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敏學晚年思親念友游故地
鐘兆云
一
在常人眼里，革命家戎馬倥傯，在血雨腥風中鍛就一身鐵膽鋼魄，四海為家，鄉土觀念淡泊了。其實，他們的心底也同樣流淌著一條長流不止的思鄉之河！因為故鄉珍藏著他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回憶，有著他們熟悉的鄉情、鄉俗和鄉音。更為重要的是，故鄉是指引他們踏上革命征程的起點。
當賀敏學重新踏上那條別夢依稀、神牽夢縈的歸鄉路之時，已是八旬高齡，完全是唐代詩人賀知章筆下“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的真實寫照，比毛澤東的“故園三十二年前”離別的時間還翻了近一倍。
賀敏學的妻子李立英是上海人，她和賀敏學在新四軍部隊結婚時，雖然公公婆婆均已仙逝多年，但一直想到丈夫的家鄉江西省永新縣去看看。戰爭年代沒條件，1949年后賀敏學又沒回江西工作，而且忙得不可開交，從南京忙到上海，忙到西北，忙得公而忘私。
1958年炮擊金門前，賀敏學受命到福建省擔任副省長。福建與江西毗鄰，李立英又主動提及回江西的事，但賀敏學說：“有些事，看了心里難過、傷心，過兩年再說吧。”李立英不知道什么事會讓丈夫看了難過，也就沒有吱聲。江西省主要領導邵式平和方志純曾先后寫過幾封信來，邀請賀敏學回江西家鄉看看，并表示要派專車來接。他們中，一個是賀敏學尊敬的老大哥，一個是與毛賀兩家有著特殊關系的朱旦華的丈夫，但賀敏學就是沒有答應。李立英不解地問：“江西有什么地方對不起你了？人家請你，派專車接你，你也不去？”賀敏學也沒有作過多的解釋，只是說：“過兩年再說，等群眾生活過得好些，再回去不是更好嗎？省得一回家老百姓就哭窮。”這一過就不是兩年，到后來林彪走上重要領導崗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沒有賀家一份功，想到當年被誤殺的結拜兄弟袁文才和王佐這對“井岡雙雄”，曾被毛澤東當面稱為“上井岡第一”的賀敏學，心有千千結。而后“十年浩劫”，賀敏學既不想回去，也不便回去了。
1984年4月，賀敏學胞妹賀子珍去世后，他赴上海龍華殯儀館送別。生命規律的神秘莫測，使他決定趁身體尚好之際，完成回鄉夙愿。恰逢永新同鄉、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等人相邀，他便上路了。除妻子外，女兒女婿連同外甥都去。他行前規定：“到江西后，不許聲張，一切行動聽指揮。”他事先置辦了一些送給鄉親的見面禮，考慮到永新人因為缺碘而易得大脖子病，還特地買了幾十斤含碘高的海帶。
二
賀敏學率家人坐火車到南昌后，江西省委派了一部小中巴，方便他們沿途參觀，并到老家永新縣和井岡山。賀敏學雖然行事低調，但他回江西的消息還是不脛而走，一路都有革命老人和黨史、文博部門的人及記者跟隨、求見，或采訪，或取證。賀敏學不厭其煩地講解，同時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們：“了解事情要全面，不要斷章取義，只取中間一段，事情總是有前因后果的，有時還十分曲折。”
吉安是賀敏學曾經戰斗過的地方，也是妹妹賀怡的墳塋之處。賀敏學率家人在吉安地委書記李立的陪同下，專門到賀怡墓地祭奠。賀敏學在妹妹墓前站立良久，一任熱淚潸潸而下，李立英和親人們跟著哭了，陪同人員也都淚流滿面。從吉安到贛州后，賀敏學給父親賀煥文掃了墓。讓他欣慰的是，早在1955年，父親就被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后來又為他遷葬黃土坡。這里墓地寬敞，景色秀麗，墓門立橫匾石碑，上刻“革命先烈”四個大字。
井岡山是賀敏學必去之地。此時的茨坪，已成為井岡山政治、經濟、文化和旅游接待中心，各式新型建筑依山就勢，高低錯落，掩映在湖光山色、綠樹花叢中，儼然一座風景秀麗、環境優雅的高山旅游城。位于茨坪中心大道北側小山崗上的革命烈士紀念塔，和塔前的紅軍烈士墓渾然一體，莊嚴肅穆，四周松柏常青，更顯英魂。看到絡繹不絕的瞻仰者，賀敏學感慨有加：“這才是對英烈們的紀念呀！”
參觀完茨坪革命舊址群，賀敏學帶著全家人又來到朱德1962年親筆題寫館名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他認真觀看博物館內的件件文物、張張照片，以及陳列的圖表、模型，對工作人員說：“博物館是研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事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課堂，一定要利用好。”
