14世紀，才出現了轉折：技術停滯（大約1300—1500年）。他選擇了“技術停滯作為分析問題的關鍵”。為什么1500—1800年間“發明幾乎付諸闕如”？他說“高水平的均衡陷阱”阻礙了發明。
這些論述，對我來說既新鮮又不甚理解。國外學者如王業鍵先生說，“中國為什么不能像英國一樣在19世紀經濟起飛呢”？他認為有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論”（即從資本積累的觀點分析），何炳棣的“資本耗散”論，還有伊的“高水平的均衡陷阱”論。國內學者如吳承明先生在《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一文中，把“傳統平衡論”和伊懋可的“高水平的均衡陷阱”論列為停滯論的翻版，指其論“一般只注意生產力，忽視生產關系的演變”。我雖然不很理解技術的重要性，但不認為伊懋可的觀點是停滯論的翻版，也認同明清時期經濟停滯已是社會現象，而采用近代技術也是一種歷史要求，認為近代技術也是人類的財富，不等于資本主義。
以上是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余音繞梁時代，讀伊懋可著作后的看法。雖然讀后曾想翻譯此書，還寫了《關于翻譯馬克·艾文<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的意見》，后因自思英語水平太差，不堪譯任，遂將此“意見”置之腦后，近日才翻出披閱，啞然失笑。
其實，讀了伊著之后，有些問題總是不解其故，如中國的莊園，和西歐的莊園制性質一樣嗎？如果一樣的話，那么中國租佃制下的佃農和歐洲農奴有何區別？所謂“高水平的均衡陷阱”的概念屬于什么樣的理論？明清時期杭嘉湖農業技術，還算不算技術發明？等等。
1989年4月15日，我以訪問學者身份去荷蘭萊頓大學交流，有機會接觸許理和、包樂史、伊德瑪、費米爾等漢學學者。一次和費米爾先生談起伊懋可的《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費說他認識伊，即拿起電話呼叫在倫敦的伊懋可先生，問他能不能邀我去交談。伊在電話中說，他很忙，沒時間。此時他正在忙著為香港問題會談的英方做些準備工作。因為費米爾和伊懋可的通話，我才鼓起勇氣寫了一封短信給伊，說想請教他七個問題。不久，他回信，邀我去牛津大學。大約在7月間，我從荷蘭的鹿特丹港經海路到英國，找到伊所在學院，伊還讓學院給予我住宿優惠，安排我住在一座古老塔樓上（可能是17、18世紀建的）的客房，塔樓周圍古木森森。登上狹陡的塔樓樓梯時，恍若有電影《巴黎圣母院》中某個情節在腦海浮現，有一絲恐怖感，至今難忘。
每天，伊懋可先生先去倫敦國會公干，中午一點左右趕回和我討論，他除了陳述對我國學者的流行觀點批評以外，主要介紹西方學者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界定的觀點。下午四時之后，帶我去復印資料。如此五天，從不缺席。我對伊懋可先生與同行交流時那種虛懷若谷，直言銳語，一絲不茍的精神，感佩之至，長久難忘。伊懋可先生為我復印的資料，當晚我會閱讀，因為英語初通，讀得很辛苦。喝著加糖和奶的立頓紅茶，讀至深夜三四點。有一次伊先生促我出去觀光，不要閱讀不歇。從我保存的資料中，可看到閱讀內容有Rodney Hilton的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Timothy Brook 和 Cregory Blue的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等。
此次長談，從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概念切入，圍繞著歐洲近代化歷史和中國歷史比較這個話題。這次交流，使我認識到，歷史敘事與作者的學術、生活背景有密切關系。伊懋可先生作為一個有著工業革命及其社會變革歷史記憶的學者，他看待中國歷史的發展路徑必然與我們不同。其次，他對技術的作用評價令我茅塞頓開，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法則，但沒有意識到只有人還不能形成生產力，只有人加技術才能形成生產力這個法則。回來后，我把伊懋可先生的觀點，融入經濟史研究，探討唐代南方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這在我的著作《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1996年版、2003年版）、《唐宋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合作者徐東升、劉經華）等書中，有所發揮。
上世紀90年代，我在北大偶遇他的博士生，知道伊懋可先生應聘到澳大利亞國立澳大利亞大學當教授了。2023年《中國的歷史之路》中譯本出版后十個月，得知伊懋可先生在牛津逝世，享年85歲。
光陰荏苒，山形依舊，云路迢迢，此行雖已成追憶；斗轉星移，往事悠悠，故人安在，駕鶴遠去知無蹤。
2024年6月8日
改定于廈門大學海韻北區寓所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2025年第1期，作者為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