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仰杜運燮
林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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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柔和的陽光伴我來到自己景仰的詩人杜運燮的故居——古田縣大橋鎮(zhèn)瑞巖村中心弄12號。大橋鎮(zhèn)是閩東的交通要道，享有“閩東第一僑鄉(xiāng)”的盛名。詩人的故居建于清乾隆年間，房子坐西朝東，四扇兩層，通道兩頭以圍墻封閉，兩端均設大門，門落做工精致，是鄉(xiāng)村間頗具規(guī)模的老房子，真是人因宅而靈，宅因人而名。
詩人的弟弟杜運錦在門口迎上前，我握著他蒼老的手，心頭涌上的情緒至今難以描述。雖然我沒有目睹過“朦朧詩”濫觴者的尊容，但卻在許多詩行中，感受到詩人靈魂的搏動。當時心靈的顫動，也許是因詩人的弟弟與我見到的杜運燮先生的照片極其相似罷。
與杜運錦細聊中，我的記憶之門又一次被叩開——
杜運燮（1918——2002年），福建古田縣人。筆名吳進、吳達翰、杜松。1918年3月17日出生于馬來西亞的霹靂州實兆遠偏僻的橡膠園，在那里僑辦的學校念完小學和初中后回國。1934年秋在英國教會創(chuàng)辦的福州私立三一中學（現為福州外國語學校）高中部就讀，每逢暑假和寒假，他就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全力搜尋鄉(xiāng)中的古典文學書籍，仔細研讀，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古典文學素養(yǎng)，特別是精讀過的唐詩、宋詞，為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奠定了扎實的功底，杜運燮高三時就開始向報刊投稿，畢業(yè)時，恰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他只好回古田。在鄉(xiāng)村居住的日子里，他認真研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
1938年，杜運燮考取浙江大學生物系，因抗戰(zhàn)之故，浙江大學遷往貴州，他只好就近借讀廈門大學微生物系，在校期間選修林庚教授的新詩習作，深受啟發(fā)，開始新詩的創(chuàng)作。
1939年他經林庚教授的推薦，又轉到昆明國立西南聯大外語系就讀。在校期間，他接觸了許多作家、學者，以及不少才華橫溢的愛好文學的同學。1943至1945年，杜運燮先后在昆明、湖南擔任“美國志愿軍大隊”（即陳納德的“飛虎隊”）翻譯，后又到印度比哈爾邦的“藍伽訓練中心”任少校翻譯官兩年多，1945年回西南聯大辦畢業(yè)手續(xù)。同年，他經沈從文先生舉薦進重慶《大公報》任國際版編輯，與新聞工作結緣。一年后，杜運燮攜妻兒赴馬來西亞探親。1947年初他又到新加坡南洋女中和華僑中學任教3年，由于他積極支持華僑學生愛國運動，被英國殖民當局解聘了。1950年初夏，杜運燮舉家回國，把妻兒三人安頓在北京之后，應友人之邀，到香港《大公報》任《文藝》副刊編輯，并兼《新晚報》電訊翻譯一年，于1951年10月回國任北京新華通訊社國際部編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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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上展開。1970年1月，杜運燮和愛人一同被下放到山西永濟“五七”干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住在農民家中，與貧下中農同甘共苦，即使有錢，也不準買雞蛋等營養(yǎng)品，更不允許去飯館吃飯。時間一長，他們常常覺得餓得慌，只好給也在山西插隊的兒子杜實甘帶信，讓其帶些有油水的罐頭來探望父母。那天，杜運燮的大兒子小杜到永濟看望父母，父子一同走到一片鹽堿地，見四周沒有人，小杜立即拿出一聽豬肉罐頭，杜運燮迫不及待地打開它，背風佇立，狼吞虎咽地狂吃，一眨眼間就吃完了。站在一旁的兒子看愣了，一股悲愴之情涌上心頭……
禍不單行，同年10月28日，造反派的頭目宣布：由于杜運燮妻子王春旭的反革命言行（她在病中罵了江青、林彪），新華社革委會宣布開除杜運燮的公職……兩人只好到在侯馬市鳳城公社插隊的兒子杜實甘住處落戶。一夜之間從新聞界的編輯變成農民，從拿工資變成靠掙“工分”吃飯的人。在近三年的日子里，杜運燮從象牙塔走出，踽踽在中國農村的黑土地上，歷經貧困的生活產生的無盡壓力。
