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官名人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徐文彬
所謂“中國早期現代化”，是指新中國成立前近代中國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努力過程。[1]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近代侯官名人輩出，素有“近代風流數侯官”之諺，如林則徐、沈葆楨、嚴復、林覺民、林永升、劉步蟾、林紓、林森、薩鎮冰、冰心等，他們倡導政治變革，引領科技發展，推動軍事革新，促進文化嬗變，對中國早期近代化作出巨大貢獻。
一、侯官名人與早期政治現代化
近代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通過引進西方的技術和制度，改革傳統社會，使中國逐漸邁入現代化軌道。而政治變革是早期現代化的核心要義。
林則徐領導虎門銷煙，抵抗英國侵略，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成為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在廣東主持禁煙期間，林則徐為了解夷情，設立譯館，將“所得夷書，就地翻譯”，主持編輯成了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的世界史地譯著——《四洲志》。在深入了解西方國情的基礎上，林則徐倡導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文化，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成為開啟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先驅。
隨著民族危機的加重，清朝開明人士發起洋務運動，以“自強”“求富”為號召，開展全國性變革，以挽救清朝統治，成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開端。沈葆楨作為洋務運動代表性人物，擔任船政總理大臣后，建立了福建船政學堂，培養了嚴復、劉步蟾、林泰曾、薩鎮冰等大批人才。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楨出任欽差大臣，赴臺籌劃海防，開礦興工，移駐巡撫，奏請設省，成為臺灣近代化的領導人與奠基者。
戊戌變法期間，林旭作為重要發起者，策劃成立閩學會，并積極配合康有為組織保國會，作為“始倡董事，提倡最力”，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被光緒帝授予四品卿銜，鼎力推動變法，后不幸被害，名列戊戌六君子。陳衍著《戊戌變法榷議》十條，支持維新變法。陳季同、陳壽彭兄弟在上海創辦《求是報》， “多譯格致實學以及法律規則之書”，成為宣傳維新思想的重要陣地。
甲午中日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朝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喪權辱國，暴露其無能可欺。帝國主義列強遂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半殖民化程度大大加深。值此民族危難之際，嚴復翻譯《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等西方政治學名著，倡導政治變革，啟迪民智，其中以《天演論》影響最大，在該書中，嚴復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世道必進，后勝于今和優勝劣汰”的原則，引起轟動，成為指導中國政治變革的經典著作，對孫中山、毛澤東等偉大革命者影響彌深，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步入20世紀，孫中山創建同盟會，號召推翻滿清，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獲得侯官籍志士的大力響應。黃花崗72烈士中，就有林文、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陳可均、陳更新、馮超驤等19位侯官籍志士。林文作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筆，發動和領導多次武裝起義，被譽為“林大將軍”。辛亥革命成功后，林森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的首任參議院議長，組織起草了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性文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揭露巴黎和會內幕，疾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喚醒國民反帝愛國熱情，點燃五四運動怒火。