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一無二的翻譯家林紓
楚 欣
據《圣經·創世紀》載，初始，住在兩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平原上的人計劃造一座城，并在城中建通天塔。他們拼命趕工，塔建得很快，幾乎快接近天的時候，上帝發現了。這位主宰人類的神很不高興，覺得建這么大的城與塔，人都住進去，并講同一種話，就會為所欲為，于是決定加以制止。上帝采取的辦法是讓原本說話一樣的人類發生劇變，變得各自操著不同的語言生活。這么一來，彼此間誰也聽不懂誰在講什么，糾紛不斷，工作無法進行，通天塔也就被迫停工，并最終倒塌。
上述記載屬于神話，是否有過此事自然不必細究，也無須考證，但其中提到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存在多種多樣的語言，則乃千真萬確。
語言不同需要翻譯。翻譯是精通不同語言的行家里手，他們為人類彼此間的溝通做出了貢獻。然而，近代中國有位翻譯家，外文一竅不通，卻堂而皇之地翻譯了許多外國名著，并產生巨大影響。
這位獨一無二的翻譯家，正是福州臺江的林紓。他的一生充滿傳奇，很值得介紹。
創辦蒼霞精舍 提倡新式教育
林紓，清咸豐二年（1852年）出生于閩縣蓮塘鄉（今福州市水部蓮宅村）。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筆名很多，最常見的是冷紅生。晚年的他又用了一些別稱，如“春覺齋主人”。
翻開林紓的家史發現，其先祖世代為農，父親林國銓始而從商，于閩北經營鹽務，還曾到過臺灣做生意，可惜不幸早逝。
在較長時間內，林紓家的經濟來源全靠母親和姐姐的女紅收入，生活相當艱難，但他人窮志不窮，刻苦學習，每天讀書至深夜。為了自我勉勵，他于墻上作了一幅畫，畫面是一具棺材，旁邊站著一個小孩子，并附文字注解“讀書則生，不讀入棺”，表達其認真讀書的決心與意志。
雖然有心學習，卻無錢買書，林紓只得四處向別人借閱，特別是結識沈葆楨的外甥、藏書家李宗言、李宗祎兄弟倆之后，借閱量大增，累計達三四萬卷。對此，他日后曾言：“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雜書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正是多年來廣泛接觸各類書籍，他的知識得到不斷豐富，學問大進。
林紓18歲那年結婚，娶的是同里劉有棻的長女劉瓊姿。婚后夫妻互敬互愛，日子過得甜甜蜜蜜。21歲那年，林紓在龍潭精舍執教授徒。盡管年紀輕輕，但學問淵博，教學認真，深受弟子的歡迎。10年后，即清光緒八年（1882年），林紓參加鄉試，中了舉人，隨即喬遷于臺江蒼霞洲。雙喜臨門，讓他興奮不已，欣然題詩云：“道人種竹滿霞洲，七月新涼似晚秋。記得四更涼雨過，居然披上木棉裘。”之后，他廣交朋友，組織福州詩社，專賦七律，互相唱和。光緒十七年（1891年），他刊印《福州支社詩拾》，并為其寫序。然而，在蒼霞洲的那些日子，林紓也有不順心的時候。即中舉后，他曾連續7次赴京趕考（會試），雖然每次都抱著很大的希望，但次次名落孫山。
科考場上的失意，讓林紓對八股取士制度的認識有了根本性的轉變，深感這一封建教育從形式到內容都已經腐敗透頂，必須加以改良。從此，他潛心學習西方的文化、教育思想與制度，產生創辦新式學校的想法。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林紓與幾位朋友合作，把自家的舊居改建成蒼霞精舍，招生講學。這所學堂雖然沒有冠以“書院”或“學校”之名，但教學內容卻煥然一新。其中，國學有經、史、時務等課；西學有英語、算學、地理等課。林紓受聘講授古文，并任總教習。
蒼霞精舍的規模不大，但意義和影響深遠。它的創辦，堪稱是當時維新派推行“新政”在福建的演習，也可以說是福建放棄舊教育制度，實行近代教育的發端，開了風氣之先。這所學校，擺脫舊教育體制的束縛，向著現代新教育體制轉化，當時走在全國的前面。其后，福建各地涌現出一批新式學校，如全閩師范學堂、福州官立商業學堂，等等，以及隨之組織起來的閩省教育總會。這一切，無不得益于它。這所學校，后經多次擴充與變更，影響力進一步增大。1936年，是為福建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簡稱“高工”。新中國成立后，是為福建建筑高等專科學校。改革開放后，升格為福建工程學院。
多年后的林紓，曾寫下《蒼霞精舍后軒記》一文予以回憶。他先是介紹精舍的環境：“建溪之水，直趨南港，始分二支。其一下洪山，而中洲適當水沖，洲上下聯二橋。水穿橋抱洲而過，始匯于馬江。蒼霞洲在江南橋右偏，江水之所經也。”繼而敘述辦學之情景：“孫幼穀太守、力香雨孝廉即余舊居為蒼霞精舍，聚生徒課而學，延余講《毛詩》《史記》，授諸生古文，間五日一至。”“學生晨受英文及算學，日中溫經，逾午治通鑒，迨夜燃燭復治算學。”其中還有對親人的追思，等等。雖然全文僅五六百字，卻寫得情真意切，而且把一些具體的事項交代得非常清楚，是一份難得的珍貴史料。
林紓不僅熱心教育，還是一位愛國思想很濃的“狂生”。光緒十年（1884年）發生于馬江的中法戰爭，福建水師全軍覆沒，林紓與友人林崧祈知道后十分傷心，在大街上相擁而哭。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林紓與友人陳衍、高鳳歧聞訊后非常憤慨，聯銜上書，堅決反對割讓遼臺。
