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jīng)典導讀】
《通典》
《通典》是我國第一部論述歷代典章制度的專史。紀事上起遠古，下至唐玄宗天寶末年。該書自成系統(tǒng)，分門別類，銳意創(chuàng)新，貴乎會通，取材博洽，史料珍貴，評論注釋，獨具匠心，史識高遠，論斷精審，是研究唐中期以前各代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典章制度不可缺少的參考書。該書為我國古代史書的編纂開辟了新的途徑，從此確立了我國史籍中的“政書”體，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著。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他出生于名門望族，恰逢開元盛世，在安定、富庶的環(huán)境中長大，并受到良好的教育。天寶十一載（752），年僅18歲的杜佑，以“父蔭”入仕，開始了他長達60年的官宦生涯。他從濟南郡參軍、郯縣縣丞等地方小官員起步，經(jīng)過入韋元甫幕效力等政治活動，逐漸成長為封疆大吏，節(jié)度嶺南、淮南諸鎮(zhèn)。
貞元十九年（803），杜佑以六十九歲高齡入相，歷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元和七年(812)六月，他因病上奏，請求致仕。朝廷允準，并贊譽他“宣力濟時，為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是年十一月，病卒，享年七十八歲。冊贈太傅，謚安簡。
杜佑22歲時，即天寶十五年（756），安史之亂爆發(fā)。自此，唐王朝由極盛急劇走向衰落。天寶亂后，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的慘況，無疑與開元、天寶前期的盛世形成鮮明的對比，年輕的杜佑，應該有著切身的體會。該如何從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來挽救岌岌可危的唐王朝？杜佑一邊兢兢業(yè)業(yè)從事政治活動，同時以政治家的眼光，矚目于歷代典章制度，“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即試圖通過纂著史學著作來總結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作為唐王朝施政的鑒戒，為鞏固封建統(tǒng)治服務。
上元三年（762）前后，杜佑開始準備修撰《通典》，至大歷五六年（770-771），前后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完成全書初稿。此后，又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對書稿進行修改。顯然，杜佑從地方官吏官至宰相，期間又曾歷任青苗使、江淮水陸轉運使、戶部侍郎判度支、鹽鐵使等財政職務，對唐代經(jīng)濟、政治、刑法、軍事之典章制度沿革，不少為親身見聞，這為《通典》撰寫及提高有莫大的幫助。貞元十七年（801），將《通典》進獻于朝廷，至此長達30多年以上的編纂始告結束。德宗見到《通典》后，“優(yōu)詔嘉之，命藏書府”。
《通典》一書，采錄包括五經(jīng)群史以及漢魏六朝的文集，奏疏中關于典章制度的材料，以及《大唐開元禮》在內的200多種書籍，以事類為中心，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九個門類（亦有將“兵”、“刑”合為一門，則止八門），各門類下依事項分若干子目，按“總敘”、典章制度沿革、歷代有關議論次序，將上起遠古，下至唐玄宗天寶末年，實際上紀事最遲為德宗貞元十三年（797），以朝代先后編次，總成200卷，凡150多萬字。
《食貨》十二卷，分為：“田制、水利田、屯田、鄉(xiāng)黨（土斷版籍并附）、賦稅、歷代盛衰戶口、丁中、錢幣、漕運、鹽鐵、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準（均輸附）、輕重（平糴常平義倉附）”等16目，載及歷代土地、人口、財政制度及其沿革情況。
《選舉》六卷，分為：“歷代制、考績、雜議論”等3目，述記歷代選舉制度、考績制度及時人的有關議論。
《職官》二十二卷，分為：“官數(shù)、官品、設官沿革、封爵、三公、宰相、三老五更、祿秩”等8目，敘述歷代官制的源流沿革變化、官數(shù)、職責、俸祿、品秩等制度情況。
《禮》一百卷，分為：“歷代沿革禮、大唐開元禮”等2目，記載歷代及唐代禮法制度的發(fā)展演變情況。其中卷四十一至一○五，為歷代禮典，按照“吉、嘉、賓、軍、兇”五禮的次第，考察歷代禮制沿革，記述歷代禮儀制度的主要內容及其源流沿革。卷一○六至一四○，收入開元禮的內容，為簡編，亦按五禮順序編排，是唐代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行用的禮儀制度的匯集反映。
《樂》七卷，分為：“歷代沿革、十二律、五聲八音名義、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五聲十二律相生法、歷代制造、權量 、八音 、樂懸、歌、雜歌曲、舞、雜舞曲、清樂、坐立部伎、四方樂、散樂、前代雜樂、郊廟宮懸備舞議”等44目，敘述歷代祭祀、典禮、征行、飲宴等場合行用之樂舞儀式、制度的源流沿革與內容。
