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里閃爍的簇簇星光
——福州臺江革命故事擷英
林思翔
臺江，“筑臺臨江”的福州市區繁華地塊，閩江在她身邊徐徐流淌，萬壽橋在她面前飛架雄踞。夜幕來臨，“推窗一看，就看見了那一輪將次圓滿的元宵前的皓月，流照在碎銀子似的閩江細浪的高頭（郁達夫《閩游滴瀝》）”。瀕臨閩江的中亭街、上下杭更成為老福州繁華鬧市的地理標志和豐厚歷史文化底蘊的代表性街區。通江達海，人文薈萃，商貿興旺，生機勃發。臺江于福州，如同外灘于上海，王府井于北京一樣，裝飾著福州的美，聚集著福州人氣，活脫脫一顆璀璨明珠鑲嵌在閩江之濱。
這么個美麗的市井鬧市，早為帝國主義所覬覦，鴉片戰爭后“五口通商”，這里成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開埠經商之地。此后，洋貨特別是日貨充斥市場，嚴重阻礙民族工商業和手工業發展，造成工人失業和經濟凋敝。臺江各界群眾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開展抵制日貨斗爭，并到處張貼反日的告示和傳單。
五四運動后，福州掀起了激烈的抵制日貨浪潮。日本帝國主義懷恨在心，猖狂反撲，制造了震驚中外的11·16屠殺市民、學生的“臺江慘案”。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爆發了全國人民反帝斗爭的大風暴。從191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全國各大中城市接二連三召開大規模群眾集會，以及罷市、罷課、罷工等活動，聲討日本帝國主義殘害福州人民的暴行，督促北京軍閥政府向日本政府進行交涉。留美學生及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和華工等20多萬人也就“臺江事件”通電各報和國內外，表示愿做福州人民的后盾。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駐華日本公使發出抗議照會，向日本政府進行交涉，迫使日本撤換駐閩領事，同時賠償了損失，給傷者發放撫恤金等，還撤走入侵福建的軍艦。中國人民取得了勝利，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26年4月初，中共福州地方委員會正式成立。有著光榮革命斗爭傳統的臺江人民，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斗爭。在茫茫長夜里，一簇簇耀眼的革命星火，在臺江大地閃爍，照亮革命道路，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做出了重要貢獻。這里僅擷取其中幾個真實的故事……
秘密革命據點雙虹小學
在臺江達江路茶園垱巷40號，我們找到了雙虹小學。它的前身是創建于清代的雙虹書院，是福州較早點燃革命火種的地方。校門口“雙虹書院”四個大字的橫幅石匾，仿佛在講述這座由清代書院發展起來的學校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926年冬，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的國民革命軍進軍福州。全市掀起一片迎接北伐軍，打倒軍閥，驅逐帝國主義勢力的革命熱潮。臺江后洲一帶的林亨元、鄭太初、阮寶清、林春欽、王仰前等人，發起并組織一個青年團體，取“以天下為己任”之義，定名為青年任社，公推林亨元為社長、林春欽為組織部長、鄭太初為宣傳部長。社員20多人，包括蔡訓忠、王書錦、王仰前、阮寶清等。他們積極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參加歡迎北伐軍入閩的游行和街頭宣傳活動。
