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學 篇
——楊國楨回憶錄選（一）
楊國楨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紅色基因貫穿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是中國共產黨永葆政治本色的精神密碼，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獨特精神標識。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實踐中創造積累的先進文化，蘊含著指引黨和人民增強信仰、信念、信心，戰勝一切敵人、克服一切困難、奪取一切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新時代新征程，需要我們更好地發揮紅色文化的獨特作用，讓紅色基因永續傳承，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3月在閩考察時指出：“福建是革命老區，黨史事件多、紅色資源多、革命先輩多，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具有獨特優勢?！遍}西是中國革命的紅色搖籃，是保持“二十年紅旗不倒”的革命老區，是原中央蘇區所在地，對全國的解放、新中國的建立、黨的建設、軍隊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貢獻。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深入挖掘紅色資源，對于教育引導黨員干部、人民群眾守好紅色根脈、續寫新的輝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赤 子 無 邪
1940年3月23日（農歷二月十五日），我出生于福建省龍巖縣城里，祖籍紅坊鎮獎邦下洋村。1949年春，父楊宏慶、母章素蘭攜我和妹妹楊小筠、弟弟楊家駒舉家從龍巖遷居廈門，所乘班車過板寮嶺時遭土匪攔劫，因二百塊銀圓放在鹵料罐內未被搜去，父母以此作為資本在廈門思明西路租了一間前店后家的平房，開了一間賣日用雜貨的夫妻店。思明西路東至與思明東、南、北路交會，東北角是1927年由華僑曾國辦、曾國聰投資興建的思明戲院（1952年改名為思明電影院）；西至與大中路相接，大中路向南通中山路。從大中路走入思明西路，我們住的這一邊，第一個巷口進去叫周厝巷，我的姑姑楊愛蓮一家住在周厝巷里。姑姑是我祖父楊振山的獨生女，抱養個弟弟就是我父親。姑丈翁榮輝，龍巖縣西陂鎮陳陂村下翁厝翁松發長子，此時在廈門經商。和他們住在一起的，有表兄翁培城，表弟翁培恩、翁培仁，表姐翁麗珍，表妹翁麗芳。麗芳最小，當時才2歲。第二個巷口的平房就是我們家。思明西路另一邊，周厝巷對面是1935年通美紙行洪雪堂所建的六層大樓“廈大旅社”（今思明西路62—64號民主大廈），旁邊是臨時搭建的歌舞廳。大廈與歌舞廳之間的一條巷口進去是“天一樓”，即1915年同安石潯吳文渥、吳文啟兄弟所建的“慶讓堂”。歌舞廳另一邊一條巷子進去，就是“威靈殿”（即天一樓巷1-1，思明區一級不可移動文物“圣王宮”）。殿內供奉廣澤尊王，殿前石階邊有一塊天然的滑石坡，是我和小伙伴們娛樂的滑梯。
我在龍巖松濤小學讀到四年級，到廈門后插班鰲崗小學（今思北小學）五年級，1951年畢業。鰲崗在廈門古城西門外，有天妃祖廟“朝天宮”舊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瑯平定臺灣后捐俸重修。朝天宮旁有林氏祠堂。清宣統元年（1909）許葆楨創辦“寶善小學”，借朝天宮為校舍，1917年停辦。鰲崗小學為廈門長林家族自治總會創辦于1919年，初設于思明東路，繼建筑于大同路69號。1938年廈門淪陷，學校被日偽摧毀。1947年復校，正門在大同路，后門在思明東路，從我家沿思明西路直走可達學校后門。小學生活讓我和班主任李熙泰老師結緣，他成了我的第一個恩師。
1951年9月，我考入廈門雙十中學初中部乙班。該校創辦于1919年，校址在鎮海路，1929年春定名為“廈門私立雙十中學”。我考入雙十中學不久，我家從思明西路搬到橫竹路8號。1954年9月，我考入廈門第一中學高中部二班。廈門一中的前身是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創辦的玉屏書院。1951年2月，更名為福建省廈門第一中學。1954年遷至深田路，我的高中時光就是在這里新建的五三樓和五四樓度過的。1956年，國營企業廈門百貨批發站征用橫竹路8號，安排父親為職工，我家搬到大同路429號。
