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典導讀】
《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史學理論集大成之作。該書對“六經皆史”“經世致用”“史義”和“史德”等著名史學理論，做出了系統詳細地闡述，確立了清代學術史的新范式。同時，在總結古代地方志修志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方志理論體系與纂修義例，被梁啟超喻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文史通義》九卷，（清）章學誠著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章學誠出生于書香門第。他的祖父章如璋，為候選經歷（清代職官名），是一位品德高尚，對歷史研究有特別興趣的知識分子。他的父親章鑣，乾隆七年（1742）進士及第。乾隆十六年（1751），任湖北應城知縣。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以疑獄失輕免官。罷官后，章鑣輾轉主講于湖北應城和天門兩縣書院，在史學、古文辭以及書法等領域均有較高的造詣。
章學誠的父母對他從小寄予厚望。但章學誠自幼體弱多病，自認為資質愚鈍。到他十四歲結婚時，還沒讀完《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十五、六歲時，他的父親則專門為他聘請了塾師，教他寫八股文，以期將來能順利通過科舉考試。但他對此則毫無興趣，而是把大量時間花費在泛覽群書上，尤其是對史學專注。他曾經花了三年的時間，試圖根據《左傳》《國語》等書的材料，撰寫一部名為《東周書》的紀傳體史書，最終被書塾的老師阻止而作罷。
乾隆二十一年（1756），章鑣罷官，章學誠年歲漸長，開始懂得人世的艱難，拋掉了以前那些天真不切實際的想法，走上了科舉考試這條讀書人的進身之階。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章學誠前后共七應科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順天鄉試，次年，進士及第。經過了近二十年的風雨奔波和生活磨練，章學誠已經無心為官，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乾隆三十三年（1768），章鑣逝世后，章學誠挑起全家生活重擔，既無一官半職，又無大量固定田產，全家生活，只得靠他一人以文墨相謀，一直受到饑寒貧窮的困擾。生活的艱辛，不能磨滅章學誠對史學的興趣，終其一生，著有《史籍考》《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又先后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地的方志，主修《湖北通志》等。
《文史通義》是章學誠史學理論文章的匯編，凡九卷，分為內、外篇。章學誠晚年雙目失明，未能親手編定。他逝世后，后人編印時，篇目多寡與次序先后互有出入，不盡同一。
《文史通義·內篇》的主要內容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雖文史并論，然側重史學，抨擊學風之弊，提倡學術經世。對于“六經皆史”“經世致用”“史義”和“史德”等著名論斷做出系統地詳細闡述，被余英時稱為確立了清代學術史上的新范式。
古代的“經”，是指作為思想、道德、行為等標準的書。儒家之“六經”，原指《詩》《書》《禮》《易》《樂》《春秋》六部書，一般也泛指各種儒家經典。在古代著作中，經的地位長期被認為高于其他類著作。明代王守仁曾提出“六經皆史”的觀點。曰：“《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傳習錄》上），即認為“六經”都屬于中國古代史書，從而提高了史學的地位。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開篇提倡“六經皆史”的論斷，并加以具體論述，使其系統化。他在《易教上》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即認為六經乃夏﹑商﹑周典章政教的歷史記錄﹐經是史，經學歸于史學，從而擴大了史學的范圍，凸顯出史學的學術地位。他在《報孫淵如書》中也說：
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于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
章學誠將天下所有著作都歸結為史學著作，《六經》即便是圣人特意用來垂訓世人的典籍，也和子集諸家典籍一樣，“其原皆出于史”，也只能是史學著作。其他如《丙辰札記》認為“古無經史之分”，《經解中》說：“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一再強調，古代的各種著述都可以作為史料，空談義理是架空的東西。錢穆先生認為：章學誠闡發的“六經皆史”的觀點，是在討論古代學術的一項重大的創見。
經世致用，是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中的優良傳統。章學誠在總結司馬遷、班固、劉知幾、鄭樵、馬端臨乃至明末清初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史學經世理論，對史學這一學科的宗旨、目的任務等問題作出了明確而又深刻的回答和闡述。他在《浙東學術》一文中說：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章學誠強調史書要“切合當時人事”、明確提出“史學所以經世”，而僅是整理或考證史料的“史纂”和“史考”，還算不上是“史學”。如果無補于世教風俗，就毫無存在價值。因而他注重研究現代歷史和當代史，發揮史學經世致用的作用，而反對乾嘉時期繁瑣的考證學風。乾嘉時代，考據之風盛行，史學家大多致力于古代歷史文獻的整理考訂，不敢研究現當代史，章學誠提倡史學要經世致用，企圖改變那種脫離現實的不良學風。