不久，蔣介石反共清黨，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同志慘遭殺害，轟轟烈烈的民眾運動頓時消失，傾向進步的青年任社也被國民黨右派查封了。1928年8月，任社社員又聚集起來，在“雙虹書院”舊址辦起了“雙虹小學”，以辦學為掩護，探索真理，開展革命活動，林亨元為首任校長。他們實施新教育方針，掃除打罵學生的惡習，組織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學校領導骨干，政治上與國民黨劃清界限，在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中樹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在辦學活動間隙，林亨元、鄭太初先后到上海、北平上大學，接觸進步的閩籍青年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熏陶，思想不斷進步。學習結束回閩后，組織讀書會，堅持學習。1929年這里成為黨領導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的據點。遠東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會也設在這里。第三黨黨員（農工民主黨前身）吳仲禧還在這里宣傳政治主張，如恢復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進行社會變革等，并吸收黨員，擴大對抗國民黨的勢力。許多教職員、高年級學生都參加了反帝大同盟活動。地下黨員經常來校活動，大會小會都在雙虹小學召開。
1934年“福建事變”失敗后，一批骨干被迫離開福州，鄭太初留閩繼續辦學。不久憲兵四團入閩，派一個連開進雙虹小學，被鄭堅拒，引起沖突，連長捆打鄭太初，引起社會輿論譴責，憲兵連被迫撤走。
抗日戰爭時期，校長鄭太初去延安，卓如從日本回來繼任校長，他與林滔、陳一平等聯絡在閩的留日同學，以“留日同學會”名義做抗日工作。這個組織和王一平、林白、呂仲凱等組織的大眾社以及盧茅居（即盧懋榘）、張立、孫克驥等組織的《回聲》文藝社等群眾性抗日團體彼此常有聯系，且工作上配合，一兩周就在雙虹小學召開一次座談會，討論抗日救亡問題。座談會越開越大，連福建學院院長林仲易及章振乾、陳錫襄等上層民主人士有時也來參加。
1938年，新四軍福州辦事處設立后，根據組織安排，校長卓如打入抗敵后援會宣傳部工作，任《抗日旬刊》主編。中共黨員盧茅居、鄭挺、王一平、陳一平、鄭惠如來雙虹小學任教，以掩護黨的活動。黃扆禹此時在雙虹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雙虹小學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們常到街頭講演、演活報劇、唱抗日歌曲，并與萃文小學（校長呂仲愷）聯合舉辦漫畫游行，進行全民抗戰宣傳。雙虹小學還是外來過往革命同志的落腳點。省委派顧風來福州任市委青年部長，他也就住在學校。福州工委書記李鐵以及張文旭等同志也常出入或住宿學校。
在蔣介石發動全國內戰時期，雙虹小學仍是地下黨的一個據點。當年在學校開展地下工作的林亨元等同志由組織安排到外省工作。留閩的學校骨干蔡訓忠等同志與黨中央派來福州進行秘密工作的負責人謝筱迺同志接上了關系，在謝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并掩護謝及兩個報務員和電臺直至解放。
從大革命時期到福州解放，雙虹小學一直是革命者活動的秘密據點。這里的每一塊磚瓦都滲透著革命者的情感。
“革命者之家”何厝里
在臺江區學軍路，有一排老式的五間排房子，住著何氏人家，人稱何厝里。這座鬧市區中不起眼的普通民房，從1935年起直至福州解放一直是我黨地下工作者活動的一個秘密場所，被稱為“革命者之家”。
如今，雖然街道拓寬、舊房變樣，當年的革命者也多已作古，然而發生在這里的革命故事一直在口口相傳，人們忘不了在這里戰斗過的革命同志，忘不了這英雄的何厝里。
