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綱學術研究”專題·
偉矣三鴻儒 赤哉愛國心
——試論李綱與朱熹、林則徐的愛國情懷
馬照南 游炎燦 葉必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愛國是人世間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是一個人 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沿著愛國主義這條主線，發生過眾多的感人故事， 出現過無數動人的場面，也涌現出一大批偉大的英雄人物。李綱，這位宋代名臣，就是愛國主義這條紅色歷史風景線上一道亮麗的光芒，被后人稱之為“一世偉人”、撫金英雄。尤其是被同是“一世偉人”的朱熹、林則徐所欽慕、惋惜和贊嘆。三位歷史偉人跨越時空，相惜互嘆，共同演繹著赤誠愛國、舍命為民的壯麗樂章。
一、跨越時空的仁心同照、鴻志共鳴
宋紹興十年（1140）正月，一代名臣李綱在猝不及防中走完了雄壯而又蒼涼的一生。
李綱去世，不僅震動朝野，而且深刻而久遠地感動和激勵著后人。那些 與李綱同樣極具愛國心和為民志的封建士子與至仁大儒更是為他扼腕嘆息，為他歌功詠志。李綱與朱熹、林則徐三位偉人，最是跨時空的仁心同照，鴻志共鳴。
李綱去世后，朱熹為李綱的《梁溪集》作序，編撰李綱傳記。李綱去世 后四十六年，即宋淳熙十三年（1186），邵武軍教授、永嘉人徐元德倡建李綱祠堂，朱熹為祠堂撰寫了《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后毀于兵燹。李綱祠堂幾經改遷，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復建，歷朝屢有修繕。祠堂大殿門 額上懸掛的，正是朱熹題匾“一世偉人”，兩側也是朱熹所撰楹聯：“至策大猷，垂法戒于萬世；孤忠偉節，奠宗社于三朝。”
朱熹對李綱予以極高的評價：“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 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饞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 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朱熹《梁溪先生文集》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4）朱熹還評價李綱：“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朱熹《梁溪先生文集》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4）
“一世偉人”“卓犖奇偉”，這是對李綱的最高評價。朱熹還曾認為，每逢亂世，老天爺必定會生出能夠消弭禍亂的偉大人物，“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于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朱熹《丞相李公奏議后序》）他認為李綱就是一位這樣的人物。以為“一世偉人”的出現是老天爺的意志，這誠然是謬誤的、唯心的。但如果拋棄其唯心論的成分，而賦予其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念，那么朱熹也還是看到了一個歷史的規律。李綱處于社會動蕩、政局混亂、民族危機深重的南北宋之交，被這一特定歷史推演為一個十分重要的、關鍵性的歷史人物。他是為完成歷史賦予他的使命而奮斗的，是承載了歷史使命的。他作為一位偉人是當之無愧的，他之所以成為南北宋之交的代表人物，并不偶然。他在當時所起的歷史作用，他的才能、學識，他的膽識、品格，特別是他那赤誠的愛國情懷，是很值得后人感佩、景仰和學習的，值得雖是時空相隔，卻同為至偉的朱熹和林則徐的相知、相惜、相贊的。
時間跨過了八百年，同是“一世偉人”的林則徐也深深地對李綱惋惜、 贊嘆、歌頌。他對李綱的評價，一副名聯可作為最精辟的概括：“進退一身關社稷，英靈千古鎮湖山。”這位林公，不僅對李綱感佩有加、盛贊不已，而且為他樹碑修祠，使其事跡廣為傳播。據考證，福州李綱祠原有兩處，一處在桐口大嘉山李綱墓旁，廢圮；越王山上亦有一處。而在西湖李綱祠堂的修建過程 中，從草創到竣工，林則徐都是親力親為，其情真乃至誠，其功真乃不可沒。清道光年間，時任福建布政使的程含章敬重李綱為人，倡議重修李綱祠。他找到正在福州丁憂的林則徐，商議重葺事宜。林則徐尋跡三山，踏遍左海，“得西湖荷亭舊址，端正寬平，湖山秀杰之氣， 四面環擁，甚盛概也”。道光九年 （ 1829）十月十八日興工修李公祠。新建的李綱正祠，前后六間，旁邊三間為桂齋。后砌石橋，石橋上有亭， 四周有墻圍護，荷池假山，花叢種林，幽雅郁然祠堂內供奉的李綱像“神光炯炯、嚴正溫毅”，兩側題聯正是林則徐親自撰寫的“進退一身關社稷，英靈千古鎮湖山”。
