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綱學術研究”專題·
試論朱熹對李綱的評價
陳支平
一、朱熹對于李綱功業的贊譽
朱熹在其論著，尤其是《朱子語類》一書中，不少地方是引述他人的評 說來表達自己的意見的。對這些評說，如果朱熹沒有特別的反對，基本上可以 看成是贊同的。因此在本篇論述朱熹對于李綱的評價時，本人即是作如是觀。至于朱熹在其論著中亦注明他人所論出處，本文為了敘述方便，就不再一一列出。
在《朱子語類》一書中，朱熹對北宋末、南宋初的朝中大臣，評價最高 的是李綱、張浚以及趙鼎這三人。《朱子語類》卷一三一云：“魏公（張浚）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為者只李（綱）、張（浚）二公。”（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32頁，中華書局2020年4月《理學叢書》第二版下引同書，只注頁碼）在《朱子語類》卷一三二中，朱熹復云：“言過江以來，非李伯紀、趙元鎮（鼎）、張魏公（浚）三人也，立不住。”（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
編《朱子語類》第3876頁）
在《朱子語類》卷一三一中，朱熹還對李綱、趙鼎和張浚三人的優缺點進行了分析，他寫道：
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張公雖是竭力擔當，只是他才短慮事 疏處多，盡其才力，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 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 耳。或問趙忠簡公與魏公材品如何？ 曰趙公于軍旅邊事上不甚諳練，于國事人 才上卻理會得精密，仍更持重，但其心未必如張公，辨得為國家擔當向前。自 中興以來，廟堂之上，主恢復者，前有李伯紀，后有張公而已。但張公才短處 事有疏略處，他前后許多事，皆是竭其心力而為之，少有照管不到處，便有疏脫出來。（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43頁）
從以上評述中，我們可以知道朱熹認為李綱、趙鼎與張浚三人，還是以 李綱的才能和任事為最佳，堪稱中流砥柱。《朱子語類》同卷中還有這樣的文 字：“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 邊，倒了西邊；知得這里，忘了那里。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 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 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32頁）
金兵南侵之時，宋朝君臣一退再退，全然沒有堅決抗戰的決心和準備。
即使對投靠金兵的劉豫部，宋朝官兵亦不敢有所抵御，望風而退。在這危難時刻，只有李綱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主張抗戰。《朱子語類》卷一三三云：“劉豫來寇，朝廷只管謀避計。李伯紀云： 自南京退維揚，遂失河東；北自維揚退金陵，遂失京東西；一番退一番失，設若是，金人來柰熱不得，亦著去，不能久留。今又只是劉豫，只是這邊人，渠得一邑守一邑，得一郡守一郡，如何只管遠避？”（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900-3901頁）
靖康之變后，趙構在南京繼帝位，號稱高宗。高宗初立，綱紀混亂，在金兵的壓迫之下，不斷南遷。先后徙至揚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最終在 紹興八年（1138）正式定都臨安（杭州），稱“行在”。此時雖然李綱一再受到朝中其他派別的官員排擠，但是大敵當前，鑒于李綱的才能和擔當，宋高宗一度起用李綱為相。《朱子語類》如此記載當時的情景：
當時議論，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時，顏岐之徒論列，謂張邦昌虜 人所厚，不宜疏遠；李綱虜人所惡，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 立恐亦非虜人所樂。遂得命召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 來整頓一番，方略成個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嘗受偽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 臣，方行旌恤。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限 撞著汪、黃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卻會專殺。如置馬伸于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30-3831頁）
正如朱熹所描述的那樣，宋高宗登基之初，朝中君臣忙于逃跑、疲于奔命，新朝建立，一片混亂，幸而有李綱出來主持大局，方成“朝廷模樣”。但是萬分可嘆的是，李綱雖勇于任事，卻遭到多方忌恨，不久被罷相去位，徒有一腔熱血而已。而其他無能之輩及奸佞之徒，卻竊取高位，為所欲為，敗亂朝政。李綱逝世后約四十年，朱熹應李綱之孫盛情邀請，為《丞相李公奏議》撰寫后序，該后序略云：
嗚呼！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故丞 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 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 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 遂薄都城，公于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余，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 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 強虜。然自重圍即解，眾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茍目前之 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 憂，則讒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 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 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 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陜，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 原，必還二圣之計。然在位才七十余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 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24，第3656-36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朱熹的這篇后序，可以說是扼要準確地敘述了李綱一生的道德功績。這 里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的父親朱松也對李綱十分崇敬，他給被放逐的李綱寫過《上李丞相書》，云：“靖康、建炎之初，群邪并進，爭為誤國之計， 以售其 奸，獨仆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竄而濱于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勠力王室之心者，皆以為歸。“（朱松：《韋齋集》卷九）