自1934年福州地下黨組織被叛徒出賣后，福州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就在這惡劣的環境里，一顆革命的火種在何厝里這排民房里點燃了。1935年何家長子何友恭（又名何思賢、何希齊）受上海“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社”委托回到福州，組織“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社福州分社”。
于是，一群追求進步的青年聚在這里，看進步書籍，談學習心得，講革命形勢，接受革命道理。在武漢大學讀書時就秘密參加馬列主義研究小組的何友恭，一直在宣傳共產黨的主張。
1936年3月，隨著抗日救亡斗爭在福州的發展擴大，“現代學術研究社”和福建學院附中、三山中學等進步學生的讀書會聯合成立了“福州大眾社”組織。其宗旨是“自我教育，教育別人，學習馬列”，社址就設在何厝里。“大眾社”除學習革命理論外，還注重通過社會調查探求救國道路。創辦工人、農民夜校，宣講時事，教唱救亡歌曲，揭露當時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本質。“大眾社”組織不斷擴大，從福州的中學擴展到鄰縣。
在此期間，“大眾社”組織一直在努力尋找共產黨組織，幾經周折，他們終于通過華南救國總會同志在香港與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取得了聯系。1936年10月，南方工作委員會派員回閩中，與閩中特委接上關系后，建立了中共福州工作委員會。中共福州工委同“大眾社”組織聯系后，在工委領導組織下，“大眾社”中心組通過了政治綱領，明確指出：“‘大眾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現階段斗爭目標是抗日救亡，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1937年2月，閩中特委被破壞后，福州工委活動也停止，隨后“大眾社”也遭破壞，中心組成員被迫轉移。但外地革命同志路過福州仍在何厝里接頭，并住在這里，這里仍是一個革命的秘密據點。
全面抗戰爆發后，何友恭、鄭震霆等人先后回到福州。由于“大眾社”已遭敵人破壞，經何友恭與王一平、葉克煥、盧懋榘、林楓、錢啟明等人商量后，成立了“戰友社”，并籌辦《戰友》周刊，“動員起廣大的民眾，來參加全面的抗戰，爭取最后的勝利”。他們自己湊錢買紙，自己印刷，堅持出刊23期。
1938年夏，福州黨組織恢復后，“戰友社”成員大部分加入黨組織，許多是在何厝里辦的入黨手續。當時王助、李鐵經常往來何家，盧懋榘、王一平、舒誠、林白等也常來何厝里。他們在何家開會，交換進步書籍，商討籌備武裝斗爭事宜，并決定派人到南嶼、南港等地，訓練武裝人員，籌集槍支彈藥，還建立了南嶼區委，發展了黨員。
1939年，福建國民黨頑固派準備派兵圍捕在南嶼一帶活動的革命同志。在這緊要時刻，中共福州工委在何厝里召開會議，研究對策，避免了損失。
1943年5月，林白同志從教導隊畢業后，因患肺病從新四軍輾轉回到福州。在當時國統區惡劣的環境里，他與黨組織聯系幾乎中斷，又沒有親人照護，病情日漸嚴重，一度處于昏迷狀態。鄭震寰和其妻何若蘭獲悉后，便將林白送進何厝里。何友恭母親林天弟和何家六嬸彭瑞珍端湯送藥，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林白。在她們如親人般的悉心照料下，林白終于恢復健康。在照料過程中，林白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不久何厝里何友禮、何友于、何孝銑、六嬸彭瑞珍，就在何家由林白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戰勝利后，何厝里成了地下省委和閩江工委的活動據點之一。這時黨的活動非常活躍，曾鏡冰、李鐵、莊征、楊蘭珍、蘇華、曾煥乾、陳世明、鮑良玉、王毅林、黃猷、陳學仕、鄭天眷、李繼藩等許多堅持地下斗爭的同志，經常在何家商談革命工作，何厝里成了革命者討論革命大事、發展新黨員和隱蔽革命同志的場所。地下油印的許多文件就是從這里誕生的。何厝里還與茶亭閩江工委的另一個革命據點——“真神堂”互相往來，彼此溝通信息。何厝里不僅是一個革命據點，還成了一個革命的“臨時倉庫”。地下黨同志從國民黨那里搞來一些物資和急救藥品，先藏于何厝里，而后再轉送游擊隊。
