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時期福建書院學田考述
方彥壽
中國是農業大國，以農立國是其基本特征。自古以來，農業被視為萬業之本，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學田是書院運行的經濟基礎，史上稱其為“養士之資”，所形成的運行機制稱為學田制度。
對福建書院學田的研究，其成果不多。僅見徐心希《閩都書院》有《閩都書院的經費來源與學田管理》一章，內容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福州書院的經費來源與學田的管理方面，對福建書院的學田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宋代福建書院的學田
福建書院的學田出現的較晚，與此關系較為密切的，可以追溯到官辦學校的學田。嘉靖《延平府志·學校志》載：“古學無田，今學有田；古士無養，今士有養。養士以田，考自宋始，國朝因之。”此說道出學田制始于宋，延續于明。該志書又引明舒芬詩云：
田井學校本相關，千古何人識治端。
今日為儒無別事，希顏只在忍饑寒。
其詩直擊田地與教育的密切關系，抨擊長期以來，此事不為當政者所重視；而對儒者來說，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解決學校的從教者和從學者，免除“饑寒”的困擾。
福州長樂縣學建于唐乾符四年（877）。北宋元祐戊辰（1088），知縣袁正規亟議修建。邑人林通作《長樂縣圖經》，袁正規為之序。“命鬻之，得錢二十萬。”將售書所得全部作為縣學經費，又號召縣民資助。“縣富民皆相與出力，乃仍舊殿新之。背殿有堂，翼以兩序，為齋十二。歲種田十二斛，更蓋房廓后，圃余十間，以佐給費，時養士幾一百人。”此長樂縣學，可能是北宋時期福建縣一級儒學憑借自身之力，以解決學田或辦學經費的個案。
在南宋，則有連江知縣曾擬，于晚宋景定二年（1261）始置學田，“咸淳間（1265—1274）知縣宋日隆又拓廣之。”具體數量無考。
上引《延平府志》稱“養士以田，考自宋始”，但有關宋代福建官學學田的事例甚為罕見。北宋“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此為北宋僅見的朝廷頒賜學田的事例。建州儒學，屬州府一級的教育機構，縣一級的可就沒這么幸運了。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一月，朱熹為崇安縣學撰并書寫《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稱“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縮取它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這一現狀，一直到淳熙七年知縣趙某“圖所以為飲食久遠之計者”才開始有所改變。而改變的契機，源自一次偶然的機遇。朱熹記曰：
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計者凡五，曰中山，曰白云，曰鳳林，曰圣歷，曰暨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于是悉取而歸之于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余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后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廢壞也。”
崇安縣學此次“悉取浮屠之田而歸之于學”的舉措，成為后來福建書院擴充學田的常用方法之一。
崇安縣學之外，建寧府所在的建安縣學也曾面臨過有學無田的局面。
真德秀在《建安縣學田記》中說：“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圣，王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略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始有學也。”是說建安縣學在乾道、淳熙間雖因韓元吉立廟學，王元應又建講堂二齋，但終因缺廩士之資，縣學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運轉。直到寶慶丙戌（1226）秋，泉州留元圭來任建安知縣，“下車余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于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
以上兩例，均為官辦儒學，其時官學所得學田尚且如此費力，以故這一時期的以私學為主的書院學田來之更非易事。
