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說兩岸·
“高山族”之名的概念史研究
汪毅夫
1993年2月，我為寫作《臺灣“高山族”之名的商榷》（收拙著《臺灣社會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9月版），向陳國強教授請益。陳教授告訴我：“高山族這個名字，同新聞界的老前輩李純青有關(guān)系”。
陳國強教授是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著名學者，曾主持《高山族社會和歷史調(diào)查》（1958）；李純青曾任臺盟總部副主席。后來，我在陳國強等人編寫的《高山族歷史研究》（中國人類學學會1999年編印，非版本書）讀到相關(guān)說明。略謂：“新聞界老前輩李純青曾任臺盟中央評委主席，早年任《大公報》首派駐臺北記者，介紹當時報界遇到的難題，是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名稱怎么辦的問題。因次日新聞報道的需要，經(jīng)多方商討，最后采用了‘高山族’這個名稱”。又從李純青當年在臺灣采寫的報道發(fā)現(xiàn)，刊于1945年12月6日重慶《大公報》的《愛國熱潮中訪問臺灣寶島》里，用“番社”“番民”“理番”“生番”等名；刊于上海《大公報》1946年1月18日的《認識臺灣同胞》里，已改用“原住民高山族”“高山族”的名稱。據(jù)此，我分析：“高山族”之名是1946年初由新聞記者創(chuàng)用的。
2025年新春正月，北京大學盧咸池教授從1945—1946年間重慶《大公報》和上海《大公報》找到有“高山族”之名的資訊多條，并秒發(fā)給我。我讀后秒懂：“高山族”之名確由新聞記者創(chuàng)用，其時間卻不是1946年初，而是1945年底。心中感愧，當即秒回：“您找到的材料您來寫，并請順便糾正我先前的分析失誤”。盧教授的回復是：“材料是用AI查詢找到的，還是您來寫吧”。
盧咸池教授找到并發(fā)來的1945年底的相關(guān)資訊包括：
1. 重慶《大公報》1945年11月19日第2版中央社報道《駐臺記者團抵臺中》中有“駐臺灣記者團昨日離臺中至埔里，并游霧社。霧社在埔里以東二十公里，為番人出沒之所。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該地高山族因受日人不平等待遇，利用運動會機會，殺死日方官民二百三十六人，此即臺灣革命史上有名之霧社事件”；
2. 上?！洞蠊珗蟆?/span>1945年11月24日第3版“本報記者彝民”（重慶版11月26日第3版“本報特派員費彝民”）報道《臺灣巡禮》中有“飯后續(xù)行，赴十五年前霧社事件發(fā)生地點，參拜高山族抵抗日人之遺跡”；
3. 上海《大公報》1945年12月5日第2版中央社葉明勛的報道《高雄境況》中有“蘋社現(xiàn)有高山族同胞一千五百人”；
4. 上?！洞蠊珗蟆?/span>1945年12月8日第2版彝民《臺灣巡禮》有“（政府）最最欠缺者，莫過于理番。高山民族在臺灣之歷史最長，但生活最苦”。
據(jù)我所知，1945年10月5日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專機從重慶經(jīng)上海到臺北的記者有中央社葉明勛、重慶《大公報》李純青、上?！洞蠊珗蟆焚M彝民和《掃蕩報》記者一人（我不知其名，但知該報后來在臺灣改名為《和平日報》，社長李上根）。遵照做學問當“竭澤而漁”的古訓，“高山族”之名的尋源即概念史研究，還當查閱當年的《掃蕩報》。
（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