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政和
傅 翔
絕大多數福建人對于朱熹的了解，其實一直都不甚了了。我也不例外，長期以來，我并不知道朱熹與福建到底有多深厚的關系。道聽途說的又常常自相矛盾，以其故鄉為例，一說婺源，一說尤溪，一說建陽，一說崇安（今武夷山），一說政和，真的是“剪不斷，理還亂”。真正開始略為知曉是到了尤溪之后，特別是到了武夷山的五夫與建陽的朱子墓之后，我終于慢慢清晰起來。而真正完全明了則是此次政和之行，我終于把朱子與福建的淵源徹底厘清了。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一句話：朱子原籍婺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成于崇安，卒于建陽。
來到政和，我才知道，研究朱子，政和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時光回到宋政和八年（1118年），朱熹的父親朱松進士及第，授政和縣尉。朱松遂攜家眷與其父母朱森、程氏夫人及胞弟朱檉、朱槔、兩個妹妹共八人入閩到政和寓居。當時的政和地處偏僻，人才寥落，文化滯后。朱松在任及寓居政和期間，先后創辦了云根書院、星溪書院，教化子弟，培養人才，首開政和教育之先河。
其時，政和與朱氏家族的深厚淵源才剛剛揭開了一個序幕。政和作為朱氏入閩首站，朱子一家三代人與政和都結下了很深的因緣。
這里不能不提及朱熹的祖父朱森。
政和八年（1118年），朱森“以先田百畝質同邑張敦頤先生”，遂舉家從婺源隨長子朱松入遷政和。朱森平居質樸無華，一生粗飯量腹，革鞜納足。在游歷政和山水之時，被蒼松翠竹、峰巒疊嶂的護國寺那幽靜與祥和的環境深深吸引。遂選清居于鳳林村護國寺邊，常邀當地士子儒生、騷人墨客、羽士釋子在寺中談經論道，傳授理學。朱森曾屢屢告誡朱松兄弟：“政邑山明水秀，風光如畫，只可惜地域僻隘，教學荒疏，爾等要涵濡教澤，以開化邑人子弟，使之成為名賢誕毓之鄉。”
政和鄉親感謝朱森倡導涵濡教澤，以使邑民屢有致仕升遷，故稱鳳林村為“先賢過化之地”，并取名為“啟賢鄉”。正是朱森的言傳身教，使得長子朱松于宋政和八年（1118年）擢進士第、授迪功郎。在任政和縣尉期間，朱松興辦書院，涵濡教澤，儒士善人，彬彬蔚起。正是朱森與朱松精研理學，才培育出一位學之集大成者，繼孔孟之后又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杰出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朱熹。
我一直在想，朱熹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大儒，不僅在于時勢，更在于家風。沒有祖父朱森與父親朱松對理學的濃厚興趣與一脈相承，就絕不會有朱熹的集理學之大成。所以，在此還不得不重重地提及他的父親朱松。
提及朱松，首要之地便是政和。
政和縣位于閩北，是朱松歷職的首任之地。縣域地僻民窮，交通閉塞，經濟落后，舉邑文盲充斥，名儒賢士鮮如鳳毛麟角，而且民間多溺女棄嬰之惡俗，鄉里細民又好訟勇斗。朱松入尉政和，通過細察民情鄉俗之后，決定從以下幾方面來進行治理：首先，他關心民瘼，輕徭薄賦，使鄉民安于農桑，人日益富；其次，廢除嚴刑峻法，施理學教義于民，對民間訴訟多以調解以息其爭，并通過說理感化，改變了政邑溺女棄嬰與好訟之陋俗。不少鄉民受感之后，語后人曰：“活汝者，新安朱先生也”：第三，大興教育辦書院。政和自古以來文化落后，邑中子弟除豪富之家延師就讀外，沒有一座像樣的書院可教鄉民。朱松始筑書室于縣邑橋東，命其室曰“韋齋”。韋者，取古人佩韋之義以自警也。不久，又建星溪書院于橋南正拜山下，既作其職事之余讀書、論理與鳴琴佳地，又為邀集飽學之士講學會文場所。還在黃熊山麓創辦了云根書院。他不僅親自講學督課，且延鄉儒名師，以教當地生員。在朱松的倡導和努力下，政和文風崛起。按《政和縣志》記載：自朱松創辦書院始，政邑讀書者倍增，人才輩出。
