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絲文化與福建”百題·
（漳州卷）128.清代漳州對外貿易的衰退
漳州的海外貿易發展到隆慶元年(1567)月港開放之后逐漸達到高峰。如自明末1580年至1643年的64年內赴馬尼拉貿易的中國商船共1677艘，平均每年入港26.2艘。然而，明末清初延綿不斷的戰亂，使得漳州月港在興盛了幾十年后陷入了衰退境地。因漳州是鄭氏反清復明的重要基地，鄭氏軍隊和清軍的對峙戰爭持續了近40年。1644年后因鄭氏政權在漳州海澄、銅山等地與清廷作戰，漳州對外貿易無法正常開展。尤其是海澄公黃梧提出的“平賊五策”，其中包括長達20年的遷界令，清廷在包括漳州府所屬地域的沿海地區實行遷界政策，規定“凡有官員兵民違禁出界貿易，及蓋房居住、耕種用地者，不論官民，俱以通賊論處斬”（[清]李章等修：《光緒大清會典》卷七百七十六《刑部歷年事例》），這樣就切斷了漳州正常的商貿通道。
清初貿易受到限制，臺灣收復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閩海關始設于漳州，由福州將軍兼管。在漳州的銅山、石碼、云霄、詔安、舊鎮等口岸征稅，之后海關移到廈門，“廈門正口，在島美路頭，稱大館。面臨海，南通大擔，西達漳州，北至同安。房屋十余間，離衙署六里”（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廈門志》卷七《關賦略》，鷺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頁）。此時，眾多沿海商民出海貿易，出現了“望海謀生，十居五六”的現象。不過，清廷對于出洋貿易，還有苛刻之限定，康熙二十三年規定，出海商船限定在500石以下，“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只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雖然到了康熙四十二年，清廷又有所放寬限制，“商賈船許用雙桅，其梁頭不得過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頭者，不得過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頭者，不得過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頭者，不得過十四名”。（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廈門志》卷五《船政略》，鷺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頁）
明代，西方殖民者東來，時從海澄月港運往呂宋的陶瓷等物品繁多，如《東西洋考》記載：“獨澄之商舶，民間醵金發艅艎，與諸夷相貿易，以我之綺紈磁餌，易彼之象玳香椒。”清廷下令展界后，不少漳州商人運送各種商品前往馬尼拉進行貿易。據西班牙檔案記載，1686年從漳州出發，1月4日到達馬尼拉，運去大壺、大小喝茶用的細碗、粗碗、喝湯用的碗以及瓷瓶等，共計有58766個，其中粗碗有50300個，是此趟航運貨物的大宗；從漳州出發，1687年4月24日到達馬尼拉的帆船運去的貨物里面有普通瓷盤10000個、碗5000個、品質比較細的盤100個等，共計有15100個；同年從漳州出發于4月28日到達馬尼拉的帆船運來的大、中壺共1900個，普通瓷碗有6000個、盤3000個，總共有瓷器10900個，當年中國前往呂宋商船共有98艘，其中來自廈門有62艘，明確記載來自漳州的只有上述3艘。可見，復界之后閩南一帶外貿，從漳州諸港口直接前往呂宋的貿易船只縮減明顯。
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帝諭令：“凡商船照舊東洋貿易外，其南洋呂宋、噶啰吧等處，不許商船前往貿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水師各營巡查，違禁者嚴拿治罪。”乾隆時福建漳浦人蔡新曾指出：“康熙年間，南洋之禁不過謂各口岸多聚漢人，恐釀海賊之階，非惡南洋也。”這種南洋之禁，對于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生活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雍正二年(1724)，漳浦籍名臣藍鼎元也尖銳指出，南洋貿易使得“閩廣家給人足，游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南洋禁后，“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藝能之罔用，行者嘆致遠之無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維朽蠹于斷港荒岸之間”。（[清]藍鼎元撰，蔣炳釗、王鈿點校：《鹿洲全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