有資料顯示，南宋福建僅有以下幾所書院曾通過不同渠道獲得學田。
南劍州延平書院。宋嘉定十五年（1209），南劍州知州陳宓，在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書院模式建延平書院，“延弘齋李燔定學規，捐俸市田，以贍生徒。” 這里的主語是知州陳宓，“捐俸市田”，是說他以有限的俸祿購置田產捐贈給書院，作為膏火之資。這在其后的福建書院建設中經常出現，是書院獲得學田但作用甚為有限的渠道之一。
傅康，寶慶初（1225）南劍州知州。“庶慎自持，創祠堂祀周敦頤、張載、程頤、司馬光、陳瓘、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廖德明、黃榦諸君子，籍廢寺田入延平書院。以生徒創安福庵，遇有喪不能舉者，為備衾飲塟焉。”
建寧府建安書院。嘉熙二年（1238），建寧知府王埜受宋理宗之命，在建安縣創建了紀念朱熹的建安書院，但規制未備而調離。淳祐三年（1243），王埜又上書朝廷，請求給建安書院下撥學田。建寧知府的繼任者王遂有《建安書院記》，其中云：“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書今郡守王遂，……后兩年，項公寅孫攝府事，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時居婺，又以蔡屬遂。既至，請撥田于朝，以為之食。”文中“蔡”指蔡模，時任建安書院山長。
泉州石井書院。書院地處府城西南石井鎮（今晉江安海鎮）。嘉定四年（1211），鎮官建安游絳上書給知府，請求修復，以紀念曾在此地原名為鰲頭精舍講學的朱松、朱熹父子。時任泉州知府的鄒應龍準其所請，撥公帑40萬以倡修，并在原基礎上加以擴建，更名為“石井書院”。泉州名士留元剛有記文載：“太守邵武鄒公應龍然其請，捐公帑四十萬以倡。漕舶二使者、郡之二車鄉之秀民咸以資助。……殿于中，堂于后，為齋者四。杏壇筑于西序之前，祭器藏于東序之左。又即堂為別室，以祠二朱先生。三門列峙，繚垣環周，檐楹層復，凡三百楹。公私經費合四百萬。贍養有田，肄業有舍。釋菜之儀，考士之式，大略可睹矣。”當時朱熹三子朱在正官泉州通判，因被命為董其事。書院規模如州縣學之制，建有大殿、尊德堂，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齋，繪朱松父子二人像于尊德堂而祀之。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于此有載云：“石井書院，在晉江縣西南石井鎮，舊名鰲頭精舍。宋紹興初，朱松嘗為鎮于此，有教養及民。后子熹來官同安，至鎮訪父時事，講訓益勤。嘉定中，鎮官游絳立為書院，繪二先生像而祀焉。”寶慶初（1225），時任知州的是建陽游九功，曾撥五廢寺田以廩士，歲久傾圯。在南宋福建書院中，石井書院可能是資金比較寬裕的。其資金來源，有公帑，有民間資助；其學田來源，則公私兼有之。在其時的書院中，是不多見的。此后書院建筑物代有興廢，今存清光緒年間重修的門臺、大殿及兩廡等遺跡。
將樂龜山書院。宋咸淳三年（1267），由尚書馮夢得奏準，縣令黃去疾在將樂建龜山書院祀楊時；“仍詔郡縣撥田養士優其后，春秋有司致祭。”
武夷精舍。咸淳四年（1268）十月，朱熹的武夷精舍，由宋度宗賜額，改名為武夷書院，仍設山長一員，由官府撥給公田，以贍養學者。
尤溪南溪書院。“宋置文公圭田叁百畝，優免四差，以供祠祀。”舊設老人一人管理。圭田，系古代卿大夫專供祭祀用的田地。南溪書院乃朱門后學為紀念朱熹而建，祭祀的功能大于教學，故有專門用于祭祀的“圭田”之設。
此外，朱熹的考亭書院，在宋理宗淳祐年間有可能已得到學田之賜。明彭韶《考亭書院新置祭田記》有云：“文公居考亭，視魯闕里，沒而天子為賜書院額，廣教諸生，節置院田五百余畝，以祭以養。而其家割田供祀者，別遵《家禮》，不系此數，蓋于公私兼致其隆焉。”此言天子賜額之外，還置祭田五百余畝，此說恐怕有誤。證以元儒熊禾《考亭書院記》，疑應為九十余畝，詳見下文《元代福建書院的學田》。
除了官方撥給學田之外，私家自籌也是書院學田的渠道之一。晚宋時期的廬峰書院即為一例。廬峰書院在建陽縣崇泰里北峰下，本為宋乾道間蔡沈所建。寶祐三年（1255），宋理宗御書“廬峰書院”四字匾額。蔡沈之孫蔡公亮撥田三百畝以贍來學。其田“隸茲邑之東田等里，早晚田畝三百余，莊屋、園地、山林具備。來學廩給，歲不匱”。“元初田攘于豪右，書院亦圯。孫希仁極力經理，復所奪田，為堂于中，揭以舊扁。”
元代福建書院的學田
元代福建書院的學田，在規模上，以建陽考亭書院最具代表性。
元大德九年（1305），建寧路通判母逢辰、建陽縣尹郭瑛將考亭書院原有學田90余畝增至500多畝。熊禾《考亭書院記》云：
歲戊子（1288），侯為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辟之。乙巳（1305），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玖拾余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冑，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余，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
