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 陽 七 賢
陳濟謀
一
建陽，歷史悠久，文風昌盛，曾有“七賢過化”的榮耀。
七賢，即朱熹和他的六位弟子：蔡元定、黃榦、劉爚、熊禾、游九言、葉味道。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號晦翁，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尤溪，18歲應鄉試，19歲登王佐榜進士，24歲出仕任同安主簿，開始仕途生涯。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理學、講學授徒和著述，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編撰的《四書集注》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發展了程顥、程頤關于理氣關系的學說，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理學體系，把中華文化推進到成熟發展的新階段，是孔子之后又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和詩人。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號西山，建陽崇泰里（今莒口鎮）后山人，博學多才，一生不應科舉。史書稱他“性質豪邁，器識宏深。道德文章足以儀形于當時，著書立言足以垂范于后世”。與朱熹疏釋《六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每有洞明自得之妙，是朱熹最得力的助手，人謂“閩學干城”。因“慶元黨禁”流放湖南道州，客死異鄉，著有《易學啟蒙》《律呂新書》等48種。
黃榦（1152—1221），字直卿，號勉齋，福州閩侯人，聰穎好學，性情堅毅，青年時慕名拜朱熹為師，苦學不怠，常常夜不寬衣，朱熹贊其“志堅思苦”，深為器重，將次女配其為妻，隨侍朱熹身邊十余年，助其授徒講學，著有《四書同釋》《黃勉齋文集》《易解》《儀禮通釋》存世。
劉爚（1144—1216），字晦伯，號云莊居士，莒口馬伏人，博學多聞，正直無邪，乾道八年（1172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為官忠正，興學校，育人才，力排眾議，要求罷“道學之禁”，最先奏請朝廷刊行朱熹《四書集注》，將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學規》頒示國子監和太學，衛道師門，為朱子理學的傳世立有不朽之功，后人評其“朱熹有功于圣門，劉爚有功于朱熹”。著有《周易解》《奏議史稿》《東宮詩解》《四書集成》《禮記解》等傳世。
熊禾（1247—1312），字去非，號勿軒，晚號退齋，建陽崇泰里（今莒口鄉）人，出身書香門第，咸淳十年（1274年）進士，為朱熹再傳弟子，他以弘揚朱子理學為己任，得朱熹、黃榦論學之要旨。宋亡后，麻衣布鞋，面東而哭，誓不為官，“束書入武夷山”構筑鰲峰書院，以繼朱子之學為己任，其民族氣節和精深學識吸引了一大批學子文士。一生著作甚豐，有《文公要語》《周易集疏》《書說》等傳世。
游九言（1142—1206），字誠之，號默齋，建陽麻沙長坪人。自小受到良好的理學啟蒙，學問精深，極擅詞賦，長期在麻沙長坪講學授徒，宣傳朱子理學。“慶元黨禁”時，不少人畏避自保，改換師門，他卻寧折不改志，公然頌揚理學，深受里人尊敬。有《默齋遺稿二卷》，收入《四庫全書》。
葉味道（1167—1237），名賀孫，字味道，祖籍浙江永嘉，受父之命，師事朱熹，待之若父。“慶元黨禁”時，參加禮部考試名列第一，因堅持理學觀點而被革除。其人知古通今，后移居莒口后山建溪山書院，講書授徒，學識品行情操深為里人尊敬。“慶元黨禁”后，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再次應試中進士，官至秘書省著作佐郎，著作有《易會通》《四書說》等十余種。
七賢，都是一代大儒，都是朱子理學的中堅砥柱，都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里的璀璨之星，難得的是他們大多是建陽人，又都在建陽辦書院著書立說，講課授徒，教化里人，吸引各地名儒紛紛慕名而來，四方學子云集，建陽成為全國理學的圣地和研究中心，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一段輝煌歲月。
如今，人們在麻陽溪畔的青山綠水間開辟寬廣的七賢廣場，安放著巨大的青銅七賢群雕，草木扶疏，江樓如畫，雕像人物栩栩如生，或臨風長嘯，或澤畔行吟，或掩卷沉思……都深情凝視著眼前的無限江山，彰顯后人對七賢教化鄉里千秋之功的銘記和對未來的昭示。
