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黃乃裳《紱丞七十自敘》辦報內容的考訂與增補
龍超凡
福建近代第一張華人自辦的報紙《福報》，由福建閩清人黃乃裳于1896年在福州創辦。黃乃裳（1849—1924），字紱丞、黼臣，號慕華，是清末民初的華僑領袖、民主革命家，1866年在家鄉閩清六都受洗入基督教，維新變法期間曾多次上書痛陳興革，1905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擔任教會舉辦的福建英華、福音、培元三書院教務長。黃乃裳一生多次辦報，是開展福建近代報刊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人物，其撰寫的《紱丞七十自敘》（以下簡稱《自敘》）從少時受洗入教談起，較詳細地回顧了其在教會作為、投身社會活動、家庭生活等情況，包括其參與和組織的報刊活動。《自敘》是開展黃乃裳研究、福建近代報刊史研究的一份重要文獻資料。
黃乃裳像
《自敘》是黃乃裳的個人回憶錄，與客觀歷史之間有出入，或記憶有誤，或遺漏缺失，帶有比較濃厚的主觀色彩。朱峰教授也指出：“黃乃裳的自敘文本與客觀歷史之間出現一定的落差，需要后來的研究者進一步考訂與補充。”[1]對黃乃裳《自敘》述記的辦報內容，不宜當作史實直接搬用，須考訂確實后方可引用。然而，不少研究者將《自敘》視作第一手資料予以直接使用，未予以甄別與考證，導致有關黃乃裳辦報研究的內容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在綜合考證相關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自敘》中所述的辦報內容進行系統考訂。
一、《自敘》版本流傳及所載辦報文字
1918年，福建美以美會向基督教徒征集教會史料，時年69歲的黃乃裳應邀撰寫了個人回憶錄，將其取名為《紱丞七十自敘》，此即《自敘》誕生背景。《自敘》完成后，印刷成冊，共28頁，封面有民國海軍元老薩鎮冰的題簽。[2]1922年5月，黃乃裳之子黃育倜將《自敘》寄給教會期刊《真光雜志》主編張亦鏡，未引起張亦鏡重視。1928年，張亦鏡偶“于書篋中發現先生七十自敘一冊”，讀罷認為“不可不騰出幾頁本志篇幅以揚之”[3]，便在當年5月的《真光雜志》刊發了《自敘》全文。由此，黃乃裳《自敘》進入大眾視野，成為中國本土最早流傳的版本。
在海外，黃乃裳《自敘》有三個重要版本，分別是1951年、1971年的新福州墾場紀念版以及1978年的劉子政版。[4]其中，馬來西亞籍華人史學家劉子政于1978年出版的《黃乃裳與新福州》一書收錄的《自敘》，成為后人研究黃乃裳廣泛使用的版本。
鑒于劉子政版《自敘》流傳較廣、被引較多，本文便以劉子政版《自敘》文本為研究對象。黃乃裳撰寫《自敘》不是出于回顧辦報歷程的目的，有關辦報的篇幅較少，全文僅三處。因后文論述的需要，現按《自敘》出現的先后順序抄錄原文如下：
又逾年，廿五歲……編輯郇山使者月報數十冊，繼改為閩省會報，又改為華美報，易他手矣。[5]
方余在潮也，廈友屢招赴辦福建日日新聞。乙巳正月來廈，館中筆政僅臺籍茂才連雅堂一人為理。余至，周壽卿、黃廷元、林輅存、施范其諸君，均助資，并力襄報務。余先后為聘鄭仲勁、蔡怡宜、陳與新、黃治基共理筆政。每日出版兩張，銷量驟增……先是廈教會英山雅各，與周之楨兩牧師，組織鷺江旬報。越兩年，改今名，而名義仍屬二君。不數月，發生美國虐待華僑事。粵籍有烈士憤而詣駐美領事署，請與嚴重交涉，自刎而死于署者，舉國因以為抵制美貨之舉。余亦以文字鼓動閩中社會。駐廈美領事教士同文英華書院主理及美醫生，銜恨于余。呈由美領事轉松制軍謀以為陷。令與泉永道飭廈門廳核辦。廳官黃遵楷，嘉應黃公度先生介弟也。且其家丁酉有捷于鄉者,以年誼故，極力斡旋于上峰與外人間。僅得罰金千元兩次，然實不名一文，更以停刊一星期改名出版為斷，乃有福建日報之名號。方事之亟也，興化潮州福州之社會，皆派人，探問計劃。且舉國報界亦無不注意其傾其耳者。[6]