此言“書院舊有田玖拾余畝”，具體是何時不甚明確，考慮到熊禾(1247—1312)是宋末元初人，故此一“舊”字，有可能可以上溯至宋末。明彭韶《考亭書院新置祭田記》中說“文公居考亭，視魯闕里，沒而天子為賜書院額，廣教諸生，節置院田五百余畝，以祭以養。”將五百余畝祭田均說成是宋天子所賜，證以元儒熊禾《考亭書院記》，顯然有誤。故熊禾所說的“書院舊有田玖拾余畝”之“舊”，指的應該是在宋理宗時期。
明朱世澤《考亭志》亦載：“大德乙巳，知縣郭公瑛，古澶人。置田四百余畝供祠祀，余以給師弟廩膳，名之曰‘義學田’。”元大德“置田四百余畝”，加上晚宋所遺“舊有田玖拾余畝”，正好為五百余畝。
義學田之外，為祭祀提供資金支撐的祀田制度也在元代的福建書院形成。其中典型代表就是母逢辰、郭瑛募置的考亭書院祀田。學田與祀田，本質上都是田產，因用途不同，在書院中分別承擔著不同的職責，而形成不同的名稱。熊禾為母逢辰代撰《考亭書院募置祀田疏》，其中有云：“祭而無田，何以為春秋菜祀之助？教而不養，何以為晨夕虀鹽之供？祀典，實風化之有關，人才，豈世道之無補？……與其徼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綿吾道百世之利澤。畫田井以興學校，且共為橫渠一鄉之謀；豐廩餼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十事之議。”
元延祐四年（1317），浦城西山書院被列入官學。其起因，源自宋儒真德秀之孫真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筑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于其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此為舉家族之力，捐私田以助書院。此后，捐私田以助學，成為福建書院學田的主要來源之一。
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福州建勉齋書院，次年秋八月吿成。廉訪使率郡大夫士行釋奠禮。“行省平章布哈特穆爾聞之，亟發白金五十兩，及租田一百五十畝奇，以給以贍。于是即舊以圖新，拓隘以増廣。”這是較早的以官帑現金發放方式以助學的書院史料，且學田的經營方式明確為出租。
明代福建書院的學田
受明代書院政策的影響，明前期的福建書院，是一個沉寂期。故明前期的福建書院學田，以前朝宋元時期遺留的部分理學諸子的著名書院為主，建陽的考亭書院仍為其中的主要代表。究其緣由，蓋因出于思想統治的需要，明初較元朝更為重視程朱理學。從太學到各級地方官學，諸生只準學習四書五經，講學、科舉考試均以朱子之學為正宗。
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地處建陽麻沙、由北宋名儒張載后裔創建的橫渠書院，開明代福建書院獲得學田之先河。明洪武十八年（1385）狀元建陽丁顯在《橫渠書院記》中說：
洪武丁卯（1387）春，邑侯郭伯泰以進士來宰斯邑，訪諸儒苗裔而皆勉之以學。及聞先生書院馳廢，遂召十三世孫子貴予錢若干，命于故址鳩工度材以營其事。始于己巳（1389）之三月，逾四月而落成。悉如舊制，屋宇加麗，觀者歆仰。郭侯知民有所感動，由是俯順眾心，給田二十畝以為祭禮之需，而郡守宣城芮侯麟為書“橫渠書院”四字以揭于門，請予記其事。
此為建陽知縣郭伯泰發撥田產二十畝給橫渠書院，作為祭祀。據其用途，可稱其為書院祭田。
與此類似，莆田涵江書院于成化三年（1467）獲得興化知府劃撥的廢寺田產，以供祭祀。《重刊興化府志》載曰：涵江書院“入國朝來，不列諸學官。然先圣道德之大，勛業之遠，其聲跡所及，人不忍廢。洪武十三年（1380），同知趙亨修。永樂四年（1406），通判孫旼、董彬重修，訓導黃源為記。正統間主簿唐禮、景泰間鹽運判官周詢等相繼修茸。成化三年（1467），知府岳正毀三真君廟，而遷建焉，立綽楔于前，匾曰‘正學門庭’。庭之內為明德堂，堂之后為思圣堂，其左為大成殿，奉祀先圣、四配、十哲。殿之前為靈星門，為大成門。左右有廂屋、廊廡。于其右別為門，匾曰‘闕里一脈’，以通書院。又于通衢立華表，總匾曰‘涵江書院’。及于思圣堂后葺理居第，以居孔氏子孫。仍撥方廣、惠濟二廢寺田、地、山共一十三頃，以供祀事。”
據朱世澤《考亭志》及方志所載，明前期有不少官方下撥或捐贈給考亭書院的田產，均用作祭祀。
弘治六年（1493），知縣張津置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事。弘治十一年（1498），巡按御史張敏又檄知縣佘次能買田四十畝，充入加厚。據彭韶《考亭書院新置祭田記》，張津置田之資，乃“搜公帑得羨余白金九十兩，請于巡按御史姑蘇陸君，規置祭田隸書院戶籍。御史曰：‘崇重先儒，此美事也。’即允行之，仍令勒石紀載，侯以付考亭九世孫榮，俾買良田三十畝，歲收租，以石紀者，四十有五，永資常事。”
