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元禪師與日本文化
薛 菁
隱元（1592—1673），俗姓林，名曾昺，號子房，法名隆琦，明萬歷二十年（1592）出生于福建省福清縣萬安鄉靈德里（今上逕鄉）東林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年輟學，以耕樵為業。因生“慕仙佛之念”，于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在福清縣黃檗山萬福寺正式剃度出家，拜鑒源禪師為師，受法號“隱元”。明崇禎九年（1636），隱元禪師繼鑒源、慧隱之后任黃檗山萬福寺法座，成為臨濟宗第32世傳人，時年46歲。此后，隱元督理黃檗山萬福寺達17年之久，期間，他“大振臨濟之風，中興黃檗之道”，被譽為“黃檗中興之主”，黃檗寺也因此成為當時東南沿海一大名剎和臨濟宗之重鎮，門下之盛，無與倫比，以致揚名日本。清順治十一年（1654）五月十日，隱元禪師受日本長崎興福寺住持、中國杭州僧人逸然禪師的邀請，率領弟子獨言性聞、慧林性機、大眉性善、惟一道實、獨吼性獅、獨湛性瑩、南源性派、雪機定然、古石性榮等30多人從黃檗山前往廈門，六月二十一日從廈門乘坐鄭成功的船只揚帆東渡日本，同年七月五日抵達長崎。
隱元禪師東渡日本，不僅創立了日本黃檗宗，傳播了佛學經義，而且還帶去了中華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涉及思想、建筑、雕刻、繪畫、書法、篆刻、音樂、茶道、印刷、醫學以至衣食住行與日常生活等諸多內容，這些被后世日本學術界綜稱為“黃檗文化”，對日本江戶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黃檗樣式”成為日本江戶時代中國文化的代名詞。時至今日，黃檗文化在日本仍無處不在，有跡可循。
一、宗教文化——日本黃檗宗
由黃檗山開創所象征的中國禪文化的東漸，對日本禪宗文化影響至深。
早在隱元禪師抵達日本前，他所刻印的《隱元語錄》二卷隨商旅往來傳到日本，在日本僧界廣泛傳播。日本學者木宮泰彥曾說：隱元“盛名久為留居日本之長崎中國僧人間所宣傳，且其在中國開版之語錄，當彼未來日以前，已傳至日本，日本禪林中，最隆盛的京都妙心寺（日本臨濟宗本寺）派下僧侶，多購讀之。故其來日，在禪界當然為空谷足音”[1]。
清順治十一年（1654）隱元東渡日本弘法，先后在長崎崇福寺、攝津（今大阪）普門寺傳法。1658年11月，隱元禪師帶領諸弟子到達江戶，拜見將軍德川家綱。翌年六月，隱元禪師受賜山城（今京都）宇治地方的土地，開始著手策劃在此地建寺。1661年工程結束，以故鄉萬福寺的建筑格局為模式，同樣命名黃檗山萬福寺，開創日本黃檗宗。從此，“隱元禪師的盛名宣傳于（日本）諸宗之間”[2]，黃檗山萬福寺亦成為日本黃檗宗之祖庭。在日本20年，隱元受到日本社會各階層敬仰，上至日本天皇、公卿、貴族、武士，下至普通百姓，紛紛皈依隱元門下，他開創的“黃檗宗”成為與日本佛教臨濟宗、曹洞宗鼎立的三大宗派之一。一時間，日本朝野名流皈依者甚眾，名氣頗大。日本學者村上專精在其著《日本佛教史綱》中稱：隱元禪師的光臨，打破了德川幕府初期禪寺的沉寂局面，黃檗宗的成立，進而挽回了臨濟宗、曹洞宗的局勢，“隱元禪師來日本還不到一年，他的道聲已傳遍東西，似乎有把日本禪海翻倒過來之勢”[3]。
他“在長崎興福、崇福兩寺講法時，自曹洞之鐵心、獨本，臨濟之獨照始，以及鐵牛、鐵眼、潮音等諸學僧，亦相次趨其門下。妙心派下之龍溪、禿翁、竺印等，異常驚喜，竟迎隱元至妙心寺焉”[4]。繼隱元開山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黃檗山萬福寺的住持多為中國僧人出任，而福州僧人慧林性機、高泉性潡、千呆性安、靈源海胍先后為第3代、第5代、第6代、第9代住持。直到1740年（元文五年）4月，幕府特召龍統（名元棟，大阪人）繼承法席，是為日本人主持黃檗山的開端。[5]
清康熙十二年（1673）隱元在日本去世，為紀念隱元在日本立宗傳法活動，日本天皇先后授予他“大光普照國師”“佛慈廣鑒國師”“徑山首出國師”“覺性圓明國師”“真空大師”“華光大師”等稱號，并將每年的4月3日定為“隱元日”。2022年（日本令和四年）2月25日，日本皇室為紀念隱元禪師圓寂350周年和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50周年，第七次為其加封謚號“嚴統大師”。
