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建州
林愛枝
赴建甌采風，有機會比較詳細地了解建甌的前世今生，它曾經是國都：后晉八年，閩王王審知之子王延政在建州立國稱帝，國號“大殷”，以建州為都城，改年號為“天德”。
福建之“建”便來自建州之“建”。
朱熹在建州度過了少年時期——從7歲到14歲。
翻閱資料，遺憾了，只說留有一些遺址，如環溪精舍、畫卦洲、建安書院、五經博士府、朱文公祠、艮泉井、自畫像等等。
艮泉井。那是朱熹已過中年，回建州講學時開挖的。傳說他用卦測出城北有黃華山，其水優良，便引至水井，因是艮卦，便名“艮泉”。他還作了《艮泉銘》：“鳳之陽、鶴之麓、有屼而狀。堂之坳、圃之腹、斯瀵而沃，束于亭、潤于谷、取用而足，清于官、美于俗，為建民之福。”說明井的位置、周圍美麗環境，水的豐盈，挖井的意愿，即希望當地官員能廉潔供職，水一樣清廉，希望當地民眾得此水滋養，能過上富足生活。
這井也被稱作“朱子井”、“八卦井”，已歷經800多年，井體完好。時任縣方志辦主任的潘渭水，同建甌酒廠商議，由酒廠出資修繕，保護了這一處遺存。
環溪精舍、畫卦洲。精舍是朱家在建甌的住房，也是朱熹的讀書處。精舍臨江，江邊有沙灘，據《文公年譜》記載“文公八歲時曾坐沙上畫八卦”。對此，只能想象，一位少年如此專注地在沙上畫了掃過又重畫。幾歲孩童大約不明白兩條魚是如何被設置得如此圓滿靈動，他思之再三、慮之不斷。
那天筆者按圖索驥，來到江邊，在建溪、松溪匯合處，江面平闊、流緩，也見到一片沙洲，只是與江岸沒有顯明的落差。數百年來，潮漲潮落，洪水來去，多少沙洲都會被吞噬！如今哪能尋得“畫卦”處！環溪精舍已成了某廠、某公司。
朱熹的老師李侗這樣評價自己的學生：“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一個少不更事的孩子，似乎已在考思、琢磨著他的年齡所無法承受的重大問題。但從他后來的立論：“動靜論”“理氣論”“致知格物論”“道心人心論”“文”與“道”的關系，等等，成就一代哲學大師來看，或許畫卦之思辨為之鋪墊了最早的基礎。后來，他有不少關于“太極”的著述，理解深刻，險些引導他走進唯物觀的天地。
朱熹8歲開始接受儒子訓蒙教育，在塾師督教下讀《孝經》。9歲抄讀老儒尹焞著作《論語解》。其父朱松還為他請了布衣出身的刑部侍郎楊由義為師。楊出使金營不跪拜金帥，忠義愛國精神，在幼小的朱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熹12歲時，朱松對他開始了系統的經、書教育，并結合南宋的現實進行講解，使朱熹從現實生活中感知忠君愛國、憂國憂民的實際含義，懂得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以及初識注重自身修養的重要。
朱熹經常隨父隨師侍行，常能聽到名儒們高談闊論，耳濡目染朝事政局，還認識了許多元老重臣和理學先輩，其中就有程頣四大弟子之一的尹焞，其《論語解》成了朱熹解讀《論語》的入門，他抄錄之，熟讀之。朱熹后來在四書中首先集諸家之說寫成《論語詳說》跟這個發蒙很有關系。
朱松也注重《論語》學的傳授，把家藏的二程語錄給朱熹，后來朱熹在《論語》注解中，多加吸收。后來的《論語要義目錄序》《語論訓蒙口義序》中都有回憶。
朱松最重《春秋》一經。他要朱熹“努力誦書史的‘史’就是《春秋》。他認為：“一是它的‘尊五攘夷’，可以名正言順地攘斥異族入侵，為解決積弱、外患提供思想武器。二是它倡導的‘君臣父子大論大法’可以整頓業已敗壞的封建綱常，為解決積貧和內憂提供思想武器。”朱熹后來總結自己的《春秋》經學時說：“熹之先君子好左反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而獨于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但朱熹認定《春秋》是史而非經，故而沒有為《春秋》作注，反而著述了《資治通鑒綱目》的史學名作。
朱松對朱熹特別注意忠孝節義教育，他抄錄了黃山谷《食時五觀》，題了三句贊語：“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為朱熹立下的為人處世的座右銘；朱松時時處處地用儒家的忠孝節義、道德文章去熏陶啟迪朱熹，激發朱熹長大后能為大宋中興盡忠效力；他為朱熹談說了《昆陽賦》并題字。朱熹把手書珍藏到老，晚年作跋回憶：“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來寓建陽（應是建甌），登高在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為說古今興亡成敗大致，慨然久之。……”