正德丙子（1516），御史胡文靜，建泰山喬岳、景星慶云坊。又置祭田四十五籮。
正德己卯（1519），都御史林俊，置祭田壹拾貳籮。
嘉靖甲申（1524），參政蔡潮，書“道源堂”換舊匾“明倫堂”，置祭田壹拾玖籮。
隆慶五年（1571），按察使鄒善、提學副使宋儀望為邑人參政王應鐘在烏石山之麓建道山書院。應鐘卒，門人祀之，置祀田數十畝。萬歷三十八年提學事熊尚文重修增置祀田。
萬歷乙酉（1585），王世懋以提學副使校士建寧府。事畢，至建陽考亭書院。朱熹裔孫五經博士朱法偕其族人為弟子員參見，“白曰：‘此直指廉峰楊公之賜。公按吾閩，下車即詢吾祖祠宇何若，子孫何若，毀應新者，窘應卹者，有司其亟議以聞。有司議報，公即出贖金爰 若干，為新其堂廡，已籍田之在官者，如學田例，以贍吾族之貧士。又買民田陸拾肆畝，給吾子孫之奉祀者，為歲祀需。’”
明萬歷二十年（1592），許孚遠官福建巡撫，也曾撥祀田給建陽考亭書院。據其所撰《置先賢祀田行福州府》一文：“照得朱文公先生，宋室真儒，繼往圣而開來學，流寓考亭，百代瞻仰。本院觀風茲地，合行敬修祠祀，以致尊崇。為此仰府官吏，即查商人薛德美所報余稅伍拾兩，解送建寧府置買腴田，令其奉祠。裔孫牧租，供祀其田，仍免雜派。坐落號段，圖記在官，亦不許朱氏子孫擅行貿易，具解過日期，并取該府收領遵行。緣由繳查。”
以上數例，明嘉靖以前均為祭田，只有萬歷乙酉王世懋所記，提到以學田例贍族之貧士，由此可知，明前期福建書院的講學的功能有所弱化，也與王世懋是分管教育的提學副使，特別關注書院田產的助學功能有關。
明后期，福建書院隨著陽明學的興起而再度興盛，不少書院都有學田的配置。其典型代表是福州的養正書院、共學書院和兩賢祠書院。
養正書院為福建巡按聶豹建于嘉靖七年（1528），因“慮夫士之無養，乃查廢寺之田，得百余畝，收其租”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私淑王陽明。嘉靖四年（1525），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嘉靖七年（1528）官福建巡按。“按閩時辟養正書院，買田供費，群諸生講讀其中，官至兵部左侍郎。” 嘉靖二十九年（1550）冬，朱衡任按察副使、提督學校。見書院傾圮，“養士之田，亦莫知其所屬”，欲復興書院。乃請于巡按曾佩、監察御史沈寵等，“而各出帑贖以成之，檄福州知府翁君五倫董其事。”次年九月，書院煥然一新，“士亦翩翩來學也”。聶豹為此作記。
始建于明萬歷二十二年（1594）的共學書院，由福建巡撫許孚遠與提學徐即登將原懷安縣學（懷安縣，今福州北）舊址改建而成。許氏《敬和堂集》有文字記此書院改建始末云：“據提學道陸續呈送，所屬八府州縣儒學有志向學生員八十余人，到院聽講。又先據在省三學生員王達枝等，呈有懷安縣儒學，見今廢閑，堪以修作書院。隨批提學道速行查議，詳奪去后。但前學估修一時未得竣事，今外府諸生雜寓旅次，相應暫為安處。為此牌仰本司官吏，即將貢院外簾供給等，所行縣打掃潔凈，聽令各生般入暫住。俟懷安舊宮修完之日，移寓聚講，具由報查毋違。”此以“廢閑”的“懷安縣儒學”“修作”而成的，就是后來的共學書院。
《共學書院志》載：“院故有田，自許中丞始，而后為徐學使所增置益之，以賢紳之捐助，而慮無不膴膴也。”許中丞即許孚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時任福建廵撫。他在福州，首創共學書院。“與諸生講課其中。置田數百畝，歲計租銀數百兩以資會。設督會六人，每人定廩銀五兩，凡檄入號舍者，各給燈油銀一兩，剩則貯以待用。又稽講課之勤惰，以酌給而鼓舞之。”許孚遠之所以能在短期內籌集到為數眾多的學田，關鍵在于他將目標鎖定在占有大量田地的各地寺廟中，其中就有閩縣開化里寺田、侯官三十都官田、閩清十一都寺田，寧德小云峰寺田等。
提學副使徐即登，字獻和，江西豐城人。他同巡撫許孚遠共創共學書院，又創明道堂于兩賢祠書院。兩人“每月一赴書院，一赴兩賢祠講學，寒暑不輟。……復置兩賢祠會田六十五兩，又捐俸銀一百六十兩，就三學中立義倉，以賑貧生。及興化諸學所在有之”。
此處稱“會田”不稱學田，系受明中葉陽明學講會風氣盛行的影響。許孚遠篤信陽明之學，早年在德清之時，就曾制定《同里會約》，倡導“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認為：“古者詩、書、禮、樂及于射御書數，皆謂之文。以文會友，相與講習討論，明其身心性情之理，閑其動作威儀之節，而由之以收斂放逸，消融鄙吝，日漸月磨，相與共進于高明光大之域，故曰以友輔仁。” 其會約共六條，在后來的《共學書院志·會規》中，所使用的名稱、條例，以及具體的人事安排如會長、會期之約、會中的點心水果等，均可在此《同里會約》中覓其端倪。以故，共學書院與兩賢祠書院的學田被稱為會田，可謂由來有自。
清代福建書院的學田
清代以前的福建書院，資金的性質比較單一，主要是學田。而清代的書院資金，除田租之外，還有屋租、地租、店租等諸多名目。
