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少作——謝冕在1947~1949（福州）
劉登翰
一
謝冕說，他一生只做一件事。這一件事，輝煌了謝冕的一生。
不久前，我偶然翻到1959年和謝冕、任彥芳（謝冕同班同學，詩人，現居美國）的一張合影，照片背后有“謝詩任題”的四句詩：
愛詩如命
是藝術的知心
來自祖國的名山大川
心中共有一個母親……
謝冕如今已是九秩詩翁。回望當年，六十多載歲月飄然逝去。在中國詩壇上，無論陽光絢麗，也無論風雨凄戚，他都無負當年志言，以詩為志業，視詩如生命。
我最近重讀了謝冕少年時代的習作，這些帶著早熟的浪漫和憤激的不平留下的文字，當然不能與謝冕后來的皇皇巨著相比。但大江大河都是從最初的涓涓細流出發，高天大樹也都從芊芊幼苗長成。翻讀這些稍顯生澀的中學時代的習作，我想探究的是，當細流還未匯成長河、幼苗尚未長成大樹時，它最初的開始曾經預示過什么嗎？或者說，謝冕最初的這段早熟人生和他少年時代孜孜不倦的寫作嘗試，帶給他后來的文學人生什么影響？
二
1945年9月，謝冕考入福州私立三一中學讀初一。謝冕自注：“這是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大學的姐妹校。”是一所無論師資還是設備都很好的教會學校。
1947年9月，謝冕升入初三，開始收藏自己的作文和課外習作；至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謝冕剛讀完高一，就結束自己的中學時代，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在福州的最后一篇文章《我走進了革命的行列》，發表于1949年9月16日的閩星日報副刊，此時，他已隨軍南下。從初三到高一，兩年間其收藏的習作共有204篇，主要是詩、散文詩和少量短散文。
這些作品，最初多是課堂作文，間有一些課外習作；之后（特別是高一以后），便更多是自己選題的習作，廣泛涉及社會、人生的各種體驗，部分在報紙副刊正式發表。僅從1948年11月25日在福州《中央日報》文藝副刊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公園之秋》，至1949年8月29日離校入伍，九個月內共在福州的《中央日報》《星閩日報》《三民日報》《福建時報》《天聞報》《勁報》等副刊上，發表詩、散文詩、短散文共47篇。他曾將初三時期的習作編為詩集《歸途》，高一時的作品（作者自注：自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編為《詩總集》，分八卷：一、懷（長詩）；二、探索集（收詩文30篇）；三、呻吟集（收詩30首）；四、萌芽集（收詩10首）；五、迷途集（收詩15首）；六、寒夜的歌（收詩10首）；七、輪軸（收詩10首）；八、人民之歌（收詩6首）。
僅從這些篇目，讓我們約略能夠窺見，作者當時內心的詩緒歷程和關注的世界。
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兩年間有這樣的收獲，其寫作之勤奮，可以想見。
三
謝冕不改一字地“原稿照錄”，在他80歲后（2012年）出版的十二卷“編年文集”的首卷中，收入他中學時代（初三到高一）的全部習作，為此他曾坦言“不悔少作”。然而，在書稿的校閱過程中，他又幾度為某些習作的“幼稚可笑”而動搖過。既言“不悔”又深感“羞慚”，為何最終還是一字不改、一篇不落地全部保留在文集中呢？
每個人都少年過，每個人也都從幼稚走來。幼稚的另一面是純真，這是幼稚的可愛處；幼稚的下一程是成熟，這也是幼稚的珍貴處。閱讀這些作品，讓我們回到當年的那個少年心懷，當年的那些歷史場景。對于作者，這其實無關悔或不悔。這是謝冕文學生命的一部分，是他文學人生的開始。它的價值和意義，首先是謝冕自己。它保存了謝冕在那個特定年紀、對那個特殊年代的文學記憶，是全面悉知謝冕的必需。
謝冕是幸運的，他就讀于一所知名的教會中學。雖然未必每個教會學校的學生都是基督信徒，但環境濡染，教會的博愛精神彌漫學園，也必然在少年謝冕心中留下痕跡。它倡揚愛眾生，也愛萬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這對一個開始感知生活、熱愛文學的少年，極為珍貴。謝冕初中時期的習作，多以自然為對象。他寫花、寫蟬、寫江濤、寫綠野……它培育了少年謝冕對大自然的敏感，這份饋贈，一直延續到今天。初三，他與同學合辦的壁報就叫《墻角的花朵》，引冰心《春水》的三句小詩，為它寫了《發刊詞》：
“這是一塊自由的國土，叢長著許多春天的孩子們，有蒲公英，有紫羅蘭，有牽牛花，有野蘭，也有狗尾草……春來了，春在哪里？春在牽牛花的花瓣上，春在狗尾草的尾巴上。春天融合在大自然中，春天在它們的胸脯上，春天的氣息是多么芳香啊!”