目前日本佛教界崇奉黃檗宗的達2500多萬人，寺院500多座。[6]
二、建筑與雕刻
隱元禪師留給后人的文化遺產中，寺廟建筑、佛像雕刻是最具有歷史文物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隱元禪師在宇治創建的萬福寺，建筑風格純用中國式，雕工也來自福建，以泉州雕塑巧匠范道生（1635—1670，字石甫，別號清源山人，晉江安海人）最有名。他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為新萬福寺雕造了具有中國風格的十八羅漢、彌勒、達摩、觀音、伽藍、韋馱等佛像，所造佛像雕工精巧，頗具神韻，深受隱元禪師喜愛，稱贊他“不愧為名門后裔”。這些佛像，至今仍完好地珍存在萬福寺中，供人膜拜。日本寬文三年（1663）十一月初四日，隱元禪師72壽辰，其門下諸弟子請道生為老和尚雕造瑞像。道生用西域木雕造隱元坐像，高1.61米，栩栩如生，安置在萬福寺開山堂，至今仍供人瞻仰。道生所造佛像風格古樸，各具神采，生動、逼真，其高超的雕佛技藝，震動日本佛學界，對日本雕塑藝術深有影響。許多黃檗宗寺院聘請他雕塑佛像，或派人摹仿他的風格，依樣塑造。隨后他接受長崎崇福寺的聘請，為該寺塑造佛像。道生在日本所雕造的佛像，日本人民一直視為國寶，成為中日人民友好的象征。此外，長崎崇福寺還藏有木庵法師（泉州人，繼隱元之后黃檗山第二世住持）作畫、范道生鐫刻，用以印施的準提觀音圖刻版。范道生在日本雕塑佛像雖然只有六年的時間，卻通過雕像見證了日本黃檗宗的開創，也開啟了日本佛像雕刻的歷史新紀元。日本萬福寺的寶藏院還“收藏有六萬多件黃檗宗鐵眼禪師版的雕刻版，其中使用的都是中國的‘宋體字’，日本僧俗文人卻稱這種由明末東渡的黃檗僧人傳入的字體為‘明朝體’。現在流行的日本文字中的漢字就是以這個‘明朝體’文字為原型”[7]。
此外，黃檗宗寺院使用的唐音，即明代官方漢語語音，直接影響了江戶時代日本的唐話學（研究中國話的學問）。當時的文人，特別是日本的漢學家，都對黃檗唐音有濃厚的興趣，在日本學界流行《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等唐本稗史小說，直接或間接對日本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學術上形成日本長崎派，“主張直接讀者亦由是而起”，江戶后期的儒學家、古文辭家荻生徂徠（1666—1728）即是其一。他深受黃檗文化影響，提出了“讀漢文者不應用以前之和訓倒讀法，應以唐音直接讀為合理，且易見功”[8]。
值得一提的是，黃檗文化東傳日本，對日本書法繪畫以及醫學流派亦有很大影響。黃檗禪僧獨立性易便是重要代表。獨立，原名戴竺，字曼公，在明時著有《永陵傳信錄》《流寇編年錄》《殉國匯編》等。悲明之亡，于1653年進入日本，以58歲高齡為隱元弟子，改名宗易，字獨立，“詩文、翰墨、篆刻、醫術等，無所不通。老中松平信綱深服其才德，長崎人高天漪（深見玄岱）傳其書法，有名于世……又如世稱為近世唐式書法第一人之北島雪山，曾就明人俞立德學文徵明之筆法，一方面又學于獨立。后傳其學于細井廣澤，繪畫以長崎崇福寺之開山超然為最優，傳之于渡邊秀石釋道光（河村若芝）開近世漢畫之基”。此外，獨立還長于篆刻，傳法于高天漪。唐式書家細井廣澤亦曾就千呆高泉等學印刻。獨立最精醫術，傳其術于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長等。正直為第一高足，所傳者有生理病理之圖七種及六部九卷之書，其中以痘科之《痘科鍵》最著名，池田氏由是大顯于世。[9]獨立禪師因此在日本被尊為“治痘術始祖”而備受尊崇，每逢其忌日，許多醫者都前往黃檗山祭奠。
三、茶道與料理
茶道是隱元禪師東渡日本帶去的寶貴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眾所周知，日本是中國茶文化傳入最早的國家之一，在日本有關茶的最早記載可以從奈良時代（710—794）的文獻中找到。在15世紀日本“茶道”最終確立之前，日本的茶文化是伴隨著中國茶文化的歷史演進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創造出的茶的制作工藝及飲用方式等都逐次波及日本,日本茶文化總體上是對中國茶文化的一種移植和模仿。然而，必須承認的是，日本的茶道保留了中國茶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礎上發揚光大，最終“將其發展成為一種唯美主義的宗教，即茶道”，“居家陳設以及生活習慣、服飾和烹飪、瓷器、漆器、繪畫，乃至日本文學本身，都深受茶道的影響”。[10]正所謂“茶道發源于中國，光大于日本”。
