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后的福建出版工作
王春生
一張“為福建人民打長工”的介紹信
我至今還保留著一張油印介紹信。介紹信如下：
南下縱隊組織部：
茲介紹王春生、王紹青二同志來你處分配工作，中共正式黨員，到時希接洽編入組織為荷。
此致敬禮。
附件：黨費交到六月份。
第三野戰軍政治部組織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南下縱隊是在上海組建的南下的福建干部組成的干部大隊。當時，南下縱隊也剛開始籌組。先期分配到南下縱隊的幾個人都是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及軍政印刷廠的領導和戰友。當時陳辛仁已經調任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我們這些人都是由他決定調來的。我的老領導吉人是南下縱隊新聞出版大隊負責人，他要我們保存好介紹信，到福建后再交組織。到達福州后，黨委、支部組建起來了，我又被上級黨委委任為新華書店、軍管會出版處的支部書記。這張介紹信也就一直由我自己保存下來。
南下縱隊分兩個大隊，即梁大隊、陳大隊。梁大隊是以梁國斌（福建省委常委、社會部長、公安廳長）為首長的政法干部大隊；陳大隊是以陳辛仁（福建省委委員、常委、宣傳部長、教育廳長）為首長的宣傳文教新聞出版干部大隊。我分配在陳大隊。這個大隊的任務是接管與建立福建的宣傳、文教、新聞、出版、廣播，包括籌備組建福建日報社；吉人負責出版、書店、印刷等。我原來在華東軍區政治部印刷廠工作，吉人曾是這個廠的廠長。到了南下縱隊后，我又和老領導、老戰友吉人、盧先和、趙子喬等一起進軍福建，當然是非常高興的。
在上海的大中華飯店，我們一方面學習福建地下黨提供的有關福建的材料；另一方面積極準備進入福州后的接管工作和建立新的新聞出版機構。而吉人和我們主要在做好接管工作的同時，建立福建的新華書店，開展出版發行工作。在上海出發之前，準備運往福建的圖書和在福建翻印的圖書紙型。由于經費緊缺和運輸困難，用張鼎丞批給的經費舊幣500萬元，從華東新華書店及出版部門購得6萬多冊圖書，預借了毛主席著作及馬列著作14副紙型。
7月初，我們從上海向福建進發，第一站到蘇州。駐地是蘇州監獄。大家一起學習華東局印發的城市接管工作學習提綱，研究對舊政權的新聞、出版、書店的接管方案。除了《福建日報》籌備人員負責接管《中央日報》以外，確定了進入福州后要立即接收一個較大的書店做新華書店的門市部，接收一個較大的印刷廠能夠印刷書刊，以滿足新解放區人民群眾對新文化的需求。從蘇州到嘉興是坐船，然后由嘉興坐火車到浙江江山新塘邊停下休整。休整期間，對進入福建的接管和出版工作進一步作了安排。人員機構、任務逐步明確起來。
在陳大隊內，除進城辦報及文藝工作干部外，辦出版發行的干部只有18人，還包括兩名勤雜人員。一路上火車、汽車、木船，上上下下，所帶的幾萬冊圖書都由我們自己扛上扛下，從來沒有找過民工幫助。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及新文化書籍成了我們隨身帶的武器彈藥，也是帶給新解放區人民的精神食糧。我們這18個人，自己戲稱是“十八勇士”，一路上雖未直接打仗流血，在7月的火熱季節里，18條漢子確實流了不少汗水，經歷艱辛才完成了任務。
從新塘邊向福建進發的山路崎嶇，路面凹凸不平，很多路段猶如棧道掛在懸崖峭壁上。當時我們的軍車運輸極為緊張，而且從國民黨軍隊解放過來的駕駛員又不適應在這種山路開車，所以我們運書的車都是找的私商跑閩北的燒木炭的悶罐車，我們這18個人和書一起混裝在四五部車子里，只能從車子兩邊的窗戶向外觀察，槍也架在窗口上，以防土匪襲擊。越過仙霞嶺，進入層巒疊嶂的閩北山區，很多路段汽車只能走單行道，稍不注意，車子就會滾下山去。而兩邊的高山上又有土匪的襲擊，我們一路上既看到了車子滾下山的情景，也聽到了土匪從山上射下的機槍聲。過了分水關，到了福建的浦城，經崇安、建陽到建甌，和曾鏡冰領導的閩浙贛省委、游擊隊會師。
在會師的大會上，新任福建省委書記張鼎丞號召南下干部要樹立為福建人民打長工的思想，為解放全福建、建設新福建打長工。有人問張鼎丞，你說的為福建人民打長工，打多長時間才算是長工？他答復說，打長工少則兩三年，多則三五年。想不到這個長工一打就打了五十年。我自己保存的那張介紹信，也就成了到福建“打長工”的文物了。
福州接管工作記錄
福州是8月17日解放的。我們在建甌接受了地下黨組織分配給我們幾個青年知識分子干部福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
第一號布告（我記得有兩個福建大學的學生，一個叫林萼生，一個叫林梅影，是兩弟兄），就向福州進發。因為運輸工具的困難，直到8月23日，我們才將從上海辛辛苦苦帶來的幾萬冊圖書運到福州。
我們到福州是23日傍晚。福州剛剛解放，我們看見解放軍押著俘虜和軍官家屬還在一隊一隊地向城外走去。市面剛剛恢復平靜，商店已經開始營業，但是只收銀圓、銅板。我們剛到福州，住楊橋路一家銀行的樓上，因為人民幣還不能用，只是用帶來的米煮稀飯加點鹽吃。我們口袋里無銀圓，語言也不通，只是在街上逛逛看看，看到福州的電燈不大明亮，街上的路都是用石頭鋪的，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極不平整；街上行人很多是赤腳或穿木拖鞋走路；街道兩旁的房子很多是用木頭支撐，似乎搖搖欲墜。這是福州給我們的最初印象。