“一世偉人”不僅是后人對李綱的獨有評價，應當說也是歷史對李綱、 朱熹、林則徐這三位歷史偉人的共同評價。為何他們相隔數百年，不僅有大致類似的政治境遇，而且有如此的心底共鳴，且志趣相投？實際上，李綱、朱熹和林則徐皆是傳統儒家思想熏陶出來的士子，他們皆懷有博大的胸襟， 以天下為己任，正所謂“但知有君父，不知有己身”；他們愛國憂民、擔當道義，所以雖遭讒間瀕九死而愛國憂君為民之志不可奪。因此，他們跨越歷史時空，心照神交，惺惺相惜，譜寫出一段蕩氣回腸、值得歌頌的動人篇章。
二、千古一脈的愛國之心、為民之情
李綱之偉，集中體現在他作為一介文臣，能在國家危亡、民族災難的歷史關頭，挺身而出，力主抗金，成為時代激流推出的民族英雄。他既力爭于朝堂之上，又親赴抗金軍事斗爭前線，既抒愛國為民之情于筆端，又凝家國民族之恨于鋼锏，其報國之心天地可鑒，其奇偉之功堪載史冊。他卓爾不群，文韜武略，公忠體國，心懷天下，歷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而報國之志不輟，數遭貶謫瀕臨九死仍懷抗爭之心，連宋徽宗都不得不稱贊他：“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七》）
（一）力爭于朝堂之上
李綱為官，立朝守正，風節凜然。時維兩宋之交金兵南犯，社稷正處危亡之際，面對積弱日久、茍且偷安的宋廷，他憂心如焚，只擔心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和百姓的安寧，而全不顧個人榮辱安危、境遇浮沉，反對屈膝求和，反對棄城逃跑，堅決力主抗金。他上疏諫欽宗：“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七》）他奮筆疾書，甚至剌臂血上疏，力諫宋徽宗傳位太子。他又滿心希望新登帝位的宋欽宗能夠號召天下， 重振雄風，決心抗金。李綱總是用激越而悲憤的措詞和血與火般的呼吁，既震撼缺乏抗敵決心、只知屈辱求和的朝廷，也激勵著和他一樣具有強烈愛國情懷的抗金將士。在南北宋之交政治危機和宋金矛盾嚴重的關頭，李綱不僅是堅定 的愛國者，還有著精深的政治見解，他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當時許多人都為李綱的意見和措施未被貫徹和執行表示極大的憤慨和惋 惜。用朱熹的話說就是：“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歸京，汛掃陵廟， 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丞相李公奏議后序》）
（二）親赴抗金軍事斗爭前線
李綱本是個文臣，但他并非紙上談兵之輩，而是一生踐行知行合一， “入則宰輔， 出則大將”是他政治抱負和軍事才能的真實寫照。在朝廷上，他是堅定的主戰派，呼吁朝廷重視武備，加強軍事力量建設，極大地振奮了主戰 派的士氣；在軍事上，他親臨前線，指揮戰斗， 由他指揮的東京（開封）保衛戰，大獲全勝，彪炳戰史。宋徽宗慌忙傳位給宋欽宗后，擢李綱為兵部侍郎、尚書右丞、東京留守、親征行營使等，全面負責開封的防御事宜。靖康元年（ 1126）金兵入侵汴京時，宋廷從皇帝到大臣都彌漫著濃重的悲觀情緒，對打 贏這場保衛戰毫無信心。李綱挺身而出，堅決反對議和，極力主張與金軍決一死戰。他手持鋼锏，親臨陣前，坐鎮第一線指揮，當場征募敢死士兩千人，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終于贏得了第一次東京保衛戰的勝利。
（三）抒發精忠報國之志于筆端
李綱感于時政，撰寫了大量的詠史詩詞、愛國詩詞及奏議等，其中最有特色是他的7首詠史詞，篇篇情感強烈，形象鮮明，風格雄健。在他的愛國詩詞里，有的歌頌大展宏圖的帝王，他希望宋欽宗和宋高宗能夠像漢武帝劉徹、漢光武帝劉秀和唐太宗李世民那樣多謀善斷，敢于御敵，解除外患，成就偉業；有的歌頌善于納諫的君主，他勸諫君主如果沒有雄才大略，至少能夠采納忠臣諫議，積極抗敵，收復失地，使國家安定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還有的贊美運籌帷幄的賢相，他喑以謝安、裴度、寇準自許，表達自己抗敵復國的決心，期望獲得朝廷重用。一首充分表現強烈的愛國精神和豪邁的英雄氣概的《蘇武令》，雖作于李綱遭貶、離開火熱的抗金前線的建炎末、紹興初 （ 1130— 1131），但那“擁精兵十萬，橫行沙漠，奉迎天表”的豪邁詞語，充滿了精忠慷慨之氣，寫得沉雄勁健。當代詞學大師唐圭璋在《詞學論叢·讀詞札記》中評論此詞曰：“李忠定綱，忠肝義膽，發為詩余，亦慷慨沉雄。 … … 入則宰輔，出則大將，天下安危，系于一身，觀詞之吐露，可以識其精忠矣。”李綱之前，詞壇上何曾出現過這等英氣淋漓的作品？所以，詞學界有認為此詞堪為岳飛《滿江紅》的前奏曲，亦為此后的南宋以辛棄疾為代表的愛國詞風開了先河。
