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云銘民國時期圖書館生涯考察
林 林
金云銘（1904—1987），號寧齋，福建福州人。私立福建協和大學社會學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碩士。著名圖書館學家、歷史學家、文獻學家。福建近現代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科的奠基人之一。本文對金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管理和學術研究狀況做一綜述。
一、圖書館生涯的準備階段：童年歲月及其求學時代（1904—1928）
1904年2月23日（農歷正月初八），金云銘出生福建福州倉前山的對湖村，祖輩們則是在19世紀初從閩侯新洲鄉遷到這里來的。小云銘出生后不久，就遭遇了家庭變故，父親染病去世，留下了三個孩子，其中就包括當時只有三歲的金云銘，家庭生活的重擔不得不落在了母親的身上。后來在金云銘祖父和沒有分家的叔叔的資助下，母親才勉強把三個孩子帶大。
金云銘五六歲時，母親就親自教他認字（她能讀評話本和小說），手把手地教他寫毛筆字，七歲時又把他送到附近的嶺后村的一個由破廟改成的私塾里念書。私塾老師只教他們粗識一些字，讀—讀罷了，并不作詳細的解釋。開始學的是《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之類，后來又學《大學》《中庸》等“四書五經”。到了上中學的年齡，又經人介紹到一個老師那里補課，學會了基本運算和英文字母的讀音，最后經過努力，考上了當時福州極為著名的教會學校——福州鶴齡英華書院。該校當時的校長是高智博士，是一個美國人，其妻子在學校教英文，且學校教師大半是外國人，因此十分重視英語的教學，特別是對發音要求非常嚴格，[1]這也為后來金先生從事圖書館管理和研究打下了基礎。
1924年，經過六年的寒窗苦讀，金云銘終于正式從英華畢業，由岳父母（金先生已于1921年結婚）資助大學階段的學習，就這樣金云銘跨入了福建協和大學的大門，開始了新的人生之路。金云銘當時選擇的是社會學專業，主要課程有中國通史、外國通史、中外地理、心理學、教育學等[2]。
邵武校區高智樓
對于金先生的大學生涯，特別要提到的是他勤工儉學的經歷。入學不久，金云銘就被學校的圖書館吸引住了。因此當學校貼出布告，要招收部分工讀學生到圖書館幫忙時，金先生第一個報了名，據先生后來的回憶，當時的圖書館是由一個從澳洲來的英國人馬陳夫人管理的。全館總共才有幾千冊的圖書，而且大部分是以西文印刷的宗教方面的書籍，中文古籍中像樣的僅有《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初編》和《十三經注疏》之類。管理制度也不完善，借書和還書都是登記在簿子上。我到圖書館的工作，主要是負責抄寫圖書登記卡片和在閱覽室值班，由錄用的學生排表輪流，四年的工讀生經歷使他對圖書館管理的各項工作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上平時工作埋頭苦干，認真負責，學校和馬陳夫人對其非常滿意，因此1928年大學畢業，馬上被學校正式聘任為圖書館工作人員，成為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第一個中國籍的正式館員。[3]
二、圖書館生涯的起點階段：苦心經營的十年（1928—1937）
1928年，金云銘正式成為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的館員，當時的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書籍少、規模小且管理混亂，加上他畢業不久，馬陳夫人就隨夫回國了，圖書館的重任就壓到了金先生一個人的身上，雖然后來助手人數不斷增加，但主要工作仍由他一人完成，總結起來，這十年他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編制《中國圖書分類法》。
