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典導讀】
《南史》
《南史》是一部系統記載南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順序的第十四部。敘事上起南朝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下迄陳后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國一百七十年史事，集中反映了南朝各代的盛衰興亡。該書強調南北平等，“華夷”一家，且體裁變例，敘事完整；史料充實，內容豐富；文筆簡練，條理明晰。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
李延壽，生卒年不詳，字遐齡，唐代相州（今河南安陽）人。其父李大師是一位有志于編著南北朝史的學者，但著述之事僅僅進行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卒于貞觀二年（628）。李延壽是李大師的第四子，深受父親的影響和家學的熏陶，傾其畢生精力從事于官修和私修史書的編撰。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命大臣組織修撰梁、陳、北齊、北周、隋等五代史。魏征主持纂修《隋書》，年輕的李延壽和其他一些知名學者參加了該書的修撰。貞觀五年（631），丁母憂，辭去了修史的職務，回家守喪服闋。后被派往蜀中。公事之余，堅持編次所得之史料。貞觀十五年（641），詔回京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薦，再次進入史館。當時，“五代史”早已在貞觀十年（636）寫成。但只有紀、傳，而無志書。因此，唐太宗于貞觀十七年（643）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陳、北齊、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壽又參加了該書的編撰。《五代史志》修成后，并入《隋書》刊行，其中的《經籍志》即出于李延壽和敬播之手。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下詔重修《晉書》。當時參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壽亦是其中之一。李延壽除前后3次參加修撰前朝史外，還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參與撰成當朝國史八十卷。
李延壽早年即懷有追終先志之抱負，《南史》和《北史》就是李延壽以其大半生的時間撰成的歷史著作。他從貞觀十七年（643）參加修撰《五代史志》開始，就為 “南北二史”的撰寫工作準備史料，利用自己能夠接觸官藏史書的有利條件，纂修之暇，晝夜抄錄五代舊事所未見者，為將來編撰“二史”積累資料。所依據的歷史文獻，除了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的“正史”外，還在當時可見到的諸家雜史、雜記，甚至一些易為忽視的小說短書中，網羅叢殘，鳩聚遺逸，除其冗長，摭其菁華，考辨真偽，以廣異聞。經過十六年的努力，終于顯慶四年（659）獨立完成了《南史》和《北史》的纂修任務。此外，李延壽最后還撰成了《太宗政典》三十卷。書成不久即去世，惜該書已佚。
《南史》八十卷，包含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無志無表。該書是一部記載南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順序的第十四部。敘事上起南朝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下迄陳后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國一百七十年史事，集中反映了南朝各代的盛衰興亡，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特點如下：
首先，南北平等，“華夷”一家。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南北各政權相互攻擊，各國修史者均站在本國立場上，南稱北為“索虜”，北稱南為“島夷”。所載或詳于本國而略于他國，或蕪詞雜文過多，或瑣言碎事俱缺。在李延壽看來，當時各國的史書都存在著南北對峙、互陳聞見、同異甚多等缺點，這在隋唐大統一之后更顯得與時代的不相吻合。《南史》與《北史》在思想上的價值，最突出的是宣揚天下一家的統一思想，改變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襲用的南方“島夷”、北方“索虜”相互敵視的稱呼陋習。李延壽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閏，把南北朝看成兩個平列的歷史整體，無所偏袒，給南北朝各政權以同樣的歷史地位。這種在歷史撰述上不再強調南、北對立和華、夷界限的認識和作法，反映了盛唐民族融合的偉大成果，是歷史的進步。在具體撰述中，李延壽也采取了一些適當的作法來宣揚統一意識，刪改了原有史書中一些不利于統一的提法，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體裁變例，敘事完整。眾所周知，司馬遷的《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上自遠古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班固的《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記敘西漢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紛紛仿效《漢書》的體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記》以下的歷代紀傳體斷代史列為“正史”，視為史學正宗。