相較于李綱，朱熹作為南宋儒學的一代宗師，因世人多被他理學家的光芒所吸引，而忽略了其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也是在宋金對峙的時代背景下，朱熹一生憂國憂民，堅決維護民族統一，反對外族入侵，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民族責任感，并將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深沉的愛國情感貫穿于生命之始終。
（一）從小深受先輩愛國言行的薰陶和影響
朱熹生活在南宋的前半期，也是處于金朝女真政權不斷南下入侵，宋金矛盾異常尖銳的時代。生長生活環境是促成朱熹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感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同李綱相似，朱熹從小就深受其先輩和師輩們的愛國言行的熏陶和影響。其叔祖朱弁、父朱松、老師劉子翚、李侗都對朱熹產生了重要影響。朱松是堅定的主戰派， 曾任尚書度支員外郞、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參與聯名上書反對朝廷議和主張，被秦檜貶謫饒州。朱熹14歲后遵父囑投靠五夫劉子羽，極富民族氣節的五夫劉氏家族對金兵恨之入骨， 國仇家恨熏陶了朱熹。有個故 事，朱熹少年時書法學曹操，劉珙學顏書《鹿脯帖》，朱熹把曹操的法帖給劉珙看，劉珙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之所學者漢之篡賊耳！”聽了劉珙這話，朱熹從此再沒學曹操字帖，青年朱熹就是這樣培養了仇視奸佞、抗金保國的愛國情愫。
（二）把愛國精神貫穿于奏章策論、詩賦文章、書院講學和言談議論中
朱熹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顯現出不同形式，他運用奏章策論反對議和，通過詩詞文論來抒發憤慨，又在品評人物中注重對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的強調，還在書院講學過程中注重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的思想灌輸。愛國精神具有歷史范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南宋一朝對金國入侵的態度，主戰派便是愛國派，主和派則為投降派。秦檜是宋金對峙中主和派和投降派的代表之一，朱熹對秦檜的賣國投降行徑是恨之入骨的，他在初登仕途時就憤慨地進行譴責，斥責秦檜之罪“萬死而不足贖”。直到淳熙九年（1182）他到浙江任職時，發現永嘉地區還供奉著秦檜的生祠，義憤填膺， 即時發出政府公文要求拆除秦檜生祠。并在這份公文中歷數秦檜投降賣國的罪行，義正詞嚴地指責秦檜陷害岳飛的不赦之罪。他怒斥說：“天不誅檜，誰其弱秦！”朱熹辦書院，講學不輟，在他的愛國精神感召下，其一大批門人后學也多為具有民族氣節的愛國志士。
與李綱一樣，朱熹的詩詞是他愛國心和民族情的充分抒發。特別是面對內憂外患的國家環境，朱熹時刻關注著國家的命運和前途，憂國憂民的情愫時時萌了，成就了他許多優秀的愛國詩篇。
紹興三十一年（1161）冬，金主完顏亮揮師南下攻宋，南宋朝廷措手不及，開戰之初節節敗退。朱熹心急如焚，寫下了許多《感事》：
聞說淮南路，胡塵滿眼黃。
棄軀慚國士，嘗膽念君王。
卻敵非干櫓，信威藉紀綱。
丹心危欲折，佇立但彷徨。
詩人一片丹心備受煎熬， 一字千鈞，整首詩蘊含的感情節制而強烈。
十一月，風向急轉，完顏亮被部下所殺，金兵不戰自潰，宋軍連連告捷。朱熹聽聞，又狂喜不已，提筆作下《次子有聞捷韻》四首：
神州荊棘欲成林，霜露凄涼感圣心。
故老幾人今好在，壺漿爭聽鼓鼙音。
殺氣先歸江上林，貔貅百萬想同心。
明朝滅盡天驕子，南北東西盡好音。
孤臣殘疾臥空林，不奈憂時一寸心。
誰遣捷書來蓽戶，真同百蟄聽雷音。
胡命須臾兔走林，驕豪無復向來心。
莫煩王旅追窮寇，鶴唳風聲盡好音。
朱熹一氣呵成寫下這組詩，憂心如焚的焦慮在捷報傳來之際瞬間消弭，滿是振奮感，這是他對國家強烈情感的閑云迸發，氣勢雄健，真摯感人，直擊內心。