當時的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圖書沒有統一的分類法，新書和外文書采用美國杜威的十進分類法，而古籍只分成經、史、子、集四大部分，使用起來十分混亂，書只能隨意放置，查找起來也十分不便，因此金先生早在勤工儉學期間，就有感于此，著眼于編制一部新的圖書分類法，他在參考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四庫分類法和歷代圖書分類法，編制出了一部新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并于1928年6月油印第一版。該分類法將古今中外各種書籍的種類概括為五千多個類目，將所有的書籍都編在了一起，同時引進十進法，用數字代表書的位次，既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又便于擴充條目。這里特別要提及的是，他還發明了圖書著者符號，就是把著者姓的起筆和末筆用英文字母代表出來，作著者符號；再把著者名的第一個起筆和末筆用數目代表出來，做著者數目，這樣用字母和數字結合的簡單符號把每本書的作者表示出來，便于將同一作者的書放在一起，同時又不與類目號碼混淆。他的這一發明后來得到了許多國內外學者的推介，并被日本橋川時雄編的日文版《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收錄，稱之為“首創了依著者符號排列的分類法”[4]。根據實踐，這一分類法在使用過程中，金先生又作了多次修改，使之不斷適應科學發展和實踐變化的需要，在福建師大圖書館一直沿用到1978年，全國所有圖書館開始采用新的中圖法時才被取消，至今福建師大的古籍和1978年以前的圖書分類仍然在使用這一分類法。
2、多方大量求購書籍，充實圖書館館藏。
面對當時稀少的館藏，金先生一方面不斷向學校申請經費，多方購買，另一方面到處打聽有關書籍信息，多方奔走、爭取，用以充實館藏，如1932年，他得知閩侯世代書香門第陳寶琛家有將家藏圖書出讓的意圖，如獲似寶，動員校長親自前往審視。陳寶琛曾經做過溥儀的老師，由此得到不少珍本。陳家出讓的這批圖書有二萬五千八百余冊，計八萬多卷。他費盡口舌，討價還價，最后約定以六千銀元買下三萬冊圖書。到點書裝箱時，發現一些珍本被人先期取走了。從陳家家人處得知，其主人曾連夜取走一批書。他們當時拿出合同與陳家再三交涉，終只肯以一些古書店買來的常見圖書充作抵償，湊成三萬冊。根據合同約定，這批圖書以“陳氏書庫”名義獨立藏入館內，由陳寶琛題一塊上書“追蹤柳庫”四字的橫匾掛在館內，還做一篇《協和大學書庫記》刻在石上，準備建立新館時鑲在墻上（抗日戰爭時這塊石牌被毀）。[5]至今福建師大圖書館仍保留陳寶琛書室以示紀念。同時金先生還積極動員校友和各界人士踴躍捐贈，得到了很好的收效。如1936年，當時的協大上海校友會分會長許邵珊由滬致電林景潤校長，報告該分會旋即集資購置《圖書集成》一書贈母校圖書館……該書內容極富精神皆研究過學者當讀之書，極合學校圖書館之用。祈通知母校圖書館負責人員勿再購置該書。[6]
3、出訪國內各大學和專業圖書館，學習管理知識和業務。
1934年，金先生已經在協大圖書館工作滿五年，學校為了圖書館事業發展之需要，由時任校長指派，全程費時共三個月，經程途八省，十四個省會及商埠，計參觀圖書館六十余處。[7]其間對于各處圖書館的館舍、書籍編目、出納管理、人員構成等都作了認真的考察，并寫下了詳細的日記，發表在當時的協大校刊上，這些考察所得后來都被金先生運用于圖書館的日常管理之中，使得協和大學圖書館的管理水平在當時國內各大圖書館中位居前茅。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金先生不忘從事學術研究，寫下了十幾篇重要的學術論著，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鄭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證》一文和長達八萬字的《陳第年譜》，前者推翻了當時頗有權威的法國學者伯希和及日本學者山本氏的考證，糾正了《明史》中關于此事的許多時間上的錯誤，獲得了史學界的好評。荷蘭萊登漢學院的教授兌溫達氏曾將這篇論文譯成英文，轉載在向全世界發行的《通報》上。后者則詳細地研究了明代福建著名學者陳第關于古音韻學的論述，特別提及他年青時在連江跟隨抗倭名將戚繼光從事政治與軍事活動的動人事跡和晚年游歷三山五岳的重要史實，該文后來被選入臺灣編撰的《臺灣文史研究叢刊（303）》和其他書中，成為今人研究陳第的重要資料。
三、圖書館生涯的特殊階段：艱難困苦的歲月（1937—1947）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實施全面侵華的步伐，到了1938年春，隨著中日戰事的發展，日機不斷來榕轟炸，日艦沿福建各口岸射擊并試圖登陸。為了避開日寇全面進攻我國的鋒芒，協和大學決定內遷武夷山麓的山城邵武。圖書館自然成為內遷的重要部門，金先生作為圖書館主任，組織搬館的任務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他身上。
此次內遷實際上是全校性的搬遷，觸及范圍廣，幾乎涵蓋了學校所有的領域，因此協和大學作了周密的安排，搬遷總領隊是林景潤校長，總事務長為林玉璣。為了更好地有秩序地完成這次內遷任務，又將師生分為四隊：金云銘先生擔任丙隊副隊長。[8]