鄭振鐸積極參與五四運動，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擔任主編，撰寫《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等系列文章，強調要建設自由民主的新社會，主張學生運動應與工農相結合。鄭振鐸還主編或參與《人道》《曙光》等雜志，宣傳社會主義，合譯《國際歌》歌詞，參與李大釗領導的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投身革命運動。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開天辟地的大事，中國革命的面貌由此煥然一新。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侯官名人亦頗有作為。王荷波擔任首屆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林祥謙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英勇就義，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林可彝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組織學生開展反帝反軍閥的斗爭，成為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是近代以來中國最為徹底的民族解放戰爭。侯官名人為抵御外辱，浴血奮戰。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宛平縣縣長王冷齋，臨危受命，與日方交涉，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中國對日宣戰，其逝世后，毛澤東親擬唁電，贊其“領導抗戰，功在國家”。陳長捷率部在南口戰役、平型關戰役中與日軍英勇作戰，被譽為常勝將軍。海軍上將陳紹寬指揮江陰海戰，粉碎日軍循江而上的作戰企圖！保護了七十萬中國陸軍安全撤退以及長江下游軍政機關、工礦企業向西南大后方的安全轉移，為持久抗戰奠定基礎！同盟會元老何遂將軍積極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堅決反對內戰，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協助陜甘寧邊區沖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解放戰爭是中國人民走向獨立和解放的重大里程碑。侯官名人亦頗為活躍。郭化若指揮華野4縱與兄弟部隊共同圍殲黃伯韜兵團，為淮海戰役勝利奠定基礎。吳石、吳仲禧潛伏敵軍內部，秘密為中國共產黨傳達了許多極為重要的情報，為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1949年7月，吳石奉命調往臺灣，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繼續向人民解放軍提供《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等大量軍事情報，被毛澤東譽為“虎穴忠魂”。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一個不斷探索的歷史過程，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侯官籍名人孜孜不倦尋求救國真理，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為推動中國早期政治近代化而不斷努力。
二、近代侯官名人與早期科學現代化
科學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所在。近代侯官涌現出了一批杰出的學界名人，他們在不同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為中國科學現代化貢獻頗巨。
近代侯官籍學界名人表
法學 | 劉崇佑、王鐵崖、陳體強、何孝元、陳箓、林棨、林長民、鄭烈、程樹德 |
史學 | 李儼、洪煨蓮、鄭天挺、邵循正、傅衣凌、翁獨健、梁敬、王世襄、薩孟武、劉崇鋐 |
文學 | 高夢旦、鄭振鐸、謝婉瑩、廬隱、林徽因、胡也頻、林庚、王昌壽、陳衍、 陳北鷗、林傳甲 |
天文地理氣象學 | 高魯、張鈺哲、陳遵媯、王綬綰、陳彪、傅承義、高由禧 |
教育學 | 高鳳謙、鄧萃英、陳可忠 |
化學 | 侯德榜、虞宏正、薩本鐵、傅鷹、高士其、田昭武、陳茹玉、林一、林東 |
物理學 | 薩本棟、傅承義、曾融生、鄧昌黎、陳彪 |
冶金學 | 郭可信、陳簽 |
空氣動力學 | 沈元、林同驥 |
生物學 | 吳憲、鄧叔群、陳騊聲、王岳、鄭作新、劉崇樂、趙修復、唐仲璋、林孔湘 |
數學 | 陳景潤、林家翹 |
醫學 | 王世真、石美鑫、許金、伍哲英 |
工程學 | 嚴愷，林同炎、陳體誠、嚴鐵生、陳端柄、薩福均 |
航天技術 | 林同驊、梁守磐、薩本茂 |
航海學 | 陳嘉震 |
心理學 | 唐鉞、林傳鼎 |
經濟學 | 劉攻蕓、陳岱孫 |
翻譯 | 林紓、陳承澤、羅豐祿、陳季同、鄭貞文 |
哲學 | 林同濟 |
新聞學 | 林白水、鄧拓、陳慎言、林仲易 |