雍正五年，朝廷雖然解除了一部分限制，但福建總督高其倬曾上奏說：“漂洋船只出口之處，閩省者總歸廈門一處出口，粵省者總歸虎門一處出口，其別處口岸一概嚴禁。如有違禁，在別處放船者，即行查拿，照私越之例治罪。”（《福建總督高其倬等奏遵旨議禁出洋貿易人員留住外國事宜折》，《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頁）乾隆十九年(1754)，經福建巡撫陳宏謀奏請，清廷同意調整久居外洋民眾回籍的規定：
“久稽番地人等，果因貨物拖欠等事，以致逾限不歸，及本身已故，遺留妻妾子女愿歸本籍者，均準回籍。”（[清]慶桂等纂修：《清高宗實錄》卷四百六十三《乾隆十九年閏四月戊寅》，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12頁）
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二年間發生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輝(JamesFlint)率武裝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寧波等地貿易的事件。乾隆二十二年規定了西洋船貿易：“嗣后口岸定于廣東，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粵民生計，并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81頁)事實上，閩海關在“一口通商”的政策初期，并沒有受到很多限制，依然有不少來自呂宋和南洋的貿易商船出入廈門。直到乾隆五十二年后，閩海關關稅明顯下降，據海關記載，乾隆五十二年至嘉慶元年(1796)，閩海關關稅為306912.6兩，嘉慶二年至嘉慶十一年，閩海關關稅為205232兩。
這應該與限制海外貿易有關。
清廷海洋政策的反復將近一個世紀，最終使得漳州海商勢力大受打擊，加上清廷規定廈門為與鹿耳門港對渡的唯一正口，大量貨物云集廈門，自此漳州僅成其一腹地而已。自康熙年間，海關人員伙同督撫等地方官員進行勒索，“文武大員需索陋規日甚一日。如紅毛船一只，倘挾資百萬兩上下者，督、撫、提鎮衙門必索至五六千不等。而以下之文武員弁，又種種抑勒，此其所以風聞畏縮不前也”(《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二十一輯，第241頁)；官員不僅收受禮銀，且向海商購買洋貨，即使付款，“發價不過十分之二三”，致使這些海商受累，進而造成漳州外貿衰退。
正因為海洋政策搖擺和漳州傳統商路長期受到侵擾，漳州一部分商人轉而到其他地區發展，即使是康熙收復了臺灣之后，這里的商人也大不如之前頻繁出入月港或漳州九龍江口岸。他們一部分前往更加開闊的廈門，如“廈門準內地之船往南洋貿易。其地為……宿霧、蘇祿、東浦、安南、呂宋諸國。其出洋貨物則漳之絲、綢、紗、絹，永春窯之瓷器”等；(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廈門志》卷五《船政略》，鷺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頁)另一部分商人前往南方最大的口岸—廣州。18世紀30年代開始，廣州外貿市場迅速發展，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成為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廣州十三行首任行首潘振承雍正五年(1727)出洋，數年后入粵，1750年前后在廣州創辦了同文行；經營義成行的十三行行商葉上林祖籍福建漳州詔安，東裕行的謝嘉梧亦是漳州詔安人。