有人強余再出組織報館，取名為伸報。以為民黨被屈五載于茲，今得少伸其氣，言論當可自由，期以盡對內為國民對外為國家之天職，俾稍可抒發生平之懷抱。而回溯四十年來辦報經六次矣，前以《郇山使者》教會報，星洲《日新報》《左海公道報》，皆受聘不投資。至《福報》，則獨立辦理，刊以二年余，虧蝕二千八百余金。廈門《福建日報》年余，亦虧失數百金。伸報雖蒙諸有道傾助，而余與劉君伯瀛，各有所墊，一時社會歡迎，以為與《福建新報》可稱伯仲。兩報僅周歲，閩政府不能容。[7]
在這三段文字中，黃乃裳簡要勾勒了自己的報人生涯，對參與辦報的情況記載較為簡單，甚至連《福報》也一筆帶過，從而加大了后來學者研究的難度，導致筆墨官司不斷。
二、對《自敘》辦報情況的訂正
（一）黃乃裳編輯《郇山使者》的冊數
《郇山使者》（Zion Herald，一說《郇山使者報》）由美國美以美會主辦，是黃乃裳參與編輯的第一份報刊。關于《郇山使者》的創刊時間，學者程麗紅在《清代報人研究》中稱，“1870年，教會所辦報刊《郇山使者報》月刊在福州創刊，（黃乃裳）任主筆”[8]。而1874年的上海《萬國公報》第317期刊登的消息《大清國：福建省慶賀萬壽聯》，注明“錄福州新立郇山使者新報”。這是目前查詢到的《萬國公報》首次轉載《郇山使者》文章。1874年，黃乃裳時年25歲，與其《自敘》所言編輯《郇山使者》的時間吻合。1875年的《萬國公報》又陸續轉載了《郇山使者》的《保師母與年會議論纏足信》《大清國：福撫渡臺片》等十多篇文章，文末注明“選郇山使者報”。
《郇山使者》創刊時間一般認為是1874年[9]，李穎在其論文中依據傳教士季理斐、力維弢的記述推斷《郇山使者》于1874年11月11日創刊，且至遲在農歷1875年11月1日《郇山使者》已經改稱《閩省會報》，該報出版至農歷1897年12月，其后改名《華美報》[10]。經查詢，《萬國公報》從1876年起未轉載《郇山使者》文章，而是開始轉載《閩省會報》文章。這也從側面佐證《郇山使者》在1876年之前已經改名《閩省會報》。1904年，《華美報》與美國監理會所辦《教保》合并，改稱《華美教保》并定在上海出版，這是后話。綜上，《郇山使者》月刊存續時間僅一年左右，黃乃裳編輯《郇山使者》沒有“數十冊”之多，出版十冊左右的可能性較大。這應該是黃乃裳記憶有誤所致。
（二）《福建日日新聞》與《鷺江報》的關系
黃乃裳在《自敘》中稱，“先是廈教會英山雅各，與周之楨兩牧師，組織鷺江旬報。越兩年，改今名，而名義仍屬二君”，其意即《福建日日新聞》系由《鷺江報》更名而來。這與事實相去甚遠，誤導了眾多研究者。
《鷺江報》于1902年4月28日在廈門創刊，創辦人是英國牧師梅邇·山雅各，它是一份旬刊。《鷺江報》停刊時間暫無定論，現存最晚一期是1905年1月20日出版的第90冊，該冊有兩篇連載文章，且注明了“下期待續”，可推知《鷺江報》彼時尚未停刊。《福建日日新聞》于1904年9月10日在廈門創刊，創辦人是旅居廈門的臺灣人連橫。由于連橫是《鷺江報》主筆之一，1904年9月出版的《鷺江報》第76冊、第77冊先后刊登《福建日日新聞出現》《福建日日新聞之聲價》，為《福建日日新聞》的創刊出版作宣傳推介。其中，《福建日日新聞出現》的報道為：“連雅堂近邀同志在廈門太史巷創設福建日日新聞，每日出版一大張，全年報費五元，定于八月初一日發行。其內容優美，文采飛揚，實為報界上之特色。連氏筆法雜橫恣肆，著作如林，現未出報，而同業已咸稱賀。”[11]《鷺江報》與《福建日日新聞》的報館地址都設在廈門太史巷，是兩份不同的報紙，兩者不存在所謂的接續或更名關系。
（三）黃乃裳與《福建日日新聞》的關系
關于《福建日日新聞》的創辦者，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黃乃裳創辦，后邀連橫加盟任主筆；一說連橫創辦，再邀黃乃裳加盟任主筆；一說連橫、黃乃裳合辦。[12]黃乃裳在《自敘》中交代“乙巳正月來廈”，“乙巳正月”是農歷1905年1月，而《福建日日新聞》已于1904年9月10日在廈門創刊，顯然《福建日日新聞》并非黃乃裳創辦，也不是連橫、黃乃裳合辦。之所以出現黃乃裳創辦《福建日日新聞》的說法，或源于《自敘》稱“廈友屢招赴辦福建日日新聞”。
那么，黃乃裳進入報館后擔任什么角色呢？黃乃裳在《自敘》中稱，他到報館之前，“館中筆政僅臺籍茂才連雅堂一人為理”；到達報館后，有多人出資共同辦報，而且有聘用人事權。連雅堂，即連橫（1878—1936），祖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今漳州龍海），生于我國臺灣地區安平縣，曾在臺灣《臺澎日報》《臺灣日日新報》擔任編輯，到廈門后被山雅各聘為《鷺江報》主筆，并負責新聞編輯。
