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 語 量 詞 之 史 話
陳保存
漢語量詞是漢語詞類中看似簡單，實則頗為復雜，也是最具爭議的一個詞類。研究漢語量詞的不同階段的發展史，對于我們了解漢語量詞的產生、演變及其發展規律，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和掌握漢語量詞，無疑有極大的幫助。
（一）
許多學者都傾向于認為，先秦時期，幾乎沒有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漢語量詞。他們的根據是：一是現代漢語凡涉及人或物的數量時，在數詞和中心詞（名詞或動詞等）中間，必須有一個量詞，也就是說，在現代漢語里，數詞不能直接修飾名詞，如不能說“三車”“八河”，必須有量詞做中介；而在古漢語里，數詞可直接修飾名詞（如“三人”“五馬”“四乘”），而無須用中介詞，也即量詞。二是先秦典籍中，一些現代漢語中表度量衡的量詞（如畝、里、尺、升等），實際上都是名詞。
誠然，先秦時期，幾乎還沒有出現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漢語量詞。但是，幾乎沒有不等于完全沒有。先秦時期，已經出現了漢語量詞的萌芽。《論語·雍也》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禮記·中庸》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的說法。“簞”“瓢”“撮”雖然還僅僅是借用的量詞（“簞”和“瓢”均是名詞，借作量詞；撮為動詞，借作量詞），不是專門的量詞，但其數詞＋量詞＋名詞的構詞方式卻奠定了后來量詞的最基本的一種構詞方式。至于先秦時期，表度量衡的量詞已經非常廣泛地應用了。例如，《詩經·魏風》：“十畝之間兮。”《孟子·公孫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殷墟書契續編》：“其橙新鬯二升、一卣。”雖然，這些表度量衡的量詞在詞性上還只能認作是名詞，還未完成由名詞向量詞的轉化，但由于它的存在，漢語量詞的詞庫中多了一個重要的分支，這是不爭的事實。
最為重要的是，先秦時期，實際上已經出現了我們稱之為現代意義上的漢語量詞，即專用量詞。《儀禮·士虞禮》有“俎釋三個”的記載。漢鄭玄注：“個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孟子·梁惠王上》也有“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的記載。而《荀子·議兵》有“負矢五十箇”，《司馬法》也有“丘出馬一匹，牛三頭”的記載。這里面的“個”“口”“箇”“匹”“頭”都是漢語量詞里的專用量詞。雖然，在先秦典籍中，類似的專用量詞的出現還很少，但它們無疑是先秦時期漢語量詞已經產生的有力證據。
（二）
從漢到晉到南北朝時期（以下簡稱漢晉南北朝），是漢語量詞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如果說，先秦時期，漢語量詞還處于萌芽階段，那么，到漢晉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根深葉茂了。
漢語量詞，在漢晉南北朝時期，有了迅速的發展。尤其是兩漢，是承先秦而啟魏晉南北朝的重要時代，是漢語量詞發展史上不能不提的。劉世儒先生認為，漢語量詞產生于魏晉南北朝。①這是有失偏頗的。事實上，不少漢語量詞，在漢代已經產生，而且用得很頻繁、很廣泛。例如上文提到的漢代鄭玄為《儀禮》“個”所作的注：“今俗或名枚曰個。”以易釋難，這是注疏慣例。可見，“枚”作為量詞，在漢代已被廣泛應用。又如量詞“條”，《漢書·王莽傳》有“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漢書·刑法志》也有“大辟四百九條”的記載。表明“條”已廣泛地被用來作為法律條文的量詞。而像前面提到的“口”“個”“匹”“頭”等產生于先秦的量詞，漢代就用得更多了。所以，要研究魏晉南北朝的漢語量詞，就不能不先說到漢代。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劉世儒先生《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所提到的200多個漢語量詞，有三分之一左右在漢代就產生了。像家、戶、人、篇、章、卷、言、品、級、雙、行、列、區、所、輩、桮、抔、種、事等專用名量詞，在漢代就已出現，就連在魏晉南北朝還不多見的動量詞，在漢代也已產生。如《海內十洲記·炎洲》（《海內十洲記》有人認為是先秦作品，我們更傾向于認為是漢人作品）有“以鐵鎚鎚其頭數十下乃死”的記載，《漢書·高帝紀》有“遲明，圍宛城三匝”，《漢書·李廣蘇建傳》有“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的記載。這里，“下”“匝”和“合”都是動量詞。
