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尹桂芳的片斷回憶
王君安
關于老師的病
尹桂芳老師中風患病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當時我們都還沒到團，大體情況是聽益美阿姨講的。益美阿姨是尹桂芳老師的外甥女，1972年，尹桂芳老師53歲時，益美阿姨28歲，她從鄉下老家翻越70里山路再坐火車來到福州，從此跟我老師一起生活了28年，她清楚地記得老師患病的情形。
在益美阿姨剛到福州一周后的一天早上。非常突然的，老師起床的時候，怎么爬也爬不起來了。那時每天早上要開會，大喇叭一叫她們就會起床，這天老師突然起不來了。益美阿姨趕緊跑過去看她，一看老師的眼睛翻白了，一只手也不能動了，益美阿姨大哭起來。正好鄰居是一位護士，聽到動靜就過來幫忙，把老師的手摁了摁，又搖了搖，這樣過了一會兒，她的手又能動了。益美阿姨關切地對我老師說，“看你臉色不太好，就不要去上班了吧。”老師說：“你這個小鬼，我怎么能不去上班？”她完全沒有放在心上，說要去開會，就走了。
人民藝術家尹桂芳
這樣拖了一個星期，一天早上大喇叭又響了，她又爬不起來，這次說話也結巴了，她說：“我……我……我老毛病又犯了……”益美阿姨趕緊替她按摩手臂，一會兒好，一會兒壞，一會兒摁好了，一會兒又不行了，反反復復了5次，一直到了10點多鐘，實在沒辦法了，老師只好讓益美阿姨替她請假。請完假，益美阿姨把我老師送到省立醫院住院。
醫院里6個人一個病房，衛生條件有限，老師很愛干凈，她要自己拖地。她的手不活絡，卻還硬撐著織絨線，寶藍色的，織了好長，那時人都要昏過去了，她還在說“下定決心，不怕犧牲”。
后來真的昏過去了，昏了六天六夜，她自己不知道，當時真是嚇死人了，吊瓶吊了一個月，這樣危險期才算過去。
接下來老師被送到龍華醫院3個月，依然是住院。益美阿姨沒有地方睡覺，老師就叫她睡在自己的腳跟后，老師一只手一只腳不能動，但還有一只手一只腳是好的。有一天晚上，益美阿姨被老師用腳踢醒了，著急地叫她“起來……起來……”益美阿姨問“怎么了？”她說：“我的劇本掉到床底下去了。”益美阿姨說：“沒有劇本啊，劇本在哪里？”老師說：“就在下面，在床下面。”益美阿姨說：“我去看過了，沒有啊。”老師堅持說：“明明在下面，就在下面……”說著還著急地拍起了桌子，益美阿姨說那是在夢里面，老師看見劇本掉到床底下去了，即便住在醫院里，她滿心想的還是戲。
老師在龍華醫院住了一個月，出院了，回到家里，但還是要天天去醫院看病的，一開始益美阿姨用輪椅推著她去，后來買了輛三輪車，騎著去。
每天早上，老師要到公園里去鍛煉身體，鍛煉好回到家里又不肯停，用紗布把手綁到車架子上，拼命地搖，一直搖到汗水濕透。老師一直堅持著打針、吃藥、鍛煉，吃了多少苦頭啊。只要回到家，她總是整天“芳華、芳華”“要排戲、要排戲”地念叨不已。益美阿姨告訴我，她把好大的一個錄音機放在房間里，把自己唱的錄下來，聽聽不對，又擦掉，不斷地聽啊唱啊。益美阿姨說，老師這一輩子，就是藝術、藝術，越劇、越劇……
老師吃過的那些苦，放到我們這些7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是無法想象的。她為了恢復身體能夠繼續在舞臺上演出，拼了命似的不斷地鍛煉。她的嗓子不能唱了，但她仍然堅持每天練聲，為了能在舞臺上發揮自如，不惜吃盡苦頭。她的性格就是這樣，是非常堅強的。她的一生都是很要強的，她是拼了命在那里鍛煉。怎么能想象，這樣要強的一個人，從53歲開始就身體殘疾，她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當我進入芳華劇團的學員班，第一次見到老師的時候，她就已經殘疾了，說話也不是很利索。前輩們告訴我，生病前她是很積極、很好動、很會講話的一個人。這是一個多么大的反差啊，她在教我戲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有時候她很想表達，但是她一著急就表達不出來，舌頭不像我們平常人那樣利索，臉會漲得通紅。我可以想象她生病后的這種痛苦，雖然她的感受只有她自己知道，但從老師身邊人的講述中，我可以想象并體驗到她那種頑強的意志，她真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