二
朱熹曾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習氣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于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他認為“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還說“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身為智者哲人，他認為天底下沒有比化人更重要的。所以，他接過孔子“有教無類”的口號，以開啟民智為己任，匡世濟民。
朱熹一生癡迷講學和著述，雖然很早走上仕途，而他似乎志不在此。或許是蒼天的刻意，或許是民族文化的有幸，在此后的幾十年生涯中，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理學研究和講學著書上。有人做過統計，朱熹一生創立書院四所（其中三所在建陽，一所在武夷山），修復的書院三所，曾經講過學的書院47所，與全國67所書院關系密切，門生弟子逾千人，至今有名姓、生平、履歷可考者，就有215人。近代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說“宋之有晦庵，猶周之有孔子”，將朱熹和孔子相提并論。
寒泉精舍，是朱熹創建的第一所書院。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母親病歿，他與精于風水的門生蔡元定一同擇地，最終選在建陽崇泰里（今莒口鎮）后山的天湖之陽。為給母親守墓，朱熹在墓旁建草房數間，取名“寒泉精舍”，開始了長達七年的隱居。“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歡，客去成孤游。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就是這一時期的真實寫照。后因從學人數眾多場地不夠，又另辟一處云谷晦庵草堂。許升，范德念，蔡元定，劉爚、劉炳兄弟，吳楫，廖德明，吳公濟等門人均從學于此。隱居云谷寒泉十年，朱熹完成了《太極圖說解》《太極通書解》《論孟精義》《西銘解義》等幾十部重要著作。還與有“東南三賢”之稱的呂祖謙共同編成理學入門書《近思錄》，初步構建起龐大的理學思想體系，云谷寒泉成了當時理學研究中心。
武夷精舍，建于九曲溪隱屏峰下，是朱熹彈劾唐仲友受挫后憤然辭官歸隱武夷所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落成，朱熹十分喜悅，一口氣寫下《精舍雜詠十二首》以記盛況。此后，朱熹廣收門徒，四方學子紛紛負笈而來。蔡元定、劉爚、真德秀、李閎主、黃榦、葉味道、詹體仁等著名學者百余人皆從學于此。從淳熙十年（1183年）到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大部分時間都在此講課授徒，栽培了大量學生，朱熹的理學思想也由此進一步傳播開來，形成有影響的學派。這一時期完成的有《易學啟蒙》《小學》等重要著作。
滄州精舍建于建陽西郊考亭村，是朱熹繼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后創立的第三所書院。初名“竹林精舍”，因來學者眾，于紹熙五年（1194年）加以擴建，更名“滄州精舍”，在當時閩北林立的書院中，滄州精舍規模和影響都是最大的。此時的朱熹已進入晚年，思想最成熟，學術也處于巔峰時期，因此滄州精舍名聲遠播，四方學子趨之若鶩，時人稱滄州精舍是“煌煌上庠”，讀書人均以到過考亭、親聆過朱熹教誨為榮。即便在“慶元黨禁”期間也依然絡繹不絕，以至于經常出現“簡瓢屢空”，而朱熹與“諸生……豆飯藜羹共與”，經常“為諸生講論，多至夜分”。這一時期的重要著作有《書集傳》《禮書》《辨正》《后語》等。其一生最重要的《四書集注》即刊刻于此一時期。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一代儒學大師病逝于考亭，為后人留下四百六十多卷七十余部著作。
在朱熹的影響下，蔡元定創辦西山精舍為講學授徒之所，葉味道在莒口建有溪山書院，游九言倡道講學于麻沙長坪廌山書院，熊禾在故里熊屯辦有鰲峰書院，黃榦曾居莒口河壩潭溪書院收徒講學，劉爚于馬伏云莊書院講學授徒。這些書院皆學子云集，盛極一時。由于這些書院的巨大影響，當時閩北一帶許多大姓望族的家祠也紛紛以書院命名，既為崇祠先賢之所，又負蒙童讀書、教化鄉里的功能，那時的建陽真是“書院林立，講帷相望”，“家有弦誦之聲，人有青云之志”。當時福建書院居全國之首，而建陽書院又居全閩之首。書院的繁榮，帶來科考的興盛，宋代建陽共有進士108人，南宋就66人，社會重教重文蔚為風氣，無怪乎著名愛國詩人劉克莊上任建陽知縣時，會寫下“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閩之闕里”的詞句。他以朱子比肩孔子，以曲阜孔府的闕里譽考亭，高度贊頌了七賢教化鄉里的歷史功德，建陽也由此有了“南閩闕里”的美譽。