南下縱隊的干部大多數是既在省直單位工作，又兼福州軍管會工作。陳大隊既擔負宣傳、文教、新聞出版工作，又擔負福州軍管會文教部工作。陳辛仁是省委宣傳部部長、省教育廳廳長，又是福州軍管會文教部部長。副部長陳超寰是兵團政治部的。楊西光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又是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處長；何若人既是《福建日報》總編輯，又是福州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副處長；吉人既是省委宣傳部出版科科長、福建省新華書店經理，又是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副處長；我是新聞出版處的秘書，又是新華書店出版科科長。就這樣，一套人馬，省、市兼顧，一面接管，一面開始新的工作。
從新聞出版工作來說，就是一面接管舊政權的新聞出版單位，一面要迅速出報、辦廣播、出書刊，以占領輿論陣地。我們23日晚進城，軍管會新聞出版處于次日即開始工作。接管工作主要是根據人手一冊的接管城市各項政策匯編來辦事，我們遵循的是這個政策的第五條。我至今還保存著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第五條是這樣規定的：
“五、一切報紙、刊物、通訊社，是一定的階級、黨派與社會團體進行階級斗爭的一種工具，不是生產事業。故對于私營報紙、刊物、通訊社，一般的不能采取對私營工商業同樣的政策。除對于極少數真正鼓動群眾革命熱情的進步報紙刊物，應扶助其創刊發行外，對其他私營的報紙、刊物、通訊社，均不應采取鼓勵政策。對國民黨等反動黨派的報紙刊物通訊社，一律沒收接管。對以私人名義經營而有明顯確實反動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報紙、刊物、通訊社，也予以沒收接管；其反動政治背景一時無法弄清者，則應經過調查及法庭判決加以處理。此外少數進步的和中間性的民營報紙、刊物、通訊社可依法登記，在民主政府指導下進行營業：一貫進步者予以保護，中性者不禁止其依靠自力出版。外國的通訊社、記者、出版物等，非得中央批準，不許發稿出版，并不準私設收發報臺。外國記者如要在解放區繼續其記者業務，應根據外交手續，向人民民主政府請求許可，也不得私設收發報臺。”
根據這個政策，我們在進城后第一周，即8月23日至8月30日，就迅速接管了國民黨9個主要新聞出版單位。在我保存的接管筆記中，記有一份“接管一周小結統計報告”初稿，它記錄了我們一周（實際上是5天）的工作。
根據接管政策和摸底了解，應該接管的報社、通訊社、出版社當然遠不止這些。但是，由于干部緊缺，而且要求一大部分干部去出報紙、開書店、印書、編書。隨著全省許多地方相繼解放，還要陸續派干部幫助地、市、縣去建立新華書店，因此，我們對接管工作采取分批進行的辦法。對已接管的比較大型的《中央日報》《福建時報》，使其盡快恢復生產，能夠印報、印書，供應讀者，就成為當時非常急迫的任務。
在《福建日報》創刊之前，福州解放后唯一的繼續出版的報紙是胡文虎僑資所辦《星閩日報》。福州解放了，他們把“星”字改為“新”字，叫《新閩日報》，還發表社論歡迎解放軍解放福州。在《福建日報》于8月25日創刊之后，大約一個月左右，《新閩日報》因為銷量有限，經濟虧損，停止出版了。
大旱之望云霓
《大旱之望云霓》，這是《福建日報》記者寫的一篇記述新華書店門市部開業盛況的新聞通訊，登在《福建日報》1949年9月9日第一版。新華書店本來打算利用國民黨正中書局舊址開始營業，但是該座房子太小，軍管會文教部請示韋國清主任批準，把已被我接管的一個金融單位——儲金匯業局作為新華書店門市部。這是地處宮巷口的一座臨街的三層樓房，二樓、三樓都有臨街的大窗戶。
新華書店福州門市部的開業是當時福州的一大喜事、一大新聞。我當時在現場觀看，在底層幾十平方米的售書臺前，人群水泄不通，熙熙攘攘，爭購、多購，爭先恐后。開業的頭幾天，我們粗略統計，購書者每天都在2000多人，銷售最多的是毛主席著作及政策性書籍，特別是《新民主主義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書賣得最快。眼看我們從上海帶來的6萬多冊圖書要不了幾天就會賣光，所以就一方面勸讀者少買；另一方面對各類書籍都抽出樣本，預備書籍售罄時，把門市部改為閱覽室。為此，軍管會采取了措施，支持福州港頭造紙廠迅速恢復生產，開動了福建時報印刷廠等較大的印刷廠，日夜加班，用我們從上海帶來的紙型重印，或用樣本翻印，并向上海緊急調運書籍。僅9、10兩月，我們就趕印書籍20余種，20余萬冊。
由于加大馬力趕印和上海方面的緊急調運，終于保證了書店的書籍供應，而未改門市部為閱覽室。
1949年10月1日，北京開國大典，福州舉行了群眾慶祝游行。新華書店福州宮巷門市部迎來了它的第一個光榮任務——接待張鼎丞主席及省委其他領導登臨書店二、三樓憑窗檢閱觀看群眾游行。省委領導把新華書店當作我們黨已經占領的一塊陣地、一個可信賴的檢閱臺，給我們全體職工以極大的鼓舞和教育。
（作者系福建人民出版社原副總編輯，福建省教育學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