由表可見，近代侯官學界名人輩出，他們一方面構建近代學科體系，以優秀的科研成果使中國科學屹立于世界。另一方面教書育人，為國家培養棟梁之材。如陳岱孫長期執教于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桃李滿天下，被朱镕基譽為“一代宗師”。 從經歷來看，侯官學界名人多留學歐美，享有較高學術聲望，深具家國情懷，學成歸國后，發揮所長，推動祖國科技的發展。從學科分布來看，近代侯官科學名人不僅在生物學、化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頗有作為，在人文社科領域亦人才輩出，在文學、法學等領域尤為突出。如洪煨蓮、鄭天挺、邵循正、傅衣凌、翁獨健享譽史林，開創研究流派，對現代史學的建立頗有奠基之功。
總之，近代侯官學界名人呈現人數眾多、涉及學科廣、聚集若干領域等特點，他們積極吸取國外新思潮，創立新學、倡導變革，從多層面推動中國近代科學現代化。
三、近代侯官名人與早期軍事現代化
近代中國頻繁遭受侵略，民族危機不斷加劇。軍事近代化是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路徑，唯有提高武器裝備、軍事能力，方能具有抵御外侮的能力，侯官名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海軍是抵御外侮、捍衛海疆的關鍵所在。侯官名人對海軍近代化的推動最為顯著。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開始了近代中國海洋主權意識的覺醒，逐步形成并且發展早期的海防思想。他首倡建立新式海軍，抵御外國侵略，盡管該建議未被道光皇帝采納，卻對左宗棠、沈葆楨等人產生了深刻影響，為福州船政局的設立埋下了伏筆。
沈葆楨首任船政總理大臣后，從英國和法國引進先進的設備、委任法國人擔任監督、技師和工頭，實現了從技術引進到技術獨立的跨越式發展，接連創下了中國船舶史上的多個第一。如首次自主設計制造近代輪船“藝新”號、制造我國第一艘千噸級蒸汽動力艦船等。福州船政局各種船舶共34艘，為中國近代最重要的軍艦生產基地，也是當時遠東地區最大的造船廠。沈葆楨因其貢獻，被譽為“中國近代海軍之父”。又如羅豐祿，他擔任李鴻章英文秘書，兼任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曾參與北洋水師營建，奉命協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等起草《北洋海軍章程》，被視為“北洋水師靈魂人物”。
晚清四大新式海軍（福建水師、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有半數以上艦艇軍官來自侯官。以實力最強、規模最大的北洋水師為例，戰艦艦長主要為侯官籍，如“鎮遠”管帶林泰曾、“定遠”管帶劉步蟾、“濟遠”管帶方伯謙、“靖遠”管帶葉祖圭、“經遠”管帶林永升、“來遠”管帶邱寶仁、“揚威”管帶林履中、“康濟”管帶薩鎮冰等。北洋水師是近代中國在遭受民族屈辱中努力探索、力爭實現自強的產物，是洋務運動的象征，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早期軍事現代化。
清王朝滅亡后，南北水師基本被民國海軍所繼承，侯官人繼續在海軍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根據統計，1912年到1928年的北洋政府共授予海軍上將八人，其中侯官籍六人。在近代風云變幻歷史進程中，侯官籍海軍將領憑借先進的知識、超群的能力，成為海軍靈魂人物，或如劉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林履中等出任海軍將領，指揮新式海軍，浴血海疆，捍衛國家主權；或如薩鎮冰、劉冠雄、楊樹莊、陳紹寬等出任海軍統帥，籌劃海軍建設、培養海軍人才，倡導建造航母，創建海軍陸戰隊，極大地推進中國海軍發展。
侯官名人主導海軍軍事裝備現代化。魏瀚、陳兆翱作為中國第一代軍艦制造專家，制造大批新式軍艦及近代輪機，倡導研究制造飛機與潛艇。陳兆鏘主持創立中國第一所空軍學校馬尾海軍飛潛學校、中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海軍飛機工程處，聘請高級專家，制造我國本土設計、研制、試飛成功的第一架飛機“甲型一號”水上教練機，將船政工業制造領域擴大到了飛機制造領域，使福州馬尾擔當開創中國航空業的大任。
侯官名人對近代陸軍亦頗有貢獻。典型代表為開國中將郭化若，他長期作為毛澤東的軍事高參，從事軍事理論和軍事教育法的研究，軍事造詣深厚，撰寫了《軍事辯證法》《八路軍軍事理論》等論文。大革命失敗后，曾赴蘇聯莫斯科炮兵學校留學，后奉命組建了人民軍隊的第一個工兵隊、第一個無線電隊、第一所炮兵學校。國民革命軍方面，吳石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后在南京參謀本部任職、兼任陸軍大學教官，出版的《兵學辭典》被視為“最優良之軍學參考”。吳石還編寫《日本作戰之判斷》等藍皮書，后在淞滬會戰得到驗證，他成為抗戰時期國內軍界著名的日本通。
郭化若中將