中學生活的最大收獲，是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培養了寫作的興趣，我寫的作文曾被語文老師作為范文在課堂上朗讀。16歲時，我根據廈門大學歸僑女生陳康容烈士在永定山區的革命事跡，試寫出《海戀》的電影文學劇本，投稿應征，雖未能入選，卻彰顯了我的青春活力。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悠久的歷史文化，學習歷史、地理特別上心，曾取得學年滿分的成績。六年和諧相處的日子里，師生們結下了真摯的情誼。
1957年7月，17歲的我高中畢業，惜別的時候到了，師生們愉快地在五四樓下合影紀念。
接著，同學們報名參加高考。我的報名號碼：267167。廈門一中開具的畢業證明書上有我的照片，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模樣。
那時候的我太幼稚，沒什么心思，而且當時也缺乏“入學全攻略”之類的指南，不知道大學、專業有什么等級，如何報考，只憑自己對文學史地的愛好，選擇學校、填報志愿，考試完畢自我感覺頗為良好，父母親怕我考上大學，出了遠門，忘了故鄉，讓我回老家龍巖探望外婆、姑姑等親人。外婆家在西安村，與舅舅章厚德一家住在一起。姑姑一家1954年從廈門遷回龍巖，除表兄翁培城在北京礦業學院讀書外，姑姑和表弟培恩、培仁、培德，表姐麗珍，表妹麗芳，從城市戶口變為陳陂村的農業戶。三年不見，又添了表妹翁麗新、翁麗華。這樣，我們這一代的親戚又接上了關系。
負 笈 廈 大
1957年8月27日，收到廈門大學錄取通知書，我榮幸地考入廈門大學歷史學系。那時，裝有通知書的是福建省統一印制的“牛皮紙小信封”，由學生報考時自己填寫考生姓名及通信地址，錄取時，還需在發件欄上蓋以大學名稱和校址的印戳。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信封，不知為何我沒有將其丟掉，它便悄無聲息地在我的書堆里躺了六十多年。
那個時候的廈門，是中國東南的海上小城，全市人口僅56萬，地處海防前線，幾乎沒有什么大的建設。1957年1月成立的廈門市公交公司，只有營運公交車6輛。是年4月，鷹廈鐵路通車，首列客車才抵達廈門。
廈門大學是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創辦的。1919年6月24日，他從新加坡回到同安縣集美社，即發布《通告》：“鄙人久客南洋，志懷祖國，希圖報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擬倡辦大學校，并附設高等師范于廈門?！彼B日奔波，眼光獨具，選中廈門島五老凌云、面向大海的“公共山地”作為校址，奠下“南方之強”的基石。7月13日，他在廈門浮嶼陳氏宗祠召集籌辦廈門大學發起人會議上，當場認捐廈門大學開辦費100萬元（當年交清），常年費300萬元（分12年付款）。26日，他邀同著名教育家、江蘇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到他選中的廈門大學校址考察，得到黃炎培的贊賞。于是，他信心滿滿，積極向政府申請撥給土地。1920年1月，陳嘉庚在新加坡入同盟會時結識的老友汪精衛來集美參觀，陳嘉庚向他介紹籌辦廈門大學的計劃，禮聘他為校長，汪精衛怦然心動，欣然接受，但不久因粵軍回粵無暇顧及而辭職。陳嘉庚遂商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郭秉文、胡敦復、余日章等組成籌備委員會，于10月在上海開會，推舉鄧萃英為校長。1921年3月，廈門大學在廈門和南洋各埠招收新生。4月6日，清明節后一天，廈門大學借集美中學新校舍“即溫樓”正式開學。
為什么要說這段往事呢？那是因為現時許多大學為了標榜自己學校歷史的悠久，把自己的生日不斷往前追溯，制造“百年學府”“千年學府”的假象，而廈大沒有這種造假的條件，甚至謙虛地把創辦的時間定在開學那一天，連籌辦兩年艱辛的歷史也略而不計，讓人有“自廢武功”的感覺。
廈門大學依山傍海。1923年9月思明縣知事邢藍田發帖思明縣公署布告，核準廈門大學用地界址：“西自中營炮臺舊址起，緣埔頭山、峰巢蒂山越澳嶺、赤嶺而上鼓山以達五老山之極峰為界；東南自西邊社起，緣和尚山后河越覆鼎山、觀音山后過官后山許坪鐘山匯；西東界線于五老山之極峰為界；南至海為界?！痹缙诮ㄔO僅利用了演武場范圍的四分之一，以群賢樓群為代表，正如魯迅所言：“一排洋房建在沙灘上?！?953—1955年，陳嘉庚主持建設了以建南大會堂為中心的建南樓群，和男女學生宿舍芙蓉樓群、豐庭樓群，成為新廈大的地標。
廈大校園本無圍墻，也就長期沒有正式的校門。進出口有好幾個，并無專人管理。在我們入學前些年，廈門大學在北村對面通往同安樓的路口，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校門。從廈門市區到廈大的公交車，從蜂巢山下來，一眼望見校門上方有魯迅先生手跡“廈門大學”4個金色大字，就知道廈門大學到了。靠近南普陀寺的大南路口有個“校門”，現在有人說是廈大的正門，其實只是個簡易的邊門，開始也沒掛“廈門大學”的招牌。1957年設公交車站，又蓋了一座3層樓的廈大商店，才熱鬧起來。直至20世紀80年代，從北村校門到大南邊門之間馬路的廈大一側，才蓋起了廈大一條街。
