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jīng)典導讀】
《明史》
《明史》是一部記錄明朝興亡過程的紀傳體斷代史書，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順序的最后一部。上起明洪武元年（1368），下至崇禎十七年（1644），凡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該書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故向以材料翔實、體例嚴謹、敘事清晰、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全面了解與系統(tǒng)研究明代歷史最為重要的典籍之一。然而，又因纂修于文字獄盛行的清初，在康、雍、乾諸帝的旨意下，有礙清朝統(tǒng)治等內(nèi)容，均被有意隱諱與竄改。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清）張廷玉等纂修。
張廷玉（1672—1755 ），字衡臣，號研齋。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在康熙一朝，歷任檢討、直南書房、洗馬、侍講學士、內(nèi)閣學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職。雍正元年（1723），升禮部尚書。二年（1724），轉(zhuǎn)戶部尚書。又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太子太保。三年（1725），署大學士事。四年（1726），晉文淵閣大學士，并兼充康熙實錄總裁官。六年（1728），轉(zhuǎn)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七年（1729），加少保銜。雍正八年（1730），因蒙古準噶爾部煽動青海和碩特部首領(lǐng)羅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清廷設(shè)軍機處，張廷玉與怡親王允祥、大學士蔣廷錫董其事。張廷玉按照雍正旨意，就軍機處的性質(zhì)、官職、職能、紀律等方面都作出了嚴格規(guī)定，確立并完善了奏折制度。此后，軍機處成為清朝的中樞機構(gòu)，奏折制度成為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二者對清朝中后期的政治產(chǎn)生了十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雍正臨終時，命張廷玉與鄂爾泰并為顧命大臣。張廷玉一生歷康、雍、乾三朝，居官五十年。曾參與編纂《平定朔北方略》《御選詠物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清廷開館編修《三朝實錄》、《清會典》、《治河方略》、《四朝國史》《國史》、《明史》時，均受命為總裁。尤其是任《明史》檢修總裁官，一統(tǒng)完成全書，為史學界所推重。乾隆十四年（1749），張廷玉告老致仕返鄉(xiāng)。二十年（1755）三月，卒於故里。乾隆遵雍正遺詔，將萁配享太廟，諡文和。終清一代，漢大臣配享太廟者惟張廷玉一人。
《明史》的纂修，是歷代設(shè)館修史中規(guī)模最大、歷時最久的一次。前后參與修撰的人員達二、三百人，歷時九十五年。整個纂修的過程，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清順治二年（1645）到康熙十七年（1678）。順治二年（1645），即清入關(guān)的第二年，清統(tǒng)治者就已設(shè)立明史館，下詔纂修《明史》，以內(nèi)三院大學土洪承疇、馮銓、范文程等負責編寫。由于當時史料缺乏，實錄不全，獻書者極少，更主要是政局不穩(wěn)，反清復明活動此起彼伏，康熙之初又有“三藩之亂”。所以修史的條件不成熟，牽延時日，無果可言。
第二階段：從康熙十八年（1679）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此時清朝平定“三藩之亂”，統(tǒng)治日漸鞏固了。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開博學弘儒科，延攬名士和遺民，號召三品以上官吏舉薦，舉薦不力者處罰。結(jié)果考中五十名，分一、二等，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職，參與編纂《明史》。此次纂修，以大學士徐元文、葉方藹、張玉書為總裁，以盧君琦、彭孫遜、陳維崧、朱彝尊、尤侗、毛奇齡、湯斌、汪琬、方象瑛、潘耒等五十人為纂修。