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延平四賢的遺跡
戎章榕
初夏5月，走進延平采風。在濱江大道和延平湖之間的延福碼頭，矗立著一座三檐四層的仿古建筑——雙溪樓。它是延平的一張文化名片，承載著歷史記憶，在幾度興廢之后，于1994年重新建造。門前懸掛一幅牌匾，題有遒勁有力的四個大字——“理學名邦”，充分彰顯延平的歷史悠久、人文厚重。2015年10月，我曾奉領導之命，專程就“理學名邦”作了一次尋訪，三天時間，足跡涉及延平、建陽、武夷山、沙縣。任務雖已交差，但內心不免惴惴然，實感浮光掠影，涉足有限，思之未深。很想利用這次采風機會，再補一次課。
登斯樓也，憑欄眺望，滔滔建溪和沙溪脈脈匯合，蒼蒼的九峰山和玉屏山遙遙相對。懷想延平這座山城，建縣始于東漢建安元年（196年），是福建省最早建立的五縣之一，古為州、軍、路、道、府的所在地，既有山的雄偉，又有水的秀逸，更有文的風采。
延平有“理學名邦”之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延平四賢：從北宋到南宋相繼誕生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延平四賢”一說最早出自明朝嘉靖的《延平府志》。四賢先后從祀曲阜孔廟，足見在儒家備受尊崇。其中朱熹地位最高，列入“十二哲”中，其余都是孔子的學生。“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后人將朱熹與孔子相提并論，恐不為過。
這的確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在不足百年中延平為什么會產生四位大儒？他們之間又是怎樣一種遞相授受的師生關系？八百多年過去了，他們在延平還留下些什么？延平后人又為他們做出了些什么？諸多問題齊涌心頭，愈加激發我尋訪延平四賢遺跡的愿望。
一
南平市政協主席、朱子研究專家張建光曾說過：閩北是山的源頭，水的源頭，更是歷史文化的源頭，并提出了“閩之源”的文化概念。
對此判斷，會不會給人以“誰不說咱家鄉好”之嫌？
這次采風有幸認識武夷學院副教授、文化學者陳利華。她曾出版一本《從“南平”到“延平”》的專著。從歷史地理學的視角來考察延平歷史文化，的確給人打開了一扇窗。
福建在歷史上被稱作“南蠻”之地。它的過化中興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原文化的四次南遷。中原人涌入，帶來興學之風。“獨先天下興州學”，最有代表性的遺跡是宋碑亭。
宋碑亭現存于延平區劍津中學內，石碑兩側楹聯為：“獨先天下興州學，屹立西山勵后賢”，碑立于宋天圣三年（1025年），較宋仁宗皇帝詔令辦州學早20年，開天下州學之先河。而且，無論體制、學田的設置，還是教授的配置，都與范仲淹的主張一致，可謂全國首創。從此，“五步一庠，十步一塾，家弦戶誦，文風鼎盛”。宋時南劍州在鼎盛的文風浸潤下，誕生了延平四賢，也多了一個探究緣由的例證。
率先成就了“閩學鼻祖”楊時。楊時自幼聰慧，敏于好學，8歲時就能賦詩作文。15歲游學邵武，不久就轉到南劍州上州學堂。有幸結識吳儀、吳熙兩位隱士高人，從此與延平結下不解之緣。
楊時在延平勤奮好學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位于南山鎮鳳池村的“立雪祠”和王臺九坍“立雪堂”，就是后人對他最誠摯的紀念。“程門立雪”典故，則婦孺咸知。
宋代著名儒學家程顥、程頤，同是洛陽伊川人。游酢、楊時向“二程”求學，非常謙恭崇敬。故事就發生在宋元祐八年（1098年），他們初次到嵩陽書院，登門拜見程頤的那天，天空正下著雪，為了不打攪先生休息，立在雪中等候。故事之所以流傳，原因在于教書育人，功德無量，任何人的成長都離不開老師的教導；尊敬師長，師道尊嚴，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據史載，羅從彥拜師楊時的經歷，與朱熹拜師李侗非常相似。延平四賢是遞相授受之關系，更是尊師重教之典范。
憑借“立雪”心誠，游酢、楊時不負重望，終得洛學之真傳，成為“洛學正宗傳人”“道南第一人”。游酢、楊時學成南歸，程頤送別他們時說：“吾道南矣！”楊時、游酢不負恩師的重托，“載道南歸”，選擇了武夷山一帶作為他們傳播理學之地。朱熹聯曰：“道南首豸山，學共龜山同立雪；理窟從洛水，本歸濂水引導源。”武夷山日后成為“道南理窟”，成為游酢、楊時“道南”和閩學興盛以至南移后的中國文化重心之象征。
探究“延平四賢”形成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眼前這條閩江。南平市政協副秘書長、文化學者李子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打造閩江文化品牌”的呼吁，在我第一次造訪“理學名邦”時，他說過一句話，迄今讓我印象深刻：“閩江是朱子理學形成的源流，更是朱子理學走出武夷山、傳播東南亞、影響全世界的源頭。”
