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綱學術研究”專題·
略論抗金英雄李綱的人格風范
馬 強
李綱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抗戰派領袖人物，在北宋王朝面臨覆滅之際，他力挽狂瀾，堅決主張抗金，并曾組織防御解除東京之圍，是萬眾所依賴的“國之長城”。南宋建立之初，李綱曾經再度受到重用。“建炎再造，首登 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 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朱熹：《晦庵集》卷七六《丞相李公奏議后序》）李綱對南宋政權的初創與穩定貢獻甚巨。李綱雖屢遭貶謫但矢志不移，心系朝廷而不計自身安危，直至在貶所溘然離世。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高度評價他“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 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 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朱熹：《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晦庵集》卷79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 ·別集下》 卷一《李綱忠定公》）可謂知人確論，深刻揭示 了李綱愛國忠君精神的特征。筆者認為，南宋迄今八百多年，李綱的英名之所 以能被各個時代、各個階層廣泛贊譽，與其身上所體現的優秀傳統人文精神與偉大的人格魅力有密切關系。
一、忠君愛國，矢志不移
朝廷處于危急存亡之秋，李綱（1083— 1140），字伯紀，號梁溪先生，福建邵武人，出身于北宋晚期典型的士大夫之家，祖籍福建邵武，登政和十年進士第，開始其起伏動蕩的政治生涯。宣和七年（1126）宋欽宗繼位，改年號靖康。李綱臨時授兵部侍郎、尚書右丞。同年金兵圍開封，李綱受任京城四 壁守御使，組織愛國軍民，擊退金兵，但不久即遭排斥，外放離京。宋高宗即位初，李綱一度被起用為相，曾力圖革新內政，然而僅七十五天即遭罷免。紹 興二年（1132），李綱再次被起用為湖南宣撫使兼知潭州，旋即又遭免職。其 賦閑期間多次上疏痛陳抗金恢復計策，多被束之高閣，不獲采納。紹興十年（ 1140）李綱在病困交加中赍志而歿，終年五十八歲。
縱觀李綱一生，他生于北宋末世，經歷王朝的急劇衰落和滅亡，時代給予他更多的是動蕩、危難、憂患與仕途的大起大落。這是李綱的不幸，也是時代的不幸。兩宋之際，女真金人強悍崛起，滅遼后大舉南下， 圍困京都汴梁。國家危難、戰爭動蕩的怒濤巨浪將李綱推向了歷史前臺，也推向了人生的巔峰與低谷。李綱不僅是兩宋之際頗有代表性的重要政治、軍事人物，還在中國歷史上享有長久不衰的盛譽。其一生大部分為國事奔波，兩度身居高位，受命于危難之間，殫精竭慮，為國事操勞，而屢屢遭貶，也始終無怨無悔。其作于晚年的《病牛》詩云“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 ”（ 李綱：《病牛》，《梁溪先生集》卷二O）,也充分表現了一個心系社稷蒼生、晚景悲涼而終無悔的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成為傳世名篇。當然李綱并非完人，在成為宰執后對一些重要事件與人物的處置上也不無過失。之所以在歷史上深受后世景仰，除了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經歷之外，還因 其思想的最大精神特質是忠君愛國、矢志不移。南宋是山河破碎、戰爭頻繁的時代，也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思潮空前高漲的時代。在中國古代，愛國與忠君不可分割。在宗法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君主制帝國，歷朝歷代的國家政權都是以 皇帝宗姓為代表的，而愛國首先要忠于皇帝代表的國家社稷。李綱出身官宦之家，熟讀經史，深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建炎元年（ 1127），李綱在貶地聽聞高宗登極建祚，興奮中立即上疏，陳計獻策，其給高宗所上第一篇奏章就說：“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 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于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并且出于對南渡新朝皇帝的愛戴，他對高宗趙構作了誠懇的規勸：“恭儉者人主之常徳，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他殷切希望新即位的趙構常守恭儉，在王朝初創、撥亂反正之際成為“英哲之主” 。李綱在短暫的拜相期間，面臨著十分復雜而嚴峻的形勢，但他出于對皇帝社稷的忠誠，七十多天內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 朱熹：《晦庵集》卷七六《丞相李公奏議后序》) ,對初創政權的制度建設與局面穩定居功甚偉。