書院的性質，以資金來源區分，則有官辦、官辦民助、民辦官助和民辦幾種類型。有不少書院，出現了董事會管理制度，如羅源羅川書院、同安金門浯江書院、廈門玉屏書院、政和熊山書院、東皋書院、周寧初晴書院等。浦城石陂青藜書院，司董多達八十余人，“續捐腴田數百畝為延師修脯課士膏火費。”董事按年份輪值負責，掌管學田的租賃和收入，以及其他辦學經費，并參于書院的日常管理，如院舍的修繕，器具的購置，山長的聘任等。這是清代以前福建書院中比較罕見的現象。
董事的人選，通常選舉產生，由當地有德行、有名望的士紳組成。如政和東皋書院董事暨攀，政和東平人。有兄弟五人，攀居其五，是弟兄五人唯一以儒為業者。因兄弟友愛，暨攀亦勤謹清慎，故被推舉為東皋書院董事。在他的認真管理下，書院“增置院租至百余石”。分班輪流管理，是書院董事管理制度的常規方法，但如用人不當，也會產生弊端。如政和志書記載：“鄉有東皋書院，舊以士人分班輪流管理，日久弊生，值理者多染指。”咸豐年間，宋人騏（字次農）曾三次選為該書院董事，曾先后“值輪三次，涓滴歸公，其取與不茍如此”。
（一）寺田與學田
改佛教寺田為書院學田，這在清代各地的書院中，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由于寺廟多占有大片良田，又擁有各種免除賦稅的特權，而書院的建置因大多屬于民間所建，即使是官辦書院，也因資金來源有限而往往難以為繼，故改佛教寺田為書院學田的現象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曾經出現過，而以清代最為流行。此舉最早見于南宋崇安知縣趙某，朱熹為撰記云：崇安趙侯悉取浮屠廢田“而歸之于學”，“以供養士之費”，“可謂務一而兩得”。所謂“務一而兩得”，后人的理解是，此舉既“黜無父無君之佛術，又崇教孝教忠之儒典”，因此在后世廣為應用。
如延平道南書院，始建于明弘治間，入清后久廢。后于府學之旁建屋三間，作為義學。康熙四十五年（1706），知府周文元曾動用無礙庫銀，并捐俸買置田谷，以資義學經費。掌教者自行向佃戶收租。康熙五十八年，知府任宗延在紫云崗原府學舊基中重建。中為講堂，上為文昌樓，左為四賢堂，外為官廳、齋舍，共二十八間，歲久傾圮。乾隆十一年（1746），巡道張坦加以重修，名其官廳為“會輔堂”，取義學之田，歸于書院。二十年（1755），知縣陶敦和，以師生膏火供饌未充，設法得三百金，買置田谷，余銀交當鋪生息。但仍感收入不足，后諸生王雅度，設法以西竺寺的寺田充入。過了數十年，書院房屋傾頹，掌教暫寓于梅山寺僧房中，后知其寺尚有遺業，為其他寺僧侵占。掌教黃宗杰于是囑諸生稟請知府廣善、知縣童德本，清出廢寺田谷200多石，租米120多斗歸于書院。將銀谷修整書院，買置院外民房三間，以廣齋舍。于是書院得以絕處逢生。
泰寧的三賢書院，祀楊時、李綱、朱熹三賢，知縣區遇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經費來源，乃“撥已廢檀香庵田畝若干，供春秋兩祭”。盈余部分，才是士子膏火之資。由于邑無賓館，官員使節往來，書院常作為迎來送往之用，影響學習。乾隆三十三年（1768）改建書院，費無所出，知縣施文燽撥“寺廢僧逃之產為興籌學舍之資，且永以膳諸學者”。經核查，共得國興寺、應真巖、龍鳳山等共10座寺廟之田產，得租谷430多石。知府張鳳孫撰寫《撥廢寺田記》說：
《志》稱，泰寧之寺百有余所，昔之施金錢以興土木，舍膏腴之產以養其徒者，不知凡幾。迄今寢消寢廢，名存而實亡者十四五，而其膏腴所入，第供游惰之僧飽食縱欲，以敗壞清規，佛如有應，應亦褰裳去之矣。
又贊揚改寺田為學田之舉說：“善乎施宰之牘辭曰：‘與其飽僧會之囊橐，毋寧資寒酸之膏火。’可謂識所輕重矣。”
乾隆十五年（1750），福安知縣秦士望撥獅峰寺、石門寺田產95畝歸紫陽書院；嗣后十八年，知縣夏瑚又撥資福寺田租86石，立碑以記其事。
乾隆四年（1739），霞浦知縣饒安鼎建藍溪書院，捐俸延師之外，亦撥寶鏡寺田產48畝歸書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李拔又將福安寺僧存茂等互爭田產租谷40石之半充入書院，作為膏火不足之補。為何只取一半？他自為記解釋說：
予為諸生時，私心蒿目。謂緇流田連阡陌，士子貧無立錐，若節取其半以資貧士，當有起色。釋偈作令后，屢割寺田以益書院膏火，所至多成才。……緇流羽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養此齷齪者亦復何裨？即不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留其半以相存，亦云幸矣。
由此可知，取寺院田產之半給書院，是李拔在各地為宦時，實現其在諸生之時所立下的夙愿而已。他接過了唐代韓愈“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反佛大旗，但又網開一面，在寺田的處理上，取一半留一半，而不把事做絕。