是啊，尋訪歷史上的遺跡，都有可能頹廢、坍塌、湮沒和消弭，惟有河流不舍晝夜。早在宋代，閩江及其支流就已經是南平通往福州水路交通的大動脈。矗立在建溪與西溪匯合處的“雙劍化龍”，源于歷史上的典故。相傳“莫邪”“干將”二劍在延平津雌雄相偎，化龍而去，故延平又名“劍津”“劍浦”“劍州”。這個典故既反映了延平的山水形勝，也物化為延平現今的城市市標。
二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是朱熹的名句，那么，“延平四賢”的學術源流又是怎樣形成的呢？
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洛學和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在思想體系上是一脈相承的。二程奠基于前、朱熹集大成于后的理學成為主導兩宋以來中國學術思想長達八百年之久的哲學形態。同為延平人，宋代著名理學家游酢的第十六代裔孫游居敬在《請從祀疏》一文中，對延平四賢的亦師亦友關系以水作比：“而其師友淵源之所自，譬之水也，則楊時肇其端，羅從彥浚其流，李侗洪其派，而朱熹匯其波瀾而要其止宿者也”。
楊時是將樂縣人，古時屬南劍州管轄。上文所述，楊時少年時求學州學堂，后又在此短暫講學、傳道，南劍州的山山水水對他影響之深，有記、詩多篇為證。最著名的遺跡是藏春峽，只可惜“八百年來如反掌，林園蕪沒余片壤”。他一生精研“二程”理學，得道之后“倡道東南”，對閩學的肇端卓有建樹，“無龜山無朱子”。為了紀念這位理學名家，明成化元年（1465年）經皇帝恩準，在其故郡立祠，賜額為“道南”，由延平府敕建。中間主祀楊時，兩邊配祀“豫章先生”羅從彥、“延平先生”李侗，從此奠定“南劍三先生”之美譽。如今遺址也蕩然無存，所幸的是，南宋末年，楊時五世后裔舉家遷往南劍州，其后裔為祭先祖，建有龜山祠。
羅從彥素有“道南第二家”，“授業龜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秘”，在閩學“疏其流”承前啟后、功莫大焉。宋朝時禮部祭文稱他“上傳伊洛，下授延平，斯文一脈，萬古是師”。但在延平四賢中，因為楊時有“程門立雪”典故、李侗是朱熹的老師、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故此他們的知名度均在羅從彥之上，我分別到訪了羅從彥的出生地太平鎮儒羅村、歸葬地水南街道上地村和羅從彥特祠水南街道羅源村。羅從彥在世時一生清苦，百年之后依然落寞。盡管羅從彥特祠和他的墓園均列為延平區文保單位，但較之李侗、游酢祠堂還是顯得寒酸。新出版的《羅從彥故里行實錄》一書，就得到了羅從彥文化研究會、羅從彥祠堂管理委員會的資助，在實證研究上邁出了第一步。
李延平（李侗，學者稱其延平先生）在延平的遺跡當說最多，但他在世時為人低調、甘于清貧，遺存并不多。24歲時，始學于羅從彥。羅從彥是以靜授道，對李侗影響殊深。師生二人“終日相對靜坐”，情同手足，盡得其所傳。從此李侗“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余年”，專心致志，靜默澄心、體認天理,目的是“獨使一鄉，化為善良”，孕育出靜中的萬千氣象。
有人說，李侗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成就了朱熹，所言非虛。李侗與朱松同為羅從彥的門生，朱熹曾多次聽父親說起李侗的學問造詣，仰慕久矣。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在赴任同安縣主簿途中，慕名前往拜謁已61歲的前輩宿儒李侗，從此開始了一段長達10年的師生情誼，直至李侗過世。這10年，之于李侗、之于朱熹都是不尋常的，一個是晚年收高徒，一個是才俊遇明師。這10年，據《南平縣志》記載：朱熹曾6至延平，4次受教于李侗。朱熹對李侗的學術造詣十分敬仰，李侗亦對朱熹的聰慧好學格外器重，此問彼答，窮理論難，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延平因此而留下李侗與朱熹講學的西林院、天趣園、盤陀石、育德泉等遺址。當然，這些遺址有的與傳說有關，有的據舊志記載。李侗也曾于宋隆興元年（1163年）兩度到崇安五夫里紫陽樓看望朱熹。他們的交往更多的是書信，有時一次連修7封。明隆慶元年（1567年），朱熹把前后六次向恩師求教的實錄以及書信問答匯編而成《延平答問》一書，全書上下集約26000余言。上繼往圣，下開來學，其功大焉！而早年留在延平的墨寶“鳶飛魚躍”，后人研究的成果是：朱熹在李侗的點撥下徹底完成了“逃禪歸儒”的轉變，實現了一種質的飛躍后的表露。可惜這也只能在典籍中欣賞，遺跡已難尋覓。當年朱熹來拜見李侗，兩人曾不止一次造訪林重寺，求教授道，指點迷津。或許是先賢在這里返博歸約、學問精進，讓人平添了幾分敬畏感！
