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堅信：抗戰必勝
林愛枝
林森，閩籍。但閩人知道他的不多，或僅聞其名，不知其詳。僅有少數對他有所研究的專家、學者能梳理他一生的脈絡，又囿于理論界、史學界。加之，他所處的年代，可謂亂世。他自己也是政壇風云，褒貶不一，似乎有些迷離。
自幼受良好教育
林森出生時，算命先生硬說他缺木，便讓起名“森”，與姓加起來，五根木頭，沉甸甸的。
他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先是中國傳統文化，五、六歲時就要誦讀《三字經》《朱子治家格言》《增廣賢文》等最具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啟蒙讀物。
林 森 雕 塑
途中，家中遭災，僅余祖孫四女姓。就在這“一線之脈，岌岌欲絕”之時，年僅19歲的五娘對天立誓：“吾今唯有矢志不字（嫁），上待祖母，下撫孤侄，為林氏延續宗支以盡綿力。”從此，五娘苦撐門庭，對外，率家丁抗衡豪強，保護家園，對內，克盡孝道，鼎力撫孤，嚴似師尊，慈如母親，人稱義姑。義姑自我犧牲的精神，深明大義的高尚品德，刻苦耐勞的堅強意志，尊老愛幼的淳樸品行，使林森深受教育和影響。
后來，他與族人籌劃建造“義姑祠”，落成后，為“義姑祠”撰寫了楹聯：“百世馨香，義姑光祖德；千秋功業，撫侄振家聲。”還為《義姑傳》題寫書名。
八歲時，他進入了美國教會辦的培元學校念小學。畢業后又進入鶴齡英華書院讀書，直至肄業，凡11年。
林森有組織能力，又有熱情服務的精神，被推為學生自治會會長。針對該校主要是培養神職人員，故以圣經為主課，他便對校政提出了改進意見：認為應改主修“圣經”為選修，早晚宗教聚會也應改為學生自由參加；星期日之“禮拜”也應是自由參加。
十一年時間，他沒有被西化，沒有加入基督教，反而很鄙視“歸化于外人”者，認為那是“愚民無識，可恨而又可憐”。
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家倡導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觀念，他更入耳入心，成為人生座右銘，終身修養。還有顧炎武的“經世致用”“引古籌今”的觀點，認為治學要為現實服務；崇尚“松柏后痼于歲寒，雞鳴不已于風雨”而“挺立不拔”的精神和氣節；呼吁：“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王夫之的“趨時更新”的改革思想，反對“強豪兼并”、“賦斂無恒”的弊政；黃宗羲的“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反君主專制制度……所有這些對林森都有很好很深的影響。
“馬江之戰”的炮聲，打開了他終身的奮斗目標：為國家的富強、安全，為民族圖存奮斗不息。
“馬江之戰”，福建水師慘敗，幾乎全軍覆沒，猛烈地撞擊著林森的心靈。人們街談巷議，憤懣不平，有稱贊愛國將士及鄉民英勇抗敵的，尤其是沿江十三鄉百姓，把自己的漁船點燃，推入江中，江面烈焰熊熊，一片火海，順流而下，直把敵艦船逼出閩江口；有對朝廷抵抗不力的憤怒，眼看著挨打受欺，民心產生了強烈的怒恨洋人……所有這些，在林森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記，促使他開始考慮國家的命運與前途，考慮、探討救國救民之良策。
不久，林森從鶴齡英華書院肄業。他在臺灣的一個電報局謀取了第一個職業。
在臺，他深刻了解甲午戰爭：中方慘敗。劉步蟾、林泰增、林永升等同鄉和福建水師官兵英勇殉國；《馬關條約》的簽訂；臺灣的割讓，“臺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臺民向北京發出抗議電報，這些電報都經林森之手發出……
這一切對一個熱血青年，是何等的震撼和鼓動！他投奔到抗日隊伍劉永福麾下。
此后，他往來兩岸，鼓動抗日，宣傳革命。還奔走滬、粵，日本各地，聯絡革命志士，并聯系孫中山先生。
他與友人一起編輯出版了《閩警》一書，開宗明義就指出了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同那個時代為救亡圖存而喚醒民智的進步人士、革命同志一樣，滿懷希望國人能認識侵略者的圖謀。此一書“大旨，半為革除滿清之腐敗；半為揭發日人之野心。”《閩警》的結論章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軍事等方面提出建議，并從15個方面提出保全福建的建議。
由于他四處奔走，宣傳革命，戊戌變法失敗后，他成了“亂黨”，被通緝。
最終，于1899年，奉孫中山之命回福州組建興中會福建分會，成了職業政治家、專門革命志士。
從他的求學過程、所受的教育，可以看出他有廣博的學識、深厚的學養、開闊的視野、為國為民的高尚精神，能擔當起任何重擔的。如學者辜鴻銘所言：“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的心靈和理智的完善諧和。誠如斯言，林森正是這樣典型的中國人。”
堅信“抗戰必勝”
再度赴上海，他謀得電報局職事。因他英語好、技術過硬，又謀得海關一職，這兩個職業為他從事的革命活動很有益處。《辛丑條約》簽訂之后，清王朝成了洋人朝廷，凡事受掣肘，聽命于洋人。此時，林森更是把主要精力用于革命活動中，“每逢例假，則廣購報紙，攜赴近郊各地，舉行通俗演講，向民眾灌輸革命思想”。