校門后有一條沙質馬路通同安樓，直達廈大的行政中心群賢樓。向海一排大樓是以建南大會堂為中心的建南樓群。左邊是學生宿舍芙蓉樓群。校門以內是一大片的農地和空地，抗戰軍興，廈門大學內遷閩西長汀縣辦學，校舍被日軍占領，招徠流民棲居墾荒，形成后來的東邊社，招引華僑購置大南新村住宅，形成后來的僑房。1949年后政府承認既成事實，廈門大學的地權被侵蝕流失?，F在看來，校主陳嘉庚先生可能有感于用校門的形式立地界，表示廈門大學收回土地權益的訴求，保護廈門大學的土地不被侵占?？上б驗閺B大公交車站設在大南路口，很少有人倒退回去，通過這座正式的校門進入學校，漸漸顯得孤單寂寞，最終被廢棄。盡管如此，投奔廈大的學子，視它為廈門大學的標志，是我們身份的證明，紛紛和它合影，留下青春的印記。
我們入學的時候，廈門大學共有9個系，文科中文、外文、歷史、經濟4系，理科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海洋5系，招收本科新生703人（海洋系只招3人）。加上老生，全校學生3180人。
9月12日，新生報到。我是本地新生，家住大同路，來廈大報到有兩條路，一是到輪渡碼頭坐公共汽車，從中山路轉思明南路抵達廈大終點站，二是在家門口坐三輪車，沿海邊到廈大，路途較短而且平坦，適合帶行李的獨行者。于是我獨自提著一個小藤箱，內裝錄取通知書中要求的材料和若干生活用品、換洗衣服，就近叫了一輛三輪車，沿著鎮邦路、水仙路、晨光路、同文路、民族路、大學路到廈大醫院，抄小路來到廈門大學辦公大樓——群賢樓，探聽到新生報到在工會俱樂部（后拆建為建文樓）前，便轉身前往。
當天新生報到的程序是這樣的：廈門大學迎新組發給每個同學一張程序單，由新生依序到各科攤位辦理報到手續，一到教學行政科交準考證、錄取通知書、學歷證件、在職干部離職證件、相片6張，二到事務科交戶口轉移證，三到校產科分配宿舍，四到膳食科交糧食、油供應轉移證和膳費，五到團委會交團員轉系證件。每科手續辦完后都要由各科蓋章，程序單由同學自存。
我按程序單辦妥手續，單上蓋了各科經辦老師的私章，校產科老師填寫分配了宿舍芙五408號，團委會收件人只畫了一個“√”。
這份新生報到程序單可證當年行政干部依規辦事的認真與負責。我保存下來了，也許它是當下唯一存世的“文物”了。
報到后，由老生引路至宿舍，女生住豐庭第一樓，男生住芙蓉第五樓。豐庭第一樓距工會俱樂部只隔了一條馬路，是1951年建成的三層女生宿舍。芙蓉第五樓坐落在芙蓉第四樓的后面，是1957年新建的男生宿舍，呈長方形一字排開，共3層，被2個4層前后突出的端頭分為3段，每個房間住6—8人。每層中段有個中廳，可供學習或開會之用。兩個突出的端頭與宿舍成十字形，配上樓梯和浴室、衛生間，外墻白色花崗巖條石，襯砌紅磚，紅白兩色交相輝映。當時的樓前是一片空地。
當年，我們班上有48位同學，加上復學的4人，共52人，但與1956年歷史系招生3個班103人相比，減少了近一半。同學除來自華東地區上海、浙江、福建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外，有幾位調干生，年齡最大的30歲；四分之一同學是華僑，有12人來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緬甸、泰國。招收僑生體現廈門大學“面向東南亞、面向華僑、面向海洋”的辦學特色。然而，令許多男生失望的是，同學男女比例失衡，全班總共只有3位女生，而且都已經成家了。9月15日，我的戶口正式移入廈門大學。
1957年下半年，即一年級第一學期，“反右派”運動接近尾聲，印象深刻的是，歷史系老師沒有“右派”，但是全校學生“右派”歷史系最多。我們旁聽過全校批斗歷史系1955級“右派”學生張景奎的大會，看到新揪出來的歷史系1954級學生“右派”陳文華的大字報，心驚肉跳，受到極大震撼。
10月26日一整天，全校師生員工眷屬在建南大會堂集會，批斗“大右派”、校長助理兼教務長章振乾，歷史系的幾位老師也在會上發言。這場批斗之后，廈門大學暴風驟雨式的“反右”斗爭就基本結束了。11月9日下午，校黨委書記陸維特宣布廈大進入全民性整風運動，著重整改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歷史系“反右”斗爭后“氣象一新”，13日下午，校黨委向團干部和學生代表發出號召：動員起來，投入鳴放高潮！全班同學聽傳達后，一夜寫了30多張大字報。12月下旬，歷史系9位老師被派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其中有我們的班主任林祥瑞、輔導員粘尚友和任課老師王益強，全班同學集合歡送，并在芙蓉第五宿舍前合影留念。