何厝里從1935年起，歷經抗日戰爭直到福州解放，十幾年如一日，一直是革命同志聚首議事的“革命者之家”。而何家人在這濃厚的革命氛圍中接受熏陶，逐漸認識革命道理，也一個一個地走上革命道路。何友恭的堂妹何友芬16歲就加入共產黨。她的堂兄何友信及表姐董必英、表妹陳美華也都參加革命工作，并先后入黨。何厝里兩代共有11人在戰爭年代加入共產黨，2人為革命獻出生命。何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之家。何家最早點燃革命火種的何友恭，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山大學教授、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校學報主編。20世紀90年代，當他的《希齊遺詩》出版時，著名作家秦牧在序中指出：“何希齊是我生平有數的幾位敬畏知友之一，可能和一般人揣度的不同，他并不是半生蟄伏書齋的人物，而是一位仆仆風塵的革命者。早歲曾經以一肩行李縱橫半個中國，干過許多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大事。他博學深思，又是個探索過中外古今許多學藝領域的英才……學養深厚的血性男兒，直抒胸臆，至情噴薄，自多珍貴之作。”這是對這位革命者的人格和詩作給予的高度評價。
何厝里星星火種，一代人崇高信仰與偉大品格，難能可貴！
地下交通聯絡站高家大院
臺江區義洲街道太平山后面有個小村莊，叫“山仔里”。來到這里，只見一座三合土外墻的古堡式高大建筑展現在面前。這座建于晚清、自成院落的豪宅，墻體斑駁，板壁灰暗，看得出是飽經滄桑的。但它的周圍卻地勢朗闊，清溪流水村前過，潺潺水聲不絕于耳。更有綠樹婆娑，濃蔭掩映，給宅院帶來清風與涼意。這座百年老宅就是“高家大院”。房東高文秀先生告訴我們，新中國成立前，這里是福州市區與林森縣邊界接合部，當年中共福建省委地下交通聯絡站就設在這里。
走進宅院，借著天井灑落的陽光，我們觀看了堂屋里展示的革命史跡展覽。電臺部件、油印刊物、革命啟蒙書籍以及文字圖片，為我們講述了20世紀30~40年代發生在這里的革命故事。
高家是個大家庭。老大高振云原本在市區潭尾街42號（離大院不遠）開錫箔行，是“同和”錫箔行老板，又是林森縣偽參議員。有錢有地位，在當時也是一個過得去的人物。可老二高振洋就不“安分”，1938年9月，還是福州三山中學高中學生的他，激于對日寇侵華的義憤，先后參加了省抗日后援會宣傳工作團和中華民族先鋒隊，在城鄉一帶演出活報劇，教唱抗日歌曲，開展抗日宣傳。后來，在共產黨員的幫助下，他瞞著大哥，前往崇安省委機關，負責電臺工作。
1944年，省委為貫徹中央華東局關于“掩蔽精干，積聚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及堅持武裝斗爭和白區斗爭相結合的原則，需要在福州設立地下交通聯絡站，加強與各地聯絡工作。于是就請高振洋寫信，并帶照片到福州“同和”錫箔行找高振云。高振云因受振洋早年進步思想影響，也同情和支持革命。于是省委便選擇潭尾街“同和”行作為地下交通聯絡據點，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后，正式確定為省委地下交通聯絡站。1946年上半年，發展了錫箔行工人宋子云、高振誠入黨。后由于對敵斗爭工作需要，又把聯絡站移至環境更為隱蔽的太平山高家大院，黨內同志習慣稱之“太平山聯絡站”。
聯絡站建立后，聯絡任務由蘇華直接部署，饒剛生負責聯絡，具體工作由宋子云、高振誠去組織辦理。不久，經過考察，吸收了高家的高振淙、高振波、高振樞入黨。1946年下半年成立了“太平山黨支部”，宋子云任書記。1947—1948年聯絡站送出一批黨員和青年上山參加武裝斗爭，只留下宋子云、高振淙兩人堅持工作。1949年夏省委派蘇華回榕，住在山仔里，幫助恢復了太平山支部工作，并陸續發展了12名黨員，這樣支部共有14位黨員，經省委同意，成立了城區分支部，由宋子云負責。