在上海，林森負有重要任務，即創建旅滬福建學生會。這個學生會是由一批受過新式教育，具有革命、愛國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組成，以革命的宗旨，以公開社團的形式面世的革命團體。
1905年，林森帶領這個學生會的全體人員加入了剛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黃花崗之役”“辛亥革命光復之役”，學生會同仁都參與了。
經過奔波，經過歷練，從投身辛亥革命，到議長、到支部長，從議長、省長到立法院長、國府主席。這一路從基層到國府，有許多艱辛和無奈。
他是1931年12月底正式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的，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
林森徒有國府主席的桂冠，而無管理國家的實權！
在他榮膺國府主席后不到一個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當時駐滬部隊是國民黨的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和浙滬警備司令戴戟的指揮下奮起抗擊。十九路軍的將領還聯合通電，莊嚴表示：“正當防衛，捍衛守土，是其天職。尺寸過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這是一種干城豪氣，誓死為國。
元首上任一個多月之后，國府要遷移，這使林森悲憤至極，他大聲疾呼：“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并要求大家要臥薪嘗膽，共渡國難。
到了洛陽，他對新聞界發表談話，堅定地表示：“外交問題，政府不屈服，國人亦自身奮斗，始有出路。”又伸述：“和平本是中華民族的特性”，“總理認定這種特性就是我們民族精神”，“必須能奮斗才可以救中國”，“我們奮斗圖存，救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我們必須和平不忘奮斗，奮斗不忘和平，然后可拯救國家，轉弱為強”，“此在今日國難危急之秋，尤值得我們身體力行，永矢勿忘……望上下公務人員，以至全國人民，一致猛省，牢記在心，救亡圖存，全在此了”。
林森在《保衛國土是全國軍民應盡的天職》中強調：“全國工民也應該深深認識目前我們國家所遭遇的危難，把保衛國土看成每個人自己應盡的天職，協助政府，奮斗到底，以達到我們最低限度生存的目的。”
他在1938年元旦致詞中明確指出：“要樹立信心，確保這次戰爭，一定得最后勝利！”在1939年元旦致詞中又明確指出：“我們必定達到‘持久戰’、‘全面戰’和‘爭取主動’的目的……我們可以深信，敵人絕對不能征服中國，我們必定能夠始終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后的勝利！”
在國府紀念周的《日傳統的侵華政策》的演講中，揭露了日本的野心野性，闡述了抗戰對保衛中國的重大意義，還提出抗戰對維護全世界人民福祉的意義。
他在《國以民為本》一文中，明確回答了“何為立國之本？”“堅持抗戰的根本力量是什么？”等重大問題，他指出：“一個國家的成立，當然是土地、人民、主權，三者缺一不可。但是這三者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還是人民……人民在國家中間的力量最大……我們多保障一個人民，就是替國家多儲蓄一份力量。……”
中日正在談判中，林森在上海又發表談話：“當此強鄰在境，危急存亡之秋，與其屈辱圖存，毋寧堅決抵抗。縱或失敗，亦有光榮。我國軍火財政，雖兩具不充，但本人以為除堅決抵抗外，絕無委屈妥洽之可能。本人忝主中樞，當以國家為前提，努力去做，各黨派意見雖雜，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心，否則同歸于盡。”
無奈，他只是空頭元首，此種慷慨陳詞，只能表示元首愿意共赴國難，鼓舞起有愛國心之官兵、民眾之外，蔣介石是不會采納并用于實際的。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第四天，林森在洛陽，在“國恥紀念會上又一次發表講話：……我們對‘國恥’兩字，要認識清楚，才有湔雪可能。我們紀念國恥，若是年年只圖開會演說有何意義？我們從今天起，就要抱定雪恥，國恥一定能雪。”
林森在為十九路軍陣亡將士紀念碑撰寫的碑文中說：“治兵話戒，莫大乎以忠義為之介。……十九路軍肇韌以來，致力順應，轉戰南北，胃有功于國家，而尤以去歲抗日之役，聲勢為最烈……我軍為守土保民與之周旋，相持兩月，大小百余戰。”又作詩紀念：“同仇授命為義激，健兒身手如镠鐵。七十二士此藏碧，誰其友之國殤魄。英光烔烔照千奕，有后來者視此石。”
自抗戰爆發，林森不知疲倦地，以宣傳抗戰為己任，逢會議、找機會，他都要發表談話。“抗戰必勝!”的呼喊響徹大江南北。
“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面臨亡國滅種的險境，而當時國民黨內部紛爭不斷，頗為“國人自伐，人必伐之，能治其國者，誰敢侮之？”內部支離破碎，使國家處于內憂外患、民不堪命的狀態之中。林森出任國府主席的就職通電中告白：“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黽勉受命，暫渡危急。值此國難灼膚，外交事乎，懔失足于冰淵，謀全國之團結，急不可待，時不我與，森惴惴自將暫勉效職”。他站在國家、民族之高位，堅持一貫的立場，堅決主張抗戰，反對妥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除堅決抵抗外，絕無委屈妥洽之可能。”
