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8·17”前后
劉含懷
趕回福州迎解放
1949年炎夏，中國人民解放軍揮戈南下，由浙、贛兩省分路入閩，勢如破竹，福州解放指日可待。當時我在廈門大學畢業班讀書，不但可從與地下黨有聯系的同學那里獲知解放福建的大體進程，就是從國民黨《中央日報》所謂的國軍不斷“戰略轉移”的戰報中，也可以窺測到蔣軍節節敗退的真相。于是，我們30多名福州籍的畢業班同學，要求校方提前考完最后幾門課程，搶在福廈交通尚未中斷之前趕回福州，迎接解放。
我是1947年秋天從新加坡回國到廈大續學的歸僑。我的護照（新加坡入境證）是5年期；堂兄劉強博士是新加坡教育界名流，已為我在新加坡一所中學謀取到教員職位，叫我一畢業就出國應聘，我去信婉辭。堂兄覺得很奇怪，再次來信勸促，要我當機立斷，不要在十字路口徘徊。其實，當時我面前并不存在十字路口，我已作了“留下來”的最后抉擇。這固然是有老母在堂，再不讓我遠行，而且我結婚兩年的妻子即將分娩，有家室之累；很主要的是我和父親（也是歸僑，也有未過期的出國護照）都有了“參加革命，投身新中國建設”的打算。父親大學畢業，威嚴、自信又很通達明智，先是從教、從政，而后去南洋從商，20世紀30年代是擁有巨資的經營木材和閩江內河航運的民族資本家。但他在南洋是個深受陳嘉庚言行影響的愛國者，福州解放前夕，他毅然決然從臺灣搭乘最后的班機趕回福州。福州解放后他又真心誠意地代表資方，按黨的贖買政策，與政府合作，把福建閩江輪船公司這一福州最大的運輸企業交還人民。他也因此得到政府與人民的信任，連選連任了兩屆閩清縣人民代表和福州市華僑特邀代表，成了愛國民主人士。經政府批準，他于1953年再度出國，到馬來西亞沙撈越受聘主編“中間偏左”的民辦報紙《詩華日報》。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和華僑政策作了正確的報道和宣傳，同時用巧妙的文字措辭糾正或辯駁了“偏右”及反動報紙的歪曲和誣蔑。一直到1964年七旬之年落葉歸根，回到福州老寓養疴。我為自己有這樣一個父親高興。
簞食壺漿迎義師
我和父親先后從廈門和臺灣回到福州家中時，福州守敵在解放大軍包圍下已成甕中之鱉。我家住倉前山跑馬場旁邊，國民黨軍隊潰逃前，湯恩伯還在跑馬場作了一次閱兵，我家門口一路上布滿了荷槍實彈的蔣兵，禁止居民自由出入。臨解放了，我們全家人的心情是既緊張又興奮又害怕，擔心蔣軍逃跑前炸城、搶劫、殺人。我、父母、妻子，還有個念初中的小妹成天都待在故居“樂天山館”的樓屋里。三樓有幾個窗口朝著馬路，跑馬場也在我們的視野里。8月17日上午，國民黨軍頑踞在萬壽橋南側的最后橋頭堡被英勇的解放軍摧毀后，就倉皇向福廈路方向潰竄，其中有一股退到跑馬場，沿著場邊的田埂向義序機場方向遁逃。我家大門和窗戶緊閉，只敢透過百葉窗窺視一群群嘈雜混亂的蔣兵狼狽地從屋邊跑過，前后約莫有數百人。半晌，一隊扛著步槍機槍的隊伍趕上來了，有的手臂還扎著紅布條，我一眼瞧見就不由自主地驚呼：“快來看，十兵團軍紀嚴明，秋毫無犯，不進民房，露宿福州街頭（肖海攝）解放軍來了！”趕緊把百葉窗打開，全家都趴在窗欞上，看著跑馬場上解放軍架起迫擊炮，“咣咣”地向義序方向發射。父親沉著心細，一清早就吩咐母親和老女傭燒了一大桶開水，還盛了一小桶昨夜磨好的豆漿，大聲發話：“開大門，挑開水、豆漿慰勞解放軍去，這叫‘簞食壺漿迎義師’嘛！”他捻了捻唇邊的二撇須，神情興奮得很。許多鄰里也都陸續開門出來了，送茶送水的遠不止我們一家。解放軍只舀開水解渴，茶和豆漿、饅頭什么的一概婉謝不沾。傍晚停止行軍時，解放軍官兵都坐著或躺在馬路兩旁屋邊歇息、過夜，怎么請他們進屋都不依，不折不扣地秋毫無犯。
十兵團軍紀嚴明，秋毫無犯，不進民房，露宿福州街頭（肖海攝）
家有閨女名“解兒”
也就在迎解放的那些日子，有件事令我非常焦急，因為我妻子的預產期就在8月中旬。8月15日那天我陪她去塔亭醫院婦產科檢查，在麥園頂高處已能隱約聽到從北門方向傳來的槍炮聲。我半開玩笑地對她說：“福州解放就在這幾天了，你就再忍一下，把孩子產在解放區吧。”果然，天從人愿，她超過了預產期，于福州解放后的第7天，她在充滿陽光的塔亭產房里順利地生下了我的第一個女兒。
