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人要籍百部評鑒·
92.沈葆楨與《沈文肅公牘》
晚清時期的朝廷重臣沈葆楨，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又是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沈葆楨的一生，最為世人所稱道的政績，一是總理福建船政大臣，主辦馬尾船政局，建立了中國第一支海軍與第一所所海軍學校；二是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身居要職，勤于政務，生活簡樸，廉潔自律。所著《沈文肅公牘》十六卷，收錄了沈葆楨在以欽差大臣巡臺和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期間，與李鴻章、左宗棠以及閩浙、兩江、湖廣的督撫司道和師友們的往來政務信函一千余件。其內容包括了：作者巡臺期間的積極備戰、日本退兵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整治臺灣的各項措施；督江時期的大量政事活動，集中反映了作者治理江南民政、軍政、財政、經貿、文化以及涉外等領域的主張和措施。該書對于研究中國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的臺灣開發與發展而言，的確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稀史料，彌足珍貴。
《沈文肅公牘》十六卷，（清）沈葆楨著
沈葆楨（1820—1879），原名沈振宗，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舉秀才。二十年（1840年），和老師林昌彝同榜考中舉人。二十一年（1841），赴京趕考，落第。二十四年（1844），與父親沈廷楓一同上京赴秋闈，父子二人都沒能考中，父親發誓永不再考科舉，回鄉繼續教書。沈葆楨年富力強，決心背水一戰，苦讀三年，再試。 二十七年（1847），登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咸豐四年（1854），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五年（1855），調貴州道監察御史。不久，又調任江西九江知府。六年（1856），擢升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楨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親戚過多為由而推辭，遂改任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遷廣饒九南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尋又補贛南兵備道。此時，太平軍已兩次攻打江西，占領了8府50多縣，整個江西的局勢岌岌可危。沈葆楨采取了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打退了太平軍的進攻。經此一役，沈葆楨開始揚名官場。
咸豐九年（1859），沈葆楨以父母多病，歸籍探望。十年（1860），再起授吉贛南道道臺，以父母年老而婉辭。十一年（1861），曾國藩請他赴安慶大營，委以重用。不久，推薦他出任江西巡撫，倚用湘軍將領王德標、席寶田等鎮壓太平軍。
同治四年（1865），沈母去世，沈葆楨丁母憂，再次返回福州。五年（1866）春，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八月，朝廷批準了左宗棠關于設輪船制造局的奏折，決定在福州的馬尾建設船政局，即以后的馬尾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陜西回民起義，調任陜甘總督，行前力薦丁憂在家的沈葆楨接手船政，并親自到宮巷請沈葆楨出山。然而，左宗棠兩次探望沈葆楨時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諉了。六年（1867），接替左宗棠任總理福建船政大臣，主辦馬尾船政局。當時正是舉辦洋務運動時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馬尾創辦造船廠，尚未來得及開工，就被調往陜甘任陜甘總督。沈葆楨一上任即建船塢及機器廠，并附設藝童學堂，造成船艦20艘，分布各海口。馬尾船政局還創立了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馬尾前、后學堂，即馬尾船政學堂，作為培養制造與教育相結合的近代海軍人才搖籃。