這個學期剛開學，廈大黨委就根據中央指示決定原四門政治課暫停，改開“社會主義思想教育”。10月初，校第37次行政會議通過《廈門大學學生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規定：每個學生每年下鄉下工地下廠時間一般為1次2—3周，每人每月參加義務勞動半天。但教學秩序受到沖擊破壞的后果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專業課還是按原來的教學計劃進行，中國古代史和歷史文選課引導我們走進中國史學的門庭。我們利用“舊教育制度”最后一抹光亮，如饑似渴地學習。
圖書館和教室，是學生自習的好去處。廈大圖書館（成智樓）三樓在鎮北關旁有個后門，進門就是閱覽大廳。我們經常從芙蓉五宿舍通過大白城的山坡小路，在南洋研究所前行進到圖書館閱覽大廳，搶占新出的人文歷史雜志，如饑似渴地追求新知識。我訂了一年的《歷史研究》和《考古通訊》，還經常光顧群賢樓后面平房的新華書店，用菜票換錢買老師寫的書來讀。我們吃在芙蓉第二樓邊的競豐膳廳，膳費每月8元，菜色豐富而便宜，分裝在小碟子里，一份有三四種，任人挑選，早餐4分錢，中晚餐8分錢。早晨起床有免費的豆漿飲用，膳廳工友把一大桶豆漿送到每座宿舍樓下，由同學自取，每人一瓢。上午課間操時還有免費豆漿，由工友送到教室樓下。
可惜好景不長，到了大一下學期，隨著“大躍進”的展開，廈門大學歷史系大搞教育革命，下鄉下廠勞動，加強學生政治思想工作，提出“要徹底肅清學生中的只專不紅、先專后紅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殘余思想，大力進行專業思想教育，定期學習時事政策，每學期進行一次政治與勞動考核等”。過多的勞動和政治學習沖擊了教學，打亂了教學計劃，連免費提供豆漿的福利也被取消了。
泰 山 北 斗
作為南方較強的廈門大學，其時歷史系已人才薈萃，不乏泰山北斗。入學時我們最早見到的教授是系主任傅家麟先生。先生又名傅衣凌，生于1911年，時年46歲，是本校第九屆（1934）歷史系畢業生，1935年東渡日本，留學法政大學研究院。1950年回母校工作，1952年起任歷史系主任。著有《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1956年）、《明清江南市民經濟試探》（1957年）。在新生入學的大會上，傅先生介紹歷史系的專業特色和教師陣容，鼓勵我們好好學習。他說話福州腔很重，具體怎么說已記不得了。他家住在小白城山上的“教授帶眷宿舍”。一進平房，一個小院，綠樹掩映，風景絕佳。四年級時，他帶我到福州訪查林則徐遺稿，是我大學時代接觸最多的老師。大學畢業后我當他的學術助手，和他有三十年的師生情誼。
我們的老師，有廈門大學第一屆（1926）畢業生林惠祥先生和葉國慶先生。他們成名較早，是歷史系元老級人物，事實上，這時的他們也都才50多歲。
林惠祥先生，1901年6月生，1921年考入廈門大學文科社會學系，1926年畢業，1927年赴菲律賓大學研究生院留學，1928年獲人類學碩士學位。他是中國人類學的先驅、中國東南田野考古的開拓者、中國現代研究臺灣的開拓者，集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考古學家于一身。他曾到馬來西亞、印度考古，是中國到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考古的第一人。1935年，34歲的他就任廈門大學歷史社會學系主任。1950—1952年為廈門大學文法學院歷史系主任。他捐獻畢生搜集的文物，于1953年創辦中國第一家人類博物館并出任館長。1956年兼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長，是新中國第一批國家評定的二級教授。人類博物館館址是1923年建的博學樓，廈大早期的學生宿舍，成為人類博物館館址后，是我們向往和崇拜的廈門大學歷史學地標。當年我班同學還陪同到校聯歡的杏林紡織廠女工到此參觀。我們在參觀人類博物館時見過他，聽說他要開考古學通論的課，大家都特別的振奮，我還特地買了一本《考古學通論》來讀，不料還沒等到聽他的課，便傳來他1958年2月13日逝世的噩耗，我和同學們還一起參加了在風雨球場舉行的追悼會。
葉國慶先生，1901年生，1921年考入廈門大學文科教育系，1926年畢業。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研究部研究生，師從顧頡剛、許地山教授，與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同學。1932年返校任教，是先秦史方面的專家。1940年10月起任廈門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1945年代理歷史學系主任。1946年起任歷史學系教授。1949—1950年再次代理文學院歷史系主任。1957年，他為我們開過中國古代史課。在古史分期上，當時他和王亞南校長、傅衣凌先生一樣，主張“西周封建說”。這激發了我的興趣，搜集史料，學寫論文。他的家在芙蓉第四樓對面的“三家村”。1958年，在林惠祥教授逝世后，他接任人類博物館館長。1959年，葉先生和傅先生搬進新建的敬賢二教師宿舍一樓，兩家成為鄰居。