宋宣和二年（1125年），朱森病故。時因寇亂道梗，朱松兄弟官祿微薄，囊中羞澀，無力扶柩回籍，遂葬父于政和縣鐵山鳳林村護國寺西蓮花峰下。
如今，當我驅車來到鐵山鎮鳳林村尋訪朱森墓時，一切依舊是當時模樣，群山連綿，松竹青翠，墓地整潔莊嚴。高高的筆架山橫亙在正前方，給鵝卵石鋪砌的朱森墓平添了無限的文氣。墓前一側的護國寺與啟賢祠雖已衰敗，不復見當年的輝煌，但依然在小巧平凡中透著靈秀與清幽，令人不禁想起當年朱森在此諄諄教誨的模樣。
朱森的教誨無疑深深地鐫刻在朱松的腦海中，朱松的一生也正是如此踐行的。他為官坦蕩，清正廉潔，敢于進諫，反對與金人議和，主張積極備戰，收復中原。面對北宋朝廷的腐敗無能，志存高遠、官職卑微的朱松只能履行分內之事，興利除弊，關心民間的疾苦，治理好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也許是時運使然，也許是朱松的詩才與才能發揮了作用，自紹興二年（1132年）始，朱松接連得到多名同僚及皇帝的賞識與器重，朱松因此官運亨通，短短的時間里先后擔任了左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等要職。
值得一提的是，時值其母程氏夫人病逝，朱松立即辭官回家，為母辦理喪事，并擇地葬于政和縣富美村鐵爐嶺，為母守孝三年。此時，正是朝野主和派與主戰派斗爭異常尖銳的時期，朱松不畏強權，毅然向朝廷上書，反對朝廷議和，痛斥主和派秦檜的乞和賣國主張。此舉自然遭到秦檜黨羽的排擠，朱松被貶，出知饒州。朱松忿然請辭，要了一個主管臺州崇道觀的閑差，不久，干脆辭官回建陽，接著，又舉家來到建州（今建甌），居住在城南的環溪精舍，直到病逝。
朱松的一生親歷北宋的滅亡和南宋的建立，從21歲出仕到47歲去世，在這27年的時間里，真正在官場的時間幾乎不到一半。但是，他的愛國之心和報國之志始終沒有改變，特別是在官場的最后三年多時間里，不顧自身利益的得失，勇于直諫的精神，以及主張積極備戰，收復中原的決心和信心，永遠值得我們緬懷與稱道。
值得一提的是，朱松知識淵博，是個治學嚴謹的學者，其思想集儒、道、理于一身。朱松早年受二程（程顥、程頤）學說的影響，為北宋末較為知名的理學家，與著名學者胡憲、劉勉之、劉子羽等相友善。朱松在官暇之余，經常與浦城蕭子莊、沙縣羅從彥、劍浦李侗從游，時常聽講楊時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賢不傳遺意。從道學淵源上看，朱松秉承程顥、楊時、羅從彥的“洛學”思想體系。在五經中，朱松最看重的是《春秋》，他的忠孝氣節和抗金思想都來自于《春秋》。受其影響，朱熹也特別喜好《左氏春秋》。
同時，朱松還是個很有影響的詩人。少年的朱松就才華出眾，出語驚人，詩文以不事雕飾為美，講求超然秀發，有出塵之趣，當時即四處傳誦，直達京師。朱松一生寫了幾百首詩，其中寫政和的就有上百首，最著名有《將還政和》和《題星溪書院》。政和是朱氏入閩第一站，朱松將百年后的父母安葬在政和，視政和為自己的故鄉。《四庫全書》收錄其《韋齋集》12卷，《全宋詞》輯其《蝶戀花》詞一首。
談完朱松，該談談朱熹了。