日本茶道分為抹茶道與煎茶道兩種。人們普遍認為，日本抹茶道來源于中國的唐宋年間，煎茶道來源于中國的明代。
1. 日本抹茶道的歷史發展。
日本抹茶道形成于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時期。這一時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786—842，日本第52代天皇，809—823年在位）、永忠、最澄、空海為主體，以弘仁年間（810—824）為中心而展開的，構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黃金時代，學術界稱之為“弘仁茶風”。弘仁年間是唐文化盛行的時代，茶文化是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經常與空海在一起飲茶，他們之間留下了許多茶詩，如《與海公飲茶送歸山》。這一時期的茶文化，無論從形式上還是精神上，可以說是完全照搬陸羽的《茶經》。
鐮倉時代（1192—1333）初期，日本臨濟宗的開山祖師榮西禪師（1141—1215）兩度入宋，學習禪門南宗佛法。他不僅潛心鉆研禪學，而且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及其功效，同時將宋茶引入日本。他從中國“帶回的新茶籽在三個地方種植成功，其中一處至今仍享有出產世界頂級好茶的盛譽，那就是京都附近的宇治市”[11]。隨著南宋禪學在日本迅速傳播開來，中國宋代的飲茶禮儀及理念也在日本得到了蓬勃發展，而榮西根據他在中國的體驗和見聞用漢文寫成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該書的問世，進一步推動了日本飲茶文化的普及，導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形成。因此，榮西既是日本的禪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
室町時代（1333—1573）受宋元“點茶”的影響，日本出現模仿宋朝的斗茶熱潮。特別是在室町時代前期，豪華的“斗茶”成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與宋代文人們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階層。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1453—1473在位）隱居京都的東山，在此修建了銀閣寺，并以此為中心，產生了“東山文化”（相對于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在京都的北邊興建的金閣寺并以此為中心展開的“北山文化”而言），這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是日本傳統的貴族文化、武家文化及僧人傳播的宋元文化與新興的庶民文化相融合的復合文化。正是在足利義政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的茶道最終形成。當時，“所有偉大的茶道大師都是禪門弟子，他們努力將禪門精神匯入現實生活”[12]。這期間，大德寺一休和尚的弟子村田珠光將禪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日本獨特的草庵茶風（人們普遍把“草庵茶”視作后世日本茶道的出發點），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內核，從而將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飲茶開始由一種娛樂形式提升為一種藝術、一種哲學、一種宗教，即“道”的層面，正所謂“茶湯之中亦有佛法”。之后，武野紹鷗（1502—1555）將日本的歌道理論中表現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純凈、典雅的思想導入茶道，對珠光的茶道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為日本茶道的民族化、正規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武野紹鷗的另一個功績是對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響。