1938年5月，金云銘帶著當時讀初一的大兒子金章巖和丙隊成員一道坐著小汽船先到南平，然后擠在長途汽車車門的踏腳板上，經過兩天崎嶇山路的顛簸之苦，總算到達了邵武。初遷邵武時，協大暫時定居在漢美中學的校園內，當時校內除了一座名叫“漢美”的大樓和一座禮堂之外，只有三座小樓房，學生大多住進了漢美大樓，圖書館也在樓中的一間教室內，然而當時除了搬遷來的幾箱書外，空無一物。在金先生的帶領下，經一周的努力，才添置了桌、椅、書架等器具。裝箱運來的書籍也陸續上架。大房間內以書架截為兩部分，一為書庫兼辦公室，采用開架式，學生可自由進內選擇圖書；一為閱覽室，同時可容納八十人。因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初遷來的書籍還不及原藏書的百分之五。為此又在福州辦事處，設專人負責把各種新到的國內外學術雜志，盡快轉寄來，并向各書店、出版社訂購大批新書雜志，以應師生研究學習的需求。[9]
然而這樣的規模顯然不能滿足協大的發展和師生的需求，圖書館之參考書籍，每日供不應求，靈敏學生于每晚六時半，即徘徊圖書館，預備搶書，圖書館極為擁擠。為了應對圖書館日益增多的藏書和廣大師生的強烈需求，金先生及其他同事在邵武期間，主要完成了如下工作。
1、建立館舍，改善讀者閱覽條件。
1939年3月22日，協和大學校行政會議決議，“于現時黃教授玉樹住宅，及其附近地帶建筑新圖書館與教室，另由校門直關大道經尋道街通東門大街，一切計劃支由庶務處進行，[10]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校方撥款數千元，由該校物理學系主任林玉璣教授設計，于1940年3月建成新圖書館一座。[11]樓之外形，存為舊羅馬之建筑，館之四周，疊以磚墻，分上下二層，嗣以土木資料，微不易，乃攻守式。全座有前后門二，鄰于男女生宿舍之間。若正立于大禮堂之前，面稍左側，則巍然獨于眼際者，幾株老樹，散布之間，嵌以崇高方狀之建筑物，即新館也。其額顏曰高智樓，崇德報功，所以紀念高智會督贊助協大之功也。升階，入門則兩扶梯分左右，上則課室也凡四。稍進為一弄道，其右后間，即為館主任金云銘先生之辦公室。右前間則置參考書之所也。有小門通焉。其左側前后間則藏書庫也，中外圖書凡二萬余冊，再進則畢然廣場，斯閱覽室矣。左方閱報架，右為管理員登記圖書之所。室之縱橫各數十步，容桌十八，計一百八十座，（晚間另開樓上第一二教室為女同學閱覽所），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館還自辦電力廠一所，供應全館燈光，一至晚間，明如白日。整個館舍依山面水，臨江攬勝，風景之佳甲于全國。[12]這樣的規模、設備和風景在當時的中國高校圖書館中是不多見的，基本滿足了師生的需要，高智樓也因此成為協大邵武校園的標志性建筑之一。
邵武校區圖書館閱覽室
2、多方努力擴大館藏，滿足讀者需求。
初遷邵武時，因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故所帶書籍有限，不及原藏百分之五，雜志更全部不能攜帶，故對于研究工作，頗感困難。該館積極設法補救，致函福州辦事處，將各種新到國內外學術雜志，盡量轉寄，并分函各書店出版社等，訂購大批新書雜志，尤以抗戰刊物為多，以應學生需求，[13]當時出版的校刊《協大周刊》幾乎每期都有圖書館新購書籍的廣告。1941年福州第一次淪陷時，由于日本尚未對美國宣戰，美國人還留在福州校內，日軍也未進入協大。這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金先生和一個美國人趕緊回到福州，組織搬遷館藏所余的全部中文書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雇了二十條木船，把它們安全運抵邵武，這一舉動一方面進一步豐富了邵武館的館藏，同時客觀上也保護了協大圖書館的館藏資源。這一次的運書行動，在去程經過建甌時，小船觸礁幾沉，幸好離岸較近，眾人急忙攀石而登，才得以幸免。對于這次遇險，金先生 多年后曾賦詩一首，以示紀念，可見這件事的艱險和對其影響之深：
百里建溪碧似綾，危灘峭壁露崚嶒。
濤飛險灘潭如嶻，巖臥漩渦礁有棱。
冬月移書乘艇下，輕輪觸壘學猿登。
舟中名利紛紛客，幸得攀援上石睦。[14]
3、提升服務質量，為讀者提供周到細致之服務。
除了先進的設施和豐富的館藏以外，良好的服務則成為圖書館發展的又一重要指標，遷居于邵武的協大圖書館并沒有因為困難降低服務質量，而是在舊有的傳統之下，采用多種措施提高服務質量，以提高館藏文獻的利用率，更好地為學校科研和教學服務。
首先，在服務時間上，當時的圖書館開放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七時至十一時，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晚間五時三十分至九時。星期日下午十二時至四時半，晚間五時半至九時。[15]可以說，每天除了吃飯時間，圖書館是全天候為讀者開放，極大的保證了讀者利用圖書館的時間。