林森逝后，各界好評如潮，從國民政府到社會各界，從友黨到國內外友人，從社會名流到普通民眾。
《中央日報》《大公報》都刊登紀念文章，說：“林先生在黨為端莊凝重的元老，在國為雍容重拱的主席，都有旋乾轉坤扶助國遠之偉功。”“元首重拱，群僚守職，這正說明一種治理。”《大公報》稱贊林森對國家的特殊貢獻。
《國民公報》稱贊林森：“元首之人格，象征中華民族之國魂。”《新蜀日報》贊之：“林主席一生盡瘁國事，勛德在國，澤愛在民。”《蓋世報》說：“國之偉人，社會之完人。”……
尤其是中共中央從延安發到南京的唁電，是由毛澤東同志親擬的：“領導抗日，功在國家，溘聞逝世，痛悼同深。”毛澤東同志還稱贊他：“對日態度強硬，力主抗戰，深受國人愛戴。”
各省市、各社會團體、社會名流都有悼詞，或文章，或賦詩，或聯句……綜觀之，都涉及以下內容：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堅決抵抗外來侵略，堅信中華民族有光明的前途，不厭其煩地在不同專任上，號召國人樹立“抗戰到底，抗戰必勝”的信心。自強不息，奮斗不止。他向世人宣告：“敵人壓力愈強，吾人決心愈堅。”
……
追隨中山至誠至深
林森極其尊崇孫中山，在孫中山逝世后，他傾注心力，不辭辛勞地做兩件事：一是督建中山陵，二是闡述、宣傳、號召繼承總理之遺教，直至他謝世。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國民黨五屆六次執委會議上，他聯絡了12名執委提議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說：“領導國民革命，興中華，建民國，改革五千年專制政體為共和國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縛，復興民族，躋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有自由平等地位。吾人追念總理締造民國艱難，全國同胞應沒齒不忘總理之偉功大德，擬請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后應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以表崇敬。”又提議：“總理誕辰、總理忌辰、總理遺囑、總理遺像、總理遺教、總理陵墓、總理故鄉”等凡與總理有關的事項，均應在“總理”之前貫以“中華民國國父”字樣。
此項提議于1940年3月獲得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4月1日，由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還發表了《關于尊稱孫先生為中華民國之父之明聲》，稱“中央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之父”。他“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報本追遠，以表尊崇”。
闡釋總理遺教，宣傳中山精神以激勵國人，是林森后半生的重要工作。
他頌揚總理的崇高人格。贊揚總理的一舉一動，都是為天下法。就說一件個人小事。林森說當時“獨于個人自己的生日，確看得很重，尤其是各機關長官的生日，更為其部屬所重視，……可以送份厚禮，籍獻殷勤。所以長官過生日，無異于大開賄賂之門。總理看到這種流弊，就不把自己的生日告訴大家”。林森這么說，實際上是要杜絕各種巧借名目所顯現出來的不正之風。過不過生日看起來是個人私事，但它所產生的影響可以營造出好的或壞的環境氛圍，產生出好的或壞的社會風氣。
林森說，總理“對于種種的學問，都曾精密地研究過，才發明了他偉大的‘三民主義’學說，以及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還說，先生常勉勵身邊的同志：革命的基礎在有高深的學問。革命幾十年，先生總是手不擇卷。
林森認為，孫中山先生的精神用“救中國”三個字便可概括。這是一種矢志不移，奮斗救國的精神，林森倍加推崇。
林森說：“總理一生為國奮斗、為國犧牲的精神，直可與日月經久，江河行地。”他強調要學習孫中山奮斗救國之精神。
林森對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綱領的主要論點，都能進行講解、宣傳。他在《民生意義的闡釋》中說,“建國之首要在民生”強調“民生主義為三民主義之中心也”。對于民族主義，林森發表了《發展復興與固有道德的關系》的講演，認為當下“我們中華民族衰弱到了極點，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民德的消沉，民族自信心的喪失’。”“要復興民族，就必須把我們民族本來就有道德恢復起來,‘作為復興民族的動力’。”還指出：“我們學習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后跟著他。”林森也認為：“學歐美長處要迎頭趕上”，“棄我短處，學人長處，還怕趕不上？”
他說，孫中山是民主革命一面旗幟，今日唯有遵守誓詞與總理遺教，努力奉行，期挽當前之危局，樹立國家之根基。
（本文原載于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省作協“走進八閩”文化采風系列之《走進閩侯》；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