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 念 廬 隱
汪 蘭
隨著時間的流逝，廬隱——這位在五四文壇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似乎已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然而，在閩侯，在福州，在她的祖籍地，人們并沒有把她忘記。在閩侯南嶼的嶺東村,鄉親們在她的祖居設置了紀念堂；在福州三山陵園的名人藝術園中，她和冰心、林徽因一起，以“福州三才女”的石雕群像比肩屹立。她們，猶如三顆明亮的晨星，閃耀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壇的蒼穹之中。
然而，她們生前的境遇卻大不相同。冰心、林徽因都是名門之后的貴族小姐，都曾遠渡重洋，留學美國，其后也都擁有美滿、幸福、穩定的婚姻與家庭。作為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者，林徽因芳名遠揚，而長壽百年的冰心，在她的晚年，還獲得“中國文壇老祖母”的殊榮。相比之下，廬隱命運最坎坷，婚姻最不幸，且英年早逝，只活了短短35年……如果說，她和冰心、林徽因曾是三顆交相輝映的晨星。那么，她這一顆星，就像流星一樣，在瞬間的輝煌之后，便過早地殞滅了……
失去愛的童年
廬隱（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黃淑儀，學名黃英。她為自己所取的筆名廬隱，很顯然，帶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蘊。
廬隱祖籍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鎮嶺東村。她的父親黃寶瑛，是前清光緒年間的舉人，后曾出任湖南省長沙知縣。雖然這只是個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但按閩侯當地慣例，其祖居便可在老屋的大門兩邊，加建兩扇“八字墻”，即兩扇呈八字形的翼墻，以示這多少也算是一個官宦人家。
童年，無論貧窮或富有，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總會留下或多或少美好的回憶。然而，對于小廬隱來說，她對這一古板的封建官宦家庭，卻絲毫沒有好感，因為她從哇哇墜地開始，就失去了愛。她在《廬隱自傳》第一章《童年時代》里，就這樣寫道：“我對于我的童年回想起來，只有可笑和嘆息！我的父親是前清的舉人，我的母親是個不曾讀書的舊式女子，在我誕生之前，我母親已經生了三個男孩……命運之神太弄人，偏偏在我生的那一天外祖母去世了，母親因此認為我是個不祥的小生物，無心哺乳我，只雇了個奶媽把我遠遠打發開，所以在我嬰兒時代，就不曾受到母愛的甜蜜。據說我小時最愛哭，而且脾氣拗傲，從不聽從大人的調度，這一來不但失掉母親的愛撫，就是哥哥們也見了我討厭，加著身體多病，在兩歲的時候，長了一身瘡疥，終日號哭，母親氣憤得就差一棒打死……”
小廬隱三歲時，父親帶領全家赴任長沙知縣。在船上，愛哭的小廬隱終日望著海面，嗚嗚地哭，無論哥哥怎樣哄騙，母親怎樣恫嚇，她依然不肯住聲。父親被她哭得心頭起火，走過來抱起她，就向那滾滾碧流里拋下去……還好她命不該絕，有一位聽差當場把她搶了過來。然而，就連這位脾氣暴躁的父親，在她六歲那年，也病死了。那時，母親才36歲，最大的哥哥才15歲，廬隱下面還有一個四歲的小妹妹，“這一群無援無助的寡婦孤兒，立刻淪入愁河恨海之中”。幸好還有一位忠心的老家人和父親的同僚們把父親的喪事將就辦了，并變賣家產、湊足旅費遠到北京投奔她的舅舅……
從此，小廬隱又開始飽受寄人籬下的悲哀。正如她在《廬隱自傳》中說：，母親永遠對我是冰霜滿面的”，“我這么個笨得出了名的小厭物，在這家庭里就連個婢女都不如”，“如一只見了貓的老鼠”，“夜里和女仆睡在一個骯臟的房里，白天呢，就躲在花園里，這時我的心，沒有愛，沒有希望，只有怨恨”。
就這樣，小廬隱在“可怕的孤獨”和“異樣的壓迫”中度過童年，而最終，能打破童年厄運的，是她自己的奮斗。她考進北京的一所公立高等小學，繼而，考取該校的師范預科班及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即在北京、安徽等地的中、小學任教。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22歲的她，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即女師大的前身）國文部繼續求學，接受各種新思想的洗禮，并被推舉為女高師的學生代表，經常參加各種群眾性的集會、游行、請愿、演講等活動。與此同時，她開始新文學的創作實踐，并在文壇上嶄露頭角。1921年1月，她首批加入文學研究會，很快成為活躍在五四文壇的著名女作家。由此，她奏響她生命交響樂中最華彩的樂段。