漢晉南北朝時期，漢語量詞有幾個主要的特點。一是數量多，尤其是名量詞，已大量出現。根據劉世儒先生的研究，這個時期，出現的量詞已多達200多個。其次，是從詞性上說，已完成了由名詞、動詞、形容詞向量詞的轉化，形成了一個單獨的詞類——漢語量詞。先秦時期，由于專用漢語量詞的稀缺，漢語量詞作為一個單獨的詞類還受到人們的質疑；而到了漢晉南北朝，由于大量的專用漢語量詞的出現，漢語量詞作為獨立的一個詞類，已牢牢地站到了歷史的舞臺上。第三，是構詞方式基本上為后代奠定了模式。漢晉南北朝，漢語名詞的構詞方式是兩大模式。一種是數詞＋量詞＋名詞。如“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 ”（《漢書·張馮汲鄭傳》）“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史記·項羽本紀》）另一種是名詞＋數詞＋量詞的模式。這是漢晉南北朝時期漢語名量詞最常見的一種模式。如“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漢書·李廣蘇建傳》）“僧房樓觀一千余間。”（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漢晉南北朝這兩種最基本的名量詞的構詞方式，一直為后代所沿用至今。第四，是動量詞已經出現，并有了一定的發展。先秦時期，迄今還沒發現有動量詞的應用，所以，先秦時期，凡涉及行為動作的量時，總是以數詞＋動詞來完成的，如“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三思而后行”（《論語·公冶長》）。到了漢代，如上文所說，動量詞已經出現了。魏晉南北朝，動量詞的使用，又比漢代多多了。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這個時期，出現的專用動量詞已經有20多個。現在常見的動量詞“次”“回”“遍”“下”“番”“度”“陣”在漢晉南北朝就已經有了。
（三）
元代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雖然只有短短的70多年，但它卻是漢語量詞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應該說，這得歸功于元雜劇的興起。由于雜劇的盛行，大量的民間口語、民間語言進入了藝術殿堂，民間盛行的大量漢語量詞也就隨著民間藝術家和文人的筆觸出現在雜劇的舞臺上，記錄在雜劇的作品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元雜劇既為中國戲劇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也為漢語量詞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如果說，漢晉南北朝時期，漢語量詞已經是根深葉茂的話，那么，到了元代，漢語量詞則可以說是繁花似錦了。
元代漢語量詞，從規模上來說，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了，不僅從數量上來看，比起漢晉南北朝時期有了成倍的增加，而且門類更加齊全，不僅有名量詞、動量詞；有個體量詞，也有集體量詞，還出現了許多修辭性量詞、臨時性量詞、借用的量詞。這一點，與現代漢語量詞已沒有什么區別了。
元代漢語量詞，還有其顯著的時代特征，就是大量民間口語進入了量詞。關漢卿《竇娥冤》一折有“自家姓盧，人道我一手好醫”；杜仁杰《耍孩兒·莊家不識構闌》套曲有“則被一胞尿，爆的我沒奈何”；張國賓《合羅衫》一折有“染了一場凍天行的癥候”；關漢卿的《救風塵》三折有“這妮子不賢惠，打一棒快毬子”；石君寶《秋胡戲妻》三折有“我吃他罵了這一頓”；孟漢卿的《魔合羅》三折有“我孜孜的覷了一會，明明的觀了半晌”；沈和《賞花時·瀟湘八景》套曲有“圍塘外三坵地，篷窗下幾卷書”，等等。“手”“胞”“場”“棒”“頓”“會”“晌”“坵”都是時下的流行口語，民間語言。由于這些民間語言的大量出現，使得元代漢語量詞表現得更加豐富多彩。