三
七賢都是大智慧之人，他們學術精粹，人品高華，德行超邁。閱讀史料，會有太多太多的敘事震撼人們的心靈，這里擷取一二，以感受往圣先賢足以傳芳萬世的師道之德。
一曰求真之德。“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首膾炙人口的《觀書有感》，是朱熹讀了湖湘派學者著作《知言》后從中受到啟發而寫的，并譽之為“源頭活水”。為了進一步探討理學中無極太極、已發未發等問題，乾道三年（1167年）秋，朱熹率弟子不辭千里到長沙拜會湖湘學派領袖張栻，這就是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朱熹時年37歲，張栻少朱熹三歲。他們“晝而燕坐，夜而棲宿”，辯論進行了三天三夜，吸引三湘學子云集，以至于岳麓書院出現了“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的盛況。辯論的結果，張栻認為自己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更感到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對自己“開益為多”。朱熹還寫下“憶昔秋風里，尋朋湘水旁。勝游朝挽袂，妙語夜聯床。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的詩篇，記錄了兩位先賢追求真知和惺惺相惜的高尚情懷，留下一段千秋佳話。
二曰修身之德。七賢中，蔡元定是朱熹的得力助手，也是朱熹理學的主要創建者。蔡元定自小聰穎過人，八歲能詩，一日可記數千言，19歲筑室西山之頂，以野菜充饑發奮讀書，25歲拜朱熹為師，兩人相見恨晚，他的學問令朱熹感嘆：“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而蔡元定只想當學生，自此師事朱熹終生不渝。朱熹治學每有疑難都會先與他探討，朱熹的許多著作都凝聚著蔡元定的心血。
蔡元定一生不應科舉，人品極受世人稱頌，他“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是理學家中慎獨的典范。慶元二年（1196年）“偽學”案起，蔡元定以“佐熹為孽”的罪名流放三千里外的湖南道州。臨行前夜，朱熹率眾弟子為其餞行，蔡元定從容泰然，無怨無悔：“執手笑相別，勿為兒女悲……斷不負此學，此心天可知。”令朱熹十分感動：“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屈之志，可謂兩得矣。”是夜，師徒二人同處一室，通宵校訂《參同契》一書，直至東方發白，使得本是傷別的夜晚變得無比的悲壯和美麗。慶元四年（1198年）蔡元定客死異鄉，臨終前遺言“惟以不見先生為恨”。蒼蒼年邁的朱熹老淚縱橫，仰天長嘆：“天何奪吾季通之速耶！”抱病寫下字字帶淚的《祭蔡氏季通文》。朱熹和蔡元定以自己崇高的德行賦予師生之間的尊嚴和神圣，為后人留下光輝典范。
三曰誨人之德。朱熹一生歷經坎坷和磨難，隨時都有被捕和殺頭的危險，而這一切又都來自他的理學和教育，但他以哲人的先知和智慧洞見人性教化的神圣和艱難，堅定而無悔。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依然沒有停止講學。有人提醒他朝廷正虎視眈眈呢，他一笑置之。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九日，朱熹在“黨禁橫行”的人生逆境中走向生命的盡頭，他的弟子蔡沈在《朱文公夢奠記》中記述了朱熹生命最后的幾天；
初三日，在樓下改《書傳》兩章……是夜講書數十條；
初四日，是夜，說書至太極圖；
初五日，是夜，說《西銘》，又言為學之要；
初六日，改《大學·誠意章》；
初八日，作范伯崇念德書，托寫禮書，又作黃直卿榦書：
初九日，甲子五更……氣息漸微而逝。
噩耗傳出，各地學子門生，不顧朝廷禁令，設置靈位，相聚祭奠，紛紛從四面八方趕來，村野山間，聚集起上千人為夫子送別。山風低回，松濤嗚咽，人們的慟哭聲和著辛棄疾“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祭文的悲愴聲，久久回蕩于天地之間！
傳道、授業、解惑，誨人不倦，死而后已，夫子無愧矣！
（本文原載于《走進建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