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絲文化與福建”百題·
（漳州卷）136.南洋文化對漳州的影響
（一）文化藝術
1.雕刻藝術
以清代“閩越雄聲。楚滇偉績”石牌坊為例，牌坊上的“畫板”運用雙面雕的手法裝飾，無論是人物還是背景的老樹或是桌椅、駿馬等，無所不用其精。牌坊的邊樓上，各有五塊青石鏤雕花板，花板上雕有卷發虬髯的外國人。有的卷發虬髯或頭戴禮帽，或在騎馬，或在欣然跳舞，或在與當地人談話交流，一派中外歌舞升平之景象。這說明清代漳州對外交流頻繁，在商貿活動中已經自如地與洋人打交道，以及本地人頗為自然地接受彼此不同的種族和文化，突破傳統的華夷之間的界限和對海外文明的認可，體現出一種開放心態和視野。
2.瓷器工藝
漳州產的釉上彩大盤，盤之口沿模仿典型的克拉克瓷開光紋樣，而盤心紋飾風格則是獨創的。此紋飾由各種有關歐洲航海主題的元素構成，包括航海刻度盤、歐洲船只、海岸線和巨大的魚，這些主題元素很可能來自15世紀和16世紀大航海時代繪制的歐洲航海地圖和早期制圖中用來顯示海岸線的標志性建筑、小島、船只等。“這類特殊的漳州窯盤，結合了中國和歐洲的裝飾元素，證明歐洲商人和漳州陶工之間的直接商業關系”。([英]甘淑美：《葡萄牙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
(二)貨幣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海澄青礁慈濟宮重修，其碑記記錄了漳州華僑捐緣：“例貢生顏應麟捐英銀叁佰貳拾大元；上張滸茂豐源號、安詳乃興號、圳尾陳慶照捐英銀壹佰伍拾大元。”(《重修慈濟祖宮碑記》光緒二十二年(1896))南靖梅林天后宮修建捐款碑記中載有：“生源擺五盾六、步紫公一百盾”，“建涌題和銀三十盾正、培球題和銀二十五盾正、清超題和銀二十七盾半。”在華安，光緒十四年《重興云水溪橋碑記》碑文中有：“造千萬人來往之橋，需費巨萬者哉。華崶三里許，有云水溪橋焉。上達汀龍下通漳廈，為行旅貨物必經之地，誠通衢要道也……凡七拱長二十四丈六尺，中拱高三丈六尺，累累焉如七星之聯珠。計用番銀貳萬余元。”(見華安云水溪橋《重興云水溪橋碑記》)這些“英銀”“和銀”“番銀”等外來貨幣表明大量番銀可在漳州流通。“番銀”使用的是“銀圓制”，其重量、成色標準化，且樣式精美，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因而逐漸主導了閩南一帶的貨幣流通，且得到民眾普遍的接受。
有學者認為明代葡萄牙人到達漳州進行貿易是在1518年，非1516年，而且它們進行貿易的主要貨幣是西屬美洲銀幣，非葡萄牙本國鑄造，主要是美洲流入巴西葡屬殖民地，經加蓋戳記后流向世界市場，在閩南地區僅發現幾枚。明清時期，作為具有世界貨幣功能的墨西哥“鷹洋”、日本“龍洋”、英國“站洋”、法屬印度支那“座洋”等相繼輸入閩南地區。由于鑄造精美，重量、成色統一，且有的還在幣面鑄上中文標記以便百姓識別，這些貿易銀圓幾乎壟斷了閩南的貨幣流通市場。當時出現在僑批封上的貨幣名稱如“龍銀”“英銀”“大洋”“洋銀”“龍鳥”“鷹銀”“光洋”“座洋”，即為此類銀圓，(林南中：《“番批”“番銀”—海洋文明的金融符號》，《福建金融》2014年第6期)乾隆十年(1745)，“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其銀皆范為錢式，來自西南二洋，約有數等：大者曰馬錢，為海馬形；次曰花邊錢；又次曰十字錢”，“閩粵之人稱之為番銀或稱為花邊銀，凡荷蘭、佛郎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元計”。(《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02頁)