生命中的三個男人
早在廬隱18歲時，她便結識了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那時，她中學即將畢業，還寄居在北京舅父家里，因為愛看小說，一個自稱是“天涯畸零人”的表親林鴻俊，便投其所好，常常借書給她看，其中，便有同鄉前輩林紓先生風行一時的“林譯小說”。按說，愛看小說不是壞事，但卻由此生出了事端，正如古語所說“書為媒”，單純的廬隱不管家人反對，便和他訂了婚，還好有簽字約定，要等對方大學畢后才能舉行婚禮。1919年五四運動之時，正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就讀的她，由于做事大膽，被推舉為學生代表，其后又第一批加入文學研究會。在大學的三年里，她寫了十幾萬字的文章，其中，最先結集出版的，就是短篇小說集《海濱故人》，這本描寫女大學生對愛情婚姻思索與掙扎的處女作，一經問世，就引起廣泛注目，從而奠定她在文壇上的基礎地位。此后，她還相繼出版了《曼麗》《靈海潮汐》等著作。這一時期，悲哀成了她思想的骨子，她自稱“我簡直是悲哀的探美者”。而茅盾先生在《廬隱論》中也特地指出，她的作品“從前是春夏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其“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作者近年來生活的變動”。
這里，所謂“近年來生活的變動”，指的是廬隱私人感情生活的一波三折。由于廬隱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整天為國事奔走忙碌，讓她和未婚夫林鴻俊的平庸思想一天天相去甚遠，兩人感情日益淡化乃至惡化。終于，廬隱主動提出解除婚約，以此表現五四時期新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無畏與勇敢。與此同時，她結識了她生命中的第二個男人，即她的同鄉、北大學生代表郭夢良。郭夢良，福建閩侯郭宅鄉人，北京大學法科畢業，任國立政治大學總務長，不但學業精深，且品格清華。當時，旅京福建學生為救援日人在福州槍殺學生案，組織學生聯合會，廬隱與他均為各自學校的代表，種種活動，讓這對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彼此傾心，函札每日不斷。據《廬隱自傳》介紹，“郭君比較一切的人都深沉，舊文學很有根底，他作了很多論文登在雜志上，時常寄給我看，因此我倆的感情也與日俱增了”。然而，他倆雖然彼此愛戀，但郭夢良卻是個有婦之夫，他倆的前程必多磨難，于是，這一場愛戀也就成為苦戀和凄戀。廬隱雖然對未來感到恐懼，但又無力拒絕愛意，最終，她痛下決心說：“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這種勇氣，也正是五四新時代革命女子一種極大的內心力量。一切障礙都被粉碎了，他們終于以同室名義結婚于上海遠東飯店。然而，婚后不到兩年，更大的考驗就接踵而來，“郭君已心力交瘁，幾個朋友又約他創辦自治學院，事無巨細必親自料理，竟至飲食無心，精神亦疲，病根不知覺中潛伏，形容日槁，又忽感風寒，延醫診治，高燒不退，便血不止，勢極危殆，德國醫生曰：腸斷矣！一聲霹靂，廬隱心膽皆碎。”郭夢良去世后，廬隱寫了悼念丈夫的《郭君夢良行狀》，凄切哀婉，催人淚下。當她懷抱幼女、扶丈夫靈柩回福州時，備受奚落之苦的她，又寫下《寄燕北故人》，她在文中哀嘆：“唉，馬江水碧，鼓嶺云高，渺涉幽暝，究竟何處招魂！徙使劫余的我，肝腸俱斷。”此后，她又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雷峰塔下——寄到碧落》和《靈海潮汐》等散文和短篇小說，訴說自己心頭的郁悶和孤苦。
好在1929年春天，廬隱的心態和創作都出現了轉機。她在北京認識了她生命中的第三個男人、青年詩人李唯建，并很快與這位比她小九歲，當時還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求學的學生發生了熱烈而浪漫的戀情。一年之后，他倆東渡日本結為伉儷。對于這種喬治·桑與蕭邦式羅曼蒂克的戀愛與結合，當時社會上頗有非議，但廬隱卻毫不理會，她在自傳中說：李“是一個勇敢的人，徹底的新時代的人物。在他的腦子里沒有封建思想的流毒，也沒有可顧忌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銳利的人物。而我呢，滿靈魂的陰翳，都為他的靈光，一掃而空”。于是，他倆把彼此之間的情書68封合集出版，書名《云鷗情書集》，其中的云，異云，指唯建；鷗，冷鷗，指廬隱。