除了大量民間量詞的出現，元代還出現了大量修辭性的量詞。喬吉《沉醉東風·題扇頭隱括古詩》曲有“載犁云小舟一葉”的句子，把“葉”作小舟的量詞就含修辭色彩。再如楊果《賞花時》套曲的“一鉤香餌釣斜陽”，李好古《張生煮海》四折的“一輪紅日出扶桑”，馬致遠《湘妃怨·和盧疎齋＜西湖＞》曲的“愛園林一抹胭脂”，無名氏《一枝花·夏景》套曲的“一彎新月添詩卷，十里香風助酒筵”，張養浩《最高歌兼喜春來》曲的“對一縷綠楊煙，看一彎梨花月”，無名氏《斗鵪鶉·離思傷秋》套曲的“來時節一句句向枕頭兒上言，一星星向被窩兒里說”，等等，都使用了修辭性的量詞。元代量詞的這種用法，對后代的影響是十分廣泛而深遠的。現代漢語里，仍大量使用修辭性量詞，就是明證。
漢晉南北朝時期，動量詞還剛剛興起，應用還不是很廣泛，數量上也不是很多。而到了元代，動量詞有了飛速的發展，不僅我們現在使用的一些專用的動量詞（像次、回、遍、下、趟、頓、場、番、遭、度、周等）元代基本上都有了，而且應用非常廣泛。除了專用的動量詞，元代還出現了大量借用的動量詞。像張國賓《合汗衫》二折“你咬我這一口”，“口”是借用名詞作動量詞；像李直夫《虎頭牌》一折“央及小姐和元帥說一聲”，“聲”也是借用的動量詞；又如石君寶《秋胡戲妻》一折“父親母親，滿飲一杯”，“杯”也是借用的動量詞；再如薛昂夫《端正好·高隱》套曲“早晨間豆粥吃三碗，到晚來虀湯做一鍋”，這“碗”“鍋”都是借用作動量詞。劉庭信有一首《雁兒落過得勝令》最有代表性。曲中寫道：“下一局不死棋，論一著長生計。服一丸延壽丹，養一口元陽氣。看一片嶺云飛，聽一會野猿啼。化一缽千家飯，穿一領百衲衣。枕一塊頑石，落一覺安然睡。對一派青溪，悟一生玄妙理。”整首曲子使用了“下、論、服、養、看、聽、化、穿、枕、落、對、悟”12個動詞，配了“局、著、丸、口、片、會、缽、領、塊、覺、派、生”12個動量詞，沒有一個重復，而且都是借用的動量詞。說明元代的動量詞，表現形式已經非常多樣化、形象化。
除了借用的動量詞，元代還出現了大量同源動量詞。像康進之《李逵負荊》三折“你再坐一坐，等那老子再認細波”；李好古《張生煮海》三折“將這水指一指翻為土壤，分一分步行坦蕩”；秦簡夫《東堂老》楔子“叔叔休道著我拜八拜”；李直夫《虎頭牌》三折“著他去勸一勸，可不好”；孟漢卿《魔合羅》三折“左右你的頭硬，便試一試銅鍘，也不妨事”；關漢卿《救風塵》二折“我將他掐一掐，拈一拈，摟一摟，抱一抱”；石君寶《秋胡戲妻》四折“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額顱；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湯我一湯，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著你三千里外該流遞；摟我一摟，我著你十字階頭便上木驢”。元代動量詞的這種表現形式，對后代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現代漢語里大量的同源動量詞，無疑是繼承了元代同源動量詞的衣缽。
（四）
“五四”運動前后至今是漢語量詞發展史上又一個重要的階段。如果把元代的漢語量詞比作繁花似錦，那么，五四以后，便是碩果累累了。
“五四”以后，漢語量詞的最大特點是從數量上、規模上看，它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方面，由于“五四”運動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白話文的興起，為漢語量詞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由于時代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又產生了許多新的量詞，像公里、平方、噸、秒立方、安培、架次等等。所以，五四以后，漢語量詞的家族迅速擴大，從目前來看，其數量已達七八百個之多；而且種類較為齊全，不僅有單純量詞，還產生了復合量詞（架次、人次、噸公里、秒立方等）。