在沿海以貿易為生的漳州人，不僅生意受阻，更受缺糧之苦。對于康熙末年的朝廷禁南洋，漳浦籍士紳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認為福建的米糧不足，“南洋未禁之先，呂宋米時常至廈，番地出米最饒，原不仰食于中國”，呼吁朝廷“聽民貿易，以海外之有余補內地之不足，此豈容緩須臾哉”([清]藍鼎元撰，蔣炳釗、王鈿點校：《鹿洲全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6頁)。由于暹羅木材豐富，造船成本低，自乾隆九年，“買米造船運回者，源源接濟，較暹羅商人自來者尤便”，龍溪縣商人林捷亨、謝冬發等人呈請前往暹羅造船買米。針對漳泉沿海缺糧嚴重、不敷民食的現象，乾隆十六年(1751)閩浙總督喀兒吉善也奏請朝廷允許商民出南洋販運米糧，內地商民，自備資本，到暹羅等國，“運米回閩糶濟，數在二千石以內者，循例由督撫分別獎勵，如運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數分別生監、民人，奏請賞給職銜頂戴”。(林京志：《乾隆年間由泰國進口大米史料選》，《歷史檔案》1985年第3期)此亦得到朝廷的允許，“南洋回廈各商船入口帶運米石，奏請就廈糶賣，分散漳泉二郡，接濟民食”(《皇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三)。乾隆十一年(1746)，龍溪縣商民何景興運回1000石大米；乾隆二十二年，龍溪縣船戶鄭吳興運回米3900余石，海澄縣船戶黃順祥運回米5200余石。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地方督撫奏報稱：“龍溪縣船戶吳正色，運到米二千三百石，系殷商賴逢貴備資付托購回……又海澄縣船戶陳福順，運到米一千五百六十石，系殷商姚殿策備資付托購回，俱經按照時價陸續糶賣。” (林京志：《乾隆年間由泰國進口大米史料選》，《歷史檔案》1985年第3期)
因此，到18世紀中葉，漳州沿海相繼興起一批貿易的小港口，“素通番船，其賊多諳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寧人。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各海澳僻遠，賊之窩向，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焉”。(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四《藝文》)如龍溪、海澄、漳浦等港口經常和東南亞的荷屬印尼、暹羅等國家進行貿易，漳州海商在與西方人進行商貿交往過程中，敏銳地捕捉商機，不斷地將本地的茶葉、漳絨、漳綢、漳繡、漳紗、瓷器，尤其是克拉克瓷從港口運出，與海外商人進行交易，利潤驚人。當時，一些華人目睹了巴達維亞的商貿情形，從漳州等運來的物品大約有“飲食衣服器皿藥餌之所需”，如茶、漳煙、絲襪、絲綢、花緞、絲帶、紙料、瓷器、銅壺、川漆、龍眼、柿果、青果、面粉、人參、土茯諸藥材等類，“畢致之以市利”。([清]王大海撰著，姚楠等校注：《海島逸志》，香港學津書店1992年版，第175頁)這些物品吸引了西方人前來交易，如1868—1873年間，荷蘭人雷尼克。范比克3次前往印度尼西亞旅行，在此期間他購買了大量的漳州窯瓷器。另外一個荷蘭人范。德梅倫(1895—190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負責人)在其手記中談道：“在巴達維亞(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只要是工作之外的空余時間，我都會摸向古董地攤，在街頭巷尾向當地人打聽有關古玩的消息，或者直接進入店鋪，環顧四周，然后買下最有價值的一些瓷器。”（黃忠杰：《荷蘭普林西霍夫博物館藏漳州窯瓷器》，《紫禁城》2011年第4期）顯然，中國瓷器多由沿海運往東南亞，并吸引英荷等西歐商人。
在越南昆侖島發現的清代沉船中，發掘出水了“漳州窯系的青花瓷、罐、器蓋、碟、茶碗、盒等生活用具。紅色的方形鋪地磚、石雕的柱礎等建材也占據了中部幾個艙位，數量可觀”。（吳春明：《環中國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與船貨》，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頁）
近代因沿海通商口岸開放，不少漳州商人頻繁前往海外謀求發展。據詔安黃姓《紫云族譜》記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即有黃世鈕、黃世銅、黃世鑫、黃長河、黃長漢、黃長海等因本地生意蕭條，而相邀乘船到馬來亞沙撈越美里坡謀生；咸豐年間，漳浦馬坪鄉文店村戴文水從海澄港尾卓岐乘帆船出國，前往新加坡，在彼處從事小商販生意，此后發展成為巨富，并娶英國女人為妻；又有漳浦縣佛潭白石人楊士讓往暹羅波竭省，由小販遂變成為巨商。