這本“風和云的結合”，充分顯示廬隱“熱就要熱到沸點”的浪漫個性，讓她從此“跳出悲哀的苦海”，創作上也“開拓出一條新路來”。此后，她在日本東京所寫的《東京小品》，回國后在杭州所寫的《玫瑰的剌》，在上海所寫的中篇小說《女人的心》《火焰》等陸續問世。此外，還有一批短小精悍、活潑生動的雜文，因關注社會現實，抨擊黑暗，伸張正義，向往光明而引人注目。在她生命的最后階段，這一批作品，猶如秋陽下帶剌的玫瑰在怒放，喻示著她在創作上更成熟，更有巨大的實力和潛力。然而，命運之神卻放不過她，因為難產，她子宮破裂，大出血，終于被死神帶走了。嗚呼，痛哉，這位正當年的富有才情的女作家，就這樣匆匆離開了我們！
文學史上的兩個“第一”
“一代才女”廬隱，雖然英年早逝，只活了短短35年，其中，能執筆寫作的歲月只有短短十多年。但她，卻以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與命運抗爭的頑強毅力，以及到臨終之前還筆耕不輟的超人勤奮，為我們留下了一大批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說集《海濱故人》《曼麗》《靈海潮汐》《女人的心》；有書信集《云鷗情書集》；有散文集《東京小品》《玫瑰的剌》；有自傳《廬隱自傳》；有譯著《格列佛游記》等，此外，還有散見于報刊上百余篇作品，其中，有小說、散文、雜文，也有詩歌與劇本。她，不能不說是一位在全國罕見的多才多藝的高產女作家。
與此同時，她還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為難能可貴的兩個“第一”。
其一，她是第一個加入文學研究會的女會員。眾所周知，文學研究會是五四時期中國最早成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全國性文學社團，其12位發起人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葉紹鈞（圣陶）、周作人等，都是文壇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廬隱的入會號為第13號，名列12位發起人之后的第一位。要知道，她當時只不過是一名還在讀書的大學生，用今天的話說，只相當于一位初涉文壇的文學青年。然而，她卻有幸被伯樂們看重，成為第一匹千里馬，英姿颯爽地闖進中國文壇先鋒隊，這在文學史上簡直是個空前絕后的奇跡。
其二，她的作品，在當時就得到社會的高度評價，并在讀者中產生廣泛的影響，為此，茅盾先生專門寫了《廬隱論》，指出：“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眾所周知，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茅盾是被稱為“茅公”的文壇領袖之一，他的話一言九鼎，其權威性與重要性，堪與其后魯迅對蕭紅的評價相等同。而廬隱出道的時間，遠在蕭紅之前。
我想，僅憑以上兩個“第一”，廬隱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令人痛心的是，天妬其才，她的才華，尚未充分燃燒，就過早地熄滅了。
本次采風，我特地到她的祖籍地嶺東村一游。在冬日的陽光下，她家的祖屋大門邊，依然有兩扇粉刷成白色的“八字墻”，留存著前清“官宦人家”的遺風余韻。房前的白玉蘭樹、屋后的翠竹、以及爬滿墻角的薜藶，也依然透出綠色的生機。穿過天井，登上廳堂，這里便是鄉親們所設立的“黃鎬、黃廬隱紀念堂”了。據介紹，黃鎬是嶺東村黃姓的顯祖，明代進士，曾官至戶部尚書，因其尚書第早已不存，故族人把他請到這里，與廬隱同堂紀念之。果然，廳堂正中設有神龕和供桌，讓明代的尚書和五四時期的女作家一起享受子孫們的香火祭拜。廳堂兩壁，則分別張貼有關黃鎬和黃廬隱的生平簡介。聽同來的縣文聯和南嶼鎮同志介紹，縣里和鎮里已撥出文物保護專款，準備對這座時常有人參觀的祖居進行“修舊如舊”。說話間，又有村中的一位小學校長聞訊趕來，向我們展示他所搜集和保管的幾大疊有關廬隱的報刊剪輯資料，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不能不令人為之動容……
我，就在這冬日和煦的陽光下，在烏龍江畔，在嶺東村，向心儀和神交的前輩才女作家廬隱，默默地獻上一瓣心香。我想，對于多才多藝而又多災多難的她，我們應有更深的同情與理解，更多的探尋與研究，更深更長的懷念……
（本文原載于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省作協“走進八閩”文化采風系列之《走進閩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