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典導讀】
《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目，分“經、史、子、集”四部，著錄了《四庫全書》所收圖書3461種，存目圖書6793種，對乾隆以前萬余種古代典籍進行了詳晰介紹與評騭，總結了中國古代學術的淵源流變，充分發揮了中國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在中國古代目錄學史上樹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
《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清）永瑢等修撰。
清王朝以異族入主中原，隨著政治統治的日益鞏固，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不斷恢復和發展，出現了“康乾盛世”。隨著國力日益強盛，國家藏書量急劇增長，編撰一部反映當時藏書情況的目錄書，顯得極為必要。同時.，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清朝政府大興文字獄，借機對社會藏書進行一番總審查，對反清反專制的各種文獻進行一次集中清理，杜絕各種反清思想的傳播，同樣也顯得極為迫切。因而在乾隆中期，清政府在全國范圍發起規模龐大的征書獻書活動，進而開展中國古代最大型叢書《四庫全書》的編修和目錄提要《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的名義，下詔各省督撫學政訪購古今著作。在圖書征集階段，根據征集到的書籍來編制目錄，注明作者及朝代，揭示書籍內容。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學政朱筠在奏折中也請求清政府“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后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即是先編制書籍目錄，并據此來征集民間藏書。朱筠同時建議仿效漢朝以來各朝校書舊例，組織人員在對進到書籍進行一番校理基礎上，仿漢代劉向《七略》，撮取該書大意，寫在書前，以便觀覽。后來經過軍機大臣討論，經乾隆皇帝批準，決定將所征集之全部圖書“詳細校定，依經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隨著征集活動開展的深入，乾隆皇帝改變了原來單純征求書籍的初衷，決定編纂一部囊括古今主要著述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四庫全書館”。五月，乾隆皇帝下旨，將征集到的書籍以及《永樂大典》，由四庫全書館總裁等官員組織進行校勘，根據書籍的“價值”大小，或先行刊行，或抄入《四庫全書》，或僅存目。根據乾隆皇帝的旨意，《四庫全書總目》分為《四庫全書》著錄與存目兩部分。《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撰原則也大致確定了下來。
各省采進本、私人進獻本、一般通行本（以上三類合稱進呈本）、敇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共同構成《四庫全書》收錄書籍的六個來源。以進呈書籍為例，書籍一到四庫館，各纂修官根據原先分工，對這些書籍進行全面的清理甄別，那些瑣屑無當、熒惑視聽、顛倒是非、違礙悖逆的書籍，將被逐一剔除，其余各書先列入校閱單，以供進一步校閱考核，斟酌去取。經過初步的甄別之后，總裁根據校閱但分別發下，由纂修官進一步作詳細的考訂校閱，主要是進行版本鑒定、內容辨偽、文字考證等。書籍經過甄別、校閱之后，纂修官給每一種書籍各撰寫一篇提要，敘列作者的時代爵里、記述書籍版本源流，撮舉內容要旨，考訂文字得失，并根據乾隆制定的標準，提出應刻、應抄、應存目的意見。最后，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等人在纂修官所撰寫各篇提要的基礎上，再加綜合考校，反復修改，并按照傳統目錄學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逐一排比編次，纂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
關于《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歷來多有爭論。清乾隆以來流行各種版本中，有的題為“清乾隆四十七年敕撰”，有的題為“紀昀等纂”，也有題為“永瑢等修”。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種代表性意見：一是四庫館臣集體創作，一是紀昀個人所撰，一是清高宗所“欽定”。三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學術界一般認為，這是一部清代最高統治者清高宗乾隆皇帝“欽定”的、集體創作的、體現官方意志的官修目錄著作。如今通行本一般題為：“乾隆皇帝第六子愛新覺羅·永瑢等領銜修撰”。但是實際上的負責人卻是當時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紀昀等人。
紀昀（1724 -1805），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云，道號觀弈道人，謚號文達。直隸獻縣（今河北滄縣）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禮部侍郎、左者御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紀昀自幼即有過目成誦之譽，加上治學刻苦，博聞強記，故貫徹儒籍，旁通百家，是乾嘉時期的一個著名學者。乾隆中期以后，曾多次主持各種官修書籍的纂修工作，其如先后做過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校官等。人稱一時之大手筆，實非過譽之辭。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編纂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主持《總目》分類、主纂總敘、類序、案語，安排排列順序，修改提要稿、主持《總目》校勘工作等。當然，《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亦非紀昀一人之功，也是顯而易見的。