隨著公路的修通，黃洋界天險已不復存在，可她的雄、秀、幽、奇卻永遠地和中國革命史聯在一起。雄風浩蕩，站在黃洋界保衛戰紀念碑前，舉眸眼前像火一般燃遍滿山遍野的映山紅，人們的詩情畫意油然而生。賀敏學講述了當年自己和幾位戰友扛炮上黃洋界，打退圍攻之敵的往事，并情不自禁地吟哦起毛澤東那首膾炙人口的詞句：“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逍遁。”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執著，對毛澤東的感情，賀敏學有著比花崗巖更堅固的信念。
畫家筆下的當年黃洋界的大戰
賀敏學驚喜地看到，當年井岡山前敵委員會及軍械處、公賣處、紅軍被服廠、教導隊、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和紅四軍軍部等舊址，保存如故，且已按原貌修復一新。毛澤東的舊居陳列著毛澤東和朱德當年用過的床、草席、桌凳、竹筒鐵盞青油燈、馬燈、地圖、圓形大硯臺和毛筆、籮筐、扁擔等物品。當年紅軍將士吃過的紅米、南瓜、秋茄子也陳列在堂屋里。在大井毛澤東故居，仰望挺拔茂盛、生機盎然的海羅杉和鑿樹，賀敏學深深地為它們在血腥風雨年代有著旺盛的生命力而思緒萬千。他一邊參觀，一邊聽講解，不時還對講解中出現的錯誤作出更正。他的記性很好，許多事情都說得準確無誤，連搞檔案的人都為之佩服。對一些舊居舊址，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幫助修正，以接近原貌。
井岡赤子賀敏學在闊別半個多世紀后再回來，井岡山紀念館和黨史部門哪能放過！賀敏學也確實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當時“左”的束縛尚未滌蕩清除，賀敏學為此還語重心長叮囑他們：“回顧歷史，要實事求是，不能拋開當時的情況。”
賀敏學回井岡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似的傳遍了茨坪和大小五井。他每到一地，總少不了和鄉親們圍著方桌坐下，聊家常，詢問生活和生產情況，鼓勵他們除了發展糧食生產外，還要注意發展手工業生產。他指出，井岡山到處是毛竹，遍地是箬葉，可以組織起來，多編些雨帽和竹器賣出去。
賀敏學深切懷念已作古半個世紀的袁文才和王佐。“文革”期間，他撫養的一位烈士之子曾到井岡山串聯，回福州后，賀敏學問他看到和聽到了什么。得知人人稱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他憤然有聲，說：“他們不是土匪，曾經當過綠林好漢，后來在我們影響下加入了共產黨，沒有他們，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如今身在井岡，他焉能不思及念及當年威震八方的“井岡雙雄”呢。他不勝感慨地對李立英說：“1930年2月24日晨，袁文才和王佐同時被錯殺，倒也應了1926年他們在寧岡茅坪磕頭結拜時的盟誓：‘既是同年生，亦愿同時死。’”
賀敏學專門看望了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贈送了禮物。謝梅香住在茅坪，年紀雖大，身體還好，穿著也清楚。她握著丈夫當年的中學同學之手，用客家話說：“當年你和選三（袁文才小名）好，可選三死得冤啊，毛主席給他平了反，這些年黨和政府對我們家也有照顧，感謝共產黨啊！”她告訴賀敏學，1965年5月，也是井岡杜鵑紅時，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在賓館特地接見了她和王佐的妻子，一見面便緊緊地握住兩位老人的手，一如當年那般親切地稱呼她們“袁嫂子”“王嫂子”，親切慰問，并一起合影。
賀敏學情動于衷地說：“選三大哥為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做出了貢獻，我們要永遠感謝他，同時，也感謝你相信共產黨。”當著謝梅香的面，賀敏學不能多說袁文才，他后來對李立英說：“我怕一講開，要掉眼淚。”
謝梅香談興很濃，回憶了當年井岡山斗爭的許多細節，唱了客家山歌，特別說到了賀子珍：“我和子珍感情好，子珍沒結婚時我們經常睡一張床呢。”
賀敏學與謝梅香相坐甚久，既緬懷作古半個世紀的同學袁文才，又撫慰他的未亡人。
賀敏學攜家回到永新故里，還真應了古詩“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情境。不過這也好，省得興師動眾。
老家黃竹嶺處在深山密林中，交通不便。這個原本無名的村落因為“鬧紅”，因為賀敏學親自在村里建立了永新縣東南特區，使得在土地革命期間備受國民黨“青睞”，先后多次整連整營地翻過一座座山頭到此，一遍遍荼毒蹂躪這塊土地。賀敏學的叔伯兄弟和革命群眾50多人就這樣慘遭殺害。