與李拔“取其半”之舉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浦城知縣吳鏞在仙樓山建南浦書院，是“割粵山道院之半”而創。又建講堂于鐵笛巖之左，增讀書廊于文昌樓之右。齋舍庖湢，一一具備。又撥廢寺之田若干以充學田。經過若干年的經營，南浦書院成為一所規模宏大，直逼省城鰲峰書院的大書院。書院山長梁章鉅甚至說：“嘗綜吾閩數十洲邑，書院之盛者，必以南浦，次鰲峰。”
福寧知府李拔有《請撥寺田充書院膏火議》，行文酣暢淋漓，闡述撥寺田充書院膏火的充分理由，可謂南宋朱熹《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一文在清代的回響。其文曰：
竊惟寧郡地界閩浙之交，山高海深，士氣淳樸，咸知向學而見聞未廣。儒風罕著，皆由奮興無籍所致。舊有藍溪書院一區，經前府余守飭縣移置文廟右側，經營修葺，規模完整，而膏火無資，修脯甚薄，生徒寥落，無以安厥身心而資其奮發。某以乾隆己卯（1759）來守郡，率屬捐俸，延師督課，酌給賞需，以示鼓勵。而生徒眾多暫時補苴，終非長策。查府屬各縣，多有寺田，阡陌廣闊，所取租利徒供不肖僧人蕩費。寺大田多之處，量其多寡撥充義學膏火或于僧故寺廢之時取半撥充余仍招僧在看守，在該寺既不廢其香火，而其盈余亦得借以培有用之人材，甚為有益。又府開墾官山，有互爭不明應行入官之地，隨時查明，照例詳充，既可以息爭訟，又可以興教化，此皆挹彼注茲，惠而不費者。昔崇安趙令盡取浮屠田以養貧士，朱子韙之。今但酌取其半，又或以入官者歸之，固未為過當也。倘能實力奉行，毋令胥役侵漁，其有裨于士風文教，豈淺鮮哉！
（二）學田與院資
明末以來，不少書院屢遭兵燹，清康熙十三年（1674），又遭耿精忠三藩之亂，書院被毀，亦不在少數。如汀州龍山書院，即毀于耿藩之亂。其前朝所遺學田，則“半為奸胥豪佃之所侵占”。康熙二十年（1681），巡道鄧秉恒、知府鄔翼明重建。三十五年（1696），汀州知府王廷掄到任，立即著手重修書院、訂立學規、置辦學田，“察侵占之田而復其舊，新置若干以補其不足。”
在王廷掄的策劃下，龍山書院的田產有所增長，且與傳統的學田有所不同，出現了門店出租等租賃經營方式。其中計有店面七間，額收租銀三十兩五錢；學田可收租米五石、租谷六石五斗，租銀拾玖兩玖錢。用于書院春秋二祭和諸生燈油之費。總體來說，所得數量不多，體現了康熙年間福建在耿亂之后，百業仍有待復興的狀況。這種狀況，十幾年后，隨著福州鰲峰書院的崛起，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鰲峰書院的學田，最著名的是稱為“鰲峰洲”的200多畝學田。
鰲峰洲在福州臺江東南隅，明朝時此地還只是一片大沙洲，寸草不生，直到明末才有人在洲上培土試行栽種。有了收成，前來墾植者漸多，才引起官府注意。清康熙四十六年（1767）鰲峰書院建立，因經費不足，將這大片無名且未入官府糧冊的洲田充當學田。“鰲峰洲”因此而得名，且流傳至今。
學田之外，據《鰲峰書院志·院資》，書院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是朝廷御賜帑銀。從雍正十一、乾隆三年、乾隆十七年、乾隆二十一等年份，分別御賜帑銀一千至兩千不等。
二是地方政府劃撥，古稱“衙門移解”。如在鰲峰書院中，有藩臺衙門遞年移解裁汰四門正音書院公費銀、移解館師脩脯銀、移解諸生供應不敷銀等。
三是地方縉紳自愿捐助。如乾隆五十二年閩縣鄉紳陳化龍將一百四十七畝、同年閩縣貢生陳俯紳將契買田四十九畝、嘉慶二年浦城縣祝締封將員絲銀伍千兩、契買租谷一千九百多石等，先后捐給鰲峰書院，作為書院諸生膏火之資。祝締封的這項捐助，是鰲峰書院史上最大的一筆民間資助官辦書院的豪舉。在《鰲峰書院志》卷十三《院資二·田租》中，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詳細描述了這些田產的現佃人名氏，以及這些田產在浦城縣的坐落與分布。
四是屋租、地租。僅福州府經歷衙門有征收店屋十幾間，年應收租錢八萬七千五百七十文。此外，還有分布在全省各地二十幾個府縣的一批數額不菲的地租。從而在經濟上，全面支撐起鰲峰書院作為有清一代全省書院之首的教育和學術地位。
漳州芝山書院，即南宋時期所創的龍江書院。其學田，宋明時期有柳陂莊、留塘莊、天寶山麓田和城海道后官地等多處，入清后，俱無存。故新置學田，成為支撐書院運轉的必然。據載，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總督姚啟圣捐置學田，坐落南靖縣北門外，石碑牌、坑岸、赤單、過路掘等處，共受種二石二升，全年稅額共粟六十石六斗，大年帶正供銀二兩一錢零八毫，官除納糧外，余粟分給貧生。”康熙五十三年（1713），知府魏荔彤在朱文公祠之東建仰文書院，捐置學田，其址在“漳浦縣張坑上、下保田五十五畝八分五厘有奇”。