千利休（1522—1592）生活在日本的安土、桃山時代（1467—1585）。室町幕府解體，武士集團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群雄中最強一派為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系統。群雄爭戰，社會動亂，卻帶來了市民文化的發達，融藝術、娛樂、飲食為一體的茶道便受到空前的矚目。寧靜的茶室可以慰藉武士們的心靈，使他們得以忘卻戰場的廝殺，拋開生死的煩惱，所以，靜下心來點一碗茶成了武士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戰國時代，茶道是武士的必修課。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千利休在繼承村田珠光、武野紹鷗的基礎上，深化了草庵茶的內涵，使茶道擺脫了物質因素的束縛，還原到了淡泊尋常的本來面目上，茶道升華為“茶禪一味的境界”。千利休曾說：“草庵茶的第一要事為：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華住宅、美味珍饈是俗世之舉。家以不漏雨、飯以不餓肚為足。此佛法之教誨，茶道之本意”。[13]
總之，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時期，日本學習和發揚中華茶文化，民族特色形成，日本茶道完成了草創。由村田珠光奠其基，中經武野紹鷗的發展，至千利休而集大成的日本茶道又稱抹茶道（有別于煎茶道），已完全融入日本本土文化，成為日本茶道的主流。
此外，以東山山莊庭園為代表，產生了書院式的和風住宅，因此形成了日本庭院特有的形式——枯山水，日本美學意識得到發展，追求禪的幽玄和寂靜，重視主觀性、象征性成了日本美學的主流。日本茶道因此被稱作“侘茶”，“侘”日語音為wabi，有“幽寂”“寂靜”“閑寂”的含義。
2. 煎茶道的發展。
“煎茶”二字最早出自中國唐代大茶圣陸羽的《茶經》，不過日本的“煎茶道”卻與唐代的煎茶全然不同。日本煎茶道形成于江戶時代（1603—1868）中晚期，在文人墨客間十分流行，為日本茶文化中的文士茶。明治時代（1868—1912），日本煎茶道得到廣泛普及。這要歸功于隱元禪師。隱元及其弟子將中國已經普及的葉茶帶到了日本，最初用沸水煎煮，在日本被稱為“煎茶”。
隱元禪師對日本茶文化的最大貢獻，是將瀹茶法（亦稱泡茶法、撮泡法，是將茶置茶壺或茶盞中,以沸水沖泡的簡便方法）以及明代的文士茶風帶入日本，不僅為日本帶來喝茶方法的變革，更帶來觀念的革新：有別于相對嚴苛繁瑣，且僅在貴族或武士間風行的抹茶道，逐漸發展為士農工商皆能參與的煎茶道。正是在隱元禪師與其黃檗禪僧們的倡導下，煎茶法才開始在日本得到真正的普及，打破了日本抹茶道一枝獨秀的局面。隱元禪師被日本稱為煎茶道的精神始祖，日本人把煎茶稱作“黃檗煎茶”。隱元禪師帶去的明代飲茶方法，經日本賣茶翁柴山元昭（1675—1763）的努力，漸漸形成了日本煎茶道，再經大阪花月庵的田中鶴翁（1782—1848，師從賣茶翁之弟子聞中凈復禪師）、京都的小川可進（1786—1855）以及歷代日本文人精心培育提升創見，最終在江戶末期形成了煎茶道的儀流。有學者稱：聞名遐邇的日本煎茶道則是在日本已有茶道文化的基礎上，融合隱元禪師帶入的明清茶文化發展而來的，“具有黃檗禪宗文化與日本傳統文化的雙重特點”[14]。
煎茶道自形成以來就以幸好自由精神、不拘泥于單一形式而被文人墨客所喜愛，提倡“讓茶回歸自然”。對自由的精神追求最早由賣茶翁所提倡，正如他在詩中寫的“茶只清心德似仁”。道德的最高標準是仁愛，茶道的根本核心是清心。對于茶道，他說：“智水滿于內，德澤溢于外之余，始及于風雅茶事。”他把文人修養的詩樂等與飲茶的趣味統一起來，由此培養了一個以賣茶翁為中心的文人集團，其中，上田秋成（1734—1809）的《清風瑣言》對于煎茶精神形象的確立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從精神上進一步加強了文人與煎茶的關系。