在離林重寺不遠，就是位于爐下鎮下嵐村樟嵐自然村李侗的故居舊址。清代建筑，損壞嚴重，唯剩下房基的石板條、石馬槽等，給人以蒼涼之感。倒是村頭兩株苦椎樹，據傳是李侗手植。聽村民說，早些年已經枯萎，可是，近年突然枯木逢春，枝繁葉茂。當地村民普遍稱奇。我突發聯想到理學在歷史上的興廢繼絕的命運，老樹新葉是否暗合某種天機，喻示美好的未來？
三
尋訪延平四賢的遺跡，憑吊先哲的遺產，追思歷史的記憶，感懷歲月的滄桑……然而，更多的遺跡我們只能從歷史典籍中去徜徉、去感知。
陳利華教授介紹四賢時的一句話，讓我難以釋懷：“當我們在研究延平四賢的文化現象或面對文化遺址時，我們更應當關注的不是我們的眼睛看到什么，而是我們頭腦能想到什么。”
此話怎講？遺跡是先賢遺世的念想，更是后人回望歷史的基點。沒有遺址，怎發“思古之幽情”？怎“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看不到什么，又能想到什么？
是的，我們今天探古尋幽，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反思、借鑒和啟迪，從文化遺產中尋求發展的根脈，或是從歷史中探尋未來前行的方向。但是，沒有本來何有未來？閩北是八閩文化的濫觴之地，閩北又是福建省經濟欠發達的區域之一，厚重的文化遺產對于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地方來說，可能是難以承受之重；散落在民間的圣賢遺跡，有時也的確抵擋不住城鎮化前進的步伐。
應當肯定，當地這些年高度重視延平四賢的文化品牌建設。且不說延平，即便是南平市，在新辟的濱江大道和濱江新城，留有“朱熹路”“李侗路”“羅從彥路”“四賢公園”“四賢文化廣場”等文化標識，在濱江的綠道邊上，還塑有延平四賢的塑像。據說在新開通的高鐵車站——南平北站，還擬將添加更多的人文色彩，嵌入四賢的經典語錄。成立了四賢文化研究會，四賢研究文集林林總總，出了不少，更多還是從書本中來到書本中去。怎樣打破延平四賢文化研究的瓶頸？
在城鎮化進程中，在彌補注入先賢文化元素的同時，延平區這些年還積極探索四賢文化的深化。譬如在大壩村開設了朱子文化教育基地、民間開辦了“理學講堂”等，有意識地將四賢從學術研討向基層普及延伸、從文化宣傳向現實教育轉變，這對于培育匡正政風民風、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是有益的。
在與四賢文化研究會諸位同仁和當地文史專家座談時，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會李國柱會長提出了“物化四賢文化”的建議。并以修復李侗墓和李氏祠堂為例，充分說明物化后的作用。
2009年3月修好了位于延平區爐下鎮瓦口村的李侗墓。殘存墓碑系楷書陰刻，正中文書“宋始祖太師越國公文靖延平李先生墓”，右旁書“大明正德己卯仲秋吉旦”，左旁書“十五世嫡派承嗣孫昂重修立”。遺憾的是，朱熹為先生撰寫的祭文碑再也尋覓不到，現在看到的祭文是鐫刻在現代人重塑的水泥坪上。左側是新建的宋儒亭，亭內有碑刻的李侗像和康熙御題的“靜中氣象”四字。值得欣慰的是，修復李侗墓、新建宋儒亭和李侗紀念館的規劃同步落實、同步實施。
當年清明，舉行了盛大公祭活動。人們躬身神凝，向先賢致以默默祈祝。這是物化的功能，如果沒有李侗墓為載體，公祭何以舉行？后裔敬之、仰之、思之的情感又何以寄托？
在李侗墓（包括李侗紀念館）、游定夫祠隨后被上報省級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之后，李國柱最大心愿是重建延平書院。李侗之所以被后世敬為“延平先生”，延平之所以被推崇為“理學名邦”，都與“延平書院”分不開。
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由南劍州知州陳宓仿白鹿洞規式在城南九峰山下建“延平書院”。古有詩曰：“延平書院龍津渚，夜夜文光燭太空”，極見當年延平書院教育之盛事。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榮獲宋理宗的賜額，成為福建歷史上第一所由皇家承認并予以榮譽支持的官辦書院。與中國“四大書院”（應天、岳麓、嵩陽、白鹿洞）一樣名揚九州。延平書院里，曾保留過延平四賢的許多遺跡。是“理學名邦”的集中展示地，也是后人緬懷先賢的禮敬殿堂，其歷史價值不可估量！
已聽說擬重建的延平書院，主體建筑有禮殿堂、明倫堂、李侗祠、藏書樓、橫翠樓、風光霽月亭等，內有牌坊、先賢雕塑等。重建延平書院，是崇敬先賢更是澤被后人，讓更多人有機會觸摸文脈，沐浴延平四賢的靈光。
（本文原載于《走進延平》，稍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