浦城南浦書院，在越王山之麓，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劃越山道院劃出一半創建。書院學田與經費，由官府以官田、寺院廢田撥充以及當地富紳捐贈。每年所收田租，“除歷次報銷核減、現在踩勘無著外，共計實收鄉市額租壹千貳百陸拾肆石捌斗壹升零，地租銀貳兩肆錢捌分貳厘，地租錢壹拾伍千壹百文。”另有房屋32座，歲收屋租銀共553兩有奇。這些房屋，均為曾捐贈福州鰲峰書院的富紳祝氏所捐。當地志書載：“嘉慶三年，邑紳祝乾封、締封偕侄昌泰、昌瑞，捐充長兄祝榮封所遺產業，計房屋貳拾貳座，店屋拾座，每歲入租銀伍百伍拾叁兩零，租錢柒拾千文，歸與南浦書院，拓充經費。”為了保證經費的正常開支，書院制訂了《南浦書院經費章程》，共十條，內容涉及生童的膏火發放標準、激勵考課優等生的獎賞、書院公舉董事的薪資、山長的束金等。
《南浦書院經費章程》不僅在本書院使用，對周圍的書院也產生了正面的影響。如浦城南鄉正學書院、青藜書院、西鄉西山書院，均表示“本書院糧米不論若干，照依《南浦書院章程》交納”。
廈門玉屏書院，創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平定之后。與大多數書院有所不同，支撐這所書院運行的，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田，而主要是通過典當行所獲取的息金，以及房屋租賃所得。而原始資金來源，主要來自社會各界的捐贈。
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經過一次重建。前后歷時二年，于十八年十一月竣工。計耗費白銀1800多兩，節余的捐銀300多兩，存入典當行生息，作為每年掌教的修金，而生童的膏火之資仍然短缺。侍御譚尚忠任興泉永道，又勸紳士黃日紀等捐白銀3000余兩交廈防廳生息，每年計得息六、七百兩，以備膏火之資。傳檄各屬于道署，先行考試優取生員20名；另取童生20名，送十名入院肄業，十名編外與課，不給膏火。每月三期課文，每名膏火一兩，每歲僉董事生員二人，以輔掌教。行之數年，得到士民的交口稱贊。繼譚尚忠任者蔡琛，又增取新舊生17名，在內肄業。每月每名給膏火銀一兩六錢，編外與課肄業新舊生童12名，每月每名給膏火銀五錢。董事生員二名，亦各給膏火銀一兩，以資筆墨。凡在內肄業者，不許擅自出入。為解決書院的用地，紳士黃日紀又出資購買文昌殿左側瓦房20多間，增建崇德堂、芝蘭室和漱芳齋以充學舍。又買集德堂后瓦房數間，用以租賃，所得銀兩，以貼補朱子春秋二祭之用。
對此次重建，參與者興泉道白瀛有記文詳述始末。因廈門歷史上隸屬同安縣，故其文從南宋任同安主簿的朱熹說起。他說：
同安自紫陽朱子主邑簿，建高士軒、畏壘庵，倡道興學，聞風踵起者，代有傳人。如林次崖以理學名，洪芳洲以文章著，蔡元履以經濟稱。其他彪炳史冊者，未易罄述。廈門于同，一都會也。連山環海、涵天浴日之區，衣冠輳焉。勝國隸中左所，舊有義學立于玉屏山麓。是山也，迤邐城東，隆然聳出。遠矚滄溟，則列島浮空，金門、浯嶼，壯學海之波瀾；憑眺郊陬，則橫峰拱翠。金榜、魁星，標文山之竦秀。昔時人文杰出，地靈殆有助焉。自海氛鞠為茂草矣。我國家底定海宇，文教誕敷。前威略將軍吳公沿其舊，始建文昌殿。關部郎中雅公復構朱子亭，增置旁舍為師生課義所。彬彬濟濟，稱盛一時。倪總戎封君任中協時，嘗捐俸經理。
后因生徒稀少，講學漸虛，書院荒廢而被僧人所占。白氏認為，“黨庠術序，竟作琳宮梵宇，夫以吾儒橫經之地，淪為淄流卓錫之鄉。官斯土者，曾弗過而問焉，毋乃昧于急務歟？”以故書院之重興，已迫在眉睫。于是，方有始于乾隆十六年重興書院之舉。其具體措施，“肅清堂宇，毋滋僧徒鳩居其中。復斥地而廣之，址仍其舊，制維其新。左為文昌殿，右為講堂。堂之后，巨石屹立如削，玉屏之所由名也。上為集德堂，新朱子之像而祀焉。東偏為仙真祠宇，增而新之，西架萃文亭，中植魁星碑，巍然高踞，俯視一切。由亭而下，迥廊齋廡用舍，師徒庖湢廄庫，無不備具。門庭爽塏，位置錯落，木石礱琢。黝堊丹漆之工，既堅且致。” 他認為，這是促使“海濱鄒魯之風，蔚然再睹”，“與高士之軒、畏壘之庵，后先輝映”的“千載盛事”，“綿教澤于不朽”的偉業。
嘉慶十八年（1813），巡道多麟代蒞任，查書院因管理失當，費用浮濫，廳胥挪移而虧銀一千兩，書籍散失。齋長凌翰稟請徹查捐補，巡道命廈防廳厘清，經同知葉紹棻、薛凝度先后諭董事林云青等，勸捐番銀二千四百余圓，修理書院立碑費用外，合前共存生息廈平銀計六千兩，仍交典當行生息。
在資金方面，與玉屏書院頗為類似的還有廈門紫陽書院。康熙年間同知范廷謨所建。雍正二年（1724），同知馮鑒擴建。又將大門兩旁廂房，改作兩個小店出租，年收稅銀備膏火之用。日久弊生，生徒寥落。
雍正八、九年間，李暲、胡宗文先后出任廈門海防同知，乃復設學延師，每月課藝。一時文風大振，刻《鷺江課士錄》以示獎勸。自是相沿不改，延師講學，遂無虛歲。但資費無所出，往往僅憑同知捐俸，顯然不能長久。下延至嘉慶九年（1804），同知徐汝瀾向各界勸捐，得番銀三千九百四十五圓，連原捐銀數，實存本銀三千六百余兩，每年計收息銀六百余兩。存典生息，以為師生修金、膏火。
泉州一峰書院，乾隆十五年知縣黃昌遇重建，改名梅石書院，延師集生徒肄業其中。為了書院能傳續久遠，黃昌遇籌措了書院膏火之資，撰寫了《建置書院膏火記》，擬定了管理條例八條：
一、設立書院，曾良相、曾華文兩監生共捐銀一千兩，折番銀一千二百兩，大員每百兩，每月行利一兩五錢。每兩價定制錢六百八十文，現交各當鋪承領行運生息，以充公用。