朱熹在建州僅度過了少年時期，但他對這片山清水秀、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的土地十分眷戀，視為故鄉，成名后多次回建州講學。晚年還十分強烈地希望回建州定居。特別是臨終遺囑：回歸建州。他死后，三子朱在攜朱熹長孫朱鑒遷回建州，如今他們的后裔仍世代居住于此。
朱熹少年時期的教育主要是訓蒙家教，朱松是朱熹第一位老師。同時其父又帶朱熹四處游學，廣泛接觸理學名流，大小官員，這些都為他后來的學問奠定了相當的基礎。朱熹說“十年寂寞抱遺經”正是此時的寫照。有一種說法：想成就者，必得犧牲許多。朱熹正是如此，沒了少年的天真活潑，少了生活的歡樂。原以為有些精彩動人的故事流傳，如今卻無從采擷了。
朱熹自畫像。在縣博物館看到的，那已是年過花甲之作，一身布衣，相貌慈祥，臉上、眼角的皺紋清晰可見。
像高93厘米、寬50厘米、厚3.5厘米，因故，如今看到的畫像是用黑色頁石刻成，字跡圖像都很清晰，上端刻有朱熹親筆題詞：“從容乎社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帷音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之后還注明：“紹熙孟春良日，熹對鏡寫真，題以自警”，足見朱熹恪守理想、修身養性，始終不渝。注文之后鈐有兩顆圖章：“熹印”、“晦翁”。
博士府、朱文公祠。這兩處與朱熹一生息息相關。或可以說，他一生的成就都體現在這兩個地方了。
朱熹，進士出身，歷仕高宗、孝宗、光宗、理宗四朝，最后任煥章閣侍制、侍講。
他一生追求理學，是宋朝理學集大成者，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他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是人們一切作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他后來又說明滅的是人的過度的欲望。
朱熹做學問很堅執、也很謹慎。為使理學精進，歷史上著名的“鵝湖會”、“寒泉會”、“三衢會”，都是幾位理學大師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的學術研討會，有的通過辯論達到認識的一致，有的各執己見，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學術水平。如朱、陸鵝湖會，兩位好友為“心”在先，還是“理”在先爭得不亦樂乎、不歡而散。但朱熹十分在意陸九淵對他的學問有“支離”之病的批評，對自己的全部經學著作動了大手術，半年中，全力刪改了《大學中庸章句》和《論孟精義》；“三衢會”后，他更清除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之病，……可見夫子治學之嚴謹、之虛心、之苛求自己。
朱熹學識廣博，涉及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于自然科學。對經學的研究最多，著作豐厚，最有代表的首推后被定為“四書”、“五經”的著作。他對它們作了勘誤、調整、補充，有能獨立成篇的，重新著述，還作了《四書集注》，使之成為儒學經典，還輔導說：“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此后各朝代皆以《四書》為全國科考教科書。
就是在晚年，朱熹備受思想文化黨禁的煎熬，但他對學問的追求仍是頑強的。他堅信“吾道不孤”。相繼完成了許多著作的修改、定稿，如《書集傳》《書傳》《太極圖》《西銘》《大學·誠意章》《禮書》等等。成就了他的晚年又一個十分閃光的學問著述高峰，夫子不僅是一代儒宗，還成了一代文宗。如《韓文考異》正是在黨禁最高潮時完成的，奠定了他作為宋代最杰出的校勘專家的地位；又如一組研究楚辭的著作：《楚辭集注》《楚辭辯證》《楚辭后語》《楚辭音考》，寄寓了他在慶元五年黨禁生活中憂時憫世的郁悶憤懣的情緒，因為因他株連了一批道學儒士。朱熹為楚辭作注，還帶來了另一個學術成果，糾正前人偏重于章句名物的訓詁，而從旨意義理去闡發，建立起了新的《楚辭》學的解說體系；他還對《參同契》《陰符經》作了考異，又精研了蘇頌的《新儀象法要》，所有這些實際上把朱熹的研究引向了對自然科學的鉆研。從已挖掘出的他夜觀星象的聚星臺和石室，說明他注重實際觀測，從而提出了不少有關天文學的見解，如“天運不息，晝夜轉輾故地榷在中央，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專家考證，這就是超前于西方的東方古典星云說，是朱熹晚年對唯物哲學的覺醒；而那張陰陽回互相抱的《古太極圖》，則成了這位有科學頭腦的理學家的辯證思辨理性的象征，也成為一種對立互補科學理性的象征，引發著現代物理學大師們的創造發明的靈感。