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文炳是朱熹理學的實踐創(chuàng)新者
——讀真德秀《通判和州葉氏墓志銘》有感
葉樹福 葉欣妍
真德秀（1178—1235）撰《通判和州葉氏墓志銘》所呈現(xiàn)的奉議郎葉文炳（1150—1217）形象，堪稱南宋中期理學官僚的典型標本。這位淳熙甲辰科（1184年）進士的仕宦生涯，恰似一面多棱鏡，不僅折射出朱子理學從書院講章向州縣衙署滲透的轉(zhuǎn)型軌跡，還折射出南宋中期理學思想如何從學術(shù)理論轉(zhuǎn)化為具體的政治實踐。墓志銘記載的葉文炳，不僅是朱熹理學的忠實追隨者，更是一位將理學精神貫徹于日常政務的實踐者、創(chuàng)新者。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獨特的為官之道——既恪守儒家道德準則，又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政治智慧；既堅持原則不妥協(xié)，又能靈活應對復雜局面。
葉文炳畫像（作者供圖，下同）
葉文炳與朱熹的師承關(guān)系，構(gòu)成了理解其政治行為的思想基礎。墓志銘記載：“遲次家居，數(shù)致書請益于文公朱先”“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這二段文字說明了葉文炳與朱熹大師的交集，揭示了其政治生涯的理學底色。朱熹的教導不僅僅局限于抽象的道德說教，更是包括了具體的“居官臨民之法”，這種實用性的傳承表明了當時理學已經(jīng)發(fā)展出一套完整的政治操作理論。葉文炳在晉江主簿任上前后“數(shù)致書請益”，顯示其求師態(tài)度之誠懇，求學作風之嚴謹。朱熹學說中“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理念，在葉文炳的政治實踐中轉(zhuǎn)化為一種實事求是的辦事風格。比如，在處理汀漳豪族仇殺事件時，他“折之以理”，不是簡單依靠行政強制，而是通過理性說服達成和解。正是對《大學》“格致誠正”的具象演繹。
葉文炳的為官之道中，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對司法公正的堅守，這構(gòu)成了其政治實踐的核心支柱。墓志銘記載的兩個案例極具代表性：外國巨商“寅緣納賂”脫罪，葉文炳“一拒絕”；海商犯罪托同鄉(xiāng)求情，他不僅拒絕，更是“斥里人不復通”；其正色拒絕的姿態(tài)，以及他對司法案件的審慎態(tài)度——“獄事至重，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都是朱熹理學思想重要觀點之一“存天理，滅人欲”的劇場化呈現(xiàn)。在權(quán)貴云集的泉州，一般官員“例承迎不敢忤”，而葉文炳“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zhí)故有所遷就”。這種不畏權(quán)貴的態(tài)度，在官場實屬難得，刻畫出葉文炳是一位恪守理法、清廉自持的儒吏形象，展現(xiàn)其剛正不阿的品格。更為難得可貴的是，他的司法公正并非簡單的道德潔癖，而是建立在深入調(diào)查和理性分析基礎上的專業(yè)判斷。比如，在處理工匠死亡案時，其司法過程合規(guī)合理，“研問數(shù)四”的審慎態(tài)度，以及“聚官覆驗”的制度設計，最終推翻誤判，還無辜者清白。他不滿足于表面證據(jù)，而是“疑之，研問數(shù)四得其情，請聚官覆驗”。這事例說明葉文炳在辦案過程中認真并且堅持審慎原則，堅持證據(jù)至上、堅守司法公正原則。這種審慎態(tài)度，不僅體現(xiàn)葉文炳是一位勤政愛民、堅守司法公正原則的良吏，還體現(xiàn)了理學“格物致知”精神在司法領域的應用。他對監(jiān)獄條件的改善——“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更顯示其司法理念中的人道關(guān)懷，將“仁政”思想落實為具體政策，再度刻畫出葉文炳是一位仁政愛民的良吏形象。
葉文炳在地方治理方面還展現(xiàn)出一種務實創(chuàng)新的政治智慧，使理學理想與現(xiàn)實政治達成有效結(jié)合。比如在“邊事作，調(diào)兵于州，營卒憚行”事件上，葉文炳就展現(xiàn)出三重政治智慧：在心理把控上，準確抓住士兵“畏戰(zhàn)求利”的雙重心理（既怕死又貪賞）；在語言技巧上，先以“國家豢養(yǎng)”建立道德制高點，再用“厚賞”滿足物質(zhì)訴求，最后以“何鬨為”的質(zhì)問施加壓力；在程序正當性上，承諾“白州”既避免越權(quán)承諾，又保持制度合規(guī)性。在仙游縣任上，其改革圖譜涵蓋三個維度：司法革新——僅用“旬月間”便清理了積壓多年的訴訟；教育資源重組——將廢棄寺廟田地擴充為學田；地方文化認同——為葉颙（本地名相）與蔡襄（文化典范）并列祭祀。這種綜合治理模式，實為“理治”的地方樣本。在面對豪強侵占官田、破壞水利的事件，他不同于前任的無所作為，而是“以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最終“以復灌溉，為農(nóng)人利至今。”這種敢于碰硬、解決實際問題的作風，打破了人們對另類理學官員“空談性命”的刻板印象。他推行的義役制度——“勸立義役，均產(chǎn)通差”，通過經(jīng)濟手段調(diào)節(jié)勞役負擔，更是一項制度創(chuàng)新，將《周禮》“均平”思想轉(zhuǎn)化為賦役改革方案，為南宋鄉(xiāng)村治理提供新范式。通過以上諸項改革與推進，表明以葉文炳為代表的南宋理學官員并非都是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打破了“儒者（另類）迂闊”的刻板印象，展現(xiàn)出驚人的行政創(chuàng)造力。這些官員中的優(yōu)秀者能夠?qū)⒌赖吕硐朕D(zhuǎn)化為切實可行的治理方案。在人生的終點前，葉文炳還向朝廷進言“公條才臧否、戰(zhàn)艦奸弊、楮券便宜三事”，也就是說在人才、廉政、金融等領域提出系統(tǒng)性的改革方案。
通判和州葉氏墓志銘
葉文炳的廉潔自律與個人修養(yǎng)，構(gòu)成了其政治品格的內(nèi)在基礎。墓志銘記載他與同僚的談話：“貪污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這番言論直指官員腐敗的心理機制，提出通過“清心寡欲”達到“正本澄源”的防治之道。“清心寡欲，正本澄源”的修持，實為朱熹“克己”說的政治具象。這種修養(yǎng)不是外在的道德表演，而是內(nèi)在的精神操守。這種修養(yǎng)模式具有雙重功能：既是抵御“泉州賄賂事件”官場生態(tài)的精神鎧甲，又是建構(gòu)官僚認同的價值符號。他任官期間“潔己愛民，初終一意不易”，這種始終如一的品格，正是理學所推崇的“誠”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葉文炳的廉潔并非苦行僧式的自我壓抑，而是建立在對儒家價值觀的真誠信仰之上。他在日常生活中“質(zhì)而不華”，在政治生涯中也“未及大用”，卻留下了“可書之德”，這種人生軌跡恰恰體現(xiàn)了理學對內(nèi)在德性而非外在成就的重視。