《兵》十五卷，分為：“兵序、敘兵、收眾、法制、料敵制勝、間諜、撫士、示弱、佯敗引退取之、避銳、以逸待勞、行軍下營審擇其地、攻其必救、按地形知勝負、圍敵勿周、因機設權、敵無固志可取之”等137目，主要以選編《孫子兵法》和唐初《李靖兵法》為主，敘述唐代仍應用于世的兵法和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思想。
《刑法》八卷，分為：“刑制、雜議、肉刑議、詳讞、決斷、考訊、守正、赦宥、禁屠殺贖生、寬恕、囚系、舞紊、峻酷、開元格”等14目，記述歷代刑制、審判、囚禁等刑法制度的制作情況及重要的時人議論。
《州郡》十四卷，分為：“州郡序、古雍州、古梁州、古荊河州、古冀州、古兗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揚州、古荊州、古南越”等11目，主要從行政地理的角度，記述歷代地方行政制度變化、州府郡縣設置源流沿革等方面的情況。
《邊防》十六卷，分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4目，主要記述與邊防、中外交通有關的周邊少數(shù)民族和國家的地理、人口、文化、風土人情等情況。
《通典》一書，銳意創(chuàng)新，貴乎會通。將“食貨”置于首位的結構安排，打破了正史書志以“禮”居前的先例，不僅體現(xiàn)了杜佑富國安民的治國思想，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其會通古今的方法，把分散在歷代各正史書志中有關制度內容的材料集中起來，按照以類相從的形式按時間之先后重新予以恰當?shù)慕M合，釐清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脈絡，開創(chuàng)了典志體通史的體例。它不僅打破了以往正史書志記載典章制度的做法，克服了斷代史僅記各朝各代典章制度的局限性，而且為后世的史籍編纂開辟了一條新途徑。其后相繼出現(xiàn)了宋鄭樵《通志》，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清乾隆館臣修《續(xù)通典》《續(xù)通志》《續(xù)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通考》，以及清末民國劉錦藻《清朝續(xù)文獻通考》等所謂“三通”“九通”“十通”之作，形成了陣容強大、網(wǎng)羅古今、專記制度的典制體專史著述群。因此，《通典》堪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記載歷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對后世通史著作的編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釋通》中評論是書曰：
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于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后，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guī)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tǒng)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guī)，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于斯為極盛也。
《通典》一書，取材博洽，史料珍貴。杜佑為撰《通典》，有系統(tǒng)地搜集了許多古代史料，既有正經(jīng)正史，還包括各種子部、集部著述以及散見的奏議、論說。據(jù)統(tǒng)計，《通典》所征引及參考的前人文獻，僅有書名可記的，就達200多種。“杜佑當時所見到的書籍，有不少今已亡佚，幸虧經(jīng)《通典》引述，許多資料才得以保存。例如最不為人矚目的禮典，其中就保留了大量三國六朝人的文章。這些文字，是研究三國六朝社會的重要資料”。（王文錦《通典·點校前言》）另外，杜佑在《通典》中詳盡地敘述了唐代的制度，這些資料來自官修史籍、政府檔案以及時人的撰述者，而他本人又是唐人，因此，這些史料比新、舊《唐書》、《唐會要》更為可靠，也更為寶貴。而且，“《通典》對待史料，不是簡單的移錄，而大都經(jīng)過精心的剪裁編纂。以諦、袷二禮為例，因遭秦火，禮文殘闕，自西漢以來，就沒有完整的記載。杜佑根據(jù)經(jīng)記及古注的零碎材料，參照崔靈恩的三禮義宗，重新編寫，雖不無可議之處，畢竟使讀者對這兩種早期天子諸侯最隆重的宗廟祭禮，獲得了比較完整的印象。再如，杜佑在禮典中將唐代官書《開元禮》150卷，用以類相從、禮異加注的方式，縮編為35卷。又如刑法典三，以一卷的篇幅節(jié)錄了唐代重要法典《唐律疏議》的主要內容。許多地方都顯示了杜佑出色的提要鉤玄、刪繁就簡的能力” （王文錦《通典·點校前言》）。因此，《通典》在史料的匯集、史實的記述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超過以往正史的書志。