二、朱熹對李綱受屈的辨誣
北宋中后期政治上的最大弊端，是朝中臣子結幫拉伙、黨爭不已。此敝至北宋末、南宋初猶然。朝中偶有一二任事之臣勇于更張改革，馬上就有一眾反對之臣群起而攻之，極盡攻訐誣蔑之能事。李綱的仕途經歷正是如此。當李綱受命守衛太原之時，雖屢挫金兵，但朝中反對之臣無端生事攻訐。朱熹在《伊洛淵源錄》卷十中有云：
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種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于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吿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圣為名者上皇，后以為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為恥，乞賜罷。（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12，第1051頁）
朝中奸佞之臣的攻訐，導致李綱與宋欽宗之間產生了政治矛盾，《朱子語類》卷一二七中這樣寫道：
所有前降旨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 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卻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后 君臣遂生間隙，疑其以軍民脅己。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身千余道，令其便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余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 ……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723頁）
《朱子語類》卷一三一復記云：
李伯紀，徽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后復召用，遂約吳敏勸行內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于袖中入，吳已為之矣。后欽宗即位，用之。 一日，聞金人來，殿上臣寮都失措，皆欲作竄計。李叩 門入論，門止之。 欽宗聞之，令引見，力陳御戎之策，忠義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樞密院事。李英爽奮發，然性疏用術。欽廟用督太原師，適種師中敗，遂得罪。太上登極， 建炎初召。汪黃輩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于此，想彼亦不樂矣。”遂用為相。后汪（伯彥）、黃（潛善）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余日。(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723頁)
在奸佞之臣的挑撥之下，宋欽宗甚至認為李綱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朱子語類》中有這樣的記述：“黃仲本言于先生曰：‘李伯紀一再召，乃黃 潛善薦也。途中見顏岐言章，遂疑潛善為之。李入國門，潛善率百官迓之，李默不一語， 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綱孩視朕。’先生曰：‘李丞相 有大名，當時誰不追咎其不用， 以至于此？上意亦須向之。潛善因而推之，背后卻令顏岐言之，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辯之。’”(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723頁)
當金兵大舉南侵時，宋朝的軍事依仗主要是西部軍事世家種師道、種師中， 以及姚古家族率領的軍團。李綱被臨時委派為太原等地前線軍事總指揮， 恰好是在西部軍團姚、種兩家前線戰事受挫的關鍵時刻。面對前線軍事受挫，朝廷君臣不討論如何改變策略，嚴陣以待，而是相互指責。一班原來就對李綱忌恨的臣子乘機把姚、種二軍受挫的責任推到李綱的頭上，致使李綱無辜受屈。《朱子語類》卷一三○中朱熹對李綱的受屈進行了辯駁，他寫道：
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于李綱之謀；種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于許 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于姚平仲僥幸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密院，辭免札子云：“方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乘便迫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而遁，候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眾出城，幾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宣撫，不關白于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種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借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種師中軍真定，進兵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師中欲取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又嘗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裹創力戰又一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而斬于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于孫覿所紀，故多失實。（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22-3823頁）
關于姚軍冒進受挫之事，大致經過是這樣的：姚平仲者，西北陜西軍團姚古之子，屢立戰功。陜西軍重世將，種氏和姚氏都是世代將門，種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上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 以兵入勤王。平仲恐功名會獨歸于種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一日遣使五輩，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可擊。是時相距才八日，蓋俟其弟師中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金營，生擒斡離不，奉康王以歸。故師道言不用。既而平仲謀泄，虜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虜寨，反為所敗而還。顯然，姚平仲此次之敗，主是因為姚平仲貪功冒進所致，李綱對于姚平仲的行動毫不知情。故朱熹在《朱子語類》中明白指出，“綱實不知”。