福州解放后不幾天，《福建日報》就出版了。我們都從這份嶄新的人民報紙上學習了解眼前的新戰況、新政策、新生活。“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很快就成為福州市最流行的歌曲。我相信“解放”將給我家帶來光明的未來。我想起女兒快滿月了，該給她取個名字；還想起，自己既然留下了，就得趕快找到工作，參加革命；還想到，父親對自己的下半輩子又有什么打算呢？我找父親談話。父親慈祥地對我說：“過兩天你女兒就要滿月了，我要辦一兩桌酒為小孫女做滿月。”我問小孩該取什么名字。“到時再說吧。”他狡黠地對我一笑，看來他早已心中有數了。
9月25日女兒滿月家宴上，父親興致勃勃地叫我妻子把嬰孩抱到席前，當著親友們的面，喜滋滋地宣布：“這個女孩是我劉家的第三代，我給她取個好名字，叫劉解兒。這名字有兩層意思：一是迎接解放，二是女兒就是兒，通俗點講就是解放的兒子。”全席歡然，紛紛舉杯向我父母，向我們夫妻祝賀。我真沒想到，在國民黨舊社會活了半輩子的父親，腦子竟然如此“飛躍”！
交上“自傳”干工作
現在該輪到我解決“參加革命”的問題了。當時福州是軍管時期，機關單位的工作人員，除南下干部外，只錄用一部分愿意參加工作的國民黨留下的舊人員，沒有大量向社會招收人才，對應屆大學畢業生還沒有“統一分配使用”這個制度。所以我只好“毛遂自薦”。我在廈大念的是經濟系，希望能“對口”投身人民銀行。當時省銀行由福州軍管會金融處管轄，行長由金融處主任方毅兼任，副行長是高磐九。我寫封情真意切的求職信并附去一份自傳。如果是一個純粹的剛畢業的大學生，其自傳是沒有什么跌宕曲折的情節的，但我是近30歲的大學“老”生，已經歷了一些人世滄桑。我在1941年夏讀完廈大二年級后曾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流浪了幾年，在自傳中我真實而又激情滿懷地描述了我中學和大學時代讀過和寫過的傾向進步的文藝作品，曾被視為“思想激進”在連城被國民黨抓捕過；“二戰”期間，到了新加坡，又因參加抗日活動在日本法西斯監獄蹲了兩年的牢，釋放后逃往北馬抗日軍游擊區，接觸了一些馬共成員。坐牢、失業、挨餓、當小販、當教員、當記者，有過受磨煉的豐富經歷，或者更主要的是我在自傳中流露出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新中國的憧憬和對參加革命的強烈要求，因而打動了審閱者的心。我于9月28日托人把報告交上去，10月10日就被通知去省行人事科談話。
我一進房內，就瞥見我的自傳擺在林弛科長的桌上，上面有一行大字批語：“這是個大學生，我看還可以。高磐九。10月7日。”在高副行長“還可以”的批語下，我次日就正式上班了，而且“正對口”地把我安排在調研室當一名金融業務刊物的編輯。
這是福州解放一個半月后的事了。不久銀行需要兩名譯電員，我就向人事科林科長推薦我妻子，說她具備譯電和打字的技能。經過考核面試，她也被錄用了。在那段時期，臺灣國民黨方面蠢蠢欲動，銀行和各機關白天“躲空襲”，晚上上班。妻子搞譯電，要等銀行業務都結束后她的電報才能譯發，所以每晚都要拖到深夜十一二點。我在營業廳走廊等她下班，然后用自行車載著她翻過吉祥山的斜坡，跨過英雄的解放大橋回倉前山的家。我們一路迎著暮秋冷颼颼的涼風，披著滿天閃爍的星光，哼著當時流行的“打得好來打得好”的歌兒，有時還會突然想起一個月前共和國誕生的那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發出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響徹世界的宣言，深為自己能做為新中國的主人而感到自豪和幸福。
（作者系福州市著名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