林則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又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則徐有一名滿天下的詩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林則徐鏗鏘有力的人生誓言，更是他愛國精神的最精辟概括。正是這一誓言，主導他成為清政府“放眼看世界第一人”；正是這一誓言，促成他創下了“虎門銷煙”的光輝業績。林則徐抵抗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偉大事跡，達到了他那個時代和所處的階級所能達到的高峰。
（一）“虎門銷煙”開辟了體現近代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優良傳統的中國近代史
林則徐作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面對西方列強在中國吸我民膏、損我國 民的販賣鴉片的罪行，基于愛國為民的立場，他多次上書皇帝要求嚴禁鴉片。任欽差大臣后，在禁煙的過程中，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民族尊嚴，他堅持外國人來華必須服從中國的法令，與英國鴉片商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林則徐進行的這些斗爭，特別是他領導的中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虎門銷煙，揭開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斗爭的序幕，把中國歷史的車輪推進到了體現近代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優良傳統的中國近代史。
（二）“放眼看世界”標志著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思想的開端
中國歷史既已跨入近代，林則徐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放眼看世界”的人，他的愛國已經突破了古代“家國一體”“忠君愛國”中的“國”，而將 其賦予近代的意義；也已不是拘泥于傳統的主戰和求和、愛國和投降之爭，其眼光已是面向世界，其方略也已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林則徐高度的愛國精 神，不僅貫穿了他一生，成為他生活的主線和全部思想的核心，而且其愛國精神已經融入他的視野、他的格局、他的心胸和他的心性，這也正是林則徐思想光輝之所在，也因此標志著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思想的開端。
三、相似的政治境遇與跌宕人生
司馬遷《屈原列傳》曰：“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這評論同樣適用于李綱、朱熹、林則徐三人， 同樣概括了他們的政治境遇和人生態度。只不過，這三位“一世偉人”忠有余，怨無多，堅守不變的還是那種愛國情感和那顆為民之心。
（一）屢遭貶謫的政治人生
如上所述，李綱、朱熹、林則徐都是做過諸多彪炳史冊的大事、好事的人，但他們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李綱指揮第一次東京保衛戰，險中獲勝，功莫大焉，但戰后不久就遭貶謫。他一生“數經憂患”，兩度為宰相，四任為將帥，但旋任旋貶，雖官至宰相也難免被外放，真乃“壯志未酬身先死”，其中貶謫海南是他平生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次政治迫害。林則徐領導的偉大壯舉 “虎門銷煙”是中國禁煙運動的一個重要勝利，是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的正義行動，是歷史上的一座豐碑。但他隨后即被腐敗、軟弱的清廷革職查辦，發配新疆。不僅“虎門銷煙”是壯舉，林則徐一生遍歷地方，都是治績卓著，最后卻病逝于赴任途中的潮州普寧。朱熹也是仕途挫折，既被韓侂冑“褫職出朝”，又被御史攻擊為“偽學之魁”，最后只好歸建陽講學著述。
（二）九死無悔的政治品格