至于陜西軍的另一勁旅種師中之失，其主要原因是宋軍前線的戰役布置 沒有得到確實的貫徹，各軍配合未能及時跟上，致使種師中一軍孤軍奮戰，師中不幸陣亡。當時，金兵攻太原未下，皆命銀術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耶 律）馬五飯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于西都谷，所殺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詵、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部，銀術可與習失、盃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于太谷。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鶻懶、（完顏）拔離速 復取之。種師中出井陘，據榆次，救太原，銀術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完顏）活女斬師中于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州谷，大敗之。此次失敗 的關鍵，當然是種師中一路。宋方記載稱“樞密許翰怒其不進，檄書一日六、七，至有“逗留玩敵”之語，且責必解圍太原贖罪。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發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 即日辦嚴，約古及張灝俱進， 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后來對許翰的劾奏和處罰，也指責他“懦弱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令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
陜西軍團的此次失利，李綱以一位文官臨時擔任前線總指揮，實不知 情，但是宋欽宗聽信讒言，歸罪于李綱。朱子在《朱子語類》卷一三O中還這樣評述道：
問圍城時，李伯紀如何？曰：“當時不使他，更使誰？士氣至此，消索無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顧死，且得倚仗之。”問姚平仲劫寨事，是誰發？曰：“人皆歸罪伯紀，此乃是平仲之謀。 姚、種皆西方將家，師道已立功，平仲恥之，故欲以奇功取勝。及劫不勝，欽廟親批，令伯紀策應。或云當時若再劫,可勝，但無人敢主張。”問種師中河東之死，或者亦歸罪伯紀。曰：“不然。嘗親見一將官說師中之敗，乃是為流矢所中，非戰敗，渠親見之，甚可怪。如種師道方為樞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氣數。伯紀初管御營，欽廟受以空名告身， 自觀察使以下使之自補。師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 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漸不可長。’及遣救河東，伯紀度事勢不可，辭不行，御批云：‘身為大臣，遷延避事。’是時許松老為右丞，與伯紀善，書‘杜郵’二字與之，伯紀悟，遂行。當危急時，反為奸臣所使，豈能做事？”問種師道果可倚仗否？曰:"師道為人口訥，語言不能出。上問和親，曰：‘臣執戈以衛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復力執。大抵是時在上者無定說，朝變夕改，縱有好人，亦做不得事。”(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21-3822頁)
在《朱子語類》中，朱熹對于李綱的此次受屈，多次予以辨誣。還說：“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阿耿南仲， 以主和議。后竄嶺表，尤銜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 ……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紀不知。”(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23頁)
對于李綱屢屢受屈，朱熹十分感慨，他在《朱子語類》卷一三O中寫道：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盡舉 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有幾個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 可惜！宗澤在東京，煞招收得諸路豪杰、盜賊，力請高宗還都，亦以圖恢復。 被汪、黃讒譖，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為盜賊。當初高宗能聽宗澤、李伯紀輩， 猶有少進步處。所以古人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 又無糧食與他吃，教他何如得？其勢只得散為群賊， 以茍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26頁)
然而，朱熹的這種感嘆，正是宋朝的政治積弊所在，也是宋朝始終無法 恢復江北河山的癥結所在， 即使是朱熹，也是回天無力！李綱死后約四十年，朱熹為李綱的《丞相李公奏議》作后序，他十分感慨地寫道：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信消息 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于亂。然于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 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后，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于糜爛泯滅、靡有孑 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 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 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 不至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 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 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 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蕩，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于然歟！嗚呼，痛哉！（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24，第3656-3658頁）