韓國磐先生，1920年2月生，江蘇省南通市如皋韓莊（今屬江蘇海安市）人。1940年9月考入蘇皖聯立臨時政治學院，10月到福建崇安縣晴川武夷宮報到，按軍訓大隊部編制，編入第一中隊第一區隊第二班，同學13人。1941年9月，留校任助理員，協助代主任委員毛夷庚工作。1942年8月轉學長汀廈門大學歷史系，1945年7月畢業，1946年8月任廈大歷史系助教?？箲饎倮?，隨廈大遷回廈門，1951年8月任講師，1954年7月，出版《隋朝史略》，1956年6月出版《柴榮》，1956年7月獲聘副教授，1957年頒發聘書。我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時，恰好《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年7月）、《隋煬帝》（1957年9月）剛剛出版，我把吃飯省下來的錢買他寫的書，細讀并珍藏。不久，韓老師為我們上歷史文選課。
莊為磯先生，1909年生，福建泉州人。1929年考入廈門大學文學院史學系，1933年畢業后，歷任廈大附中、新加坡華僑中學、集美中學教師，晉江縣中教務主任，晉江縣教育科長，仙游縣海疆學校講師，1946年回廈門大學任教，對福建歷史地理、泉州地方志、泉州港史情有獨鐘，著有《晉江新志》。
陳詩啟先生，1915年2月生，福建德化縣人，1937年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1941年畢業。1942年秋，任長汀中學校長、國民黨黨部書記、長汀僑民師范教員。1945年5月，回母校廈門大學工作，任總務處庶務主任，1946年復員回廈門，為廈大新生院訓導主任，教務處教務主任，兼教歷史系中國通史。1953年調入歷史系當講師，講授明清史、近代史，1957年出版《明代官手工業的研究》，1959年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任副教授。
韓振華先生，1921年生于福建廈門，原籍海南文昌。1946年畢業于福建協和大學，1947年考入廣州中山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歷史學家岑仲勉教授，其后在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自1950年起，任廈門大學歷史系助教、講師。
羅耀九先生，1925年8月生，江西省吉安縣人。1944年考入中正大學歷史系，1948年畢業，任廈門大學中國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51年1月調任南洋研究館實習研究員，1952年2月調任廈門大學歷史系助教。
陳在正先生，1926年12月生，福建閩清人。1947年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1951年畢業，留校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1952年10月，任歷史系秘書。曾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修，1958年回校，任歷史系副主任。1960年被評為福建省文化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他知人善任，我1961年6月提前畢業留校，分配到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據說就是他決定的。
我本來就沒有專業對口不對口的想法，了解了老師們的成就，不禁肅然起敬，更鐘情于歷史學專業，一心一意，毫不動搖。在他們指引下，我走上治史之路，六十年如一日，從未停歇。
歷史系的“右派”教授，都是外來的，原先都很有名氣。雖然當時沒給我們上過課，但我畢業后留校，與他們成了同事，來往過從，受益良多，不可不記。
最年長是蔡維藩先生，1898年生，1924年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1928年赴美國伊里諾伊大學留學，獲碩士學位。1930—1946年，歷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西南聯大師范學院史地系教授、系主任，是著名的西洋史專家。1957年在福州福建師范學院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60歲時調來廈門大學。他在歷史系講授世界史課程，我們班的黃成山同學畢業留校，當他的助教，是他晚年著力培養的弟子?？上S成山后來定居香港，沒有把蔡先生的學問繼承下來。