翻譯外國名著 影響幾代后昆
上面提到，不懂外文的林紓，竟然翻譯起外國名著，乍聽起來，似乎有點“天方夜譚”。不過這是事實，并非虛構，而此中的原因，則要從他喪失愛妻說起。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林紓的妻子劉瓊姿因肺病大量吐血，不幸身亡。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讓他痛苦不已，精神恍惚，以淚洗面，甚至借酒消愁，整天瘋瘋癲癲。他的好友、時任福州船政學堂法文教習的王壽昌看到后，覺得再這樣下去，將毀掉一個難得的人才。為了讓林紓從悲痛中解脫出來，便勸他到馬尾魏瀚家小住幾天。魏瀚是馬尾造船廠工程處制船總教習，與林紓交情深厚，但兩人已經有相當一段日子沒有見面了。因此，王壽昌一提到魏瀚，林紓當即同意去馬尾看一看老朋友。
林紓在魏瀚的引導下，先是參觀馬尾造船廠，看到正在建造中的大型軍艦，以及馬江上來來往往的艦船，接著去羅星塔，仰觀這座古老而獨特的建筑，還聽了柳七娘為夫建塔的故事。參觀回來后，情緒有了明顯的好轉。但是，過了一兩天，興奮勁過去，想起亡妻，情緒又低落下來。怎么辦？魏瀚和王壽昌商量，覺得應該找個事讓林紓去做，轉移其注意力，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的心境。
說來也巧，那時王壽昌正在閱讀法國著名作家小仲馬的小說《茶花女》。他把這本書拿給林紓，林紓一看是法文本，就將它扔到一旁去。王壽昌連忙說，對不起，我忘了你不懂法文。這樣吧，我把故事講給你聽。于是他侃侃而談，說妓女瑪格麗特，人稱茶花女，長得非常漂亮，是巴黎許多公子哥兒追求的對象。其中有個叫阿芒的年輕人，對她一見鐘情，瑪格麗特也為之傾心。兩人真摯相愛，并住到了一起。然而阿芒的父親卻堅決反對。這個商人為了拆散兒子與瑪格麗特，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面對巨大的壓力，瑪格麗特不得不違心地斷絕與阿芒的關系。不明真相的阿芒以為瑪格麗特負心，狠狠地罵了她一頓。瑪格麗特精神上受到嚴重折磨，一病不起。臨終前，已經知道真相的阿芒來到了她的身旁，兩人擁抱在一起，表示了至死不渝的忠貞愛情，瑪格麗特也在阿芒的懷中安然離開人世。雖然王壽昌講的只是這個故事的梗概，但聽故事的林紓已經被感動得肝腸寸斷，淚如雨下。此時，王壽昌萌生想法，說道：“何不將這部小說翻譯成中文，讓國人借此打開眼界，沖破封建思想的束縛？”林紓一時沒有考慮好，默不作聲。王壽昌見狀提出具體意見，說是小說的翻譯由他口述，林紓執筆記下，然后加以整理。魏瀚當場表示，如能譯成，他愿意出資刻版印刷。此時林紓也點頭同意。于是三人商定，立即行動起來。
就這樣，《茶花女》的翻譯工作“拉開了帷幕”。雖然其間因林紓想念亡妻情緒波動，曾出現過一些曲折，但最終還是獲得成功，付梓刊印。小說公開發表后，更是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不脛走萬本”，一時洛陽紙貴。著名思想家嚴復曾這樣寫道，“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可見其反響之大。
嘗到甜頭的林紓，從中受到了鼓舞，當翻譯的勁頭一發而不可收。此后的二三十年間，他分別與王壽昌、魏易、王慶驥、王慶通等人合作，大量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林紓譯書的速度極快，自己曾經這樣形容道：“耳受手追，聲已筆止。”據統計，他一生翻譯過11個國家90多位作家18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魯濱遜漂流記》《哀吹錄》《愷撒遺事》《玉樓花劫》《迦因小傳》《賊史》《鬼山狼俠傳》《伊索寓言》《歇洛克奇案開場》《撒克遜劫后英雄略》《梅孽》等等。由于譯作多，稿酬滾滾而來。他的好友陳衍曾戲稱其書房是“造幣廠”。
不懂外文的林紓，靠著別人的口述將原著的大意記下而后潤飾，成了翻譯家，這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例。對于林紓這方面的成就，中國文學界始終持肯定的態度。即便是與林紓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相左、被對方稱為“左右校長而出”的“秦二世”胡適，也從來沒有否認過林紓對翻譯的貢獻。他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指出：“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的小說。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因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人的成就。”其對林紓翻譯上的成就概括得相當到位。