1949年后，黃竹嶺的鄉親找到賀敏學，要求他給有關領導打招呼，對這個為革命做出過慘重犧牲和重大貢獻的村莊，在招工、提干、撥款、救濟等方面給予關照。賀敏學卻說：“黃竹嶺的建設縣里會按照情況進行計劃安排，至于招工、提干等方面，我沒有這個特權，一切由當地組織考察、任用。”由是這般，這個山村自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沒有一個是憑他的關系“奔出去”的。
黃竹嶺今貌
賀敏學的清正廉潔，曾招致非議和不解，有人甚至還挖苦說：“你們黃竹嶺出了‘三賀’（指賀敏學、賀子珍、賀怡兄妹）這樣的大人物，卻還是這個窮樣子!”其實，對家鄉建設，賀敏學并非是置之不理。當得知黃竹嶺解放多年還是羊腸小道，孩子們上學要走五六公里山路，沒有電燈、電話、廣播，遇上天旱群眾兩眼望天的情況后，他十分心痛，幾次寫信給當地干部，還對前來找他的家鄉來人說，一要爭取政府支持，二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依靠大家的力量和智慧，是可以把家鄉建設好的。他還拿出自己有限的積蓄支援村里建設。賀敏學給黃竹嶺帶來的“實惠”并不多，卻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為世人樹立了革命者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大公無私的崇高形象。
闊別多年再回黃竹嶺，賀家宅基已經找不到了，鄉親們把這里改作了稻田，只有那田埂上殘存的兩堵矮矮的土墻，訴說當年的悲壯一頁。讓賀敏學感慨的，除了這兩堵殘垣，還有田壟邊劫后余生的柏樹和杉樹，當年它們屹立在祖家門前，曾給他們兄妹帶來歡樂和清涼。
賀敏學夫婦沿著田埂，和百姓一一握手，噓寒問暖，分贈禮品，并和鄉親一起合影。看到黃竹嶺原先那條羊腸小道已鋪成了公路，村里建成了小學，電燈亮了，廣播通了，他深感高興。但比起很多地方來，家鄉還是落后貧窮的。面對現狀，他說：“解放了這么多年，老百姓還沒過上幸福理想的生活，我們共產黨人有愧呀！”他同時也寬慰鄉親們：“我們不能被困難打倒，現在國家搞經濟建設了，搞改革開放了，大家要像當年革命那樣，拿出熱情和勇氣來，只要努力，幸福的生活總會到來。以前我離開家鄉時，黃竹嶺的竹子有碗那般粗大，你們現在把竹頭都砍了，只砍不種，這怎么行？”
依依辭別黃竹嶺，賀敏學帶一家人直奔永新縣城。
走上城南那條窄窄的石子路——南街，來到一座三間門面寬的兩層建筑前，賀敏學眼前一亮，這就是從黃竹嶺搬到縣城后的家，三兄妹鬧革命的源頭所在，父母還在這里開設了“海天春”茶館。他記得，南街是條熱熱鬧鬧的商業街道，從早到晚人流不斷，他們家的茶館也是終日熙熙攘攘。他還記得，這里擺著十幾張八仙桌，母親溫吐秀提著一把銅壺，笑盈盈地為茶客們添茶續水，父親賀煥文經管著賬目，旁邊是一個寬大的灶臺，終日爐火通紅，上面放著多把茶壺。
掀開回憶之窗，賀敏學告訴親人們：“賀家的生活當年比較寬裕，家中有田地，城里有店鋪，吃穿不用愁，但三兄妹卻還是選擇了革命道路，為此不惜背井離鄉、家破人亡，家族中有20多人慘遭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在一些人看來是‘自討苦吃’，但我們的流血犧牲，是為了讓天下百姓能過上幸福的生活。”
舟車勞頓，回鄉行程前后有半個多月。一路上，賀敏學所思所想所憶，對隨行的親人觸動頗大。小女婿見他對革命斗爭史是那么的熟悉，問他為何不寫個回憶錄。賀敏學道：“歷史，歷史，人死后才寫的。”
三
晚年的賀敏學，最想故地重游的地方，除了江西老家，便是西北。他在建工部西安管理總局領導崗位4年多，為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作出過重要貢獻，那里有許多尊敬他也讓他耿耿難忘的部屬。他還想到革命圣地延安看看，尋找一些精神上值得慰藉的東西，也給魂歸此處的母親掃墓。
一年多后的西北行，妻子李立英因為腿腳不方便沒有跟去。倒是老戰友、時任福建省政協主席的伍洪祥及其妻尹峰，欣然做伴，也想著在結婚地延安舊地重游。福建省政協副主席袁改得知，也加入隊伍，順便回陜西看看。
賀敏學（左四）參加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時在天安門前留影
賀敏學對母親懷著深切的感情，曾數次哭母。母親在延安去世后，賀子珍人在蘇聯，還是毛澤東出資請人下葬的，后來延安遭胡宗南部隊轟炸，母親的骨灰和墓址下落不明。解放初期賀敏學在西安工作，原本有條件到延安尋找母親的骨灰和墓址下落，但諸事纏身，也不想為此驚動有關部門，直到1958年受命調離西安前夕，才囑秘書孫海林代他到延安尋找。孫海林冒雨到延安，但原先墓地的地形地貌都已改變，無從尋找，只好拍了許多照片回來。