據《中國科學技術史》記載：德國核物理學家玻爾宣稱，他的量子理論的互補概念同東方古典文化的太極陰陽思想有驚人的一致，當他必須選擇一種盾形紋章的主要花紋來象征他的物理原理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華太極陰陽回互相抱的圖形，并在上面刻下一行銘文：“對立即互補”。李約瑟也感嘆：“也許這種最現代的歐洲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受到莊周、周敦頣和朱熹這類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現在已經認識到的要多得多”。這樣，朱熹和自然科學連接在一起。
我道一體的哲學追求，執著人愛的人文精神，沉靜達觀的理性思辨，進取濟世的人生態度，這些無疑都是美好的理想和憧憬，朱熹們孜孜以求著。也用這樣的眼光、心態去看待、去要求周邊的一切。垂暮之年，朱熹以“帝王師”身份入都，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立于朝堂。他天真地以為，尺五之間，有了當面奏事的機會。
他首次延經開講的是《大學》，朱熹反復強調“修身為本”，要皇上“常存于心，不使忘失”。甚至像教訓蒙童一樣，開導皇帝：每出一言、每行一事，都要反思，無害的，才去做……他希望通過臣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結果招來了皇帝的憎厭，反對派更趁機打壓。
這位“帝王師”見到皇帝，都要講些收放心、正君德、納忠言、遠近習、行治道，實際上這是一種正君、限權的清議力量的代表，客觀上形成了君權專斷與限制君權的斗爭。最后皇帝以“初除朱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朱熹所言，多不可用”，便把朱熹逐出朝門，“帝王師”只待80多天。
朱熹一生收徒講學，不論是創立學說時，還是失意歸隱時。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修復了“岳麓書院”。修建了“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他以“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的道德至上的指導思想，要求學生做到窮理格物和修身篤行的統一，也就是德與知、知與行的統一。
朱熹一生關心國運民生。他雖沒當過大官，但不論何職，他都盡量關顧民生。
朱熹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彈劾了一批貪官，打擊了一些大戶豪門，甚至牽扯到了宰相。由此引來報復，斥理學為“偽學”，朱被解職還鄉。知福建漳州時，當地因土地兼并，造成“田稅不均”，失地農民承受更加沉重的剝削。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但遭到地主豪紳激烈反對，沒能推行。朱熹憤而辭職，以示抗議。退居崇安時，因水災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朱熹提出設“社倉”，目的在于防止地主紳豪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盤剝農民，后推廣施行。任知南康軍時，又遇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并請求興修長江石堤。……
他的好友張軾即將入朝，他向張進獻“正心誠意”、“天下大本”和“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的為政大法。第二年，他又從孟子“制民之產”的仁政思想出發，向張軾具體陳述“善民之政”的兩大根本之法，一是“量入以為出”，廢除橫征暴斂的“計費以取民”，“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國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二是“屯田實邊”，解決龐大的養兵之費，這是“最為寬民力之大者”。
……
隨著韓侂胄等相黨的敗落、退位，黨禁逐步松弛，朝廷也清醒冷靜地分析這一思想文化黨爭的是非，終于發現朱熹學說中，有他們可用的東西，于是出現了另一種極端，一個把朱熹神化、偶像化的造神運動竟持續了7個多世紀，一代代統治者都根據自己的需要，為之涂脂抹粉，塑造著“圣人”形象。