其次，在書目檢索上，協大圖書館注重圖書索引編目工作，將之作為研究學問的入門之鑰，故除書籍有完備之目錄外，對于各種雜志亦均制作卡片式索引，凡重要論文有關于學術研究者，均每題制作一片，載明題目、著者、雜志名稱、卷數、期數、出版年月，分類排比，以便檢查，這種卡片索引在當時尚為先進，為協大圖書館所首創，到1944年初，此種卡片已達三萬余片。[16]
再次，在具體的讀者服務上，圖書館借閱方式更采用開架制度，出納手續力求簡便，以節省時間。為了最大可能地滿足讀者需求，該館還在《協大周刊》上刊登圖書館調查表，最廣泛地收集吸納讀者意見，以提高質量，從調查表的內容來看，當時的協和大學圖書館的服務十分到位細致，甚至具體到走路聲音等十分細節的部分，[17]并且邀請學生和教職工參與管理，充分體現了圖書館的人性化服務。
在當時位于邵武的協大校園內，圖書館不僅是學校的標志性建筑，更被學生譽為“賴以調節心身、養足精神欲望、供給知識糧食之場所”，每當華燈初上，協大學子絡繹奔走于第一樓階前道下，雖無軒車駿馬，亦如流水游龍，仿若置身于山陸之道矣。[18]當時的校刊稱圖書館之擁擠，亦如成群失業工人涌入大工廠，來勢洶洶，勢不可擋。[19]因此圖書館占座、搶座現象層出不窮，這一情況還驚動了時任該校教務長的鄭作新博士，他在圖書館巡視時發現了占座現象，當即加以扶正，以維持秩序。[16]當時的校刊還曾登出簡訊，指出圖書館提倡“lady first”,以免發生男女搶讀參考書的情況。[21]
協大圖書館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學生對于它的熱愛程度上，它的各方面的成就還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認可，遷校成都的金陵大學圖書館主任Dr Fenm贊曰：“協大圖書館與華西壩大學聯合圖書館相比，當大五倍。”美國國務院特派訪華教授葛德石博士在參觀中國公私立學校各圖書館后，比較結果，亦謂“協大圖書館為戰時中國最完備者之一”[22]國內外同行對于抗戰時期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的評價是中肯的，也是客觀的，邵武協大高智樓圖書館將永遠成為福建協和大學彪炳史冊的標志之一。
四、圖書館生涯的轉折階段：留學美國（1948—1949）
1948年，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來華考選推薦，金云銘先生在學校的推薦下，得到了保送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管理學院攻讀碩士研究生的機會。當時赴美的交通自然沒有今天這樣便利，在由福州趕往美國的途中，一路的艱辛可想而知。特別是在經過檀香山時，由于一路奔波，加上消化不良，金先生不幸得了闌尾炎，幸好隨船醫生及時給他動了手術，船抵舊金山后，他又住進了當地的華僑醫院休養，在此期間，許多校友和鄉親都曾前來探望和慰問，還為他買了趕往紐約的火車票，讓他得以趕到目的地。
到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當他剛剛跨進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的那一天,有人帶他去圖書館參觀,他驚訝而又憤慨地發現, 圖書館有一整庫的藏書, 竟然全部都是從中國弄去的各種線裝古籍, 其中就包括各地的方志家譜等珍貴資料。不久, 他又在著名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見到那些被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珍藏中, 也有大量是從中國掠奪去的珍本。面對著這許多流入異邦的文化瑰寶, 他憤然題詩：“多方掠奪夷人技, 金匾玉雨落此疆。”[23]他實實在在地感受到, 作為中國的一個圖書館工作者, 應當承擔起保護與繼承祖國文化遺產, 發揚民族文化傳統的重任。他也實實在在地感到, 一個落后貧困的國家, 必然也會在文化上受到帝國主義的侵侮。因此一到學校，金先生就馬上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中去，希望通過學習來實現個人抱負，改變國家命運。對于該校的教學方式，金先生是十分贊賞的，他后來回憶說：“這里授課的方式是真正的啟發式。老師一般講得不多，只是提一些在實際工作中將會遇到的問題，由學生自己設計解決的途徑和辦法；還要求在練習中把解決問題的步驟一一寫出，作業不準抄襲。有時教師還指定研究生當眾做有關課目的講演，我曾兩次被請上講臺講‘關于中文圖書的編目方法和分類’，獲得了熱烈的掌聲。每天上課的時間不多，一天僅一節課，至多兩節。但十分強調自學，強調掌握工具書的使用，指定參考的文獻極多，以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24]先進的教學理念和最前沿的知識體系，讓金先生如沐春風，大部分時間每天都是買上一磅面包（二十一片），加上果醬和香腸，早餐和中餐在宿舍里就解決了，其余時間都在寒窗苦讀。1949年7月，僅用了一年的時間，金先生就完成了題為《紐約城大學圖書館報告》的碩士研究生論文。這篇論文對該校圖書館的制度和管理特點進行了詳盡深入的闡述和研究。經過答辯，他順利獲得了碩士學位。[25]