對此，詹冠群認為，“1905年1月，黃乃裳正式接任《福建日日新聞》主筆”[13]。“接任”，《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接替職務”。按詹冠群的說法，黃乃裳到報館后接替連橫主持了報館主筆工作。不過，詹冠群在出版《黃乃裳傳》時自行作了訂正，“（1905年）3月，（黃乃裳）受聘主辦廈門《福建日日新聞》”[14]。“受聘”，當然是受連橫之聘任了。洪卜仁認為，黃乃裳加入《福建日日新聞》后，成為“該報實際上最主要之負責人，社務多由他決定，而連雅堂先生僅主持編務”[15]。洪卜仁在《廈門舊報尋蹤》一書中還收錄了廈門海關檔案室保存的“打番關”檔案鈔字第76號，檔案原文如下：
鈔字第76號
致廈防分府黃遵楷
敬啟者，《福建日日新聞》報社一事，茲會商英國領事官，擬定辦法四條，另開送覽，如該報館一切遵照，即可準其再行開設也。專此布達，即希貴分府查明辦理為荷。順頌升安。
一、該報館原名《福建日日新聞》報社，現應將福建二字刪改；二、該報館之主筆人連雅堂應行辭退，不得再在該報館辦事；三、該報館之黃乃裳、周少卿（注：“少”系筆誤，應為“壽”）應具保單銀五百元，呈繳廈防廳收存并抄錄二紙，一送美國領事署，一送稅務司官署存案……；四、該報館應繕函呈送美領事、稅務司，聲明前此登報有礙布輝林、鄧書昆名譽，特為認錯謝罪并照登報上，以后不得再犯。
嘉蘭貝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這份公函寫于1905年10月，是廈門稅務司嘉蘭貝寫給廈防分府黃遵楷的，其背景是《福建日日新聞》一再刊登“拒美”報道和評論，并報道廈門商民與“洋關”發生沖突事件。該公函明確提到“該報館之主筆人連雅堂應行辭退”，說明廈門稅務司認定連雅堂是《福建日日新聞》的主筆，且其在報館發揮的作用較大，故而要求將其辭退。
此外，筆者翻閱現存《鷺江報》目錄發現，《鷺江報》第78—90冊（第82、89冊未找到報刊）刊有署名“臺南連橫”或“連橫”的專欄文章“滿洲最近外交史”，該專欄是第78冊（1904年9月24日出版）首設的欄目，其后固定位于“路透新電”“閩嶠近聞”兩個欄目之間，是該報倒數第二個欄目。這不僅反映了連橫的才華，而且也折射出他對《鷺江報》主筆職務的重視。由此亦可推知，黃乃裳加入《福建日日新聞》后，連橫完全退出該報館事務不合乎常理。
綜上，《福建日日新聞》由連橫創辦，黃乃裳于1905年初加盟，其后他與連橫共襄主筆，直至報紙被迫更名出版。
（四）廈門《福建日報》開辦時長
前文提到嘉蘭貝給廈防分府致函要求嚴辦《福建日日新聞》，廈防分府起初并未復函和落實。《福建日日新聞》也未繳納保單銀，僅連雅堂為避禍而離開報館，報紙依然出刊。1905年10月16日，嘉蘭貝再次致函黃遵楷催辦此事，并揚言要求福州將軍查辦。最終，廈門當局經不起美國領事館的壓力，1905年10月30日，《福建日日新聞》報名被迫撤銷，更名《福建日報》繼續出版。[16]1906年7、8月間，《福建日報》因報道廈門水陸提督署贓案被迫停刊。《福建日報》存續時間不足一年，故“廈門《福建日報》年余”的說法不準確。
（五）《福報》存續的時間
由于《福報》的終刊號不詳，而黃乃裳在《自敘》中稱《福報》“刊以二年余”，一度使《福報》的停刊時間撲朔迷離。《福報》由黃乃裳獨資創辦，報館設在福州倉前山美華書局，直排古籍線裝鉛印，每周二、五出版。目前尚存《福報》有56次（期），始于1896年4月28日的創刊號，終于1897年1月29日的第80次。《福報》第80次并未發布停刊告示，也無停刊跡象。陳遵統在《福建編年史》中認為，《福報》“開辦一年，資本折盡”，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四月宣告停辦。[17]詹冠群對陳遵統的研究予以肯定，因為“陳氏還注明了根據：一是從《中國文化出版史料初編》之說；二是長樂董藻翔（光緒丁酉舉人）藏有從發刊至停辦的各次《福報》，陳氏親手翻閱過幾次，印象很深，但后來亡佚了”。《福報》停刊后被日本人收購，于1897年12月17日在福州創辦了《閩報》。[18]故黃乃裳所說《福報》“刊以二年余”自然有誤。