閩南語漳州音“錢”讀作“鐳”，其讀音即源自西班牙貨幣單位REAL(即瑞爾)。從清中葉至民國初期，閩南地區官方以及民間交易、納稅、商業記賬等經濟活動，大多以“番銀”作為結算貨幣，這從當時的碑記、地契以及銀票、借據等金融文書中出現的“花邊銀”“佛銀”“龍銀”“英銀”“大洋”“銀”等貨幣稱謂可以得到印證。受外來“番銀”的影響，清道光年間，漳州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地方自鑄銀圓之一—漳州軍餉。明清時期漳州的海外貿易以及貨幣流通的情景，在漳州古代寺廟、碑刻、牌坊、石雕以及年畫中都有反映。在閩粵交界的漳州市詔安縣分水關長樂寺，至今還保留著一方立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重建分水關觀音亭碑”，上面鐫刻的捐款數額除了用“捐銀”多少“兩”外，還使用了“捐銀”多少“元”，在62個捐款人中，捐獻銀兩的占11人，其余51人都是捐獻銀圓。(見詔安縣長樂寺《重建分水關觀音亭碑記》)這說明乾隆時期使用番銀是按枚計值，且在當地番銀作為流通手段已占主導地位。在漳州市薌城區官園威惠廟有一方清嘉慶六年(1801)的石碑，上面的捐款已是清一色的銀圓，其中許多還使用到角幣，說明到了嘉慶年間，番銀在漳州的流通使用范圍更加廣泛。距官園威惠廟不足100米的另一座官園大廟里，有一方清光緒十五年(1889)的碑記，捐款的貨幣單位也是清一色的元、角。當時按清廷官方規定還在使用銀兩制，清宣統時才正式使用貨幣名稱“角”。這些貨幣流通亦反映出了閩人頻繁來往南洋，與西方殖民商貿往來頻繁，漳州亦成為海外貿易發達、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大的一個地區。
(三)建筑風格
1.龍海區海澄鎮蘇氏華僑民居
隆慶開海后，漳州到海外討生活者逐漸增多，海外華僑群體逐漸發展起來，并通過經濟、宗族、文化等方式影響國內的經濟與空間格局。建筑即為一重要體現，具有南洋風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大量出現。海澄鎮合浦村蘇氏華僑民居，是村民蘇瑞滿從印尼泗水回鄉修建的，“中部采用典型的閩南民居，中軸線上依次為前廳、天井和主廳，兩側為對稱式的南洋風格建筑，拱形的外廊、線腳豐富的柱式和西式的雕花。從民居宏觀的整體規劃布局到建筑單體的微觀細節裝飾上，都全面地融合了中西兩種不同的建筑風格”。(黃源成：《多元文化交匯下漳州傳統村落形態演變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78頁)該處古民居外形優美，兼有閩南紅磚燕尾和南洋建筑風格，建筑裝飾考究，木雕、石雕、磚雕等工藝都十分精湛，尤其是門頂一雕像甚為獨特：一名南洋士兵一身戎裝，腰掛佩劍，異域形象與軍人的英武之氣，毫無違和地被這座海邊小村享受了一個多世紀。
