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儒學和朱子文化出版成為跨越海峽的高鐵
孫漢生
臺灣詩人余光中說，幾十年來，一直想撫摸長城，因為長城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脊椎。今天，我想與兩岸的出版界同仁撫摸一下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長城——儒學和朱子文化。
朱子文化是中華文脈、兩岸文緣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萬多年前，臺灣海峽還是陸地，無所謂兩岸，兩地人民同根同源。三國、隋唐時期，兩岸交流已有歷史記載。南宋時，朱子任同安主簿期間曾到過金門，建立燕南書院，朱子文化自此便入臺了。
錢穆在臺灣作演講《前途的展望》：中華文化的偉大價值，主要是由儒家道統塑造的。在宋以后，這個道統的主干就是理學，是朱子文化精神。
鄭成功驅逐荷夷，建政臺灣。同安人陳永華輔佐鄭經，力推養民教民之策，1666年建孔廟和明倫堂，推行科舉制度，朱子學在臺得以更為廣泛傳播。
清政府統一臺灣后，從福建選派官吏和儒士入臺。福建是朱子學的大本營，朱子學隨著入臺官學而日益普及，深入人心，成為臺灣社會主流意識。臺灣淡水人鄭用錫，祖籍同安縣金門，他的《七十自壽》詩說“臺灣土著成進士自余始”，“人羨開荒先得第”；他自述讀經應試：“五經鼓吹依函幾”，“負笈才逾弱冠時，黌宮尺地許揚眉。待賡蘋野三番試，曾踏槐花兩度遲”。鄭用錫是儒學本土化開的第一花，結的第一果。
儒學作為本土文化，是反外來侵略和占領，反殖民主義的最重要的精神資源和旗幟。早在鴉片戰爭期間，鄭用錫就自募鄉勇，抗擊英軍。儒生丘逢甲是西周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后裔；宋代祖先丘夢龍是朱子再傳弟子；曾祖父于清乾隆中期（18世紀中期）遷居臺灣。丘氏家族血脈源于兩岸。丘逢甲中進士，授官工部主事，卻告假返臺，從事教育工作。甲午戰爭時，丘逢甲傾家財，募勇士，辦團練，擔任全臺義軍統領。割臺后，丘逢甲刺血三上書，反對割臺，字字血淚。抗日失利，內渡大陸，夜夜夢臺灣，有詩曰：“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期待“山河終一統，留影大瀛東”。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回歸祖國，國民政府在臺推行中華傳統文化，學校教材選文，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用儒學和朱子文化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
當代臺灣學者陳昭瑛先生說，儒學的臺灣本土性格從未消失。
儒學和朱子文化的當代價值及其在臺表現
儒學作為本土文化，在危難時期，抗擊外來侵略；在和平年代，推動社會發展。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儒學的社會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基本文化因素。
朱子理學是新儒學，基本思想是繼承先秦儒家孔孟之道。孔孟思想經過北宋五子系統闡發，南宋朱熹進一步整理而集其大成。北宋五子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朱熹、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朱子集大成體現在《四書章句集注》。
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大學之道。是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的三綱八目，始于格物，止于至善。朱子認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天下事事物物，都有其理，所以天下事，都應關心。此中蘊含科學精神，我們應該揭明而弘揚。
中庸之道。是處世態度和人格理想，也就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尊德性而道學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錢穆在臺灣講現代人如何完成一個我，中庸之道“為中國人教人完成——我之最高教訓”。中庸之道，本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原始思維，發端于堯舜，傳之于大禹，孔子、子思作理論提升，兩宋理學又大加闡揚。中庸之道廣大精微，但造端于夫婦，匹夫匹婦都可以努力為之，雖不能至，不能盡善盡美，但可以趨向美好。
全體大用。是要明體達用。朱子云：“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于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子女婿、弟子勉齋先生詮釋朱子之意曰：“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至圣，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朱子學提倡明道體而能付諸實踐，發揮作用。其途徑和辦法是以至誠之意，行仁智勇三達德。朱子認為，致知力行，力行為重。我們今日要做到明體達用，仍須致知力行。
儒學和朱子學是圣人之學，百姓日用而不知，那是自然經濟的樸素社會，也許可以用而不知。今日社會，十方雜處，五色迷眼，尤其是兩岸分治，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有異，我們更應該提煉出中華民族共同思想，讓百姓知明而日用，從而讓兩岸人民相向而行，形成合力。兩岸人民應該同懷家國天下之心，正心誠意，行君子至善之道，明中華民族共同之全體，達國家統一之大用。幫助兩岸人民明體達用，是當代兩岸出版人的共同使命。
今年臺灣教師節，我們從電視新聞看到，臺北市長主祭孔子，表達對至圣先師的敬意和追慕。這只是儀式，若要正確理解，正確履行，還是要深入研究、學習儒學和理學。我們致力于在海峽兩岸推廣普及儒學和朱子文化，其目的正在此處。讓兩岸人民認識共同價值、共同理想，從而交織成萬世一系的精神紐帶。
儒家思想有一個重要主張：春秋大一統，天下大同。這個理想深入各時代各區域的中國人民的心靈。南宋南北分治之際，在朱子學派，表現為強烈主張國家的統一。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永遠激勵著華夏子孫。這又是朱子文化當代價值的重要部分，是朱子文化紐帶作用所在。這就是明體達用。
朱子文化的道和理，正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和共同理想，也合于人類的共同價值。
以兩岸朱子文化的學術和出版交流互動，增強文化認同
1967年錢穆定居臺灣，住所素書樓就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近旁，得以大量閱讀院藏《四庫全書》中宋明理學著作，講學20多年，撰述《朱子新學案》等鴻篇巨制。早在1953年，錢穆人在香港，就已在臺灣出版兩部理學著作《宋明理學概述》《四書釋義》。錢穆在臺講學和著述出版，為臺灣培育朱子學傳人，普及朱子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臺第二代新儒家寫作出版了很多儒學或理學著作，錢穆之外，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1968）是朱子學研究的新典范。旅美朱子學大家陳榮捷的朱子學論著《朱子門人》《朱學論集》《近思錄詳注集評》《朱子新探索》也都是在臺灣出版之后，大陸再接著出版發行。
臺灣學術界在傳統文化普及方面做得也很好，例如70年代末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就含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宋明理學的普及讀本。臺灣朱子學出版物，改革開放后在大陸多有出版，極大地促進了內地的朱子學出版、研究與普及。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后，朱子學研究與出版取得很大成就，文獻方面，有《朱子全書》及其補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理學叢書》等大型出版物；研究方面，有《朱子大傳》《朱子年譜長編》等。在朱子學普及方面，大陸出版界做了較多工作，例如中小學的《朱子文化系列讀本》《朱子文化大典》《漫畫朱子》等。
當今社會科技高度發達，跨山越海的高速列車在技術上不難實現，但是現實中的閩臺高速公路和鐵路還沒有建成。我們出版人要建設思想文化的高速列車，跨越政治的山和海，讓海峽縮短距離，快速通達，儒學和朱子文化則是一條主干道。
（本文原載于《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3年12月21日）