為了全面真實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李大師曾計劃仿《吳越春秋》的體例，著一部南北朝編年體史書。李延壽雖繼父遺志修史，并參考其父的未成稿，但最終并未遵循其父舊稿仿《吳越春秋》的編年體例，而是仿紀傳體，并介于《史記》通史與《漢書》斷代史之間的這種體例，分別對南、北朝史事做貫通的敘述。《南史》的“本紀”十卷，包括：“《宋本紀》三卷、《齊本紀》二卷、《梁本紀》三卷、《陳本紀》二卷”，即是仿司馬遷《史記》的體例。“列傳”七十卷，包括：“《后妃列傳》二卷、《宋宗室列傳》二卷、《齊宗室列傳》四卷、《梁宗室列傳》四卷、《陳宗室列傳》一卷、《宋諸臣列傳》二十六卷、《齊諸臣列傳》六卷、《梁諸臣列傳》十卷、《陳諸臣列傳》四卷、《循吏列傳》一卷、《儒林列傳》一卷、《文學列傳》一卷、《孝義列傳》二卷、《隱逸列傳》二卷、《恩幸列傳》一卷、《海南諸國等列傳》二卷、《賊臣列傳}一卷”，則打破了朝代的斷限，分別對南朝的人物、史事作歸納集中，僅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順序排列，以下的諸臣列傳則大體有先后順序，對一些高門大戶則其子孫附其父祖傳中，連綴書之，前后貫穿，通為一篇。如以王、謝二大姓為主，家族體系分明。這種作法，曾引起后世某些學者非議，認為這是突出門閥士族的地位，過多地采用家傳的形式，一姓一族，不論時代早晚，集為一篇，父子祖孫同傳，不應用于國史，這是南北史纂修體例的一大缺陷。但從實際情況出發，南北朝各代統治時間的確都不長，往往一人歷經數朝，有時很難恰當把某人歸入某朝，而南北朝時門第之風大盛，王、謝、崔、盧等高門大族與南北朝相終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舉足輕重，延壽注重世族牽連附傳，既便于讀者檢尋，又是南北朝時期社會現實的反映。
第三，史料充實，內容豐富。如上所述，李延壽在撰寫《南史》之時，除了依據宋、齊、梁、陳等“正史”之外，還參考了許多諸家雜史、雜記，甚至一些“小說短書”。所以，有人認為《南史》主要是據《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等，刪繁補缺而成。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因為當時官方記載受種種牽制，往往不能據事直書，隱諱必多，而私家記載多記親歷之事，較能求其真。作者在刪節原本的同時，也盡量充實了不少新的史料與重要史實。就梁代史來說，《南史》比《梁書》多立了王琳等十余傳，對原有的某些傳記也充實了內容，如《范縝傳》。再由于唐初距南北朝相隔較久，故無需過多地為南北朝諸帝隱諱。如宋武帝使褚淡之殺晉恭帝、蕭道成使王敬則殺宋順帝，陳武帝使劉師知殺粱敬帝等史實，《宋書》、《南齊書》，《陳書》多為之避諱，而《南史》則直書無隱。在南朝四代二十四帝中，被殺的十三帝，被廢的二帝，《南史》都具載其事，不像《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多所避諱。
第四，文筆簡練，條理明晰。李延壽能將共五百六十六卷的記載南北朝的《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等八書篇幅，縮編為八十卷的《南史》與一百卷的《北史》，刪繁補漏，事增文省，與其文筆簡練，條理明晰，密切相關。總的看來，《南史》對《宋書》刪削最多，約刪去十分之五，六，對《陳書》刪削較少。原因是在南朝四史中，《宋書》一百卷，原來的卷帙就最多。所刪主要是 “本紀”中的一些冊文詔令和“列傳”中的一些奏議詩文。其中雖有不當之處，但它確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八書”荒蕪臃腫的弊病，讀來十分醒目。由于《南史》與《北史》卷帙不繁，易于抄寫，得到了較廣泛流傳。所以，后來的《新唐書·李延壽》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宋人陳振孫的《郡齋讀書志》卷二《雜史類》云：“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清代學者梁章鉅在《退庵隨筆》中也指出：“自《南北史》行，而八書俱微，誦習者鮮，故愈久而闕佚愈甚。”諸此可見，《南史》與《北史》在中國史學史上的歷史地位。
當然，《南史》也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點與疏漏。例如：李延壽受魏晉南北朝以降門閥制度影響，過于崇尚門第觀念，在李氏之唐朝，有故意借迷戀李氏先祖的光榮，來流露對現時自己名位較低的不滿。再如：由于自己對奇聞異事興趣較濃，導致所增內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誕之事和無關宏旨的瑣言碎事，此類怪誕事入史，顯然失當。又如：對各朝正史以刪節為主，但有應刪而未刪的，如宋、齊、梁、陳四朝受禪前后的九錫文和告天之詞等官樣文章；有過于強求對文字的簡練而不該刪而刪導致史實混亂不確切的，也有由于對原書史文未能很好領會而把重要字句刪去的。某些傳文亦有重復現象，如劉昶、蕭寶寅、蕭綜、蕭大圜、朱修之、薛安都等人，林邑、蠕蠕諸國，《南史》既有傳，《北史》又為立傳，實無必要。另外，既以《南史》獨立命名成書，而僅有“本紀”、“列傳“，而不修“志”、“表”，使南朝典章制度之大概，不能系統體現，也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
現存的《南史》版本主要有：明南監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清乾隆年間官刻的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等，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等比較通行。頗便讀者閱讀的有中華書局1975年的校點本（《二十四史》校點本之一），龔書鐸主編《白話精編二十四史·南史》（巴蜀書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選讀者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