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說兩岸·
乾隆帝與臺灣番社
汪毅夫
話說乾隆元年（1736）八月八日，乾隆帝命減臺灣丁銀。他說：“朕愛養元元（按，慈愛養護百姓也），凡內地百姓與海外番民，皆一視同仁，輕徭薄賦，使之各得其所”云云。
乾隆二年（1737）正月五日，乾隆帝命減臺灣番餉。他說：“向來臺灣丁銀，重于內地，朕已加恩仿照內地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征銀二錢，以紓民力。今聞臺地番黎，大小計九十六社，有每年輸納之項，名曰番響，按丁征收，有多至二兩、一兩有余及五、六錢不等者，朕思番民皆吾赤子，原無歧視，所輸番餉，即百姓之丁銀也。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銀二錢，其余悉行裁減。該督撫可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實力奉行，務令番民均沾實惠。”同年閏九月十二日，乾隆帝諭準大臣關于“歸還番地，宜分別辦理，以安民生。應如所奏，飭地方各官嚴禁民人私買番地，并將近番地界劃清，以杜滋攝，所有占番地，勒令歸一番；其契買田土，久經墾熟升科者，查明四至，造冊報部存案”即保護臺灣“番民”土地權益的政策建議。
乾隆四年(1739)八月，有臺灣“番社”長老及其隨從18人到得福建省城福州，要給乾隆帝“叩祝萬壽”乾隆帝接到福建地方官奏報，下旨說：“知道了。番黎等誠順之意，頗屬可嘉。到者數人，汝等酌量賞給，仍與口糧遣回，并將朕旨曉諭：汝等皆年老之人，道途跋涉匪易，朕憐老之心，反覺不忍，以后不必赴省也”。
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十二日諭準地方官關于保護“番民”土地權益的法律、政策建議：“民墾番地，雖久經禁止，但不分別定罪，小民不知畏懼。請嗣后番地均聽各番自行耕種，如有奸民再贌，告發之日，將田歸番，私贌之民人，照盜耕種他人田地律，計畝治罪，荒田減一等，強者各加一等。若奸民潛入生番界內私墾者，照越渡緣邊關塞律治罪；番社地界，從前地方官原各查禁，而奸民不顧戕殺，每覬侵越，僅委佐雜微員，不足彈壓。應令地方官，于農隙親勘，傳同土目、通事、鄉保、業戶，立表定界，統限一年內，造冊報竣；臺地沿山二千余里，到處皆有生番，若遍設汛防，臺兵不敷分撥，亦恐徒滋繁擾。請令該處營汛弁兵，各土目、通事，加謹巡查”。
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三十日，諭準推行“向番買水之例”：“第內山溪水，多從生番地界流出，其筑地截流、開圳引水之處，必須相度地勢，與番地無礙；更須仿照鳳山南界佃民向番買水之例，令番目、通事曉瑜該處番眾，每年令承蔭業佃，給與番眾鹽、布、煙、糖等物，使不致滋釁”。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十七日，乾隆帝諭軍機大臣等：“臺灣生番，前據福康安奏，于秋涼后令其起程渡洋，來京觀瞻。因思此次該義民人等隨同打仗，殊為奮勉，其中如曾立、黃奠邦等，已賞給同知、都司等銜，并令送部引見，酌量補用。著傳諭李侍堯等，即令應行引見之義民與生番等，俱于秋涼后一同起程，并計算日期，務于十二月十五日前到京，以便同年班眾部共入筵宴，俾伊等仰荷寵錫觀光，倍加感奮力”。同年九月三十日，乾隆帝接到福建巡撫奏報：“臺灣內山各社生番，于八月上旬到郡，共計頭目四名，番目二十六名，通事四名，社丁八名，委在臺辦事福州同知楊紹裘，帶同義民首曾中立、黃奠邦、張維光、葉培英、王松護送，于八月二十八日，自鹿耳門登舟候風，約十二月望（按，十五日也）前可以抵京”。這是乾隆帝首次召見并宴請的臺灣“番社”長老及其隨從。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九日，乾隆帝再次召見臺灣“番社”長老及其隨從12人，“各賞赍有差”。地點是避暑山莊的“卷阿勝景”。
（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