李綱拜相期間，對兩件事的處理頗引非議， 即誅殺金人扶立的傀儡皇帝張邦昌和與張邦昌暗通款曲的張浚部將宋齊俞。汪伯彥與黃潛善譖言于前，張浚攻訐在后，李綱拜相七十五天即被罷免，謫遷炎荒之地。誅殺張邦昌與宋齊俞事關重大，說明在內外交困的情形下，李綱缺乏冷靜周全理政的心理素質。武斷處死張邦昌與宋齊俞，反映了其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但對于恪守儒家政治倫理綱常的李綱來說，對影響皇權的政治僭偽堅決主張誅殺也是必然的行為，這實際上也符合高宗的心思并且得到皇帝的默許。唐宋時期，忠讜之士遭受貶謫者不乏其人，唐代的白居易、陸贄、劉禹賜、李德裕，北宋的 蘇軾、蘇轍，南宋的李綱、胡銓， 明代的海瑞都曾忠而被謗，無辜遭受流貶。事實證明，大多的政治流貶實際上都是冤假錯案，而被貶者經受風雨磨難后則更加受人景仰。李綱心懷坦蕩，對流貶并未表現出多少怨恨與憤慨，貶謫期間所作《蘇武令》詞，借助蘇武故事抒發對被擄的徽、欽二帝的懷念：“塞上風高，漁陽秋早，惆悵翠華音杳。驛使空傳，征鴻歸盡，不寄雙龍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黃閣未成圖報。誰信我，致主丹衷，傷時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調鼎為霖，雨壇上將，燕然即須平掃。擁精兵十萬，橫行沙漠，奉迎天表。”（趙彥衛：《云麓漫抄》卷四） 同時，此詞另外一層含義在于提醒高宗皇帝勿忘父兄被囚敵國風雪苦寒之中，勿忘北伐中原，迎還二圣以雪靖康之恥。根深蒂固的忠君愛國思想使李綱能夠做到沉浮自定，榮辱不驚，坦蕩達觀，泰然處之。李綱的人格風范與愛國忠貞在 宋元之際受到普遍敬仰，連元人也贊嘆不已，《宋史 ·李綱傳》評論李綱說：“綱負天下之望， 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 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眀之用心歟！”（ 脫脫等：《宋史》卷三五九《李綱傳》）
二、剛健弘毅、自強不息
剛健弘毅、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重要體現。《周易·系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再傳弟子曾子曾論及弘毅精神對君子人格的重要意義：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李綱的人生固然幾度顯赫與光鮮，指揮東京保衛戰力排眾議，勇挫強敵，一身系汴京之安危，社稷之存亡。官拜丞相，位極人臣，發號施令時有之，大展宏圖時有之， 以致李綱被欽宗罷免官職后，太學生陳東率 領太學生伏闕上書抗議請愿，要求李綱留用復職。（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四《靖康中帙》：“五日辛丑，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乞罷李邦 彥，用李綱、種師道”）但命運給予李綱更多的則是讒言、排斥、流貶，艱難困苦，壯志難酬，真正躊躇滿志、春風得意的時間十分短暫。靖康元年東京保衛戰不久，李綱就被投降派以“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徐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三十，靖康元年冬十條）的罪名加以排斥，欽宗昏庸，聽信讒言，先責授李綱建昌軍（今江西 南城）安置，再謫其夔州（今重慶奉節）安置。建炎三年（1129），再度被起用的李綱在丞相之位僅七十五天即被免職。朱熹曾經對李綱的政治生涯發出感嘆：“方南京初建國時，全無綱紀。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個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受偽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恤，然公亦以此去位矣。”（黎靖德等：《朱子語類》卷一三一）一方面高度評價了李綱在南宋建國之初的重要功績，另一方面又對其在宰相之位上時日短暫表達了惋惜。南宋紹興二年（1132），李綱從海南島被召回并被任命為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潭州知州。他對那里的民間抗金武裝采取招安政策，使兩湖地區抗金力量有所加強，但馬上再次引起投降派的指責和高宗的猜忌。年底，李綱又一次遭到罷官。李綱一生經歷了五次嚴厲的貶謫，在政治失意之際，他對“居易俟命”的傳統命題進行了豐富完善，最終使本應沉淪寂寥的謫居生活也具有明心見性和道德實踐的積極意義。在文學創作方面，其流貶期間的詩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創作趨勢， 即生命意識的凸顯與詩文中濃郁的生活化傾向，對屈原人格的揚棄與重理節情的“擬騷”之作，對歸隱田園的遐想與守真待仕的“和陶”之作（ 趙忠敏：《論李綱“居易俟命”思想及其貶說詩文》，《嶺南師范學院》2018年第4期） 。換句話說，多次流貶固然是李綱政治生涯的不幸，但與蘇軾有某種相似，流貶湘桂也玉成了李綱作為南宋重要文學家的成就與地位。流放炎荒之地海南萬安，李綱并未消沉，想起蘇軾曾貶謫瓊海三載，反而有了以東坡繼承者自居的豪情：“夜半乘潮云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風。滿天星月光铓碎，匝海波濤氣象雄。大舶憑陵真漭渺，寸心感格在精忠。老坡去后何人繼，奇絕斯游只我同。”（李綱《梁溪集》卷24《次地角場以瘡瘍不果謁伏波廟俾宗之攝祭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即吉夜半 乘潮解桴星月燦然風便波平詰旦已達瓊管東坡謂斯游奇絕冠平生非虛語也作二詩紀之》）這種視苦難為命運所賜的詩意說明李綱的達觀豪邁性情與蘇軾十分接近，這正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在宋代士大夫于逆境中坦然處之的體現。