太平山交通聯絡站自1945年成立至福州解放，為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聯絡站最主要任務就是做好省委負責同志來往住宿、開會的安全掩護和接待工作。由于高振云頭頂“國民黨參議員”的帽子，通過他與偽鄉長的關系，為地下黨工作同志開路條、通行證及安排住宿不計其數。其中許多是閩浙贛黨委負責同志和各地黨委領導同志，如曾鏡冰、蘇華、左豐美、陳貴芳、王一平、王文波、張翼等。他們經聯絡站安排，有的住一二天，有的住幾個月。為安全起見，有的還輪流交換住處。期間蘇華、王一平來榕治病，都由聯絡站安排。1949年經組織營救出獄的李青、邱文平、廖懷玉同志也由聯絡站安排，分散居住在安全住處。為保證安全，聯絡站還在村頭樹上設立暗哨，如有陌生人進村，都設法查清來歷。由于這里地處市縣交界，果樹茂密，居民和睦，本村基本群眾又多是黨員和革命同志親屬，隱蔽性、安全性均較好，因此從未發生泄密事故。
為山上游擊隊提供和輸送人員、物資和情報也是一個重要任務。建站以來，太平山黨支部在1947年和1948年培養輸送了高振誠、高振樞、高振溪、高青、李青藻等10多位同志到閩北山上游擊隊。太平山支部黨員和積極分子還想方設法籌款，為地下黨活動提供經費購買電訊器材零件、藥品及槍支等物資，由宋子云派人送到山上，或由閩輪公司支部地下航線運送。為了營救獄中幾位同志，高振云還拿出一只金鐲，托人變賣后買通福州監獄署人員，使這些同志得以保釋。聯絡站人員還通過多種渠道搜集敵軍兵力部署、武器彈藥等情報，送往閩北游擊區。
掩護秘密電臺也是聯絡站的一個重要任務。1947年，省委在太平山架設電臺，利用高振洋留在家里的電臺零件和一部手搖發報機進行工作，由高振洋負責與華東聯系。1949年6月，省委派蘇華來福州，為十兵團解放福州收集情報。蘇華由南平乘地下航線快艇來到高家大院，到福州的當天晚上就出去尋訪地下黨員，布置收集情報。十兵團有10萬大軍入閩，吃飯問題至關重要。所以，搞到全省各縣糧食年收成情況和國民黨在福州周邊糧庫布置圖至關重要。令十兵團先遣隊沒想到的是，蘇華到福州第三天就將這些情報通過電臺送到先遣隊所在地建甌。當時用的是老式手搖發報機，聲音很大，發動時便將棉被緊緊捂住。發報時全村皆兵，小孩也爬到樹上放哨，一旦發現可疑人員馬上報告，電臺迅速轉移。發報完畢，天線立即收起，連同通訊器材設備都轉移到隔壁高振洋姐姐家的秘密墻洞里。
聯絡站還裝配收音機，每天晚上收聽新華社消息，作為刊印《消息報》內容，稱之“內收外報”。設立流動圖書室，組織讀書活動，辦小報、發傳單、貼布告，為迎接福州解放造輿論。
聯絡站的出色工作得到組織上充分肯定。福州解放時，省委負責人張鼎丞、曾鏡冰等同志來到河口里黃扆禹家召集地下黨員開會，太平山黨員參加了會議。張鼎丞鼓勵大家繼續努力，積極工作，為革命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最后我們再回到聯絡站所在的高家大院。解放戰爭時期，生活在這里的高家兩代子孫共有壯男16人，其中15人參加革命，沒有一個叛變。老大高振云雖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上山打游擊，但作為工商業主，曾經出資營救地下黨員，也受到人們的尊重。高家大院，這個住著上百號人、其樂融融的院落，也是一個傳承著紅色基因的革命家庭，如今它已被辟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革命烽火讓飽經滄桑的大院勃發生機，從這里傳送出去的紅色電波永不消逝，歷史將永遠銘記在這里戰斗過的革命者！（作者注：本文史實參閱了《臺江革命史》）
（本文原載于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省作協“走進八閩”文化采風系列之《走進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