《通典》一書，評論注釋，獨具匠心。中國古代史書大都有議論體例，它們雖名目繁多，而意則一揆。《通典》則別出心裁，不僅把議論體例分為“說”、“議”、“評”三種形式(有時也用“論”)，而且賦予它們不同的涵義：“凡義有經(jīng)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于其后說之以發(fā)明，皆云‘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zhí)其理，并有通據(jù)而未明者，則議之，皆云‘議曰’；凡先儒各執(zhí)其義，所引據(jù)理有優(yōu)劣者，則評之，皆云‘評曰’。”（《通典》卷42）這些議論體例不僅分工細膩，而且在形式上也十分靈活，有感則發(fā)，無則寧付闕如，毫無舊史書“限以篇終各書一論”的僵化之弊。《通典》一書，普遍采用了稀見于其他史籍的“自注”。這些自注，不僅釋音義、詞語、制度名物、補充史事、考辨史料，同時還從形式上加以創(chuàng)新，如標注出處，說明正文，附加評論等，既開拓了自注的范圍，又擴大了自注的容量，為歷史編纂學做出了新貢獻。
杜佑務實求真，治學嚴謹。杜佑經(jīng)歷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變，他編纂《通典》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意圖通過總結歷代的興亡規(guī)律，使當朝的統(tǒng)治者能夠執(zhí)古御今，同時，也希望是書能指點天下士人學人識理明道，入仕為政，從而達到“將施有政”的目的。所以，唐代權德輿評價它：“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shù)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yè)，盡在是矣。”（權德輿《杜公淮南遺愛碑銘》，《全唐文》卷496）對于古代典籍中天人感應之類如“星宿分野”等荒誕不經(jīng)的學說，他都詳加考證，細致辨析，予以否定和批判。對所謂國“祚之長短，必在天時”的虛妄觀點，也是極力駁斥，認為治亂“蓋是人事，豈唯天時”。對經(jīng)書既肯定它 “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也批評它“罕存法制”、“闕匡拯之方”。
杜佑史識高遠，論斷精審。《通典》中首列《食貨》，足見他對經(jīng)濟的高度重視。他認為充足的物質生活條件是保證天下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如果“天下之田盡辟，天下之倉盡盈，然后行其軌數(shù)，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其不為難矣。”《通典》還提出治國之道在“師古”與“變革”，建議皇帝“上圣君人，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舊唐書》卷147），但是“古今既異，形勢亦殊”，執(zhí)政者除了吸取古代有益的內容，更要“宜適變通”，只有“適時之令典”，才是“拯弊之良圖”（《通典》卷7）。對有益社會發(fā)展的改革也深加贊賞，提出“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者”，“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通典》卷40）。
《通典》問世后，不論在當朝還是后世都備受推崇。時人李翰稱：“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jīng)邦，經(jīng)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于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通典·序》卷1）《四庫全書總目》則評價曰：是書“博取五經(jīng)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為淵海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81）。
《通典》在宋﹑元﹑明﹑清各代有多種刻本，流傳至今的主要有明刊本、清武英殿本、清咸豐九年崇仁謝氏刊本和同治十年廣州學海堂刊本，其中，以清朝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為流行。民國期間，又有1935年至1937年間的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二集《十通》合刊本，全書影印精裝，《通典》是其中一本。1982年，中華書局又用該版重印，并新增了全書總目，頗便使用。國外有朝鮮活字刊本。今存最古版本為北宋刻本，現(xiàn)藏于日本宮內廳書陵部。1981年日本汲古書院以其原版影印刊行，其缺卷部分用日本天理圖書館藏南宋刻本﹑靜嘉堂文庫藏元刻本補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