李綱胸懷寬闊，嚴己寬人。這是其人文精神的另一重要特征。靖康之難，北宋告亡。趙構集團于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宋祚。宋室南渡后，逐漸聚集的南宋上層軍政集團各色人物來自不同地域與背景，主要由北宋殘余舊臣、流散西北秦隴軍將和收編的各地方實力派人物構成，這使得南宋初年上層集團的人員構成十分復雜，政治生態混濁。李綱作為北宋末年東京保衛戰中堅決主戰的領袖人物頗具人望，重歸朝廷后高宗也一度頗為倚重，拜其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右丞相），但在對待金人策略方面，朝廷政治核心成員之間始終難以達成共識，而一直高調主戰的李綱在朝廷中反而常常顯得孤立無援，汪、黃譖言在前，張浚攻訐在后，此時又出現宋齊俞被殺事件，在內外交困的情形下，李綱僅憑借一腔熱血力主抗戰，有時難免缺乏冷靜周全理政的心理素質。例如堅持處死僭偽帝臣張邦昌與宋齊俞就暴露了他政治性格急躁的特點，還給了汪、黃與張浚攻訐他的借口。建炎元年（1127） ，年輕的岳飛曾經越級上書，痛陳國是， 因不明真相，岳飛將李綱與汪、黃視為一體進行激烈抨擊：“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 已足以伐敵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 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圣，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茍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勠力于外，終亡成功。”（岳珂著，王曾瑜點校：《鄂國金佗稡編校注》，中華書局， 2018年，第901頁）岳飛激烈抨擊茍且偷安的投降派大臣，李綱首當其沖，實屬誤會。后來李綱為相，岳飛受李綱節制，李綱不僅沒有因此挾私報復岳飛，反而非常贊賞岳飛的治軍能力，并預言岳飛會成為 “中興名將”（岳珂著，王曾瑜點校：《鄂國金佗稡編校注》，中華書局，2018年，第901頁） 。李綱與秦檜、張浚皆曾經是朝廷同僚，后者在李綱之后曾身居高位，對李綱也曾進行攻訐與迫害。但李綱并沒有因此與之結下仇恨，反而寬宏大量，不計前嫌。在李綱《梁溪集》中收錄有多封與秦檜、張浚的通信，書信語氣無不坦誠謙恭，表明李綱即使對待曾經嚴重傷害過他的政敵，也能以德報怨，以國事為重，這在黨爭激烈的南宋初年上層集團中，是十分少見的。
三、身體力行，殫力國事
建炎三年（1129），南宋小朝廷先是在金人追擊下一再南逃、疲于奔命，后來在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等愛國將領的頑強阻擊下，金人被迫北撤，南渡政權方才逐漸穩定下來。趙構喘息方定，下旨設“行在”于杭州，改名“臨安”。南宋政權創立初期，朝政一片混亂，規章禮儀、職官制度、軍事 防御、賦稅度支、邊防馬政等皆雜亂無章。李綱雖然未能參與南宋政權的全部制度建設，但歸朝后立即重整綱紀，設立河北招撫司及河東經制司，任命張所和傅亮負責二司的軍事， 同時頒布了新軍制二十一條，整頓軍政，并建議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帥府，實行縱深防御，在短時間內建構起邊防軍事防御體系。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載：“時李綱入朝月余，邊防軍政已略就緒。”（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7；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一《李綱忠定公》）此時南宋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李綱自己一度也頗為焦慮，在和、戰、守之間舉棋不定。李綱在赴闕途中上疏高宗：“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 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于咫尺之間，未易殫言。”意為議和則金國難以信任；堅守也非萬全之策；征戰出擊，也沒有完全取勝的把握，表露了李綱對國事的憂慮與思考的糾結。但李綱很快做出了明確的判斷，認為面對金人，只有堅決主戰，才能御敵于外，使社稷無虞。首先，李綱的軍事策略是保證肅清江浙及湖湘地區匪患，如流竄虔州的曹成與盤踞在洞庭湖一帶的楊幺。“公嘗言荊湖之地， 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于鼎、澧、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一《李綱忠定公》）在平定地方匪寇割據的人選方面，李綱十分看重岳飛的軍事才干與能力，他在與秦檜書信中這樣評價岳飛：“飛年齒方壯，治軍嚴肅，能立奇功，近來之所少得，然正當且使在人下，有以調御服習之使，知禮義名節，異時決為中興名將。”（李綱：《梁溪集》卷一一八《與秦相公第十一書》）此時岳飛尚屬青年將領，尚未開府建節。此時李綱就敏銳地預見岳飛“異時決為中興名將”的前景，建議朝廷加以重用，表明了李綱非同尋常的洞察力。