閉塞的農村令杜運燮特別希望了解外面的情況，他不斷地與師長、摯友通信，向友人傾訴農村生活，打聽外面的近況，一些文友也常寄書給他。巴金先生也給杜運燮寄來古典文學的名著，鼓勵他繼續(xù)創(chuàng)作，杜運燮深感自己對中國的社會與農民了解得不多，也趁機抓緊時間，好好給自己補補課。
1979年3月，杜運燮重返新華社國際部繼續(xù)從事編輯工作，任《環(huán)球》雜志副主編，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研究生的導師。1986年10月，他被評為譯審，享受早期回國定居專家待遇，并曾代表中國作協出席印度詩人蘇·巴拉迪誕生100周年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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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運燮是20世紀40年代“九葉詩派”中湛綠的一葉。
1940年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他參加過進步學生組織的“冬青文藝社”，后任該社負責人。在黑暗的舊社會中，他發(fā)出內心的吶喊：“想變做雄雞大叫幾聲。”（杜運燮《夜》）中國抗戰(zhàn)期間他參加抗日遠征軍，創(chuàng)作了《滇緬公路》，這首長詩以澎湃的熱情抒寫中國民眾奮力修筑盟軍生命線的歷史畫卷（是抗戰(zhàn)時期最好的史詩之一），是為做出重大犧牲的農民而寫的，受到聞一多和朱自清的贊賞。后來，該詩被聞一多先生收入《現代詩抄》。因為這首詩不僅寫出了戰(zhàn)爭之路，還升華為美學之路、民族自由之路。新中國剛剛成立，他看到了祖國的希望，看到了共產黨的偉大，在新加坡抒寫了比喻黨之聲的《雷》。回中國后，他積極靠攏黨組織。在后來的人生旅途中，雖遭多次挫折，但他仍然愛黨愛國，在新聞崗位上任勞任怨，成績出色。杜運燮雖然歷盡滄桑，但對共產主義信念堅定不移，直到67歲高齡，還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香港回歸時，他寫了長詩《香港回歸頌——一個七九老人慶九七》，字里行間都充滿了他對中華民族的熱愛，贊美“中華腰桿子都挺得令人贊嘆”。這首詩獲得由香港《大公報》與北京《光明日報》聯合主辦的迎接香港回歸祖國詩詞大賽一等獎。
杜運燮一生最大的興趣和成就在于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詩藝的求索與實踐。“九葉詩派”是上一世紀40年代形成的現代主義詩歌流派。“九葉詩派”強調反映現實與挖掘內心的統一，詩作視野開闊，具有強烈的時代感、歷史感和現實精神。在藝術上，“九葉詩派”自覺追求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結合，注重在詩歌里營造新穎的意象。在這個基準上由辛笛、穆旦、杜運燮等九人自然形成特殊的群體。1981年《九葉集》如春筍破土般出版了，他們才被冠以“九葉派”。這個流派的九位詩人作為愛國的知識分子，向往民主自由，寫出憂時傷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爭的詩篇。詩歌在內容上具有相應的廣度和深度；在藝術上，結合中國古典詩歌和新詩的優(yōu)良傳統，并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技巧，探索自己的創(chuàng)作道路，在中國新詩發(fā)展史上構成獨具特色的流派，在我國日趨繁榮的百花園中聊備一格。他們?yōu)橹袊略姷陌l(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杜運燮就是“九葉詩派”中的佼佼者。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杜運燮與穆旦、鄭敏被譽為聯大“三星”。他致力于新詩創(chuàng)作，1940年開始發(fā)表作品，成就不凡，一舉成名，1946年他出版了《詩四十首》，他創(chuàng)作的《熱帶三友》等三篇散文，長期入選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文中學教科書。朱自清先生對杜運燮的詩很欣賞，他在1942年的《詩與建國》一文中說，杜運燮的詩表現了“忍耐的勇敢”和“真切的快樂”。
他的《山》《井》《夜》《月》《閃電》等詩作，以機智、風趣、靈動、幽默見勝；詞鋒銳利，意象新異，以大跨度的比喻，清新的詩思帶來詩歌美學的變遷，當時就被稱為最有現代意識的詩作。早期的代表作《追物價的人》諷刺了抗戰(zhàn)后期物價狂漲的現象，采取了機智的反諷與顛倒的寫法，把飛速上漲的物價說成是人們追求的“紅人”。詩人活潑的想象和風趣的諷刺，揭示了深刻的內在矛盾，使我們想起英國30年代的奧登常用的心理分析，令詩的藝術更加豐富和凝練，進一步強化了詩歌藝術表現的力度。該詩將智能性與感性完美結合，成為了現代諷刺詩的名篇。