朱松于紹興十三年（1143年）病逝，時年朱熹14歲。朱松臨終前把年幼的朱熹托付給崇安（今武夷山）五夫的好友劉子羽，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翚、劉勉之、胡憲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為教育朱熹。朱松對朱熹說：“此三人學有淵源，汝往父事之。”此后，朱熹遵照父囑，扶柩將其父朱松安葬于崇安五夫里西塔山，投奔朱松生前好友劉子羽，專心致志地學習，廣交天下賢士，再拜李侗為師。
朱熹是在父親朱松的思想熏陶下成長的，其思想的諸多閃光點甚至直接來源于他的父親，尤其突出的是他的愛國愛民和辦學思想，更是深受其父影響。
紹興二年（1132年）的中秋之夜，朱松一家在尤溪南溪書院的庭院里賞月，朱松指天對三歲的朱熹說：“那是天，白天發亮的那個是太陽，現在看到的是月亮。”想不到一向寡言的兒子突然冒出一連串的問題，朱熹問：“父親，日何所附？”父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天之上何物？”一席話問得朱松驚奇不已。這就是史書上記載的“朱子問天”的典故，這個有關“天理”的孩提之問，后來竟成為朱熹一生苦苦探索的哲學命題。
紹興四年（1134年），五歲的朱熹被朱松送進私塾讀書，朱松對朱熹授以《孝經》，對他提出嚴苛的要求，想把朱熹培養成標準的道學儒士，把復興儒家的重任，寄托在小朱熹的身上。當時，朱松的母親程氏去世，遷居政和縣星溪，筑廬為母守孝，朱熹隨父同往。在政和的三年里，朱熹就讀于云根書院和星溪書院。朱松在閑暇之時，經常向朱熹講起楊時和游酢“程門立雪”的故事，楊時及其“洛學”便在朱熹幼小的心靈里打下深深的印記。
朱松對朱熹的言傳身教顯然是事無巨細，無微不至，另兩個記載下來的事例也印證了這一點。其一是，八歲的朱熹聽父親講授《管子》中“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林；終身之計，莫如樹人”的道理時深受啟發，決心秉承父親的意愿，他親手種植香樟，以此來激勵自己的志向。其二是，朱熹十一歲時，朱松為兒子誦讀《光武紀》，講解劉秀以少勝多的故事，并手書蘇軾的《昆陽賦》給兒子，述說古今成敗之道理。這在朱熹心中刻下了極深的烙印，朱熹對父親的手書也奉若至寶，一直珍藏到老。直到晚年回憶起這件事，仍感慨不已，寫下《跋韋齋書昆陽賦》一文以紀念慈父的深深教誨。
可以看到，除了為官的幾年，朱松在家的大部分時間都不忘教導兒子朱熹，特別是在另兩個兒子夭亡之后，朱松更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朱熹身上。所以，在朱松生前的最后三年里，朱松對朱熹進行系統的經學和理學教育，花相當大的精力指點朱熹作文賦詩。而在彌留之際，才會念念不忘把朱熹托付給好友，以求再造。
正是父子情深，感同再造，長大成名后的朱熹，經常回到政和、建陽、崇安等地祭掃先人。“封塋諒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銜訓倘在斯。”這首《十月朔旦懷先隴》詩是朱熹回政和護國寺掃墓時所作，表達了他不忘遺訓、追慕先賢的理想。
顯而易見，沒有深厚的家學淵源，沒有祖父與父親對理學的一脈相承，沒有父親的諄諄教誨與言傳身教，朱熹的曠世才華與橫空出世便無法想象。當時，閩北正逢“道南第一人”楊時傳承二程理學，“洛學”逐步向“閩學”過渡，閩北成為全國文化重心時期。正是因此，朱氏家族才對閩北情有獨鐘，而朱熹的出現才在情理之中。
如今，為了紀念朱子家族的功德，政和人民在護國寺旁建啟賢祠，以祀朱森；在星溪書院北建天光云影閣，取名“韋齋祠”，以祀朱松；把重建的云根書院作為朱文公的祭禮場所，建朱子祠。每逢朱熹誕辰之日，政和人民慶祝致祭，以表達對朱子三代在政和興辦教育、傳播文化功績的懷念與崇敬。
（本文原載于《走進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