“五四”以后，漢語量詞的發展除了數量上的發展外，更主要的是質的提高，是量詞日益朝著科學化和規范化發展。一方面是量詞的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明確，絕大多數事物都有一個或少數幾個對應的專用量詞。如，人的量詞只能用“個”，馬的量詞只能用“匹”，魚的量詞只能用“條”或“尾”。漢晉南北朝時代那種一“頭”可管人和“百獸”（漢晉南北朝時，人和牛、羊、驢、豬、虎、狼、犬、兔、鹿、蛇、龍、龜、鼠等均可用“頭”作量詞），一“枚”可管百物（漢晉南北朝時很多事物，如刀、劍、戟、紙、竹簡、銀錢、筆等，都可用“枚”作量詞）的現象大體上不復存在，使得漢語量詞更趨規范和明確。另一方面是漢語量詞越來越多地使用修辭性手法，使漢語量詞越來越鮮明化和形象化，更具有活力。我們只要比較一下“一葉小舟”和“一條小舟”，“一彎新月”和“一個新月”，就會發現兩者的表現力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五四”以后，漢語量詞的發展還體現在漢語量詞理論研究的豐碩成果。從先秦到清末，中國還只有漢語量詞的實踐和應用，還沒有把這些實踐上升為理論。從1898年馬建忠首先對漢語量詞的研究開始②，一百多年來，中國語言學界的學者專家以及廣大語文教學工作者對漢語量詞進行了理論上的探索和研究，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陳承澤③、黎錦熙④、王力⑤、呂叔湘⑥、陳望道⑦、張志公⑧、丁聲樹⑨、劉世儒、胡附、郭先珍等。這期間，雖然學術界對于漢語量詞，包括漢語量詞的名稱、內涵、分類等等存在著較大分歧，有過爭論，但正如毛澤東所說，真理越辯越明。通過爭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界對漢語量詞的一系列理論問題，應該說是大體上達成了共識，并涌現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有影響的漢語量詞理論專著。像劉世儒的《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胡附的《數詞與量詞》，郭先珍的《漢語量詞的應用》，王希杰的《數詞·量詞·代詞》，黎錦熙、劉世儒的《論現代漢語中的量詞》，以及陳望道的《論現代漢語中的單位和單位詞》，便是其中的代表。
漢語量詞辭典的誕生應該被看作是這一時期漢語量詞研究的一個重大成果。辭典，作為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相結合的結晶，一向被看作是學術研究的高級產品。但由于漢語量詞的復雜性及長期以來圍繞漢語量詞發生的一系列爭論，使得國人把漢語量詞辭典的編纂視為畏途。盡管其他領域包括漢語大多數詞類的專門辭典已經琳瑯滿目時，漢語量詞辭典仍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1988年，由陳保存、陳桂成、陳皓、張在瞻等人編纂的《漢語量詞詞典》對此作了有益的探索，也填補了漢語量詞辭典領域的一個空白，這應該說是漢語量詞研究的一個升華。
綜上所述，漢語量詞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呈現了勃勃的發展生機。漢語量詞不會停滯，還會繼續發展下去，那種認為“漢語量詞正在走向消亡”的論斷是毫無根據的臆說。
注：
①見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緒言”。
②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首先指出，“鎰”“雙”“駟”這些古代的量詞，是“物之別稱，所以記數也”。
③陳承澤著《國文法草創》，認為，量詞是表數之單位之字，如“圓”“個”“只”“雙”等，表度量衡之字，如“尺”“寸”“升”“斗”“斤”“兩”等，都屬于名詞中的一類。
④黎錦熙著有《新著國語文法》，認為，量詞就是表數量的名詞，添加在數詞之下，用來作計數的事物的單位。 ⑤王力著有《中國語法理論》，認為，量詞是“單位名詞”。
⑥呂叔湘著有《語法修辭講話》《現代漢語八百詞》，認為，量詞是副名詞，是表示事物或行為的單位，又稱“單位名詞”或量詞。
⑦陳望道著有《陳望道語文論集》《計標》《論現代漢語中的單位和單位詞》，認為，量詞是計量的單位和形體的單位，是計論的標準。
⑧張志公著有《漢語語法常識》《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認為，量詞是“表示事物或動作單位的詞。
⑨丁聲樹著有《語法講話》，認為，量詞是漢語詞類中的一類，是用在指示代詞或數詞后、名詞前的一類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