1979年，杜運燮先生在《詩刊》上發(fā)表了《秋》。
在這首詩中“連鴿哨也發(fā)出成熟的音調”等詩句，被詩評家質疑，說是“令人氣悶的朦朧”，引發(fā)了一場辯論。之后，“朦朧”一詞逐漸演變?yōu)樵姼枋飞系膶Ｓ妹~，由此便促成“朦朧詩”的創(chuàng)作，推動了“朦朧詩”的蓬勃發(fā)展，使之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詩流派。“朦朧詩”名噪一時，令詩壇生發(fā)了一場美學震撼，在中國文學界產生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中國新詩經過幾十年的沉寂，到80年代一下子繁榮起來，正是從40年代的“九葉詩派”升華而來。追本溯源，“九葉詩派”也成了“朦朧詩派”的鼻祖。1998年，“九葉”詩人、評論家袁可嘉先生在詩評中寫道:“經過50多年的風風雨雨，運燮已經以實績證明他在現代詩壇中不可替代的位置：一個以自己獨特的追求新深靜的現代風格推動了新詩進程的重要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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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由于種種原因，新詩一直沒有闖出新的輝煌。數十年間出現的那些政治化口號標語式的新詩，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中已成為泡沫沉渣。當然，以“九葉派”為代表的中國現代詩歌也一直被壓抑著，陷入沉寂。數十年間，沒有人再去翻閱那曾經充滿生機的“九葉”作品。杜運燮本人也長期受到沖擊，詩的熱情一直被壓抑在心底。
直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政治清明、經濟繁榮，中國文壇迎來了春天。杜運燮先生和詩友們合輯出版了《九葉集》《八葉集》，隨后他個人又相繼出版了《南音集》《晚稻集》《你是我愛的第一個》《杜運燮詩精選100首》《海城路上的求索——杜運燮詩文選》《杜運燮六十年思想》等，并有《美國入侵澳大利亞》《世界抒情詩選》《羅賓遜傳奇》等多部譯作（與人合譯）問世。他的詩作被收入數十種中外詩選本，詩歌《井》被選入蘇聯高中語文教材。
杜運燮一生在詩國辛勤耕耘，正如他在《落葉》一詩中所云：“揮動充滿激情的手，又揮動有責任感的手”，“沒有創(chuàng)造出最滿意的完美作品，絕不甘休”。在中國新詩的數十年歷史中出現了兩次發(fā)展高潮，第一次就是以“新月派”、“九葉派”和“七月派”為代表的上20紀20年代掀起的浪潮。杜運燮正是駕馭浪潮的一位好把式。中國新詩發(fā)展的第二次高潮，其代表則是20世紀80年代的“朦朧詩派”，而這一詩派，恰恰又是濫觴于杜運燮。20世紀80年代，“九葉詩派”重現詩壇，詩派正式以“九葉”冠名，一股九葉熱也隨之掀起。而“朦朧詩派”正是傳承了“九葉詩派”而形成的新詩派。杜運燮不愧是中國新詩現代性的隔代相傳的傳薪人。
九葉詩人唐湜曾經在《九葉詩人：中國新詩的中興》一書中寫道：“九葉詩派”在40年代有它的輝煌，就在80年代，也還有它更高更深的進一步的光輝發(fā)展，運燮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是我們九葉的光榮。杜運燮從40年代的《詩四十首》一路走來，坎坎坷坷，一直走到《秋》，穿越數十年詩的時空，從“九葉詩派”走到“朦朧詩派”，為中國新詩的發(fā)展做出可貴的貢獻。
當然，杜運燮沒有忘記自己的根在古田，他曾于1960年、1976年與1996年三次回古田瑞巖村探望弟弟杜運錦和鄉(xiāng)親們。之后，他雖然因工作忙少回故鄉(xiāng)，但對故鄉(xiāng)總是念念不忘。直到80歲那年，還寫了一首對故鄉(xiāng)充滿憧憬的詩《祥瑞的山村》。在“贊美瑞巖人的名字也遠播全世界”的同時，更是祝愿“小山村必將幻變?yōu)槊撎Q骨的瑞巖村”。
杜運燮先生，這位古田籍的著名愛國歸僑詩人，在新詩的道路上不斷探索、開拓，走完了84載的詩路人生，于2002年7月16日，“在人生的車站下車，而且不再回來”。但他一生的詩與詩的一生，“卻是一個永恒的最美的世界”（杜運燮《車站》），供我們反復欣賞，永遠懷念。
生前，詩人酷愛大海的浩瀚無垠，死后，他的骨灰伴隨花瓣漂流大洋，只留下自己60年來默默耕耘的詩文。
哦，詩人用自己的才情在故鄉(xiāng)的長空劃出一道耀眼的弧線。詩人的詩魂，永遠縈繞家鄉(xiāng)的長空。
（本文原載于《走進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