后來，陜西方面派人來福建慰問老同志，得知賀敏學的家事，主動表示要設法尋找。找了一年多，回話說不好找，但在原中央醫院后面為賀母立了碑，上寫賀敏學、賀子珍敬立。賀敏學的心也就安定下來。
賀敏學到延安后，在老戰友伍洪祥、尹峰夫婦及張廣敏等人陪同下，直奔母親墓地，獻上鮮花，口中呢喃。這是他第一次來延安為母親掃墓，他知道，也會是最后一次。
到西安后，賀敏學輕車熟路找到了西管總局，現在成了陜西省建筑工程總公司的辦公樓。得知老局長賀敏學回來，在西安的舊部奔走相告，紛紛前來看望。賀敏學笑容可掬地叫著部屬們的名字，和他們一一握手，關切地詢問誰誰沒有來，一定要把他的問候帶到。大家簇擁著老首長，在原西管總局大門口合影留念。
要宴請的部門和部屬很多，但賀敏學幾乎都謝絕了，只和部屬們聚了兩餐。大家無拘無束地話離別、訴衷腸，相互鼓勵要為國家建設再奮斗幾年。會面和聚餐氣氛融洽，人人心情愉快。
賀敏學回閩時，老同志們都依依不舍，成群結隊自發前來送行，不少人還流了熱淚。那份情景，讓年輕干部畢生難忘。他們從賀敏學的身上，看到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風范，學到了為人做事的準則。
四
1988年春節，賀敏學抱病參加了福建省委在梅峰賓館召開的團拜會。3月6日，政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第十七次會議，賀敏學因病重未能出席，還專門交代家人要替他請假，并表示，我已不能工作，把名額讓給別人。
賀敏學生病后，妹妹賀怡的孩子們一個個趕到福州探望舅父。在他們的心目中，媽媽死后，舅舅就是世界上最親最好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賀敏學在上海，和賀子珍一起撫養妹妹賀怡的孩子。他對妹妹的孩子視同己出，既充滿慈愛，又十分嚴格，諄諄教育孩子們：第一，不要打父輩的牌子，在別人面前，不要講自己是什么人的孩子，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吃苦耐勞；第二，我們賀家都是革命軍人、革命干部，缺的是專家教授，現在國家需要建設，需要知識分子，你們要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這些話，對孩子們確立畢生的志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賀怡的一個兒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后，要舅舅、姨媽帶他去見毛澤東。賀子珍開口便罵：“傻孩子，你讀你的書，管什么事呢！你一個小蘿卜頭，不被江青害死，才怪呢！”賀敏學也對他和其他孩子說：“你姓賀，不姓毛，你們不比嬌嬌（李敏），她是主席的親生女兒呢！”賀敏學、賀子珍千方百計要為妹妹和毛澤覃保留香火。道理講清后，孩子們也就釋然了，以后在填寫各種登記表時，都把這層關系隱去，盡量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身世。
1956年，賀怡的長子賀麓誠大學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留蘇研究生，組織上連衣服、皮箱都給他買好了，派他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俄語。一年之后因中蘇關系變化而未能出國讀書，他對此頗有情緒。賀敏學專門找他談了大半天話，做通了他的工作，他很樂意地接受了國家的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研究院）。正如舅舅賀敏學教誨的那樣，“父輩是父輩，你是你，不該去沾這個光”。他在北京從未以自己的身份，去找過毛澤東，一直默默地奮戰在國防科研戰線，用智慧和汗水為中國航天事業做出了出色成績。這次得知舅舅病重，他特地從北京趕來，談起了去年的井岡山之旅——看到了姨媽賀子珍的塑像，看了舅舅在井岡山的革命史料展覽。他靜靜地聽著，當外甥談到袁文才、王佐時，躺在床上的他忽然舉起了雙拳，說：“袁文才很相信我，聽我的，所以我和袁文才在一起。王佐會武打，我從小學過武打，他打不過我。”
談到賀家一門中有數十位親人為革命獻身，賀敏學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對外甥說：“你們好好地為國家做貢獻，加強學習，鉆研業務，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們工作有成績，為死去的親人爭氣，我就死而瞑目了！”