陳明鑒先生，1903年生，1927年畢業于福建協和學院哲學系，后留校任職。1950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財政金融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擔任民革廈大支部主任委員、廈門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職。錯劃為“右派”后，長期執教于歷史系，教授世界史，后來做到廈門大學圖書館館長。他擅書法，廈大“成偉”“競豐”等樓名，都是他題寫勒石的。他家在福州，自己和我們一起住在芙蓉第三樓一層教師宿舍，1976年退休才回福州定居。由于他的引薦，1962年我向時任陜西師范學院教授的魏應麒先生請教《南山集》所載宣南詩社問題。
陳碧笙先生，1909年生，1926年畢業于上海公學大學部經濟系。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逃亡日本。1928年至1932年在日本東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早稻田大學政治學部學習，與李大釗兒子李寶華等一起參加學生運動?；貒笕紊虾ｔ吣洗髮W經濟系教授。1933年11月十九路軍發動閩變時，他出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財政局長。閩變失敗，他出走云南，參加邊政工作。1945年10月在重慶加入民盟。1949年與中共中央華南局取得聯系，進入北京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次年回福州參加土改工作。1951年任福建學院政治教員。1951年在民盟福建省臨時工委會工作。1954年任民盟福建省支部專職常委。1956年到廈門大學工作，在南洋研究所任研究員。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調到歷史系。后來當上歷史系主任，和我合寫《陳嘉庚傳》。
陳孔立，1930年生。1951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歷史系。20歲便當上廈門市人民政府的青年委員，“反右”前是廈大馬列主義教研室講師、黨支部書記，在?？蠈憽秶庖乖挕?，劃為“右派”后到歷史系資料室工作。1958年大煉鋼鐵，他和我住同一個竹棚，一起編印《鋼鐵戰報》。
“大躍進”歲月
1958年1月11日，廈門大學成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和除四害辦公室。歷史系負責全校的膳廳和廚房周圍的清潔衛生。15日下午，參加全校師生大掃除。2月，廈門大學調整組織機構，實行二級制，校長直接領導各系，各處為校長的辦事機構。2月10日，本班開展勤工儉學，成立“信封生產組”，手工制作信封出售。放寒假期間，春節過后，20日是正月初三，高中同學畢業后第一次集會，一起暢游鼓浪嶼，從日光巖到菽莊花園，坐舢板船游覽海上風光。
3月1日，共青團歷史系總支委員會向全校團員和同學提出“比思想、比學習、比勞動、比鍛煉、比工作、比儉樸、比團結、比衛生”的倡議。3日下午，廈門大學召開師生員工大會，黨委副書記吳立奇作全面大躍進的動員報告。5日晚，在建南大會堂召開空前熱烈豪邁的“廈門大學社會主義大躍進促進大會”，各系爭相表態。歷史系教師代表傅家麟在會上發言，提出：我們擬定了全系五年工作規劃初步草案，要求達到的教學水平，是“南下廣州，北上燕都”（向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校的歷史系看齊）?？茖W研究方面的目標是：“學習先進，建設據點，創立學派，擴大隊伍。”亮麗的閃光點是創立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歷史系師生士氣大振，史四同學奮臂高呼“十二比”的挑戰書，把會議推向高潮，博得全場的雷動掌聲。
3月6日，胡耀邦到廈大視察，在建南大會堂做形勢報告。8日，歷史系在集美二樓舉行“歷史系大躍進展覽會”。10日，全校展開反保守、反浪費、比先進、比多快好省的全面“大躍進”。大家深受鼓舞，解放思想，敢想敢說，如有同學提出：應該在人類博物館中國猿人雕像內安裝電子設備，當參觀者到來，會自己開口介紹。可惜當時的現實條件并不允許。
3月12日，歷史系召開一整天的教學整改座談會，批判系主任傅家麟重業務、輕政治的教育觀點。16日，歷史系第二屆運動會在大操場舉行。22日下午，校黨委吳立奇副書記向全校師生員工做報告，動員繼續紅與專的辯論。29日，中共廈門市委在“全省躍進大會”上提出：“百天創辦百家工廠；5天內青壯年文盲全部入學；10天內普及高初中教育；苦戰7天，基本實現無蒼蠅、蚊子、老鼠、麻雀；每人植樹100株；一個月每人積肥100擔?！?9日晚，寫整改大字報。我班十余位同學寫信給黨委，請求立即下鄉，幫助農業社春耕和辦學校。30日星期天，48位同學分成兩組，一組種花生，一組打掃宿舍和芙蓉五的周邊環境。