實事求是地說，林紓翻譯的外國名著影響了幾代人，魯迅、沈雁冰、鄭振鐸都很欣賞林紓的文筆。周作人說過，“他（林紓）介紹外國文學，雖然用了班、馬的古文，其努力與成績絕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郭沫若也說過，“林琴南的小說在當時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種讀物……林譯小說對于我后來的文學傾向是有決定的影響的。”錢鐘書甚至說，林紓比哈葛德強，他寧可讀林紓的譯文，也不愿讀哈葛德的原著。當然，林紓的翻譯也有不足之處，甚至是誤譯。對此，他作了自解：“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達，即有訛錯，均出不知。”這話的意思是，譯得好是他林紓筆達之故，有錯訛之處是別人沒有告訴他所致。雖然有推卸責任之嫌，卻也堪稱直言不諱，很是耐人尋味。
晚年趨于保守 功過貫穿人生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林紓舉家遷至北京。先是擔任金臺書院講習，繼而受聘五城學堂（北京師大附中前身），任總教習。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任職于京師大學堂譯書局。1906年被聘為教員，講授經學。1912年京師大學堂正式改為北京大學，林紓繼續在該校任教，1913年4月離開。
曾經思想激進的林紓，晚年卻趨于保守，其表現主要反映在新文化運動中。當時，北京大學是新思想的策源地，集中了許多富于進取的知識分子，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林紓對他們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非常不滿，尤其是胡適關于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評論更讓他反感。胡適鼓吹白話文，說它是“活文字”，貶低文言文，稱它是“死文字”。林紓激烈反對此說，并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寫了一封信。“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意思是，如果說話寫字都采用白話文，那就什么人都可以當大學教授了，這還了得。林紓接著在《民國日報》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強調必須尊重國人對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選擇，不應一刀切。他甚至上綱上線，說保留文言文就是保存中國文化，否則國未亡文字先亡。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林紓對北大人士的意見更大。1917年，他于《新申報》發表諷刺小說《荊生》，攻擊胡適、陳獨秀等“傷天害理”“禽獸之言”。接著又刊登小說《妖夢》，把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比作“無五倫之禽獸”。隨后，他又在《公言報》撰文，指責北大，稱其“覆孔孟，鏟倫常”，大逆不道。對于這些指責，蔡元培沒有沉默，而是予以回應。他給林紓寫了封信，聲稱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是當今世界各大學的通例，北大無權干涉部分教員的言行。言下之意是，您老先生該好好休息，別多管閑事了。
林紓不僅在學術上與新文化運動格格不入，政治上也是一位保皇派。辛亥革命后，他每年都要去光緒陵祭拜，以示對前清的不忘。宣統大婚時，他繪《四錦屏》進呈。溥儀收到后很高興，書“貞不絕俗”四字回贈。林紓生前還表示，死后墳頭要立個碑，上書“清處士林紓墓”，可見其對清王朝的感情之深。
1925年，林紓病逝于北京，他的遺體安葬在福州新店白鴿籠山。
林紓離開這個世界已經91年了，關于他的是非功過也早有定評，即他在革新教育尤其是翻譯外國文學方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之后在對待新文化運動與使用白話文方面，則呈現保守與落后的傾向。
我對林紓的認識，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北大讀書時，以后陸續有些接觸。此次隨團到臺江區采風，很想去林紓的故居蒼霞精舍看看。遺憾的是，當地的同志告訴我，這座有著一百余年歷史的古建筑已經不復存在。
故居不在，聲名猶存。臺江人沒有忘記林紓這位老鄉。他們說，清末民初，福州涌現出一大批杰出人物，林紓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有很大的成就與貢獻，也有某些不足與過失。對于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我們不能忘卻，而需記住，并給予應有的尊重和紀念。
善哉斯言！誠哉斯言！
（本文原載于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省作協“走進八閩”文化采風系列之《走進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