此外，章學誠十分重視“史義”（又作“史意”）。他曾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有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明確表示自己撰著《文史通義》目的之一是為了闡發反映歷史發展趨勢的歷史理論和觀點，并要求史學家“作史貴知其意”。章學誠強調史家自身修養，提出“史德”論。“史德”，即“著書者之心術”，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他在《史德》中說：“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認為史家修養中，史才、史學、史識之外，史德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同樣至關重要。
《文史通義·外篇》專為方志論文的匯編。在這一系列文章中，章學誠建立了方志學理論與纂修義例。眾所周知，地方文獻中最為典型、豐富、重要的組成部分即為地方志，而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史的最基本資料，長期以來人們習慣稱地方志為一地之百科全書。章學誠以前，曾出現大量的方志書，如《明史·藝文志》的《地理類》，著錄471種，絕大部分是方志書。到清朝則更多，差不多每個省、府、州、縣，以及名山大鎮都有志書。章學誠在總結前人修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主修《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天門縣志》、《湖北通志》等志書的實踐，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方志理論，創立方志學。他在《州縣請立志科議》說：
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郡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國，比國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志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
章學誠充分肯定了方志的重要性，認為“方志乃一方全史”，較之家譜和私人傳記，更易于保存且更具史料價值。他在《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中又說：“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征，則縣志取焉。縣志有征，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主張是把國史建筑在地方志書的基礎上，國史才能全面充實。為此，他在《州縣請立志科議》主張州縣設立志科，專管記錄史事，采集史料，以供國史取材。在《方志立三書議》中還提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在章學誠看來，地方志的編纂必須包括通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方志能立這三部分的內容，才合乎史書的規格。這相對舊方志來說，從體例上到內容上都是巨大的革新，為方志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廣闊天地。因此，梁啟超贊譽章學誠為“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總而言之，《文史通義》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方志學等諸多領域，是章學誠一生心血的結晶。他對自己的才能也有充分的自信，認為自己在史學方面的才能，是與生俱來的，其史學撰著，大多為開山之作。倉修良、葉建華《章學誠評傳》一書認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中所闡發的史學理論，放到整個中國古代史學的長河中去分析衡量，是中國封建社會史學理論的集大成者。同時，充分肯定了章學誠在“經世致用”論、“六經皆史”論、“史義”論、“史德”論等史學理論方面的創見，以及在方志學學科理論體系建設上的巨大貢獻。
《文史通義》現存最早版本，是道光十二年（1832）章學誠之子章華紱的大梁刻本。其中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另合刻《校讎通義》三卷），收錄的文章120多篇，并不完備。章華紱序言：“尚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并文集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為續刊。”章學誠晚年雙目失明，將書稿委托他的朋友王宗炎代為編定。1922年，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在王宗炎編目基礎上，加以搜羅增補，刊行了《章氏遺書》本。以后眾多版本，均源于這兩種，但兩種版本在內篇分卷，收錄篇數上有差別。倉修良先生認為，這兩種版本都還反映不了章學誠撰寫本書的想法和意愿，且鑒于這兩種版本的差異給研究者帶來殊多不便甚至混亂，他重新加以編定，成《文史通義新編》一書，收錄文章298篇。
長期以來，《文史通義》被認為比較難讀難懂。1935年，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出版的葉長青《文史通義注》，是最早的《文史通義》注本。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有葉瑛的《文史通義校注》以大梁本為底本，參校浙江書局本、粵雅堂叢書本等九個本子，校出了不少文字上的錯誤，注釋詳密，是一部比較好的注本。目前頗為通行的是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出版的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最便讀者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