4月3日上午，我班開紅專辯論會，下午和晚上，響應市委號召，參加積肥運動，從廈大西村的演武池中挖污泥，拉板車到白城海濱游泳池邊堆放。我還在《新廈大·積肥快報》上發表詩歌《挑燈夜戰》：
人流浩蕩，挑燈夜戰；
綠肥成堆，屈指千擔。
月色將殘，夜戰正酣；
忽傳捷報，已達萬擔！
4月5日，校運動會，晚看吳曉邦表演。6日和7日到西邊社勞動，我跟著農民的牛拉板車，從西邊社拉到胡里山炮臺邊的沙土路后，跑步控制車把沖下坡到白城，沿民族路途經廈港、鷺江道，送菜到靠近第一碼頭的農產品批發市場。8日晚，看鐵路文工團演出。4月9—12日，學校動員開展“雙反雙比”，我們積極參加群眾性整風運動，努力改造思想。13日下午，到廈港街頭打蒼蠅。14日下午，寫大字報，自我檢查“邊專邊紅，以專為主”的錯誤思想。18日，到胡里山種花生。23日，四年級同學赴龍巖實習，3個“右派”同學由我班接管。在此期間，我們曾在芙蓉第三到映雪樓之間的小道上，敲打洗臉盆驅趕麻雀。我還定期騎自行車到塔頭社、西邊社為青年農民掃除文盲。
5月1日晚6:15，在建南大會堂看電影《星火燎原》。電影結束時，王亞南校長告訴我們：這幾天美國唆使蔣軍在沿海演習，明天可能在金門附近演習，隨時可能進行挑釁，宣布明天不上課。10時，為防金門炮擊，與10位同學趕往人類博物館，在系主任傅家麟、館長葉國慶指揮下，將16件珍貴文物裝箱，于2日2時隨車送至廈大坑道乙洞內。4日，史一團支部到南普陀活動，在北村校門前合影留念。5月5—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指責對“高指標”“大躍進”抱懷疑觀望態度的人是“觀潮派”“秋后算賬派”，號召各地區各部門都要“拔白旗，插紅旗”。10日晚，在建南大會堂看《柳堡的故事》。14日下午，歷史系師生員工召開向黨交心大會。韓國磐、陳詩啟和4位同學上臺交心。21日廈大黨委召開宣傳工作大會。30日晚上，校黨委副書記吳立奇向全校師生員工作報告，開展“拔白旗、插紅旗”運動。
6月11日，王亞南校長在全校大會帶頭做檢查報告。校黨委決定全校停課一周，“拔掉白旗，插上紅旗，大膽革新，改變面貌”。停課第一天，首先拔了系主任傅家麟的“白旗”，讓他在歷史系師生大會上作檢查。
7月12日，歷史系團總支動員整團。13日，開團支部大會，互提意見。20日考核。我們檢查在紅專辯論中的錯誤，認識到“先專后紅”“邊專邊紅”，是與“只專不紅”一樣的右傾思想，向黨交心，決心做黨的“馴服工具”，當好“螺絲釘”。實際上，同學們對“又紅又?！焙懿焕斫?，特別對“先紅后?！钡臉O左言論更是反感，有人甚至說：“父母拿錢供我們上大學，就是要我們以后當專家，不是要我們當政治家?！睔v史系制定整改方案，提出“爭取在三年內根本改變系的面貌，把它建成為共產主義的歷史系”。厚今薄古，加大近現代史的比重，教學順序改為由今到古。在“大躍進”的隆隆炮火聲中，我們邊運動、邊勞動、邊學習，實際上世界古代史、中國古代史（下）、考古學等歷史專業課匆匆走過場，沒有什么收獲。
7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事業管理權力下放問題的規定》，教育部將廈門大學下放給福建省政府管理。根據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決定，廈門大學積極籌辦福州大學工科四系，主要專業有機械、化工、礦冶等。招收電機工程系165人，化學工程系120人，采礦冶金系175人。廈大附設工農速成中學改為工農預科，學制二年。
8月，到蓮坂電廠擴建工程水池工地勞動。3日，海堤堵口。13日，完成挖水池任務。8月19—27日，辦廠和防空。8月23日下午5:30，福建前線部隊萬炮轟金門，持續85分鐘，發射炮彈3萬余發。8月17—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確定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比上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全民動員”的口號，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8月16—26日，文化部在鄭州召開了十一?。ㄊ小⒆灾螀^）文物、博物館現場會議，提出把考古發掘技術普及到縣、社，以使人民在動土中可以隨時清理一般遺址、墓葬，一面也就可以保證專業隊伍進行重點發掘。為響應這號召，我試寫一本考古發掘知識的小冊子。因局勢變化，動筆不久便放棄了。