2.天一總局
位于九龍江畔角美鎮流傳村的小巷深處，有近代中國首家民間僑批局，亦稱大清第一民辦郵局，即天一總局。該僑批局于1880年設立，1896年注冊為郭有品天一信局，1902年改為郭有品天一匯總銀信局，比1896年成立的大清中華郵政局還早16年。
該局在鼎盛時期，每年僑匯額達1000萬∽1500萬銀圓，僑匯業務占當時閩南地區僑匯總量的三分之二。它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分布最廣、經營時間最長的早期民間僑批局。天一總局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群，由北樓、陶園、苑南樓3座建筑組成，總建筑面積近5000平方米，西洋拱券式外廊與閩南民居相結合，氣派而精巧。該建筑是天一總局創辦者郭有品的兒子郭行鐘于1911年斥巨資在流傳村興建，歷時10年，于1921年告竣，是當時天一信局的商業運轉中心和生活居住中心。
最為壯觀的北樓是天一總局的辦公大樓，前后為拱券式外廊，廊柱高大氣派，正立面裝飾了西式山花，門墻上的裝飾中西交錯，有構思巧妙的信鴿和騎車郵差的高浮雕，也有西洋建筑里的安琪兒浮雕。建筑內部，中間一個大院落，回廊環繞，而窗檐帶和走廊外墻柱明顯呈歐式建筑特點。房內裝飾精致，至今還保留著當時極少有的須彌柱裝飾以及進口藍色玻璃、磨砂玻璃、彩繪瓷磚。
整座建筑外景呈現出西式建筑風格，內景結構則顯示中式風格。北樓向西并列是三進式大厝，兩旁緊拴雙邊雨屋，屋后緊連苑南樓。苑南樓、陶園是居住樓和后花園，為拱券式外廊建筑，二層，后院為三進式閩南紅磚大厝。陶園占地3000多平方米，是一座漂亮的花園。花園里建有亭臺、樓榭、假山、猴洞、魚池、花圃、石砌小道等等，綠草如茵，竹木成林，曲徑通幽，群芳競艷，一派優雅恬靜的迷人風光。石雕、木雕、磚雕造型豐富，手法細膩。
3.曾氏番仔樓
靠近沿海地區的村落，受海洋文化與南洋文化的影響較大，海外歸來的華僑不斷將僑居地所見所聞的建筑形式帶回原鄉。
位于角美鎮東美村墩上社的番仔樓是由新加坡華僑巨富曾振源及兒子曾福全、曾福禎兩代人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始建，歷經14年，耗銀17萬兩才建成。番仔樓群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風格。整體建筑以家廟為中心，三橫三縱，呈“凹”字形。番仔樓的樓房內外墻裝飾用的花瓷磚，由南洋專船運回。建筑群樓上與樓下都建有一條狹長的過道，通道的中段，有好幾個類似半月形的拱橋，這在閩南地區極為罕見。人們可直接從橋上走到對面的樓房，而不用重走回頭路。
這座華僑豪宅，構思巧妙，布局嚴謹，氣勢宏大，工藝精湛，莊重典雅，是華僑吸收西洋文明的有力物證。而該樓的建筑構件、材料、建筑設施也為研究閩南番仔樓建筑提供了難得的實物。
4.養真樓
養真樓，當地人稱“番仔樓”，是印尼華僑楊養成在南洋打拼10余年后，積累了一筆財富，于1931年返鄉建造。養真樓樓體為巴洛克式建筑風格，二層磚木結構洋樓，坐南朝北，建筑面積300多平方米。南洋式建筑屋頂為“人”字坡頂，融入少量閩南建筑元素。建筑頂層欄桿墻體上刻著“養真樓”字樣，滿布鳥獸與花果等雕刻，最上面一只向下俯沖的老鷹，雕刻紋理清晰可見。
5.碧山樓