紀昀之外，清朝政府還吸收一大批學識淵博的著名學者參與《四庫全書》及《總目》的編纂，安排到能發揮他們各自專長的纂修官和分校官等重要崗位上。如著名經學家戴震、著名史學家邵晉涵、著名校勘學家周永年，即分別被任命為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兼分校官。李慈銘認為，《四庫全書總目》雖由紀昀等人總其成，但是經部提要由戴震主筆，史部提要由邵晉涵主筆，子部提要由周永年主筆。后來學術界遂有經部戴東原、史部邵晉涵、子部周永年、集部紀曉嵐之說。其他一些著名學者如姚鼐、翁方綱、朱筠、程晉芳、任大椿、金榜、王念孫、莊存與等，也都據其所長在四庫全書館擔任了相應的職務并成為《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纂修中的骨干力量，為《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的纂修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四庫全書館一時人才薈萃，大家各盡所學，因而《四庫全書總目》在各方面都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
《四庫全書總目》最終還需要經過乾隆皇帝的“欽定”。與歷代官修本不同，皇帝不僅僅是徒掛虛名，乾隆皇帝的確實際參加了編纂過程中的一些具體環節與事務。如《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就說到：“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諸此并非都是虛美之詞。在編纂過程中，大至綱目、體例，小到編排順序，乾隆皇帝都曾給予四庫館大臣們明確的指示。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十六日，《四庫全書總目》在屢經磨勘，數易其稿后，終于完成初稿，繕寫進呈。總纂官紀昀、陸錫熊以及所有協勘、查校人員都照例受到了褒獎。但因為其中一些類目排列次序等問題，不符合乾隆皇帝的要求，遂又發下改訂。經十余年斷斷續續的修改、增刪，遲遲未能定稿。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紀昀等人對《四庫全書總目》進行全面復勘，一方面是檢查各書提要內涉及撤毀書籍及作者的文字是否已經全部刪除，同時還對其分類、編次、內容等作了最后一次審定。乾隆六十年（1795），《四庫全書總目》最終校勘完竣定稿。
這部前后歷時二十多年才最終修纂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收入《四庫全書》的圖書3461種，著錄未收入《四庫全書》而存目的圖書6793種，這上萬種書籍以經、史、子、集四部排列，被統括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卷首有乾隆的“圣諭”、四庫館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職名”、“凡例”，記載了全書的纂修過程和編寫體例。下按經、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六十六子目編排。經部分：“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等十類；史部分：“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十五類；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木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等十四類；集部分：“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五類。其中一些比較復雜的類則再細分子目，如禮類下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等。
每部各有“總敘”一篇，總述該部書的源流演變，闡明各種學術思想的淵源、流派、相互關系，以提綱挈領。每類各有“小序”一篇，詳述該類書籍的分并改隸情況以及劃分類目的理由。對于在大、小序中未能交代或交代未盡，需要補充說明或進一步闡發的，則在子目或具體條目后，附注案語，詳加說明。
各提要排列方面，各子目之下，分著錄與存目兩部分，將各篇提要大致按成書時代先后順序排列。歷代帝王著作，包括清代皇帝“御纂”之類的書籍提要，冠于各代之首；其余則以作者生卒年或登第之年排比，作者生卒年代無考的書籍提要，則附于該代之末。
在提要內容上，先著錄書名、卷數及底本來源，進而介紹作者的時代、生平事跡和該書內容性質、著述淵源、版本文字及其它方面的價值和不足，有的地方還作了必要的考證和評論。這樣，使讀者對著錄或存目的各部書籍，就能有一個既完整清晰、又主次分明的理解，較好地起到了目錄著作提要鉤玄，指示門徑的作用。
《四庫全書總目》雖經詳細考證，反復磨勘，但終因成于眾手， 難于一一檢核，不免出現前后失考、謬誤多出、版本缺少等現象。邵懿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等書，，可略補缺憾，頗資參鑒。
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作為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目，《四庫全書總目》的纂修，前后歷時二十余年，凝聚著眾多纂修官學識和心血，對乾隆以前尤其是元朝以前萬余種古代典籍進行了詳晰介紹、評騭，總結了中國學術的淵源流變，充分發揮了中國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樹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在我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自它面世以來，長期受到學者的重視。
清人周中孚曾評《四庫全書總目》曰：“竊謂自漢以后薄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于是編。”（《鄭堂讀書記》）張之洞在所著《書目答問》中亦言：“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術門徑矣。”余嘉錫先生亦全面肯定了《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價值，說：“嘉（慶）、道（光）以后，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漢、唐目錄書盡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四庫提要辨證》）更是進一步強調了該書作為學術門徑的功效。
《四庫全書總目》的版本較為復雜。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浙江據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庫館寫本刊竣，世稱浙江刻本，簡稱“浙本”、“杭本”等；而北京武英殿據乾隆六十年紀昀修訂“完竣”稿本刊刻，則至十一月才完工，世稱武英殿刻本，簡稱“殿本”。此后兩百多年，《總目》共有二十幾個版本，分別源自“浙本”和“殿本”。1965年，中華書局據浙本影印，并參校殿本和粵本，書后附有《四庫撤毀書提要》《四庫未收書提要》及《四角號碼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這是目前可供我們使用的最好的一個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