煎茶道不像抹茶道那么繁復華美，它尊重美，但以簡潔為美，提倡“和敬清閑”的理念，與抹茶道“和靜清寂”一字之別的“閑”，體現了煎茶道注重的是輕松愉悅的煎茶過程。如日本有名的小笠原流煎茶道則是以禮法為基礎，追求真正的以茶修身，提出“以誠為貴，莫求技巧，莫夸華美，樸實無華亦文雅，勿以我心為師、做心之師”的五戒條，與“不勉強行事、不多余行事、不草率行事”的實操準則。在煎茶的過程中，關注的是心靈的感悟和超然無我的精神追求。
為了紀念隱元禪師的貢獻，日本煎茶道總部便設在由隱元禪師所創建的京都宇治黃檗山萬福寺內，位于寺院東南部，而寺院著名的“賣茶堂”和“有聲軒”均坐落此處。東南角的長廊旁種著黃檗樹，長廊上掛著日文書寫的賣茶堂和有聲軒介紹文。右邊走廊內的小休息室是賣茶堂，里面供奉著煎茶道的始祖賣茶翁的塑像。賣茶翁晚年于洛東、洛北的名勝地自設茶席，一心不亂地為過往行人煎茶，并終此一生，由此形成了煎茶道的流派。有聲軒是一座為煎茶道而設的庭園，由太湖石、芭蕉、梧桐以及竹子，構成了一座充滿煎茶道韻味的庭園。
據悉，從1955年開始，全日本煎茶道聯盟每年5月第三個周末在日本京都萬福寺舉辦“全國煎茶道大會”。各縣府市地各流派，匯聚黃檗山，開展茶會，宣揚茶道。煎茶大會所采用的茶禮、儀軌均為隱元禪師時期的“黃檗模式”，連第一杯茶用的“母水”，都是取自福建福清黃檗山的“唐泉”,寓意“飲水思源”。
3. 普茶料理。
隱元禪師將煎茶道帶入日本的同時，一并帶入了相應的“普茶料理”，換而言之，日本的“普茶料理”是隱元禪師開創的。
普茶料理這里可以譯作素菜筵席，是日本黃檗宗禪寺里的一種素齋，亦即“黃檗普茶”齋食，是直接從明朝傳過去的。“普茶”即是向“普天下之人”施“茶”之意，“普茶料理”就是與茶同時上桌的可供普通大眾食用的料理，具有與眾同樂和平、平等共食之義。每每佛事完畢，眾僧侶聚在一起，邊品茶，邊吃料理，就是普茶料理的原型。《黃檗清規》卷四“住持章”里說：“當晚小參（佛教語。稱登堂說法為大參﹐定時以外的說法為小參），常住設普茶，言普及一眾也”。可見，普茶只是普遍給茶的意思，后來引伸于食物方面，就有了設飲的意義。普茶料理在黃檗宗的寺院中傳開后，受到大眾喜愛，成為日本素食文化的代表。
此外，飲食方面隨隱元禪師東渡而流行于日本的還有各種以“隱元”或“黃檗”冠名的食品和植物，如：隱元豆、隱元豆腐、隱元西瓜、黃檗饅頭、黃檗點心、黃檗料理等，不勝枚舉，這些食物“對日本調味法及會食法皆有影響”[15]。
黃檗文化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正如日本學者柳田圣山所言：“近世日本的社會進步，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離開黃檗文化的影響都無法解釋。”[16]隱元大師和弟子們東傳黃檗文化的偉大事業，在中日兩國德澤綿長，影響深遠。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第6期，作者為閩江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注：
[1][4][8][9][15][日]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第六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23頁 、第823頁、第832頁、第825-826頁、第827頁。
[2][3][5][日]村上專精著，楊曾文譯，汪向榮校：《日本佛教史綱》，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88頁、第287頁、第287頁。
[6]何桂春：《萬福禪寺和隱元傳教日本》，《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
[7][14][16]廖深基、溫志拔、王慧杰編著：《黃檗文化——中日交流史上的明珠》，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32頁、第266頁、第304頁。
[10][11][12][日]岡倉天心著，高偉譯：《茶之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9-10頁、第9-10頁、第86頁。
[13]陳佳麗：《從茶到茶道》，[日]山本兼一著，陳麗佳譯：《尋訪千利休》“導讀”，重慶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