碧山樓，又稱“烏樓”，仿巴洛克式建筑，為旅菲華僑楊賀龍(字賀廩)于1921年所建。楊賀龍青壯年時就在菲律賓的楊厝社知名人士楊在田創辦的瑞隆興鐵業公司任職。之后他雇人建了碧山樓，建樓使用的鐵件、水泥等材料均由海外運回。后花園內種植了大量不同品種的名貴花木和果樹，果樹很大一部分還是當時從菲律賓直接拿樹苗回來種植。后花園最后面則是碧山樓始建人的墓地，墓地以大青石切割砌成，配以西班牙文字鑲嵌墓墻，十分莊重氣派。碧山樓兼具閩南與西洋之風格，在角美之古典樓群中獨具特色。
6.余慶園
碧山樓不遠處，即有余慶園(又稱紅樓)，由菲律賓華僑楊清月建于1921年，仿羅馬券廊式，紅磚砌成，未抹灰，直接以磚體示人。碧山樓和余慶園的主人，即楊賀龍與楊清月是叔侄關系，當地人稱這兩座烏、紅樓建筑為“叔侄樓”。
7.高陽樓
高陽樓位于角美鎮鴻漸村，前厝后樓，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前厝為中式一層大厝，后樓為歐式兩層西洋小樓，典雅與古樸結合得天衣無縫。高陽樓是菲律賓華僑許文仲于1947年修建，占地面積540平方米。因祖先從河南高陽遷徙而來，樓主人許文仲取樓名“高陽樓”。前面的中式大厝亦如眾多閩南古民居，為彎月形的燕尾屋脊硬山頂建筑，前廳面闊三間，進深三柱。屋脊下的山墻有懸魚、鳥踏圖案，有模糊殘存的飛馬、老鷹、花瓶等浮雕圖像。山門砌青白石門框，上覆紅瓦，青磚紅瓦皆功底瓷實。門楣貼朱紅的六角磚，墨書“高陽”兩個大字。門楣外四沿有寶藍色構線，顯得壯觀富麗。一樓前廊有歐式廊柱、拱門，有浮雕、鏤雕的人物鳥獸圖。頂樓正中圓輪上有猛獅、飛馬的西洋雕塑。高陽樓與一般的閩南古民居的不同之處在于，高陽樓的飛檐翹角處少了閩南特色的琉璃瓦點綴，沒有龍鳳麒麟等異禽怪獸，少了些金翅金鱗，少了些金粉木雕、檐頭飛花，較少俗艷元素，而凸顯素顏之美。
8.東山的福成大厝
福成大厝是典型的閩南西洋結合建筑。“福成”是其“福成號”商行之名，該商號初始以經營柴炭為主，后又拓展為專營糧油，還兼營南北貨運，且是當時銅山最大的米行。隨著家業壯大，該家族在銅山城西門內置地約300平方米，建造福成大厝。該厝外觀以西洋風格為主，而室內則以閩南傳統民居建筑風格為主。大厝中西合璧的外墻，輪廓線條非常簡潔明了，腰部及檐口部有古羅馬幾何圖案裝飾，是銅山古城最大的民國時期西洋建筑。
福成大厝的前、后座均為兩層樓房，建筑結構左右對稱，中間為廳堂，天井隔開，天井兩側各有一條回廊。大厝前座面積較大，上下各為一大廳四居室，上廳為祭祀廳，下廳為食膳廳。大厝的后座面積較小，上下同樣各為一大廳四居室，上廳下廳分別是紀念廳、會客廳。門廳右邊設有庭院花園小局，與廳堂互相滲透，植有草木，形成幽美的自然環境及寧靜和諧的生活氛圍。庭院中間用石板鋪砌，后面是書房。其室內裝修陳設相當講究，紅木家具，加以精巧雅致的木雕花飾，富有異國特色的西洋式窗臺、門飾，別有一番韻味。
9.東山何氏番仔樓
該樓位于杏陳鎮埕英村，村中8座番仔樓，保存完好。番仔樓由旅居新加坡華僑江桂珠等建造，建筑坐南朝北，前后排開，形成集南洋異域風情與閩南傳統風格于一體的多元文化交融合璧的特征。