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分纂或自纂的明史擬稿，至今尤存。開館之后，總裁徐元文還疏請李清、黃宗羲、曹溶、汪懋齡、黃虞稷、姜宸英、萬言等著名學者入史館。如果不愿到的，也可把他們所著的史書抄來。尤值一提的是，當時黃宗羲未來，而其弟子萬斯同到了，他以布衣學者身分，館于徐元文家里十幾年，參預修撰《明史》，不署銜，不受俸。徐元文去職后，又先后以張玉書、王鴻緒為總裁。萬斯同又受聘于王鴻緒，館于王寓，先后審定《明史稿》兩種：一為三百一十三卷本，二為四百一十六卷本，并稱為萬氏《明史稿》。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萬斯同卒于北京王鴻緒家。王鴻緒總裁卸任歸家后，即在萬氏《明史稿》的基礎(chǔ)上略加改動刪削，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進呈《明史》列傳二百五卷，于雍正元年（1723）六月，又第進“紀”、“志”、“表”、“傳”三百一十卷。此即為王氏《明史稿》。
第三階段：從雍正元年（1723）到乾隆四年（1739）。雍正元年（1723），清延重開史局，以隆科多，王頊齡為監(jiān)修，張廷玉，朱軾等為總裁，孫嘉淦、喬世臣、汪由敦、楊椿等纂修官二十五人，又以王氏《明史稿》為基礎(chǔ)，再加以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最后定稿，并在乾隆四年（1739）付武英殿刊行。張廷玉《進明史表》曰：“聚官私之記載，核新舊之見聞，簽帙雖多，抵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jīng)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幃，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在昔《漢書》取材于馬遷，喀唐書》起本于劉響，茍是非之不謬，詎因襲之為嫌。爰即成篇，用為初稿。”即現(xiàn)通行的《明史》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
另外，《明史》在“武英殿本”刊行之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命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砷、劉墉等，“將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務(wù)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繕進，候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用昭傳信。”（《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032）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書勘定完成，收入《四庫全書》。實際上，此次校勘主要是對有關(guān)人名、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等作了統(tǒng)一的改訂，并就《本紀》中發(fā)現(xiàn)其他疏略及其論贊，也作了補證。
《明史》在長期的纂修過程中，主要取材于“實錄”、“政書”、“私史雜著”、“ 邸報”、“方志”等等。例如：“實錄”方面，明朝建國之初，就設(shè)有翰林國史院，置有修撰、編修、檢討、日講官等，專負史官責任。二百多年來，雖未編成國史，但修了除崇禎一朝外的十五朝《實錄》，可作修《明史》的基本材料。“政書”方面，明萬歷重修的《大明會典》、王圻的《續(xù)文獻通考》、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jīng)世實用編》、鄧士龍的《國朝典故》等等。“私史雜著”方面，鄧元錫的《明書》、夏浚的《皇明大紀》、王世貞的《弇州山人史料》、何喬遠的《名山藏》、朱國楨的《史概》、談遷的《國榷》、黃宗羲的《明史案》、萬斯同的《明史稿》、王鴻緒的《明史稿》、查伊璜的《罪惟錄》、邵廷寀的《東南紀事》、《西南紀事》、溫睿臨的《南疆繹史》、焦竑的《國史獻征錄》、胡宗憲的《籌海圖編》、黃省曾的《西洋朝貢錄》等等。“ 邸報”方面，即朝廷內(nèi)部傳閱的材料，主要是奏章的底本，明后期史事多憑邸報。順治、康熙年間因修史購求遺書，其中主要一項即是匯集的邸報。“方志”方面，李賢的《大明—統(tǒng)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曹學佺的《一統(tǒng)名勝志》等等。諸此，都為《明史》的纂修，奠定了可靠的史料基礎(chǔ)。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是一部記錄明朝興亡過程的紀傳體斷代史書，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順序的最后一部。上起明洪武元年（1368），下至崇禎十七年（1644），凡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是全面了解與系統(tǒng)研究明代歷史最為重要的典籍之一。其主要內(nèi)容及特點如下：