三、對《自敘》辦報內容的補充
（一）黃乃裳曾受聘《閩報》主筆
《福報》停辦后，黃乃裳多方奔走，“力圖招股歸復，而紳商中都沒有應和的”[19]，募股和募捐落空而致使《福報》無法復刊。其后，日本人從黃乃裳手中收購《福報》改辦《閩報》，這已是學界共識。《閩報》創辦初期，其紙張大小、編排樣式、欄目設置等均與《福報》相同。對比《閩報》和《福報》的報頭，除了報名有一字之差外，僅兩處不同：《閩報》將《福報》的西歷紀年改為日本紀年、將“福州美華書局印發”改為“日商閩報館”。
黃乃裳的《自敘》未交代《福報》售予日本人一事，其與《閩報》的關系自然避而不談。偶見學者周佳榮在其著作《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中指出，“《閩報》則自同年3月井手三郎歸國以后，由前田彪任館長，黃乃裳任主筆，相應擴張經營”[20]。周佳榮未列出“黃乃裳任主筆”的證據，那么是否果有其事呢？
《福報》停刊后，就被日本人盯上了，意欲收購。日本駐扎廈門的領事梅田氏知悉后，“想趁這機會，把操控新聞的權力，收在日本人手中，以盡量發展，達到福建為日本勢力范圍的目的”[21]，于是梅田氏向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建議收購《福報》。關于日本人萌發收購《福報》之意，還有其他記載：“據前田彪說，他于1897年（明治三十年）受日本海軍省軍令部的命令，以諜報員身份駐任福州，見當時福建省閩清縣舉人黃乃裳（1849—1924）主辦的《福報》屢有排日言論，而生收購該報之意，遂與日本在上海的海軍省軍令部一同囑托宗方小太郎進行協議，并向拓展殖民事務大臣高島鞆之助探問收購方法。高島轉與乃木希典商量，結果乃木決意收購。”
日本人收購《福報》過程，宗方小太郎在1897年的多篇日記中有詳細記載：7月7日，致福州前島書，就收購《福報》之事請其作調查。[22]前島，即指前田彪，化名前島真。這是宗方小太郎在日記中第一次提到《福報》，也是第一次正式打算收購《福報》。7月21日，“是日前八時訪乃木臺灣總督于帝國賓館內，就福州之事熟議一番。總督殷切勸予渡臺灣，視察目前之形勢，然后再游清國”。乃木指乃木希典，日本人竊據臺灣后，乃木希典任臺灣總督。“福州之事”主要就是收購《福報》，辦成日本人的報館，以作日本人在福州的輿論陣地和間諜機構。10月，宗方小太郎來到臺灣，多次與乃木希典商談“福州之事”，重點商量辦報經費來源。10月27日，宗方小太郎“與總督商談，決定每月給福州補助百五十元，至于再興費一項，因總督府無甚余款，頗感難辦，但總須想方法支出為妥，乃木氏亦甚為上心”。11月5日，宗方小太郎“從總督府領取《福報》再興費五百六十日元，約定每月補助百五十日元”[23]。至此，日本人收購《福報》的經費解決了，同時亦可推知收購費用不超過五百六十日元。宗方小太郎在1897年12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福州井手三郎、前島真信到。將《福報》之名稱改為《閩報》，為予及井手、前田三人所有，聘清人黃乃裳為主筆，近日將發刊云。”[24]
此外，詹冠群考證輯錄的《黃乃裳年譜簡編》顯示，從1897年7月至1897年12月沒有任何記錄，1898年1月有一條記錄：“1月31日，閩學會成立。參加該會活動”。[25]這從側面表明，《閩報》創刊前后，黃乃裳仍居福州，在時間上滿足擔任《閩報》主筆的條件。
不過，黃乃裳擔任《閩報》主筆的時間較短。據《黃乃裳年譜簡編》記載，1898年初，黃乃裳與長男黃景岱同膺王錫蕃經濟特科之薦，同赴京師。[26]當年5月，黃乃裳還同福建舉人上書總理衙門，抗議駐青島德國士兵闖入即墨縣城文廟搗毀孔子雕像。此后黃乃裳逗留京師直至當年10月離京避禍回到福建。這表明，黃乃裳在1898年初就赴京了，至遲在當年5月就抵京了，且在京盤桓時間很長。由此推知，黃乃裳在赴京之前就應該脫離了主筆職務，其擔任主筆的時間極短，參與編輯出版的《閩報》期數較少。
（二）黃乃裳在海外辦報情況
一些學者在闡述黃乃裳在海外辦報經歷時，認為其“接辦新加坡《日星報》”，“參加《圖南日報》的編輯工作”。根據詹冠群撰寫的《黃乃裳年譜簡編》等資料研究，這些觀點站不住腳。