江桂珠，新加坡南海觀音(廟山)佛祖廟負責人，出生于詔安縣四都鎮林頭村，自小被送到東山縣杏陳鎮埕英村撫養。1933年，江桂珠離別兩歲的兒子何榮茂，與吳軟英、林雪花下南洋，遠赴新加坡謀生。身在異邦，身無分文，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親朋好友，異國他鄉謀生之路異常艱難。她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隨身攜帶的神靈香火之上，把祈求庇佑的信仰也帶到了南洋。她們親眼看到當地人信奉道教，設道壇供奉師公，以祈求神靈保佑平安，而且做醮祈福風氣濃厚，于是在新加坡黎氏哥士律443號創立了新加坡廟山佛祖廟供奉隨身奉祀的東山石廟香火。前座供奉廟山佛祖，稱為福善堂；后座供奉南海觀音，即是龍善堂。其香火日漸興旺，每天來廟堂燒香進貢的香客絡繹不絕。她們的名字也傳遍新加坡的大小角落。
江桂珠自1953年起陸續建造多處何氏大院，大體上都是磚木石結構，條石框架，紅磚砌墻，紅瓦蓋頂，木質樓板。樓內布局仍保留著傳統的閩南風格，天井、大廳、廂房等錯落排列。建筑中大量使用鋼筋混凝土、西式門窗等建筑材料及工藝，使得樓房在層高、跨度、采光、通風上都有不小的提升。其門框、廊柱上寓意追本溯源的題刻，無不時時訓育后人應具有中華傳統美德。一座座樓房結合西洋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融入樓外樓里，凸顯了近代海疆鄉村的不平凡的變遷。（黃輝全：《風韻猶存番仔樓》，《閩南風》2019年第11期）
勝南廬是吳軟英按照傳統的閩南民居木結構營造技藝所建，中西合璧，建筑整體外墻線條硬朗，南洋風格濃厚。庭院中兩棵高聳的鳳尾葵，頗有南洋椰風氣息。建筑中布滿墻面的浮雕、陶塑以及彩繪裝飾，琳瑯滿目、風韻猶存，不難看出當年的富麗堂皇與精致講究。
10.漳州市區新行街的番仔樓
新行街番仔樓，是20世紀20年代從南洋蘇門答臘回鄉的陳順籌斥巨資所建。該樓為庭院式大厝，主要由主樓和天院組成。主樓坐北朝南，高3層，總面積550多平方米，為典型的中西結合風格建筑，南面設通廊，立6支仿多立克柱式(一種希臘柱式)前檐柱；室內中部為門廳通道，兩側為房間，地板鋪設從南洋運來的花磚，樓板及屋頂則為傳統桁架。建筑四面均開窗，外墻窗戶頂設南洋風格帽檐。由于是番客所建，又頗具南洋風情，本地都稱此樓為“番仔樓”。主樓四周環繞近400平方米的花圃。（林綠：《新行街番仔樓的紅色往事》，《閩南日報》2020年3月31日）
11.東坂青年路番仔樓
番仔樓位于薌城青年路中段，始建于1934年，原計劃作為醫院大樓，剛竣工時，投資人陳氏因藥材生意受挫，只得變賣家產，嶄新的洋樓出手給當時的官方機構。該樓主體3層，天臺建“十”字形閣樓間，并建柱式煙囪。整座建筑呈正方形，檐廊水泥柱，墻體為黑砶清水砌法。門廊呈月臺式，臺基砌4級弧形石階。4支立柱是經典的多立克柱式，支撐半圓形月臺，方形瓶狀欄桿。從外觀看洋氣十足，與絕大多數“番仔樓”的格局一樣，其內部是傳統的磚木結構，內飾除一層大廳地板鋪從海外進口的花磚，走廊及樓上都是粘土窯磚磚墁。大樓高敞厚實，匠作精細，除少許木梁糟朽外，磚石件及水泥預制件保持完好形狀，木質樓梯和大部分天花板仍然結實耐用。大樓原有后花園，前有門庭，20世紀中葉，前庭后園改造成公租房，大樓內隔間也有所改動。（田豐：《漳州“番仔樓”》，《閩南日報》2006年8月28日）
12.詔安天然樓
該樓乃香港僑商吳天然在西門街建造。修造該樓前，吳天然還特地邀請香港的荷蘭建筑師進行設計。該樓建于1930年，仿哥特式建筑，共4層樓高，建筑面積共600多平方米。墻體采用貝灰、沙子、糯米糨糊砌成，而外墻、地磚及裝飾材料則全部是從香港海運而來的洋貨，整座建筑十分堅固。羅馬風格的石柱、歐式的大陽臺、雕刻著圖案的窗戶、彩色的窗玻璃，頗具南洋風格。