首先，“本紀”為綱，簡明扼要。
該書“本紀”二十四卷，包括：“《太祖本紀》三卷、《惠帝本紀》一卷、《成祖本紀》三卷、《仁宗本紀》一卷、《宣宗本紀》一卷、《英宗本紀》二卷、《景帝本紀》一卷、《憲宗本紀》二卷、《孝宗本紀》一卷、《武宗本紀》—卷、《世宗本紀》二卷、《穆宗本紀》一卷、《神宗本紀》二卷、《熹宗本紀》一卷、《莊烈帝本紀》二卷”等十五紀。就卷數(shù)而論，“本紀”所占不足全書十分之一；若以字數(shù)而論，則所占不及全書二十五分之一。此為《明史》編纂體例的一個特點。顯然是將“本紀”作為全史之綱，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列載有明一朝之大事，其中以太祖、成祖二帝紀較詳，這是《明史》纂修整體規(guī)劃上的獨到之處。另外，建文、景泰二帝，亦立專紀，不以明代官定史論為據(jù)，尊重史實，頗具史識。“本紀”中令人遺憾之處是未能給南明諸帝立紀，當然是因為清初政治形勢所決定的。
其次，諸“志”完備，材料精粹。
該書“志”七十五卷，包括：“《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歷志》九卷、《地理志》七卷、《禮志》十四卷、《樂志》三卷、《儀衛(wèi)志》一卷、《輿服志》四卷、《選舉志》三卷、《職官志》五卷、《食貨志》六卷、《河渠志》六卷、《兵志》四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四卷”等十五門類。該書“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禮、樂之順序排述。
《天文志》出自湯斌之手。由于湯斌重經(jīng)學，于天文則非所長，雖所撰《天文志》較為難讀，然仍有一定參考價值。例如：第一卷先敘述了利瑪竇的天文理論，再以我國古代的天文學說參證之，說明“西洋之說，既不背于古，而有驗于天”。接著還比較系統(tǒng)地介紹了從洪武至崇禎年間的儀象（即天文儀器）的發(fā)展變化。第二卷與第三卷則記錄了有明一代的天象變化。
《五行志》和《歷志》也是湯斌執(zhí)筆編纂的。《五行志》體例仿《漢書》及前代諸史，記自洪武至崇禎間所謂“祥異”之事。《歷志》先敘明的《大統(tǒng)歷法》，再介紹《回回歷法》。由于崇禎時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創(chuàng)新，其《歷法沿革》一卷，對朱載堉《圣壽萬年歷》、《律歷融通》介紹較詳，后徐光啟等督修歷法，重視西洋歷法，也多用文字。《歷志》除表之外還有“割圓弧矢圖”、“側(cè)立之圖”、“平視之圖”、“月道距差圖”、“二至出入差圖”等五圖。均附于《大統(tǒng)歷法》之中，簡便易明，與諸史不同。
《地理志》對南、北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總述，記其沿革，均以《禹貢》諸州為本。總述之后，再以府、州、縣分述。后附都司、衛(wèi)、所之設(shè)置沿革，內(nèi)容頗為詳盡可取，然亦間有漏誤之處，后人有作考辨糾誤者。
《禮志》首為吉禮，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諸壇、諸廟等。次為嘉禮，以宮中之禮為主，附有地方“鄉(xiāng)飲酒禮”。再次為賓禮，除來賓之禮外，官民相見之禮亦屬之列。賓禮之后有軍禮。再后則為兇禮，述陵寢喪制。正符古五禮之制。《禮志》所述，官禮較詳，民禮過簡。《樂志》則主要記述了明代宮廷音樂的建制和發(fā)展，以及有明一代的樂器及樂章之制，保存不少的樂章資料。內(nèi)容詳實，可資參考。《儀衛(wèi)志》與《輿服志》，內(nèi)容亦與禮制相關(guān)，記述也較詳盡。
《選舉志》首為“學校”，次為“科目”，三則“薦舉”、“任官銓選考察”。明初洪武重薦舉，永樂以后，科目漸盛，薦舉日輕，此種變化于該“志”中敘述清楚，頗為得體。
《職官志》亦為諸志之重。明初太祖朱元璋罷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設(shè)內(nèi)閣。該“志”采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內(nèi)及邊的記述方法。南北兩京官署，以北京為主，南京官專立于后，內(nèi)閣敘述不詳，而以六部為重，這種述記，很能體現(xiàn)明朝中央集權(quán)制的加強。明代土司制度，亦為一大特點，故末尾專立土官，文字不多，頗感完備。