李綱、朱熹與林則徐的政治境遇都是令人同情的，但他們在遭受政治打 擊后所表現出來的人生態度卻是使人感佩的。李綱總是身處逆境，不忘憂民，即使從海南貶謫歸來后，他仍然表現出愛國精神和報國之志，以天下為己任之心決不因此而改變。這充分體現出他堅定的政治品格、執著的人生信念和頑強的生命意志。朱熹晚年卷入“慶元黨禁”的政治斗爭，被攻擊為“偽學之 魁”。但他在被革職返鄉后，仍然矢志不移地堅持傳播其理學教化。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全身心注釋《楚辭》， 《楚辭集注》便成為朱熹的絕筆。林則徐、 禁煙的正義之舉反令具被貶謫，平添一份報國無門的悲憤，但他仍然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他在前往新疆伊犁途中的西安與妻子依依惜別時，寫了兩首詩《赴戍登口占示家人》，其中第二首中“茍利國家生死矣，豈因禍福趨避之”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也是林則徐滿腔愛國主義情懷的濃縮和寫照。
四、淵學同轍的宅心仁者、鴻學大儒
（一）從小耳聞目睹民間疾苦
李綱是在內有政治混亂、外有異國入侵的戎馬生涯中成長的。他在十八 歲之前，都跟隨作地方官的父親輾轉于各地；十九歲到二十一歲，在家鄉為母親守孝三年。家庭和進入青壯年這一段經歷，給李綱以充分的讀書條件；轉徙各地，又使他經常接觸社會，得以切身感受民間疾苦和國家危難， 同時對群眾的力量也有所認識。朱熹大半生都生活在鄉村之中，又曾做過主薄這樣的小吏，林則徐也一直是外派地方任職，他們都非常了解下層人民的活動，對百姓的困苦給予同情和關心，并由此產生對國計民生的擔憂，林則徐在江蘇治理水利期間就提出“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林則徐集·奏稿》上冊，上海 中華書局）的主張。
因此，或是朱熹組織的賑災救荒，或是林則徐進行的興修水利，只要是 能使百姓安居樂業的一切事務，他們都盡心盡力。朱熹還被宋孝宗皇帝稱贊道：“朱熹政事確有可觀。”（《宋史·朱熹傳》）
（二）長期的“家國天下”、經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灌輸
梁啟超先生在《儒家哲學》中說：“中華民族之所以存在，因為中國文 化存在，而中國文化，離不開儒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天津古籍出版社 P106）李綱、朱熹、林則徐三人都是自幼憑 著聰穎和苦讀，通過科舉入仕。在視儒學為道統的封建社會，他們從莘莘學子到封建士大夫，接受的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經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教育。如朱熹作為南宋的理學大師和儒家道統思想集大成者，他身上所凝 聚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首先基于儒家、理學家自身的修身要求。他始終秉持 忠君愛國、勤政為民、廉潔奉公、不畏權貴的道德操守。面對當時政治危機異常嚴峻的形勢，他是以飽含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民族意識，試圖用高揚愛國精 神來為抗擊金軍的社會服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語），這就是儒家的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的精髓之所在。
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李綱、朱熹、林則徐樹起了愛國精神的三座豐碑，其光輝所照，永遠昭示著后人。在當前建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實踐中，我們仍要堅持傳承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學英雄，立國魂，樹氣節，踔厲奮發，勇毅前行！
作者簡介：
馬照南，福建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省委文明辦原主任、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游炎燦，福建省社科院原副院長、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秘書長；
葉必華，福建省委宣傳部原處長、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