關于老師的栽培
王君安與尹桂芳老師的首次合影
我剛進團那一年老師還在上海，那個夏天，她來看我們期中考試。我們剛進團時，還沒有分很明確的行當，只是分了生組和旦組。我記得我們每個人站到老師面前，生組每個人唱一段，我唱了《何文秀》，老師聽后覺得我的嗓音非常像她年輕時候的樣子。老師說我五官端正，形象還可以，就是人瘦小了一點。我當時比大家都矮小，還沒發育好，只有十二三歲，是虛報年齡進的芳華團。老師發現了我，說我“是一個苗子”。就這樣，14歲時，第一個大戲《盤妻索妻》就開始讓我來排了。梁玉書這個角色當時是分ABCD角的，由四個梁玉書來擔任，我是A角。從這個戲開始，老師就把我作為芳華學員班的重點苗子來培養了。
有一次，省里的閩劇班、越劇班、京劇班同臺演出，當時我剛剛排了《盤妻索妻》前三場，就是游春、求婚、洞房這三場，到省里演出、展示。那個時候，我只有14歲，一演完，我們越劇班就很受矚目，說我這個小孩子展示得蠻像樣的，引起了福建省各個文藝團體的重視。就是這樣開始，后來再排每個戲，我都是A角。老師一門心思撲在我身上，鋪好我所有的路，這個戲排好之后排哪個戲，老師很早就有了全盤的考慮。
那幾年每年春節我都去上海陪老師。無論在福州還是上海，我們都是住在一起的，沒有上課下課這樣的概念。老師隨時想排就隨時排，隨時想唱就隨時唱，沒有時間限制的，沒有規定幾點鐘要教課。那個時候比如晚飯吃完了，老師說叫我來唱一唱這一段，或者是表演那一段，她就隨機糾正我。我當時年紀小，不懂事，有時候老師對我生氣，有時候我也會懊惱了不理老師，老師百勸不聽，我就是不說話，現在想想都很后悔。
關于老師的呵護
我剛進劇團的時候很瘦小。為了讓我盡快長高長胖，好適應劇情需要，老師只要在福州，就會給我開小灶。她讓我住在她的宿舍里，讓益美阿姨煮有營養的東西給我吃。那個時候沒有煤氣管道，益美阿姨燒煤球慢慢燉肉啊、湯啊，想方設法給我增加營養。
現在想到這些，禁不住淚水往外涌。那個時候物質沒有現在豐富，我年紀小，對健康的意識也不強，生病了也是一樣排練，一樣演出，對演員來說，這是工作，必須要上的。老師自己也是演員出身，經歷過那么多苦難，她當然更懂得如何保護我，所以就一直叫我到她家里去補，既補藝術、補唱腔，一句一句唱給她聽，幫我糾正，同時也補身體、補營養，一頓一頓煮給我吃。
老師對我的保護，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在我有重要演出的時候，就更加如此了。1986年，我16歲，老師67歲。老師帶著我，帶著芳華團到上海演出芳華版全本《紅樓夢》。這是芳華團回上海娘家的演出，老師非常重視，她要把我介紹給上海的觀眾。《紅樓夢》在上海一演就是一個多月，老師天天給我把場，陪我謝幕。她心疼我，又讓益美阿姨每天燉雞湯送來給我吃，當時是夏天，還給我煮綠豆湯消暑。飲食與演出的聯系是很密切的，臨近演出的時候，對飲食更要非常注意，比如辣的東西要盡量少吃，演員都要有這樣的意識，尤其主要演員，從小都要培養出這樣的習慣，這也是對藝術、對觀眾負責。所以每到一個城市，別人可以出去玩，但是我肯定不能。我要在房間里休息，保證充足的睡眠，使演出不受影響。
現在，真希望能夠繼續得到老師的護佑。福建有老師開墾播種過的田野，我會努力去爭取，把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通過努力去完成。
（作者系尹派表演藝術家、福建芳華越劇團藝術總監、福建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