通觀全篇墓志銘，真德秀筆下的葉文炳既堅持原則又務實能干的形象，實為南宋理學官僚群體的精神肖像。其司法實踐中的程序理性、行政改革中的創(chuàng)新思維、廉政建設中的心性功夫，共同構(gòu)建起理學政治化的三維坐標，重塑了宋代地方治理的范式，更開辟了儒家政治哲學的新境界。真德秀在銘文中稱贊其“斷斷乎其誠且直也，凜凜乎其廉且白也”，正是對這種政治品格的高度概括。葉文炳墓志銘的價值，不僅在于記錄了一位南宋官員的生平，更在于它保存了一種可貴的政治文化基因——將道德操守與行政能力融為一體，用理學精神滋養(yǎng)政治實踐。這種精神遺產(chǎn)，值得當今和往后政務官員們認真審視并予以特別重視。
附：
通判和州葉氏墓志銘（真德秀 撰）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后有以客省使刺泉州者，過浦城，睹山川秀異，因居焉。曾大父仲通，大父顯仁，當范汝為俶擾，募鄉(xiāng)丁保里社，人高其義。父夢齡，贈宣義郎。
公少刻意問學，再舉于鄉(xiāng)，登淳熙甲辰(1184年)第，調(diào)晉江簿。遲次家居，數(shù)致書請益于文公朱先生。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顏公師魯為守，事多骯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為敵讎，帥趙忠定公選官撫諭，眾皆憚行，公獨毅然請往。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彌伏。嘗攝獄官，有商胡大賈皆坐重辟，寅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舶，屬有海商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zhí)故有所遷就。會詔內(nèi)外從臣舉可為職事官者，顏公以徐誼、陳傅良等應詔，而公與焉。
秩滿，調(diào)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哀毀如禮。服闋，調(diào)筠州錄參。獄舍故湫隘，遇暑溽囚多疫，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鼻昂髢商貙拠啦煌?，公視其所偏佽助之，郡政賴以平允。
漳浦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置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其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非命者，憑藉巨援，祈茍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なЧ闷鳎抡评粲讵z推鞫，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以跡狀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調(diào)兵于州，營卒憚行，頗洶洶。公諭之曰:“國家豢養(yǎng)汝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鬨為?今當白州，優(yōu)爾賞給?！彼炻犆?，無敢譁。
改秩，知仙游縣。初至，決累年滯訟于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yǎng)士，像故相葉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并祠。富室有據(jù)官地及寺田，筑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溉，為農(nóng)人利至今。民有陳姓者與工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踣死于道?？h檄官驗其死，皆謂陳實毆之死。公疑之，研問數(shù)四得其情，請聚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為平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chǎn)通差。有爭于庭者一裁以法，故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剎，公在官秋豪無所專配。其潔己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每曰:“貪污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敝葷M造朝，會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才臧否、戰(zhàn)艦奸弊、楮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而宣義公卒，居喪之明年亦以疾終。實嘉定九年(1216年)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桂、榮、蒲、穎、啟，皆得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圭之孫繼祖、次適曹貢進士趙宗茲、次未行。
予之生后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1204年)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為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泉南，未及作。后十有六年，公始葬于登云里下沙驛之側(cè)。惟寅又請銘，適于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
銘曰:
斷斷乎其誠且直也，
凜凜乎其廉且白也，
退嘿以自將，
樸乎其不外餙也。
仕雖不逄，
有可尚之德也。
后將考公，視此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