19世紀中期的馬六甲、檳城等地航運基本由漳州人控制，主要是來自龍溪、海澄的邱、謝、林、楊等姓，1869年《檳城阿格斯報與廣告商報》登載的一份信息中記錄有81艘船，其中41艘為華人所有。在檳城，邱氏、謝氏、林氏三姓控制了大多數的船舶，邱心菊(KoohSimKeok)、謝昭盼(CeahChowPhan)經營的三桅帆船“阿德萊德”號從檳城運載錫、米、檳榔到中國，把沿海商品運到緬甸、檳城等東南亞地區。（[馬]黃裕端著，[馬]陳耀宗譯：《19世紀檳城華商五大姓的崛起與沒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頁）華僑帆船從中國運來貨物，主要以絲綢、瓷器、茶葉為主，再轉運歐洲；從中國運來的土糖、漁網、棉布(土布)、煙絲、金葉等物直抵緬甸，返回中國時又從緬甸裝載玉石、珍珠、象牙、棉花、紫梗(蟲膠)、蜂蠟、魚膠等物品。
近年來在漳州陸續發現有國外貨幣。2008年漳州市鐘法路工地出土了一批西班牙、墨西哥、美國等國銀幣，如西班牙“人像雙柱”銀幣，為1800年鑄造；墨西哥銀幣共發現35枚，其中新版的有1856年多叔那瓜版銀幣，1868年瓜達拉哈納版銀幣，1868年克臺克斯版銀幣，1868年丘利阿根版銀幣；而舊版墨西哥銀幣，又稱天平圖鷹洋，有1870年克臺克斯版銀幣，1870年墨西哥版銀幣，1871年多叔那瓜版銀幣；美國鷹洋，有1857年美國舊金山造幣廠印鑄的半美元銀幣，1874年美國卡森城造幣廠印鑄的美國貿易銀幣。此外，還有荷蘭、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銀幣。（阮永好：《鑫榮花苑二期工地銀元窖藏清理簡報》，《福建文博》2010年第3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開海禁，漳州民眾從海澄、漳浦、東山灣、詔安宮口等地方出洋經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光緒十九年(1893)，朝廷頒布法令：“除華僑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無問久暫，概許回國治生置業，其經商出洋亦聽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二十三，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904頁）
166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被迫從臺灣撤出后，荷蘭與中國的貿易大多依靠每年航行到荷屬東印度公司的中國帆船。不過這些貿易和人員來往，從近代荷印吧城的華人貿易來往漳州物品來看，相對明末已衰退不少，更多的是一些藥品等必需品。如1845年吧城楊甘露控楊本生欠藥材款一案，楊甘露稱“素常往辦藥材……系是廣東、漳州洋行裝配而來”，貿易貨物中還有“茶罐箱，并薄荷油”。（[荷]包樂史主編，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四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54頁）1880年廈門海關年報報告說，漳州府的長泰縣，經由浦南線路，向廈門運送來茶葉、煙絲和煙葉；南靖縣經過漳州線路，運來麻布袋、紙、腌制蘿卜等；龍溪縣也經由漳州和浦南線路等，向廈門運去糖、水仙花球莖以及少量產自漳州府的絲織品和絲線，以及“洋蔥、植物油、植物脂、銅線、銅器、荔枝干、真金箔、錫箔、煙葉、煙絲、爆竹、朱砂、紅丹、墨水、南京布和鐵器”；海澄縣則向廈門運桂圓干、人造金絲、煙葉、煙絲、紅丹、藥材、皮革、膠等，經過九龍江及九龍江外海灣匯集到廈門口岸出口。（承光大主編，陳景濤副主編：《漳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志》，海風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頁）
19世紀，英法等殖民國家為了開發東南亞，大肆在中國東南沿海搜索拐賣勞動力，如19世紀40年代法國投機商率先來廈門販賣苦力到布爾幫島。1852年廈門因拐賣勞工騷亂事件之后，華工貿易轉移到了汕頭。漳州的詔安、東山、云霄等縣華工大都從汕頭販賣出洋，薛福成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記載英屬西印度(馬來亞)的華工販賣出口每年有十余萬人，“由汕頭來者十居六七，由廈門來者十居二三”，而漳州南部的銅山、云霄、詔安等地人大都從汕頭販賣出洋。1876—1898年由汕頭出海前往南洋的華工約為151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