在最后的歲月里，賀敏學依然關心著國計民生，經常詢問外邊的情況。移住福州鼓山療養院后，他還接受了南京軍區《陳毅傳》創作組的采訪。逝世前一個月，又接受了上海《建工報》記者的采訪，談了解放初期上海的建設情況。上海《建工報》記者代表上海建筑界，向這位“開創上海建筑業的元老”贈送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字軸，表達上海建筑工人對他的深切思念和問候。
1988年4月26日，這匹長年為革命伏櫪的老驥，安詳地閉上了眼睛，享年84歲。福建省委把賀敏學的悼詞電傳給中央組織部，中組部根據胡耀邦總書記的指示，特地加了“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個稱謂，并給予追授正部級待遇。
1988年5月8日上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西湖賓館禮堂為賀敏學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禮堂前廳的正面屏風上寫著“無產階級革命家賀敏學同志永垂不朽”。兩邊墻上掛著眾多挽聯。其中，開國上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的挽聯最是引人注目，其云：“上井岡赴疆場初顯英雄本色，逢浩劫處逆境更見烈士高風。”在華東野戰軍、福建省兩度共事的伍祥洪對賀敏學相知甚深，他的挽聯也寫得情真意切：“井岡擎紅旗，緊跟朱毛行，獻身為主義，不圖功祿名；革命六十載，堅貞貫一生，典范鼓來者，競赴新長征。”賀敏學在新四軍的老戰友、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著名書畫大師賴少其的挽聯是：“論英雄數公為上，為革命至死方休。”
追悼會上，福建省文史館館長、著名劇作家陳虹聲音哽咽地說：“賀老啊，你現在有‘家’可歸了！”此語一出，立即引發一群舊部的感慨，大家都是熱淚盈眶。雖然賀敏學在生前受過許多委屈，屢遭坎坷磨難，并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但在他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倦奮斗一個甲子之后，蓋棺論定，黨中央終于對他作出了客觀而公正的評價。陳虹回到家里，含淚揮毫作就《哭賀公》一詩。
賀敏學作為大革命時期的永新縣委書記，毛澤東曾贊譽他有“三個第一”（武裝暴動第一、上井岡第一、渡長江第一），1949年后行政級別只有8級，一輩子沒提，直到逝世后才定作正部級待遇。這個“正部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可以看作是組織上對他過去不公待遇的一種補償。組織上還提高了賀敏學妻子、福建省物資廳副廳級離休干部李立英的待遇。當福建省委秘書長向李立英傳達享受賀敏學生前待遇（司機、炊事員、保姆三大員不動）的中央決定時，李立英卻說，這是組織上對賀老的關照，現在賀老不在了，我不應再享受這樣的榮譽和待遇。最后，她只同意保留炊事員。
賀敏學生前7次負傷，腰部有顆子彈一輩子也沒取出。遺體火化后也未能找著，估計是和他的身體一同熔化了。他的遺物清理很簡單，除了兩套咔嘰布外套及內衣褲外，存款不足千元。
1989年4月26日，賀敏學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的骨灰在妻子李立英等親屬護送下，安放在肅穆、莊嚴、雄偉的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這位井岡山的兒子，為著心中的理想，離開故土，離別鄉親，南征北戰，英勇奮斗60載，今天化作一縷青煙回來了，化成一抷泥土回來了！巍巍井岡張開雙臂，把兒子擁在寬厚、堅實的懷中，清清山泉是他流出的激動的淚水。
開國上將、原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情動于懷地拿起了手中的筆，向世人敘說：“敏學同志自井岡山參加革命以來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為黨的事業奮斗了一生，始終懷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心，始終保持著共產黨員的優良品德，不愧為一位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的好黨員、好干部。”
（原載于《炎黃縱橫》雜志2024年第3期，作者為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副主任、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