在這里，我們仿佛看到了早年冰心的影子。
這時的謝冕是快樂的，純真的，自信的。
然而謝冕又是不幸的。才入小學，就逢戰亂。父親失業，姐姐出嫁，兩個哥哥為謀生遠行他鄉，而自己，連學費都交不起……一個安和溫馨的家庭，驟然墜入底層。當他觍（tiǎn）著臉四處求借才換來一張“上課證”時，他說：“這血淚浸透的一張紙，我真該向它痛哭了！”（見初三作文《自傳》《又到開學的時候》）。人世的艱難，社會的不平，他由自身經歷的羞辱聯想到社會大眾普受的欺凌，過早成熟了一個十六歲少年的心。他變得敏感，變得憤激，他面對眼前風景的心態也變了：
“楓葉紅似火，我不想做一首華麗的贊美詩。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難大眾的血跡。他們，這批可憐的獻祭者的羔羊，被宰割了，被侮辱了，被殺害了，在黎明未降臨之前，他們被黑夜之魔攫奪去了。血，斑斑地染在楓樹葉子上。”（1948年11月《公園之秋》）
此時的謝冕，是憤恨，是不平，是抗爭！
他關切的世界不再是純粹的美，他更多感受到的是美的意象背后的丑，是現實的骯臟和罪惡。他寫鄉村《薄暮的悲哀》：“血腥混合著一陣微風卷入山坳中去了”；他《控訴》：“官僚與商賈串演的雙簧”；他譴責《你們的世界》：“榨干了人民的血脂/來充實你們發光的腦袋”
最初的浪漫給予了他對美的敏感，而冷峻的現實卻教會他思想的敏銳。
對于教會教育，他也開始有了新的認識，從質疑、諷喻到批判：“那些上帝的信徒們，慣愛說些縹緲玄虛的‘神’，在反帝反封建達到高潮的今天，他們竟然如此大膽地大談唯心論，真是時代的反動者。所以我以為應當徹底破除宗教的觀念，20世紀的主宰者應當是‘人民’而不是虛無的‘神’‘上帝’。”（《書齋散記》1949年4月）
謝冕從一個浪漫的唯美主義者，很快變成一個現實的批判者和抗爭者。從初三到高一，這是謝冕思想和詩風急劇變化的一個重要階段。校園里的國文課已經滿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廣泛的閱讀不僅讓他觸及社會深處，也讓他感受藝術風格多元的絢麗。從他習作中的片言只語，我們知道，他不僅讀屈原、讀李白、讀杜甫，還翻譯課本上的英國詩歌，閱讀過不一定全能讀懂的艾略特，“從僅有的少量零用錢”，他訂閱了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詩創造》和繼后的《中國新詩》，他“買來了詩人辛笛的《手掌集》”，評介了“九葉”派詩人唐湜（shí）的詩，引杭約赫（曹辛之）的詩句入自己的詩中，借臧克家的詩《自由》作為自己習作《自敘》的結尾……這個時期在國統區最活躍的詩人，都進入他的視野。他努力想要從“學校”這個狹小的空間掙脫出來，尋找更大的世界，更廣闊的藝術天地。當生活迫使他從浪漫走向現實，他并不滿足于僅僅直接地控訴和告白。他用象征，用隱喻，用意象，來豐富自己的藝術表現力。他向往一個新的世界，一種新的藝術方式。當他從后來被稱為“九葉”派的詩人們身上，找到自己的追求時，他引為同道，視為知音。20世紀80年代，我和洪子誠合作撰寫《中國當代新詩史》時，曾向他借閱過他精心裝訂、珍藏的《詩創造》和《中國新詩》的合訂本，他對這些四十年前陪他一路走來的詩集的鐘愛和珍惜，讓我深深感動。
這種對詩歌時代精神和多元藝術的追求，可以從他1949年4月發表在《三民日報》上的一篇隨筆《詩的閑話》得到印證。這是謝冕關于詩歌理論的第一篇短文，也是最早一篇談及自己詩歌觀念的文章。他引用了梁宗岱、李廣田、劉西渭、艾略特等詩壇前輩的詩論，來闡明自己的詩歌信仰。他認為：“一首詩應該是一件藝術品”，“詩中的情感是詩人的情感，詩中的靈魂是詩人的靈魂”，“詩應該在現實中‘生根’，在生活里‘生根’”，“一首詩的完成應當是‘生長’出來的，而不是憑空‘造’或‘添’出來的”，“一首詞句鮮麗而沒有‘生命’的詩，等于一個濃妝艷飾的賣淫的妓女”，“讓詩人先是人，先是一個尋常的人”，“詩人是兩重觀察者，他的視線一方面要內傾，一方面又要外向”，“詩人應該說出人民所欲說的話”，“詩人應該站在時代的前頭”……這是謝冕對詩的認識，雖然許多話都來自詩壇前輩，但這是他對詩的選擇，在他剛剛開始學習寫詩時就確立的觀念和信仰。歲月匆匆逝去，如今步入鮐（tái）背之年的謝冕，他七十余載的詩歌人生，無論再大的跌宕、再多的誘惑，他都未曾違背這個最初確立的詩的觀念和信仰。