淮西是南宋與金對峙的重要防線，軍事防御與將帥人選事關重大。淮西兵變后，朝廷一度驚慌失措，李綱上《奏陳利害札子》，建言獻策，首先強調各軍事防區主力安然，不必驚慌。“今日朝廷之勢， 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荊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為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眾，用兵未為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于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于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為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李綱：《梁溪集》卷一百《奏陳利害札子》）李綱的上疏，既穩定了朝廷的恐慌，也在淮西地區消彌了可能發生的再次兵變，軍事局勢很快得到控制。
在尋求根本的固國方略大計方面，李綱力主高宗駐蹕關陜，以圖恢復。即使一時無法入關，也當移師襄鄧， 以近中原，便于號令諸路。“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 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從這一戰略構想出發，李綱曾經非常看重關陜之地的地理條件，堅決反對將國家政治中心置于離中原遙遠的江南：“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恐中原非復我有。”李綱一語道破天機，高宗正是偏安江南的始作俑者；但接到李綱的奏疏后，高宗也不好立刻承認荒廢恢復中原的責任，故回復說“但欲奏迎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李綱堅持讓高宗發布詔書，昭告天下。“公再拜賀， 因乞降詔。上乃命公草詔，頒行兩京焉。”（李幼斌：《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一《李綱忠定公》）。
雖然高宗趙構對將“行在”遷至關陜或者襄鄧之地 始終缺乏信心與誠意，并無任何付諸實施的行動，“頒行兩京”詔書很快成了一紙空文，但這件事表明了李綱于南宋初年一片混亂中對國家政治中心設置的深刻思考。吳越之地并非建都善地，南宋鄭樵曾有直率的批評：“六飛南廵， 駐蹕吳越，朝曰行闕，陵曰攢寢，此豈絕念于卜宅哉！”（鄭樵：《通志》卷四一《都邑略序》）關陜之地是中國古代最為優越的建都之地，特別是在分裂年代，關中背山面河、四關環衛的軍事地理優勢是無可比擬的，筆者曾對宋代定都與遷都問題進行過專題探討，并看重關陜的國都意義。（參見拙作：《論北宋定都汴京》，《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2期；《論唐宋時期的建建都與遷都之議》，《人文雜志》2009年第1期）遺憾的是高宗及主和派膽怯茍安，向無遷都關陜的魄力與策略，富平之戰后南宋在軍事上又遭受沉重挫折，恢復中原遂成日漸遙遠的夢想。
簡短的結語
人文精神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經過長期的文化積淀與升華形成的精神特征與性格氣質，是維系與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內在精神核心要素，也是一個歷史人物是否值得正面評價的重要精神標志。兩宋之際的李綱，作為著名的政治家與文學家，一生為捍衛趙宋王朝國家的存亡而獻身，幾度在社稷危急關頭臨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鞠躬盡瘁，與同時代的愛國精英人物宗澤、岳飛、韓世忠、呂頤浩、趙鼎、李光、胡銓、張浚、吳玠、吳璘等一起構筑了13世紀前期愛國抗戰御侮的英雄群雕。李綱繼承了自屈原、陸贄、范仲淹和蘇軾以來形成的以國家社稷為重的愛國忠君思想，雖屢遭貶謫而矢志不移，其個人智慧才干 與言行風范深受時人與后世贊譽紀念，這與其獨特的人格魅力、秉性氣質與人文精神有密切關系，也是他不同于南宋一般文臣武將的非凡之處。今天，我們紀念與研究歷史上的偉大精英人物，李綱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其內在的精神偉力即人文精神，值得深入研究并發揚光大。
作者簡介：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重大項目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