《食貨志》記載了明代戶口、田制、賦役、漕運、倉庫、鹽法、茶法、錢鈔、坑冶、商稅、市舶、馬市、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織造、燒造、俸餉、會概況。將“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于篇”。（《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序》）《河渠志》則依舊史之例，分河而述，著重河工和漕運，其內(nèi)容可與《食貨志》互為補充。
《兵志》記有明一代軍政之詳。舉凡：“京營、侍衛(wèi)上直軍、四衛(wèi)營、衛(wèi)所、班軍、邊防、海防（附江防）、民壯、士兵（附鄉(xiāng)兵）、清理軍伍、訓練、賞功、火器、車船、馬政”等等，均有涉及。《刑法志》則述有明一代之律文、法司及刑法執(zhí)行情況，且記廠衛(wèi)之事較詳，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了明朝特務(wù)政治的殘酷。
《藝文志》出目錄學名家黃虞稷之筆，，依經(jīng)、史、子、集四部，僅錄有明一代各家著述，為史志目錄之一變，是了解明代目錄學的不可或缺的史志目錄。
第三，“表”便查檢，編次謹嚴。
該書“表”十三卷，分為：“《諸王表》五卷、《功臣表》三卷、《外戚表》一卷、《宰輔表》二卷、《七卿表》二卷”等五類。“表”由萬斯同主編，與其它諸史表相比，《七卿表》系仿自《漢書·公卿表》而增設(shè)。“七卿”即六部尚書及都察院都御史。
第四，“列傳”詳實，史料珍貴。
該書“列傳”二百二十卷，分為：“《后妃列傳》三卷、《諸王列傳》五卷、《公主列傳》一卷、《郭子興等傳》三卷、《諸臣列傳》一百五十六卷、《循吏列傳》一卷、《儒林列傳》三卷、《文苑列傳》四卷、《忠義列傳》七卷、《孝義列傳》二卷、《隱逸列傳》一卷、《方伎列傳>)一卷、《外戚列傳》一卷、《列女列傳》三卷、《宦官列傳》二卷、《閹黨列傳》一卷、《佞幸列傳》一卷、《奸臣列傳》一卷、《流賊列傳》一卷、《土司列傳》十卷、《外國列傳》九卷、《西域列傳》四卷”。 “列傳”是《明史》全書的主要組成部分，篇幅占全書三分之二，可略分為“類傳”和“專傳”兩大類。有重復事跡者，則舉一人立傳，他人在后各附一小傳，系以事附傳之體例。《外國列傳》與《西域列傳》，反映了明朝與境外國家及部落地區(qū)等的聯(lián)系，保存了大量東南亞及中亞等地歷史資料，是研究明代這些國家歷史及中外關(guān)系史的珍貴參考資料。其體例在基本沿襲舊史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設(shè)了《閹黨》、《流賊》、《土司》三傳,符合明代的政治特點與主要社會實際問題。同時，“列傳”亦多載名臣奏議等原文，史料價值甚高。
當然，由于《明史》也是眾人成書，疏漏失誤之處，在所難免。其最主要弊病當是該書纂修于文字獄盛行的清初，在康、雍、乾諸帝的旨意下，幾經(jīng)嚴格的增刪、篡改，有關(guān)建州女真和南明史跡等有礙清朝統(tǒng)治等內(nèi)容，均被有意隱諱與竄改。并在《明史》定稿成書后，焚毀了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造成了不可彌補損失，在一定程度上了掩蓋了明朝的歷史真象。
總而言之，《明史》向以材料翔實、體例嚴謹、敘事清晰、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反映出纂修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雖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僅次于《宋史》，但讀者并不感到冗長而生厭。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一“《明史》條”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最早版本是清乾隆四年（1739）的武英殿原刊本，而后有《四庫全書》本。1974年，中華書局又據(jù)清乾隆四年（1739）的武英殿原刊本出版了校點本，（《二十四史》校點本之一）此為目前最通行的版本。龔書鐸主編《白話精編二十四史·明史》（巴蜀書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選讀者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