這是少年謝冕的成長，是他進入社會和走向文學之前的準備，一個超乎他當時年紀卻又預示著未來無限可能的思想和藝術的準備。
四
1949年5月，謝冕仿佛有所預感似的把自己這一年的習作匯編成集，以《詩總集》名之，下分八輯。第八輯為《人民之歌》，收詩六首：《悼--祭“四·一二”死難同學》（1949年4月12日）、《人民的歌》（1949年4月22日）、《信》（1949年5月1日）、《行列》（1949年5月）、《不要消極，屈原》（1949年5月5日）、《詩一章》（1949年5月），都是四五月間的創作。謝冕后來在這一輯詩的自注中說：“這冊詩集是一個重要的標志，1949年5月之后，國內戰爭形勢急轉直下，當時上海已告解放，福州正忙于‘應變’。這是作者在三一中學學習的最后一個學期（高中一年級下學期），也是作者中學階段的‘結束’。1949年8月29日，作者參軍，開始了艱難的軍旅生涯。”
此時謝冕依然在報紙副刊上發表作品，從這一年4月至7月，他一共寫了28篇作品，發表18篇，唯獨編入“人民之歌”的這六首詩，一首也沒發表。這里藏著什么秘密或者他在等待什么呢？
還是讓他的作品來解密吧！
在《信》里，他寫道“有人從遠方寄來一封信/ 他說那邊的農田都已下種/他說那邊的士兵不取民物/他說那邊的學生不鬧學潮/他說那邊的工廠不再罷工/他說那邊的教師都安心教書/他說那邊的人都有飯吃……他說那邊的人民都歡樂/他說那邊的人民都唱歌”。1948年，在上海學生運動中流傳著一首歌，后來唱遍布中國廣大尚未獲得解放的地區，從偷偷地唱到悄悄地唱到大聲地唱：《山那邊喲好地方！》謝冕詩里的“那邊”，就是歌里的“那邊”。
我不知道學生時代的謝冕，是怎樣接受影響而向往解放區、向往革命的。不過在那個年代，這是青年學生普遍的思潮。他的同班同學張炯，已經回到家鄉閩東，當了一支游擊隊的政委。謝冕向往革命可能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更可能受啟于自己的社會體驗和創作實踐。如果說，最初謝冕詩歌中的愛憎和不平，主要來自切身對社會的感受和批判；那么，此時謝冕，已經有了明顯的政治意識和斗爭指向。他在《人民的歌》中，疊句式地提到“東北神秘的叢林里”“黃河兩岸的麥田里”“駝鈴叮當的戈壁大沙漠”“揚子江北岸的貧瘠的土地”，躍起了被“獸蹄踐踏”“饑餓迫害”“黑暗吞噬”的人民，掙脫鎖鏈和鐐銬，“結成一道鐵的洪流/高擎起血的旗幟”，刺向“那些可恥的帝國主義的尾巴們”“那些剝削人民的官僚們”“那些法西斯強盜們”“那些可憐的怯懦的傀儡們”“那些虎狼似的黑色流氓們”，他以巨大的熱情呼喚這個“奴隸翻身的世紀”的到來：
血紅的斗爭的大纛（dào）
浩大的解放的隊伍
似一道鋼鐵的洪流
涌向江南冰封的土地
涌向江南腥膻的土地
北方解放了的土地和冰封的江南，這是他詩中的“那邊”和“這邊”，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直接呼喚和歌頌解放戰爭的有著鮮明政治傾向的詩句，在王朝末日淫威尚在的環境下，當然無法發表，但它記載了歷史轉折關頭，謝冕的思想和情緒，是謝冕成長的見證。
他在呼喚，他也在等待。
兩個月之后，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當天晚上，他滿懷激情寫了一首篇幅稍長的詩：《向陽光擁抱--寫在福州解放日》，歡呼“一個美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遠景/已在向著他們招手”。
8月29日，福州解放的第12天，謝冕結束他的學生時代，走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隨即揮別福州，隨大軍南下。
謝冕的詩歌人生，掀開了新的一頁！
（本文原載于《福建鄉土》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