眾所周知，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入侵的戰爭中，遭受到了西洋堅船利炮的震懾與慘痛，朝野上下紛紛講求要“師夷長技”，造炮制船。左宗棠、沈葆楨則把培育海軍人才作為“師夷”之根本，其宗旨就是為近代海軍輸送具有專門知識的各類人才。馬尾船政學堂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不但培養出許多近代工業的工程技術人員，還向中國近代海軍輸送為數眾多的將才。因此，它的產生和建成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這不僅成為一種思潮，且也已有具體實踐。使之成為中國最早的造船工業基地，馬尾船政局一度是遠東規模最大和技術最全面的造船企業。沈葆楨在主辦馬尾船政局時，曾于衙署內書掛兩副名聯。其一為：“見小利則不成，去茍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諸人以為善，體宵盱勤求之意，敢憚艱難”。可見其決心與艱難。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臺灣，被高山族人誤殺為借口，悍然發動了侵臺戰爭。同治皇帝得知此事后,當即傳諭軍機大臣:即派在福建辦理船政事務的沈葆禎“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 《同治甲戌日兵浸臺始末》，《臺灣文獻叢刊》第38種）隨即又正式任命沈葆禎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東渡臺灣,辦理日本侵臺事件。同時,命令所有福建鎮、道等官,均歸沈葆禎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歸沈葆禎隨時調用；臺灣籌防所需款項,令福州將軍文煌、閩浙總督兼福建巡撫李鶴年,源源接濟”。 （ 《同治甲戌日兵浸臺始末》，收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8種）
沈葆楨一到臺，就積極備戰，妥善辦理了日本撤兵事宜，守住了臺灣后，立即著手進一步的開發與建設，在臺相繼實施了開禁、開府、開路、開礦等四大措施。從此，開啟了臺灣的近代化倡導之路，對后來的臺灣經濟建設與發展，起到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沈葆楨不但是臺灣近代防務的開拓者,也是臺灣社會近代化的奠基人。
光緒元年（1875）初，沈葆楨奉旨回京，被任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負責督辦南洋水師。沈葆楨以朝廷經費有限，分散建南、北洋水師感到不足，主動提議先集中力量籌建北洋水師。四月，清廷發布上諭，派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中國近代海軍的建設從此走上軌道。沈葆楨在兩江總督任上，于江南政事及其涉外事務，亦多有主張與興革。
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沈葆楨因積勞成疾，病逝于江南督署。臨終之前，尚“口中喃喃有詞,就是議購鐵甲船之事”。（《代理江寧布政使桂篙慶奏摺》，沈葆楨等撰《福建臺灣奏折》，收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可見，沈葆楨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建設中國近代海軍，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清廷追贈其為太子太保銜，謚文肅。福州吏民為之建祠于烏石山南麓。
沈葆楨是一位晚清時期的朝廷重臣，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民族英雄，又是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他身居要職，勤于政務，生活簡樸，廉潔自律。他曾給子孫留下《遺囑》說：“我除住屋外，無一畝一椽遺產，汝等須各自謀生，究竟筆墨是穩妥生涯，勿嫌其淡”。病逝之后，料理沈葆楨后事的代理江寧布政使桂嵩慶馳奏朝廷曰：“其居官廉正，任事果毅，早在圣明洞鑒之中。自履任兩江，弭患無形，軍民愛戴；遽爾出缺，大江南北，悼惜同聲。歿日，布被舊衣，一如寒素；宦囊蕭索，不名一錢。”（沈葆楨等撰《福建臺灣奏折》，收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江蘇巡撫吳之炳亦奏報朝廷曰：沈葆楨“奉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俸所入，盡為地方善舉、鄰省振輸之用。身歿之后，囊無余錢；僚屬相顧嘆息、市井鄉曲之氓有下淚者。則其功德之入人，為不可泯矣！”（沈葆楨等撰《福建臺灣奏折》，收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顧云所撰《沈文肅公傳》也稱贊說：“儉素自飭，俸所入隨盡。領封疆十數載，無一椽一畝之殖。夏日所治事室，木榻、絺布帳、竹枕簟、一蕉扇、一幾、官文書數十百束，印泥一、硯一、筆墨一已矣。有最幼女，婿來親迎，簪珥之屬弗具，假之幕僚子。所衣率絮袍、布衩服，近世未有也。”（《續碑傳選集》，收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23種）