二、每年送掌教修金供膳共銀一百兩正，俟膏火擴充再議加增。
三、每月給在館肄業各生童膏火銀每名三錢，俟膏火擴充再酌增益。
四、開館散館每次致送席儀二兩一。端午中秋臘底三次節，敬隨時酌送。一每月兩課，每課諸生飯食銀一兩。
五、按月面課兩次，請學師一位同掌教先生親督以撥真才。每次交看院人銀三錢，各辦蔬飯供給。
六、每課給賞優等生童花紅紙筆，隨時酌量多寡每名一錢至三錢不等。
七、按月給看守書院工食錢四百文。
八、院內師生動用家伙雜物一切齊備，另有印冊流存交代。
由上文可知，梅石書院基本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學田”，而純是銀兩。文中有“番銀”“大員（元）”“膏火銀”等名稱，以及“交各當鋪承領行運生息”的運作方式，體現了泉州作為商業都市，即便是傳承傳統文化的書院，與閩北、閩西等地的書院也有不同的特征。
同安浯江書院、金山書院。
浯江書院，在同安浯洲（今金門），是一所官辦民助的書院。乾隆四十六年(1781)，通判署職員黃汝試在原浯江義學舊址建書院，名浯江書院。這所書院其后又歷經重修和擴建，規模有所擴大，迄今保存完好，是金門歷史上號稱為“四大書院”（燕南、浯洲、金山、浯江）中的一所。
道光年間，興泉永道周凱亦撰《浯江書院碑記》，記此書院重修原委云：
金門書院，宋有燕南，元有浯洲，明無考。今曰浯江，建國朝乾隆四十六年。前移通判駐馬家巷，虛其署，島中士黃汝試購為書院，祀朱子先儒。后設縣丞。縣丞歐陽懋德至，謀于眾，仍前署，就署西義學改建焉。徐行健董其成。汝試愿捐銀二千為膏火。尋卒，其子如杜以海澄田充之。訟于府，斷如數，輸銀存晉江庫，久之，被沒，田亦失。嘉慶間，縣丞李振青捐銀為祭祀資。道光元年，興泉永道倪公琇以文勸眾紳士鳩賨錢一千算，吳獻卿捐賨錢四千算，子學元又捐四十算，膏火始具。牒大府，由道延師課藝。書院在后浦鄉，前為大門、儀門，中為講堂，后為朱子祠，祀先儒。東西廊凡十有八齋，中廚皆備。余繼倪公任，督課亦六年矣。董事諸君，以未有碑記，請余記其原始，并書（前后）捐輸姓氏于他石。道光十六年五月日記。
從資金來源看，浯江書院最早為金門島中士紳黃汝試購通判署舊址，改為祭祀朱子的書院。其后，經縣丞歐陽懋德改建。隨著時間的推移，書院資金來源是由各界人士的捐贈、襄助，資金構成有銀兩、賨錢、田產等，并最終形成了以民辦為主的“董事”制度。
實際上，道光年間，浯江書院一度曾更名為金山書院。金門楊秉均有《重建金山書院碑記》一文，開篇即云：
金山書院者，昔之浯江書院也。明之世，人文蔚起，結構煥然。厥后傾頺，而季代漸遠湮。其舊址逾為農人稼圃之地。乾隆庚子歲，卜鎮后浦文衙署之西，踵浯江之名，以補其額。逮道光癸未歲（1823），諸同人忽有復古之志，就其古址而重建之，顏之曰“金山書院”。
下列董事姓名，有呂世修、黃鳴鸞、蔡鴻畧、楊學之、蔡占魁、楊秉均等共19人；繼列捐資姓名有鄭用錫、蔡德成、周茂川、蔡芳苑等110位，共捐銀1631元。與建造所使用銀相等，故此書院至此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辦董事制書院。
周寧初晴書院，在城內西北隅。這是一所罕見的先有學田，后有校舍的書院。乾隆五年（1740），縣丞張章以入官田畝除變價納糧外，所有贏余為延師掌教之費，講學之址則暫借寺觀或民居。直到乾隆二十一年 （1756），署縣丞徐必顯協董事生員周灼、廩生葉高甲、監生吳兆旭等倡議，始得建院。后歷經籌措，學田分布周寧各地數十處，每年可得學糧11000多斤。
閩清文泉書院，初名崇文書院。在閩清六都，始建于乾隆年間。其性質，最早為當地的黃氏所建的“督課子弟”的家族書院，因“經費弗充缺其膏火”，在當地影響十分有限。
光緒十五年(1889)，里人黃增認為：“為族養士，不若為鄉養士，為一鄉養士，不若為一邑養士。”他建議應突破家族辦學的局限，立足于全縣，對書院加以擴建。此舉得到時任知縣胡慶榮的大力支持，“乃集諸同志首先倡捐，各鄉應之，計募萬余金，購買田畝，仍崇文舊址，拓而新之，名曰文泉書院。……仿宋儒分齋課士之法，優給膏火。”其時，此舉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地方志書上稱為“即崇文書院舊址，各鄉紳士募捐巨資，拓而大之，延師課士，月給膏火。捐戶姓名均鐫石碑內”。書院推行董事管理制度。其時，后來任《閩清縣志》主纂的劉訓瑺（字玉軒），曾任書院董事。
綜上所述，福建歷代書院的學田，從用途來說，主要分為祭祀為主的祭田和以教學為主的學田；從其來源來說，則有官頒賜田、寺院廢田和民間捐贈；從性質來說，則有學田、學糧、銀兩，以及衍生的息糧、息銀等。早期的書院學田，因田產不足，往往是官撥民助，隨著后期產業的增長，不少書院在管理上下了功夫，從而形成了書院學田管理制度；而管理人員選拔制度的形成，使不少書院推行了董事管理制度。隨著書院學田制度的完善和落實，從而對福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較為豐厚的資金保障。
（本文原載于“閩學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