朱熹去世9年后，召賜遺表恩澤，謚“文”，從此尊為“朱文公”。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后改封徽國公。《四書集注》被列為國學。理宗下詔學宮將朱熹從祀廟堂。惠宗下詔興建朱熹文廟，次年改封齊國公，與孔子一樣受到統治階級的頂禮膜拜。明成祖作御序的《四書五經大全》頒行天下，成為有明200多年取士之制。景泰六年，召建州朱熹后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于是蓋了博士府，文公祠，享有朝廷給的優待，免賦徭。實際上朝廷對朱文公的祭祀托給朱家代辦。
人，只是社會與文化的中介，一種文化的形成，一個人的文化建樹，肯定受當時社會的影響。朱熹原本是人，一位有學問的人，把對理學的追求作為畢生的事業。他一生勤學勵志，著書立說，有自己的迷茫，有學派的反對，有不理解的，有攻擊的，他同樣要承受壓力，要掙扎、要突圍。可留給后人的卻是一副道貌岸然，居高訓示，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追捧他，是因為“圣人”，撻伐他也因為“圣人”，搞得云遮霧障。
朱熹理學立意高，許多方面是凡人俗士很難企及的。
朱熹理學涉及面廣，涵蓋許多學科，形成龐大的體系，有的理論還容易產生矛盾和糾葛，比如宇宙觀，有史以來都是爭論不休的話題；他的政治觀點肯定會使許多達官貴人群起而攻之，斥之為“偽學”，受到排斥和圍攻；他所提倡的高尚的思想品格，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是世俗人士所能達到、所能恪守的。
何況隨著社會的前進，還有不少觀點為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因此，他，及其學說受到推崇或貶損都是正常的社會現象。
“道”，是道學家們畢生追求的至高無上的精神境界，其追求堅定不移，為之犧牲在所不惜。呼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云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一種體道弘道的崇高人格，其核心為：“至公”。
朱熹一生求道、一生衛道。他所求、所衛是一種對大道不行、人性墮落的憂患意識（憂道憂民）。
他們正心。道學士子們相信它是實現完美人格和天下大治的根本途徑。正心不僅成為他們最高的道德準則，也成為他們最高的治國理想。
他們固窮。他們自以為精神上比誰都富有，所以，他們心甘情愿地固窮守道，寧肯獻身于“形而上”的精神，而不肯屈事于“形而下”之物。
他們守節。“文章、道德、氣節”是他們人生追求的三大目標。他們注重名、節，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剛正不呵、高風亮節、愛民如子，犯顏直諫都是最理想的楷模。他們重民族氣節，重夷夏大防，……
朱熹及其理學的一生理應命運多舛。
不吝冗筆，輯納了這些史料，只為說明五經博士、朱文公祠，它們都是朝廷封贈的，不能有名無實。朱熹傾其一生，創建的學說，受此封贈，當之無愧。只是他自己遭受黨禁與疾病的交相折磨、凄冷離世。榮譽則落在了子孫后代，世襲罔替。
那日，由朱熹二十八代孫、建甌縣人大代表、建甌一中特級教師朱銳敏帶路，循跡博士府，只見鱗次櫛比的宿舍樓，已沒了府弟蹤跡。聽介紹，筆者只能按孔府的規制去想象它。文公祠更蕩然無存。它們都于“文革”后被拆毀。
筆者采訪了朱銳敏，問他，旁人研究朱熹，因為他是思想家，在中國歷史上，在思想文化領域里，是一個里程碑。作為后裔，你們的先祖有哪些東西成了家學淵源，世代傳承？
他說有兩個方面可以講，一是思想品德。熱愛國家，為人正直，樂于助人，勤奮好學。二是重教思想。他說每逢祭祀文公祠時，族人相聚，就有一項獎學活動，成績優秀者，小學生獎肉一斤，初中生二斤，高中生三斤。至今，朱家子弟凡臨高考，都集中到僅存的博士府后院幾間破舊房屋里，感受氛圍，發奮用功。朱銳敏說，僅他與父輩二代，就有11人從事教育工作。
他身上帶著一張名片，上面卻密密麻麻地寫著“朱子家訓”，我細看，略抄幾句：
“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于我，我必遠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處事無私仇，治家無私法。”“勿損人而利己，勿妒賢而嫉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理之事則從。”等等，至今都還被稱道、被傳承著。
（本文原載于《走進建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