有這種感慨的何止是朱熹一人？后世之人重溫北宋末、南宋初的這段不尋常的歷史時，何嘗不是如此感嘆！
三、朱熹兼論李綱與張浚、蔡京的關系
在前面的敘述中，我們知道朱熹對于北宋末、南宋初朝中大臣的評價， 以李綱和張浚二人為最高。但是事實上，當李綱初入朝中執政時，張浚對于李綱的做法并不認同，甚至還上奏吁請罷免李綱。起因是李綱清算奸臣張邦昌時，連帶斬殺宋齊愈。張浚認為宋齊愈罪不至死，遂上折攻訐李綱。《朱子語類》卷一三一記此事云：
其時正誅叛人，遂以宋嘗令立張邦昌，戮之。當時人多知是立張邦昌， 間有未知者，宋書以示之。及刑，人多冤之。張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
當時模樣，亦是汪、黃所使人。魏公亦汪、黃薦。李罷相，乃魏公言罷也。（ 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26頁）
《朱子語類》同上卷中復云：“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修怨專殺’ 等語，似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②但是隨著張浚對李綱的認識增長，張浚意識到李綱是真心為了國家和民眾， 因此改變了態度，與李綱的政治合作日益密切，最終一道成為這一時期不可替代的名臣。《朱子語類》記述張浚的這一政治轉變時說：“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 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后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后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歡。’”（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30頁）
朱熹在《晦庵集》中，曾撰寫有《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一文，對張浚的一生予以極高的評價。在這篇行狀中，朱熹提到了張浚與李綱從誤會到相互信任的過程：
逆臣張邦昌乘時窺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圣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公殿 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腰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綱，罷之。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后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
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為變，乞正其罰。……時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貶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開、莫儔顧反得生 歸，綱雖輕疏，亦嘗為國任事，乃不得敘，天下謂何？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為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24，第4355-4370頁）
李綱和張浚二人之所以被朱熹譽為名臣，正是他們二人能夠不計個人恩 怨， 以國家大局和民生安危為懷。這種品德操守，在當時政局混亂、朝臣拉幫結伙相互攻訐的大環境中，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當然，李綱作為一位文人出身的大臣，不免也存在某些才能上的缺陷，特別是在典兵事體上，更多仗文臣。依倚朱熹對此亦有所指出。如在《朱子語類》中說：“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相于南京時，建議三事，借民 間錢。”（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29頁）這或許是李綱平日里與武臣交往不多，身邊所熟悉的人，還是以文臣居多。而文臣往往議論多，臨陣實踐少，故朱熹在《朱子語類》卷一三一中還說：“魏公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為者只李、張二公。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為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不足盡信。李伯紀請誅張邦昌并畔者，后以結余睹事過海。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有稟議，正紛拿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個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卻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32頁）
在《朱子語類》中，朱熹還談到李綱與蔡京的關系。蔡京雖然是個大奸大惡之人。但從《朱子語類》的記述中，卻可看出蔡京極其善于偽裝和籠絡人 才的政治手段。該事卷一三O記云： “（蔡）京之奸惡又過于（章）惇。 … … 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 ……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詣學自嘗饅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32頁） 因此，靖康之難后，朝廷清算奸佞誤國臣子，本來 蔡京是罪魁禍首，首當其沖，但是對于蔡京的處罰偏偏一延再延，終于以發配儋州了事。《朱子語類》對此事如此解說：
問：蔡京何故得全首領，卒于潭州？曰：當時執政大臣皆他門下客，如吳元忠輩亦其薦引，不無牽制處。虜人物一番退時，是甚時節！ 臺諫卻別不曾理會得事，三五個月，只反倒得京，逐數百里，慢慢移去，結末方移儋州。及至潭州，遂死。問：李伯紀后來當國時，京想已死否？不然，則必如張邦昌，想已正典刑矣。曰：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籠中出來底人才，伯紀亦所不免。如李泰發是甚次第硬底人，亦為京所羅致，他可知矣。（王星賢點校、【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第3832頁）
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蔡京之籠絡手段不能不說是他的政治優點之一。他所籠絡的人才中， 固然有不少奸佞之徒，但是也有一些如李綱這樣 具有雄才大略之士。而正是這一優點，使其“得全首領“。李綱在這件事上到底發揮了多少作用，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有一點是大致可以猜測的，或許礙于門生之情，李綱沒有對蔡京痛下殺手。幸虧有了朱熹《朱子語類》的這一記載，我們可以隱隱約約地窺見李綱與蔡京的微妙關系。
作者簡介： 陳支平，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