中國軍事早期現代化的過程，是與列強抗爭、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捍衛民族尊嚴的歷程。侯官名人致力于發展近代軍事工業，引領近代海軍，倡導空軍，組建人民炮兵，對推動軍事思想、軍隊建制、軍事理論、軍事裝備發展意義重大，是中國軍事早期現代化的重要先驅。
四、近代侯官名人與早期文化現代化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根基、活力之源。
近代侯官名人思想開明，積極引進西學，推動傳統文化轉型。嚴復作為近代精通西學第一人，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自然科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并吸收了佛經翻譯思想的精髓，結合翻譯實踐經驗，確立“信、達、雅”的原則，至今仍被翻譯界所尊崇。林紓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十幾個國家的作品，譯文簡潔、雋永，深受時人喜歡，被胡適譽為“自司馬遷以來，未有如先生者”。嚴復、林紓翻譯作品影響深遠，有“譯才并世數嚴林”之稱。
陳季同長期旅歐，精通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翻譯《拿破侖法典》等著作，使國人得以深入了解法國的法律。其弟陳壽彭，精通日語、法語，翻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淡巴菰栽制法》等著作，并將《紅樓夢》《聊齋志異》譯為法文，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陳壽彭妻子薛紹徽頗富才氣，精通詞令，雖不諳外語，但通過其夫轉述，翻譯作品頗多。1900年，她與其夫合譯《八十日環游記》，使科幻小說首次傳入中國。她還系統翻譯《外國列女傳》，向國人首次介紹西方女性著作，因其成就，薛紹徽被視為中國近代第一個女翻譯家。羅豐祿出任駐英公使兼駐義（意大利）、比（比利時）公使，在工作之余，他憑借過人的英語才能，翻譯頗多外國作品，其譯文“即巧且妙”，尤其是《海外名賢事略》《貝斯福游華筆記》頗有影響。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新運動，侯官名人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嚴復、林紓譯著為時人開啟追求自由平等新思想的大門，對陳獨秀、胡適、魯迅、巴金、葉圣陶等人影響深遠，對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功不可沒。鄭振鐸倡導新文化運動, 認為文化工作者應該向馬克思和列寧學習“實踐的精神”和“徹底堅決的態度”，其文學作品清新自然，頗富思想性與藝術性。
教育是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文化的重要驅動力。侯官名人大力推動中國教育且頗有作為。1904年，張亨嘉就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總監督，勉勵“諸生為國求學，努力自愛”，開辟學舍,延攬人才、選定課程。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嚴復為首任校長，主持教學改革，歸并了科目；開設西文課程，介紹歐美文化。他作《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帖》,迫使北洋政府否決停辦之議。1897年，林啟任杭州知府后，遂創辦求是學堂，林啟聘請美國教士王令賡為正教習，倡導“學術救國”，并資送高材生赴日留學，求是學堂成為全國各省城最早創辦的新式學堂。此后林啟又創辦蠶桑學院、養正書塾，開啟浙江教育新格局，培養大批新式人才。陳寶琛亦在福建興學育才，提倡引進西方的科技和技術，創辦全閩師范學堂，與林紓等人聯合創辦蒼霞精舍，開福建近代新式教育之風。
現代化是一場整體性歷史性社會演進，是政治、科技、軍事、文化等方面變革的歷史進程。早期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侯官涌現出許多杰出的人才，成為頗為典型的地域現象。侯官名人貢獻如斯，除深厚的歷史底蘊外，亦因其處在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交界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開埠之后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碰撞之處，人們敢為天下先、能為天下先。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第6期，作者為閩江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注：
[1]虞和平：《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全球史視域中的中國式現代化”筆談（一）》，《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第4頁。
[2]《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