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籌餉：紅軍長征前的物質與金融基石
林南中
1932年，中央紅軍東路軍在漳州的籌餉行動取得顯著成效。在兩個月的時間內，紅軍不僅籌集了逾百萬銀元，還獲得了大量寶貴物資。這不僅有效緩解了贛州戰役后紅軍面臨的財政和物資緊張，還為中華蘇維埃銀行提供了重要的貨幣籌備金，為抗擊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和紅軍的長征奠定了堅實的軍事和經濟基礎。
一、漳州戰役：紅軍的戰略抉擇
1932年春，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東路軍，制定了攻打漳州的計劃。在汀州，毛澤東與東路軍領導層深入分析了閩西南地區的形勢，并決定在占領龍巖后，直接向漳州進軍。這一決策得到了周恩來和中革軍委的支持，紅軍東征漳州的行動由此展開。
1932年春，由毛澤東率領的紅軍第一、五軍團組成東路軍擬定攻打漳州的計劃，林彪任總指揮，聶榮臻為政委。4月19日紅軍突破張貞布防的十字嶺、風霜嶺陣地，順利攻下天寶、靖城，4月20日紅軍攻克漳州城，漳州是紅軍攻占長沙之后打下的第二個中心城市。隨后紅軍相繼攻克漳州所轄的海澄、漳浦、平和、長泰等縣。
紅四軍指戰員在漳州石碼合影
二、籌措物資：漳州的經濟貢獻
漳州，作為閩南的經濟中心，是一塊富饒之地，擁有發達的工商業和眾多僑商。紅軍東征漳州，旨在消滅國民黨第四十九師張貞部，同時解決中央蘇區的經濟困境，并為抗擊國民黨的“圍剿”做準備。
紅軍進漳后，迅速成立了籌款委員會，由羅榮桓負責?；I款活動主要通過沒收反動分子財產、征稅和募捐等方式進行。毛澤東特別強調保護民族資本家和華僑資本家的財產，采取捐助政策。從193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共籌得銀元100多萬，以及大量的糧食、食品、機器設備等緊缺物資。這些物資的籌集極大地解決了紅軍的經濟給養問題，提高了士氣。
漳州戰役后，紅軍秘密地將繳獲的武器、金銀和保障設備夜以繼日地運送到中央蘇區的長汀和瑞金。當時從漳州到南靖的水潮可通汽車和船運，從水潮到龍巖、長汀、瑞金需要人工搬運，當地老百姓通過肩挑手抬，把在漳州籌集到的物資運送到中央蘇區，運送工作持續一個多月，紅軍主力部隊才相繼撤回蘇區。
紅軍進漳州時毛主席居住過的校長樓（今設為紀念館）
民國報刊上關于紅軍漳州籌餉的報道
紅軍在漳州籌集到的物資和銀元運抵汀州后，中華蘇維埃銀行福建省分行在長汀舉辦了一次“金山銀山”展覽會，蘇區群眾紛紛前來觀看展覽，觀后許多百姓贊嘆道：“我們一輩子都沒有看過這樣多的金銀，蘇區銀行的資本真雄厚?！蓖ㄟ^這次展會，當地百姓對中華蘇維埃銀行印發的鈔票和公債更有信心了，從而也極大地促進了蘇維埃國家銀行貨幣和債券的發行以及金融業務的開展。
據當年廈門《江聲報》記載，1931年福建全省財政收入不足300萬光洋（銀元），江西全省財政收入不足60萬光洋，而閩西蘇區政府月開支還不足6000元。紅軍在漳州所籌得的100萬銀元相當于可以支撐蘇區政府14年的開支，這對當時中央蘇區艱難的財政收入是一筆巨大的貢獻，也為紅軍粉碎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和后來的長征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三、發行蘇幣，穩定蘇區金融市場
蘇維埃國家銀行利用在漳州采購的制鈔設備和物資，開始印制發行貨幣。新發行的紙幣設伍分、壹角、貳角、伍角、壹圓五種幣值，設計質樸、新穎，充分體現了紅色政權的時代特征及鮮明政治色彩。紙幣設計的各種要素較完整，且特別注明“憑票兌換銀幣”字樣，表明有充足的銀元做準備，可隨時兌換。此外幣面還設計了外文簽字等防偽暗記。蘇區財政部門規定一切交易和納稅均按蘇維埃幣計算，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禁止在蘇區流通。
蘇維埃國家銀行發行紙幣的同時，也在瑞金洋溪中央造幣廠鑄造銅幣和銀幣。銅幣設幣值壹分、伍分兩種，銀幣設貳角一種。此外還仿鑄了可在根據地流通的“袁大頭”“開國紀念幣”和墨西哥“鷹洋”等通用銀元，還專門在部分“袁大頭”及“鷹洋”幣上加蓋“蘇維?！被蛘摺肮ぁ弊值却劣洠允緟^別。
四、紅色金融的杰出功臣
紅軍在漳州期間，得到高捷成、王占春等一批革命青年的積極響應。他們在籌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紅軍的軍事及金融活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高捷成（1909—1943年），龍溪縣（今漳州城區）人，被稱為“紅軍會計制度的創始人”，“我黨金融事業的奠基者”。高捷成曾在廈門大學、上海中南銀行學習、工作。后回到漳州，在其宗叔開設的百川銀莊任出納，曾暗中抽取資金資助共產黨領導的閩南赤衛軍。1932年中國工農紅軍入漳時，高捷成毅然別離妻子加入紅軍隊伍，精通銀行業務的他迅速成為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財經骨干。
中國工農紅軍東路軍攻克漳州紀念碑
1934年10月，高捷成參加長征，隨中央紅軍到達陜北。隨后進入紅軍大學第一期學習，并首創紅軍會計工作制度。1939年冀南銀行成立，高捷成任第一任行長，主持了冀南貨幣的發行和流通，為我黨金融事業的創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于太行山反“掃蕩”戰斗中犧牲，后葬于邯鄲市晉冀魯豫烈士陵園。
1932年紅軍在漳州的籌餉行動，不僅為紅軍的長征及革命活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為共和國金融發展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5年第2期，作者為福建省錢幣學會理事、漳州市政協文史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