金云銘留學美國照片
1949年9月，通過大洋彼岸的電波，金先生得到了福州解放的大好消息，他不顧導師和學校的多方挽留，毅然作出了和當時大多數愛國學者一樣的選擇——放棄當地優厚的工作和生活，抱著一片愛國愛鄉的赤子情懷，回國參加建設。
回到福州的金云銘先生馬上投入到火熱的新中國建設中，把其豐富的圖書館學識和圖書館管理經驗運用到福建師范學院（后改名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和建設工作中去。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第6期，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館員、歷史學博士）
注：
[1][5][24][25]金云銘：《書城六十載憶舊錄》，見福建師大圖書館編：《金云銘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224頁
[2] 張矯捷：《貫通古今，熔治中西——記金云銘教授》，《文獻信息論壇》2001年第2期。
[3][6]《滬校友分會贈書母校》，見《協大消息》，1936年1月10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4][7]金云銘：《考察國內圖書館報告》，見《協大消息》，1935年1月20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5][8]《本周校聞》，《協大周刊》，1938年2月20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9]金云銘：《回憶抗戰時期的協和大學》，《福建地方志通訊》1987年第2期。
[10] 金云銘：《新圖書館即將開工》，《協大周刊》1939年4月3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11] 金云銘：《圖書館竣工》，《協大周刊》1940年2月26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12][16]《圖書館介紹》，《私立福建協和大學二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冊》1941年2月28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13] 《供應學生需求，圖書館訂購大批新書雜志》，《協大周刊》1938年6月27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14][23] 金云銘：《憶舊律集》，福建師大圖書館編《金云銘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508頁、第510頁。
[15]《圖書館規則》，《協大新生指導》，1940年秋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17] 《本校圖書館調查表》，《協大周刊》1942年8月15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18] 《本刊特寫·協大風光·圖書館》，《協大周刊》1940年11月11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19] 《本校圖書館遷邵》，《協大半月刊》1938年10月17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20] 《本周校聞》，《協大周刊》1938年12月5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21] 《簡報》，《協大周刊》1938年12月5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
[22] 《我們的圖書館》，《協大周刊》1943年6月5日出版（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