9月，歷史系招收本科生45人。4日，蔣軍炮擊廈門江頭及廈門第三中學。7日上午，廈大師生抗議蔣軍暴行，集會游行示威。8日中午，解放軍前線部隊奉命炮擊金門。晚上，廈門大學在坑道里成立民兵師。9日上午，金門蔣軍炮擊廈門大學，30多發擊中校園，化學系四年級同學謝堅固負重傷。我當時和同學在運動場上，以為南普陀山上炸石頭，警報拉響后才躲進坑道里。15日上午，金門蔣軍又炮擊廈門大學，炸傷5人，炸死牛7頭。芙蓉四后面的浴室受到炮擊，我們班同學搬到北村工農速成中學（工農預科）教室住宿。我們成為帶槍的大學生，輪流站崗放哨，廈大成為全國獨一無二的前線大學、英雄學府。16日，廈門第一個人民公社——灌口人民公社成立。我作小歌劇《載歌載舞慶公社》，在《廈門日報》10月4日《海燕》副刊上刊登。
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強調“隨著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文化教育戰線也應來一場大革命”。27日，首都和各省市前線慰問團來廈門慰問。為福州大學招收的新生電機工程系165人、化學工程系120人、采礦冶金系175人入學，廈大學生宿舍不敷住宿，學校決定文科和工農速中同學遷往集美僑校上課，我班則安排疏散到東孚九龍江畔的鼎美村。我因夜間在大白城山上站崗放哨時被蚊蟲叮咬，左腳紅腫發炎化膿，被送回大同路家中。
馬 坑 煉 鐵
1958年8月17—30日，北戴河會議舉行，會后發表公報，宣布全國農業“大躍進”形勢喜人，全年糧食估產6000—7000億斤，同時又把“大躍進”從農業戰線推向工業戰線，提出“以鋼為綱，全民動員”，1958年鋼產量要達到1070萬噸，比1957年翻一番，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隨著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文化教育戰線也應來一場大革命”。
10月4日，在灌口劇場聽吳立奇傳達教育方針。6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告臺、澎、金、馬同胞書》。為響應黨中央“全民動手，大煉鋼鐵”的號召，廈門大學師生分路開赴大煉鋼鐵的戰場。歷史系和礦冶系師生被派往閩西龍巖地區首府龍巖縣，也就是我的故鄉。歷史系四年級師生原在縣城龍巖地委里實習，編寫《閩西人民革命史》，就地參加地委機關的大煉鋼鐵，一、二、三年級及礦冶系師生則到龍漳公路龍巖縣曹溪鄉境內路旁的馬坑村和三坑村，與中國人民解放軍31軍某團“并肩作戰”，該團團長和龍巖縣委書記擔任總指揮。
10月15日，廈大歷史系一、二、三年級的同學和二十多位老師一道，乘坐31軍某團的軍車，經過漳州，開到龍巖縣曹溪鄉的馬坑村，不到村子里住，而是在公路邊不遠處用竹子搭建工棚安營扎寨。26日，解放軍31軍某團開赴馬坑，參加大煉鋼鐵。27日，歷史系部分師生搬到三坑，建小高爐煉鐵。師生分工合作，一部分到太保林挑礦石，一部分上山砍樹燒炭，一部分在三坑煉鐵。挑礦、燒炭是苦力活，對大多從未參加體力勞動的老師來說，是個折磨，從太保林鐵礦場到三坑，山高路險，挑一擔礦石，開始裝了幾十斤，一路走一路停，越走越沉重，同學們見狀，紛紛上前分擔了部分礦石，才使他們得以堅持挑到了三坑，一秤雖然只有十幾斤，但他們克服困難的拼搏精神，仍受到同學的稱贊。煉鐵是個技術活，卻是土法上馬，蓋小高爐，往往不得要領，出現廢品板結。有一次，為了打掉小高爐里的堵塞，一位調干生自告奮勇，讓同學把他倒吊在樹干上，用鐵鍬伸進熱氣騰騰的小高爐內去敲開。他的這一壯舉被作為英雄事跡表揚，沒想到他的眼睛被爐火灼傷，久治不愈，悔恨終生。
為了鼓舞士氣，大煉鋼鐵指揮部還組織一支宣傳隊伍，歷史系每個班級抽調一個人，和福州大學礦冶系抽調的同學、龍巖縣委宣傳部的同志組成，每天釆訪、編寫、出版《鋼鐵戰報》。我被抽調當記者、編輯，到現場采訪報道師生的先進事跡，或寫作詩文抒發豪情壯志?！朵撹F戰報》是油印的小字報，每天4版，半夜出版。擔任刻蠟版的是當時被劃為“右派”的陳孔立老師，和我睡在同一個竹棚，每晚編好報紙，我叫他起床刻寫。因為《鋼鐵戰報》編輯部設在解放軍的團部，夜半三更，團長會交代炊事員開一個軍用牛肉罐頭，煮牛肉稀飯犒勞我們。龍巖縣委書記李根發和宣傳部的李挺等同志和我們合作共事。
11月8日，鋼鐵第三戰役決戰。9日，我們向太保林鐵礦場賀喜。我寫了小歌劇《報喜》。廈門大學還派學生藝術團到龍巖慰問。
12月19日，黨中央宣布“1958年我國人民奪取1070萬噸鋼的大戰已經告捷”。我們從馬坑、三坑撤出。礦冶系師生返回廈門大學，我們即奉命集合于龍巖白土。我們與礦冶系同學一起辦報，日夜奮戰了100天，依依惜別，互道珍重，相約在廈大再見。又有誰能想到，這一別竟是永不相見呢？這組照片成了我珍貴的歷史見證。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4期,作者為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