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說兩岸·

分類械斗及其他

汪毅夫

《臺灣歷史綱要》（九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四章第三節之《游民騷亂與分類械斗》謂：“分類械斗是不同祖籍居民間的械斗，基本上與官府無關，有些械斗引出抗官事件，那已經超出分類械斗的范圍了。分類械斗是當時社會中的一個消極因素，它破壞人民之間的團結，造成社會秩序混亂和生命財產重大損失，阻礙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但是，隨著臺灣社會結構的變化，分類械斗也就逐漸消失，而為一般的械斗（宗族械斗）所取代”。

我對上記描述的理解是：在臺灣移民社會階段，移民多數是同鄉結伴而來。到了臺灣，“流寓者無期功強近之親，同鄉并如骨肉矣”（周鐘瑄：《諸羅縣志》），“宗族之親少，洽比之侶多”（高拱干：《臺灣府志》）。因此，同鄉結伴即相同祖籍的地緣組合，是臺灣移民社會階段里社會結構的基本形式。與此相應，作為移民社會階段社會問題的械斗，其基本形式是各相同祖籍的地緣組合之間的械斗即分類械斗。按照社會學家的解釋，社會問題是社會成員共同生存、共同進步發生障礙的問題。分類械斗“破壞人民之間的團結，造成社會秩序混亂和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阻礙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構成了社會問題。但是，“隨著臺灣社會結構的變化”即從移民社會階段的地緣組合轉為定居社會階段的血緣組合，隨著臺灣社會從移民社會轉型為定居社會的社會變遷，“分類械斗也就逐漸消失，而為一般的械斗（宗族械斗）所取代”，這是客觀準確的描述。

作為社會問題的械斗（包括臺灣歷史上的分類械斗）“基本上與官府無關”，這也是客觀準確的描述。械斗通常被稱為“私斗”，其起因和過程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和官府的因素，其善后通常是“私斗私了”（但時或有官府或官兵介人）。清咸豐九年（1859)，曾任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的張集馨在其《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記其同咸豐皇帝的答問，其文略謂：“上曰：彼處械斗，始于何時？對曰：臣查《漳州府志》，盛于永樂末年，其始則不可考。上曰：械斗是何情形？對曰：即戰國合縱連橫之意。大村一族，同姓數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數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斗。上曰：地方官不往彈壓么？對曰：臣前過惠安時，見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斗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頗有父幫大姓，子幫小姓，互相擊斗，絕不相顧者。上曰：殺傷后便當如何完結？對曰：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官往查拿，早經逃逸。官吏營兵將其村莊焚毀，通緝捕拿。亦有日久賄和，不愿終訟者。上曰：命價每名若干？對曰：聞雇主給尸親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臣每笑其勇則有之，忠則未也。”

或問，臺灣社會的現代病“省籍矛盾”（“本省人”同“外省人”之間的矛盾和隔閡），與歷史舊傷“分類械斗”有何異同？

《臺灣歷史綱要》第七章第一節之《“二?二八”事件》指出：“二?二八”事件使得“本省籍和外省籍之間產生了嚴重矛盾和隔閡，給當代臺灣政治生活留下陰影”。與分類械斗不同，省籍矛盾的發生有政治原因，其延續也有政治操弄因素。但撕裂臺灣社會的省籍矛盾，隨著社會變遷（包括社會成員的代際繼替）也正逐漸為其他撕裂臺灣社會的矛盾（如政黨惡斗之類）所“取代”。

（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