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絲文化與福建”百題·
（漳州卷）129.民國時期漳洲與南洋的聯系
中華民國建立后，廈門海關監督公署成立，原來漳州石碼、銅山等常關移廈門管理。1938年廈門淪陷，廈門海關遷往鼓浪嶼。9月，漳州石碼等改隸屬閩海關。時在廈門的英美洋行通過領事館使得日本當局準許漳碼交通船懸掛中立國旗幟到廈門交易，由廈門洋行的漳碼代理商通過關系請福建省政府準許貿易，由漳州駐軍師部管理，將糧食等以外的土產輸出，進口紡織品、煤油、日用品等洋貨。這一活動直至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戰爭而停止。1945年抗戰勝利后，漳州進出口由廈門轉口，漳州南部的漳浦、云霄、東山、詔安等進出口由汕頭轉口，也有的從卓岐等地乘帆船前往南洋貿易。
1915年，荷印中華商務總會顧問(詔安籍)林菘磐回國，到海澄縣考察嵩嶼，并提出了《福建開辟華僑新商埠議案》，提議吸引華僑資金，在嵩嶼建立一個新商埠。主要內容有：改嵩嶼為一新行政區，讓華僑合營新商埠；闡述規劃龍(溪)同(安)海(澄)交界至沿海一帶地方為福建華僑新商埠區域之理由；新商埠設立新行政區，設立民政廳及議會；籌集華僑新埠股資，應設華僑商業匯通銀行，并附有辦法條約；論福建新商埠華僑應有種種建設及辦法序次，附新商埠預算；閩僑對于經營福建新商埠應負有責任心，提出志愿書于政府。（福建省圖書館輯：《民國時期福建華僑史料匯編》第一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第27—64頁）次年，北京政府通過此方案。此后由于軍閥統治，都督李厚基搜刮民財，擴軍備戰，顯然是無意開辟嵩嶼新商埠。直到1930年，南京國民黨通過了嵩嶼開辟為商埠的提議，并陸續開展相關工作。
華僑倡導修建鐵路。1926年3月，南洋閩僑救鄉代表大會在廈門鼓浪嶼策進俱樂部召開，代表中有龍溪籍的菲律賓華僑楊忠懿、楊忠信，海澄籍林文慶，以及爪哇三寶壟華僑郭春秧的私人代表郭漢泉、傅維湘等漳州籍華僑。該會議討論通過了郭漢泉、黃奕住等提出修建漳廈鐵路和籌辦漳廈鐵路龍巖段，并在嵩嶼興建模范村等建議。會議決議成立鐵路委員會，郭漢泉、林文慶等人為委員。（福建省圖書館輯：《民國時期福建華僑史料匯編》第一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15頁）1933年，南洋僑界領袖李清泉認籌漳龍鐵路資金150萬元，不過此后因福建事變以及抗戰，此鐵路未建成。當時閩南華僑希望通過建設鐵路以及商貿港口達到救鄉目的，同時也能夠加強與南洋的貿易往來。
自晚清以來，漳州不少傳統出口商品數量波動較大，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漳州水仙花頭出口168。7萬粒，價值33124海關兩；宣統三年(1911)增加到386。7萬粒，價值45353海關兩；到了1919年水仙花頭出口僅350萬粒。漳州水仙花頭不少是經過香港轉銷海外，如近代，漳州龍溪縣南鄉新塘下庵陳振龍在香港開設的“宜春行”，專營水仙花頭，是漳州水仙花頭經香港銷往世界各地的中轉站。到了1934年龍溪縣銷往海外的水仙花頭僅237萬粒。（承光大主編，陳景濤副主編：《漳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志》，海風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頁）
煙草貿易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清代長泰縣的枋洋、林墩等地所產煙葉較為有名，在乾隆至嘉慶(1736—1820)年間，枋洋內枋的蔡仁山經營煙絲，銷售南洋而成巨富；道光(1821—1850)年間林墩埔尾人林蚌、寨內人林荷蘭加工的“鹿牌”煙絲，赤嶺的仁記、錦香等煙莊制成的“龍虎牌”煙絲，都銷往南洋等地，獲利頗豐。石碼的華山煙莊，是海澄人曾文替于光緒六年(1880)創設，所產的金絲煙，外銷南洋的雅加達、井里汶、三寶壟、泗水、直葛等地，直到抗戰時海運受阻而停止。萬山和記煙莊，是平和的周誦三于1912年創辦，采用機器加工煙絲，產品銷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年產量５萬多千克，抗戰爆發后亦即停止運銷海外。
清代漳州的茶葉也是通過九龍江北溪的浦南線運往廈門出口，其中安溪茶葉大部分也是通過漳州線路運送。據１８８０年廈門的海關貿易年報記載：“本口岸的茶葉大約是２１００００半箱，而安溪縣經由同安線路供應了大約２５０００半箱……所有其他的茶葉是浦南線路運來的。大約４４０００半箱是在浦南聚集的。它們大都來自漳州府的長泰縣。它的次一級市場是仙都和良村。”其他經由北溪運來的茶葉，大概是漳平縣城４３０００半箱、華葑４３０００半箱、新橋１５０００半箱、白沙１００００半箱、寧洋縣城２００００半箱。
清代漳州等地的烏龍茶在歐美和南洋都非常暢銷，但是晚清到民國初出口慢慢衰落，其原因可以在廈門的貿易報告中窺探一二：“對于烏龍茶雖然仍像以前那樣需求量是很大的，但當同類茶葉的栽培在臺灣北部發展起來，廈門烏龍茶便失去了在美國市場的支配地位。與肥力耗盡、管理粗劣的舊茶地相比，新的種植園出產的茶味道便更佳美，加工更完善……茶農們年復一年減少的收益更迫使他們進一步減少自己的付出。這樣一來，自然進一步降低了產品的質量，從而降低了茶葉的價值。由此產生了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利潤的減少使茶農無力顧及栽培的改進，而茶樹栽培的改進愈少，則質量愈差，茶葉價值也就愈來愈低。”同時還有高額稅率和交通不便帶來的高額運費，兩者費用合計“高達茶葉原價的３４％”。更致命的是日本茶葉幾乎支配了美國市場，“據說日本向美國進口的茶葉翻了近一番，同期內廈門的茶葉則下降５０％以上。據知，日本征收的茶葉出口稅不及中國之半”，但“當權者對此沒有作過任何的努力和考慮……大批勞力已轉移到臺灣北部。也有許多人加入了正在興起的前往爪哇和海峽殖民地的移民浪潮中“。（承光大主編，陳景濤副主編：《漳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志》，海風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176頁）漳州茶葉的傳統歐美市場進一步衰退。
不過，茶葉貿易唯一穩步上升的是華僑聚居的南洋各國。據統計，漳州各地茶莊除了一部分內銷外，主要是通過廈門口岸銷往南洋，“光緒中期約為12萬市斤，光緒末期約為18萬市斤，民初至抗戰前夕約20萬市斤”（承光大主編，陳景濤副主編：《漳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志》，海風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頁），主要是南洋華僑人口增多，以及他們對祖籍地所生產茶葉的嗜好。這種外銷勢頭的增長一直到抗戰爆發后才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