樓頂四周還分別建造了中國長城烽火臺、美國的沃爾華斯大廈、英國的白金漢宮、俄羅斯的克里姆林宮、法國的埃菲爾鐵塔等微縮建筑，將中國傳統風格與歐陸格調融為一體。該樓建成之后，吳天然購置了手搖電影放映機和留聲機，并添置了豪華的衛浴設備，乃閩南粵東聞名之豪宅。
13.繼鰲堂
繼鰲堂位于龍海白水鎮金鰲村，是新加坡華僑楊南離在尖峰山下祖籍家所興建。該宅堂于1935年動工修建。閩南特色的院子融入了許多現代元素。院子里的偏廳門框有聯：“繼續蕃衍方征裕后，鰲頭獨占始見光前。”從院子看，正堂右邊通道門上刻“可樂居”3個大字，是來自《左傳》中的“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左邊通道門上刻的是“善養齋”，出自《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氏家廟中的繼鰲堂，有聯：“繼統追源建高堂而彰有德，鰲宗復振隆祭祀以表征誠。”從可樂居進入后堂，通道有門聯：“可以享天倫，樂其中情味。”家廟后門也有對聯：“澳畔多芳草，內庭聚菁英。”后方居中四知堂有門聯對應：“澳畔蘭花秀，內庭桂子芳。”眾多門聯體現了宅堂主人的生活情趣。四知堂正門兩邊的藏頭對聯，則反映出了楊南離的名字、職業、人生理念與操守：
“南國營商躬行信義方能滿載而歸榮故里，離鄉雅操手續完全始得同胞洽望賀新基。”堂內兩邊廂房門上各有一聯：“門墻多古意，家世重儒風；五云蟠吉地，三瑞映華門。”
(四)漳州廟宇的海外文化元素
近年在漳州薌城區西郊院內村法真寺故址出土了風格獨特的四牙象石碑底座，以及幾段雕刻奇特動物形象的石柱礎，說明漳州寺廟有域外元素的存在。謝重光認為，漳州北郊石亭鎮北斗村朝真堂，應該是一座清真寺。北斗村朝真堂附近的高坑村村口，有一座“蕃人墓”，估計是伊斯蘭教徒的墓地。（謝重光：《唐宋元時期的漳州海上絲綢之路史跡》，《大眾考古》2017年第3期）
理由是《八閩通志》引用宋代《漳州圖經》云：“唐嗣圣中，胡商康沒遮經此，將浴，投十錢，泉為漲溢，浴畢，泉復如故。”漳州的方志中也有記載，有古跡為普賢寺，“在城西廂，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建。南唐保大(943—957)中，有三佛齊國將軍李某以香貨詣本州，易錢營造普賢院，手書法堂梁上。元祐(1086—1094)間，僧善麟摹其墨跡以示人，無能知者”，（《(光緒)龍溪縣志》卷十一《古跡》）這說明五代至宋，漳州也是胡商、胡人往來之地，帶著香貨前來做生意的三佛齊國李將軍可能即是其中之一。
薌城區西郊院內村法真寺故址出土的四牙象石碑底座，背上馱的是一輪火焰般的法物，謝重光認為此極可能與古代波斯或中亞某些宗教的拜火習俗有關。也有學者認為此法真寺出土的四牙象石碑底座應是耆那教遺跡，理由是耆那教教主筏馱摩那出生之前，其母夢見四牙象的故事。（黃國華，謝偉中：《千年印度耆那教遺跡驚現漳州》，《海峽都市報》2006年6月1日）法真寺出土的四牙象石碑底座應是耆那教遺跡，漳州所存耆那教石雕是國內罕見的古跡。這些反映了漳州在海外貿易發展過程中，吸收和容納了不少海外文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