黃乃裳赴海外的背景是戊戌變法后他被立案查辦，不得不避禍歸閩，繼而萌發到南洋尋覓荒地開墾的想法。1899年9月，他攜家眷抵達新加坡，經女婿林文慶推薦，受聘擔任《日新報》主筆。1900年5月，他赴沙撈越考察，最終將詩巫確定為墾地。此后至1904年上半年，他忙于管理和經營新福州墾場，不曾參與辦報。1904年7月，黃乃裳因新福州墾場債務危機等原因攜家眷啟程回國。次月，黃乃裳途經新加坡時短暫逗留，協助陳楚楠、張永福改進《圖南日報》的編輯工作。同年9月，黃乃裳抵達上海。由此可知，從1899年至1904年，黃乃裳旅居海外的主要目的不是辦報，而是尋荒地辦墾場，其擔任《日新報》主筆不過是尋找適宜墾場期間的一份過渡性工作，不存在接辦一份報紙的可能性；他歸國時在新加坡停留時間較短，“參加《圖南日報》的編輯工作”不準確，“協助改進《圖南日報》的編輯工作”更為確切。
四、結語
開展黃乃裳辦報研究不可繞開《自敘》，但《自敘》內容不能拿來就用，而應綜合各方史料考證后使用。黃乃裳在《自敘》中自稱曾先后六次辦報，即《郇山使者》《福報》《日新報》《福建日日新聞》（后更名《福建日報》）、《左海公道報》《伸報》，由于客觀記憶和主觀選擇等原因，《自敘》中多處辦報言說與事實不吻合，主要表現在：《鷺江報》與《福建日日新聞》是性質、內容均不同的兩份報紙，前者是教會報紙、創辦人是英國牧師梅邇·山雅各，后者是中國人自辦報紙、創辦人是連橫。《福建日日新聞》創辦于1904年9月10日，連橫創辦并擔任主筆，黃乃裳于1905年春才加入報館，對報紙內容改良和社會影響多有貢獻，但未接替連橫主筆職務。連橫避禍離開報館后，黃乃裳負責《福建日報》工作。《福建日日新聞》被迫更名出版，是該報刊發反對美國華工禁約運動文章和“打番關”事件共同所致。《福報》僅存續一年多就停刊，于1897年底賣給日本人，而黃乃裳擔任過《閩報》主筆。
應當指出的是，日本人收購《福報》是以日商的身份，《閩報》初期報頭也標注著“日商閩報館”字樣。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前田彪等與臺灣總督府蓄謀收購《福報》在當時是秘密進行的，井手三郎、前田彪的間諜身份當時也是機密，這些內情黃乃裳當時應該并不知曉。所以，盡管黃乃裳短暫擔任過《閩報》主筆，但也不能否定其辦報成就，更不能否定其作為維新志士、革命黨人的偉大功績。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第6期，作者為中國教育報刊社福建記者站副站長、副編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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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詹冠群：《黃乃裳與福建近代報業》，《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
[14][25][26]詹冠群：《黃乃裳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頁、第216頁、第216頁。
[15][16]洪卜仁：《廈門舊報尋蹤》，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第10頁。
[17][19][21]陳遵統：《福建編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頁。
[18] 龍超凡：《福建近代第一張華人報紙<福報>出版始末》，《集美大學學報（哲社版）》2019年第2期。
[20] 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岳麓書社2012年版。
[22][23][24] [日]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記（未刊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頁、第402頁、第4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