沈葆楨政務之余，亦勤于著述。但可能因其《遺囑》中有：“我安于固陋，而無著作之志，身后不得將我疏稿及其他文字妄付傳刻，以貽口實”的交待，所以其著述見于刊刻的僅有《沈文肅公政書》《夜識齋剩稿》以及《居官圭臬》等。而作為其重要的政務信函與家書，則未見刊行，鮮為人知。
《沈文肅公牘》十六卷，福建省圖書館藏鈔本鈐有“沈氏農蘇珍藏”章，當為沈氏后人所輯抄。該書收錄了沈葆楨在以欽差大臣巡臺和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期間，與李鴻章、左宗棠以及閩浙、兩江、湖廣的督撫司道和師友們的往來政務信函一千余件。第一至六卷，巡臺；第七至十六卷，督江。其內容包括了：作者巡臺期間的積極備戰、日本退兵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整治臺灣的各項措施，涉及到臺灣之管轄、防務和經濟開發等諸多方面；督江時期的大量政事活動，諸如賑災荒、修河堤、通海運、理鹽引、減稅則、除罌粟、清積案、增書院、裁兵留勇以及裁厘改稅等等，集中反映了作者治理江南民政、軍政、財政、經貿、文化以及涉外等領域的主張和措施。
眾所周知，沈葆楨的一生，最為世人所稱道的政績，一是總理福建船政大臣，主辦馬尾船政局，建立了中國第一支海軍與第一所所海軍學校；二是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而該書中所錄的“巡臺” 公牘，詳細記載了作者在辦理臺灣事務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軍事謀略。例如：
卷一巡臺《致李子和制軍》談到了他初抵臺灣時所看到的臺灣布防情況是：“陸勇寥寥四、五營，防臺已去其二。標兵除守城，無足用者。水師僅恃數號輪船，而北上者三”。因此，他提出了辦理臺灣事情當務之急的四大對策：“一曰固民心……一曰聯外交……一曰豫邊防……一曰通消息”。其目的顯然在于爭取民心，同仇敵愾；主動外交，爭取國際；軍民聯防，有備無患；搜集情報，知己知彼。（同上）《致李少荃中堂》也敘及了臺灣海防的同樣情況：“海防陸汛，一無可恃，豈惟臺地為然？其如人人知其不可恃，人人不求其可恃何？既事圖之無及也。”
正因為如此，日本侵臺之初，毫無顧忌，十分猖獗。卷一巡臺《致李中堂》即曰：“臺洋之險，與各海口不同也。瑯嶠（今臺灣屏東恒春）不能泊船，倭奴以孤軍陷絕地，夷然不以為意者，深知我陸軍之非其敵也。明知畿輔重地，洋槍隊未易遠行，然急抱佛腳，實出于萬不得已……日意格云：‘洋槍隊若蒙允行，務懇帶四磅炮十數尊，行仗尤為得力’。”最終也正是調集了洋槍隊增援臺灣，又再次奏請購買鐵甲船，加強了臺灣的海陸防衛力量。于是大大挫敗了日本的囂張氣焰，誠如其《致日軍門》所說：“日本分途哨探，造壘挖濠，非復如從前之大意。營中常有疫死者，聞美國一將亦染病甚重。”迫使日本侵略者坐到了談判桌上來，從而維護了國家主權與領主完整。另從中亦可知，美國不僅暗中慫恿日本侵臺，而且日本軍中尚有美國的將領參謀。
又如：卷一巡臺《致夏筱濤觀察》提及：“各省惟恐臺地兵到開仗，致防不勝防。勸令堅忍信函，沓來紛至。伯相寄來仲復所上銷兵芻言，謹以奉閱。第三條即是獻地，必不可行。第二條亦喧賓奪主。惟第一條可師其意用之，亦當變通其法”。可見當時的朝中，尚有不少的恐日情緒與賣國行徑。
另外，卷五巡臺《郭筠仙廉訪》還提到：“朝廷眷顧臺灣，注重外防，然其本仍在內治。已辟二百余年之地，吏治軍政，置之不講。”認為清廷的只重外防，忽視內治，是一種本末倒置的錯誤政策。繼而提出了設置恒春縣，再建一府三縣的最初行政體制，為臺灣的行政管理，提出了切實可行的長治久安之策。
諸此可見，該書對于研究中國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的臺灣開發與發展而言，的確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稀史料，彌足珍貴。1997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了福建省文史館陳虹主編的《福建叢書》第二輯之一收錄了《沈文肅公牘》，可供讀者閱讀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